“伐山”“伐材”之喻与“生事”“熟事”之法——王铚《四六话》的骈文典故理论<br/>

“伐山”“伐材”之喻与“生事”“熟事”之法——王铚《四六话》的骈文典故理论

2015-11-14莫道才

中国文学研究 2015年2期

莫道才

（广西师范大学文学院广西桂林 541004）

句法、章法、典故和鉴赏等是骈文文论研究题中之义，而历代四六话中对典故论关注尤多，孙德谦《六朝丽指》指出：“文章运典，于骈体为尤要。”“作文必须用典，骈文中尤当引证故实，为之辅佐。”用典伴随了骈文发展的整个过程。何谓用典？刘勰《文心雕龙·事类》开宗明义指出“事类者，盖文章之外，据事以类义，援古以证今者也”。这就是后人说的引经据典、以古证今。刘勰强调用典事之目的在“类义”与“证今”。从举例来看，刘勰重点讨论的是赋之用典。而明确对骈文用典进行探讨，则是从宋代王铚《四六话》开始的。因此，探讨《四六话》的用典理论颇有价值，特别是后人引述颇多的关于“伐山”“伐材”之喻与“生事”“熟事”之法，更有必要深入探讨。笔者在《王铚骈文典故理论考说》中有过初步分析，但篇幅所限未能得以深入展开。

一、“伐山”与“伐材”之喻

骈文文论的典故论主要就是讨论用典的方式。文章用典方显才学，刘勰说：“夫姜桂因地，辛在本性；文章由学，能在天资。才自内发，学以外成。有学饱而才馁，有才富而学贫。学贫者迍邅于事义，才馁者劬劳于辞情，此内外之殊分也。是以属意立文，心与笔谋，才为盟主，学为辅佐；主佐合德，文采必霸，才学褊狭，虽美少功。”用典可以显示文章包蕴的才学功底。而宋代风气讲究才学，崇尚比艺学问。不仅宋诗尚才学，以才学为诗，其他文体也崇尚才学，骈文推崇才学也就十分自然。骈文本来就是极富才学的文体，从产生之日起就具有典雅学究之气，是讲究用典的文体。因此，宋代诞生的四六话里讨论用典自然较多，然多是具体的摘句点评。作为骈文学史上第一部四六话著作，王铚《四六话》提出了“伐山”与“伐材”，“生事”与“熟事”理论很值得关注：

四六有伐山语，有伐材语。伐材语者，如已成之柱桷，略加绳削而已；伐山语者，则搜山（搜山一作披山）开荒，自我取之。伐材，谓熟事也；伐山，谓生事也。生事必对熟事，熟事必对生事。若两联皆生事，则伤于奥涩；若两联皆熟事，则无工。盖生事必用熟事对出也。

王铚在这里明确提出了“伐山”与“伐材”，“生事”与“熟事”的用典方法与方式，是“四六”文论的首次提出，具有重要贡献。王铚所言“伐山”、“伐材”是比喻说法，是从木工用料取材的方式借鉴而来的术语。“伐山语”指自己去山上搜山，寻找合适的木料，砍斫原木，比喻文章用典及用语是前人从未用过的。“伐材语”指已经砍斫的原木经过粗糙加工后形成的木方，比喻前人已经用过的用典及用语。王铚主张一篇文章里一定要生事与熟事交叉搭配使用，不能全用生事，也不能全用熟事。如果出句用了生事，那么对句一定要用熟事；反之亦然。这是从审美接受角度做出的分析，如果两联都是生事，读者难以读懂，影响了对文本内容的接受，这样文章语言就显得奥涩。假如两联都是熟事，就容易成为因循袭旧，读者容易审美疲劳，也看不出作者对仗用典的功力。最好的办法就是生事与熟事混合运用。

因为是首次提出这一用典理论，王铚作了具体的举例说明：

如夏英公《辞奉使表》略云：“顷岁先人没于行阵，春初母氏始弃孤遗。义不戴天，难下单于之拜；哀深陟岵，忍闻禁佅之音。”不拜单于，用郑众事；而《公羊》谓夷乐曰“禁佅。”此生事对熟事格也。后永叔作《归田录》，改云“义不戴天，难下穹庐之拜；情深陟岵，忍闻夷乐之声。”夏英公《免起复奉使表》，世以为工，然其间一联云：“王姬筑馆，接仇之礼既嫌；曾子回车，胜母之游遂辍。”此联亦不减前一联也。

他以夏竦四六为对象进行例证分析。夏竦（985—1051），字子乔，江州德安（今属江西）人。其长于四六骈文，典雅藻丽。宋人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卷十九称其“善为文章，尤长偶俪之语，朝廷大典策，屡以属之。为诗巧丽，皆‘山势蜂腰断，溪流燕尾分’之类”。《四库全书总目》卷一百五十二集部五评云：“竦之为人无足取。其文章则词藻赡逸，风骨高秀，尚有燕、许轨范。”夏竦之父夏承皓与契丹人夜战，死于战场，故云“顷岁先人没于行阵”。“难下单于之拜”用东汉学者郑众事典。《后汉书》本传载：永平八年（65 年），郑众以给事中出使北匈奴，单于令拜，郑众不屈。这一句所涉之典事属于“熟事”。对句“哀深陟岵，忍闻禁佅之音”则是“生事”。其中“陟岵”用《诗经》之典。《诗·魏风·陟岵》曰：“陟彼岵兮，瞻望父兮。”比喻思父。“禁佅之音”指边地之乐，“禁”是古代北方少数民族乐名。佅，是古代东方少数民族乐名。班固《东都赋》有云：“僸佅兜离，罔不具集。”李善《文选》注云：“《孝经钩命决》曰：‘东夷之乐曰佅，南夷之乐曰任，西夷之乐曰林离，北夷之乐曰僸。’”这个典故较陌生，所以说是“此生事对熟事格”。欧阳修《归田录》中改为“义不戴天，难下穹庐之拜；情深陟岵，忍闻夷乐之声”，就通俗易解了。“王姬筑馆”化用庾信《周仪同松滋公拓跋竞夫人尉迟氏墓志铭》的“春则帝女采桑，秋则王姬筑馆。”典源则是《春秋左传》庄公元年：“秋，筑王姬之馆于外。”宋人高闶注云：“特为王姬筑馆者，以公为之，主则不可于公之寝，又不可于鲁之庙，故特筑馆，以远嫌也。且夏逆而秋筑馆，又见前，逆之为太早计矣。于外者，不在鲁国宫庙之内也。“曾子回车”句化用《史记》卷八三《鲁仲连邹阳传列传》：“臣闻盛饰入朝者不以利污义，砥厉名号者不以欲伤行，故县名胜母而曾子不入，邑好朝歌而墨子回车。”这里举例的文章前后用题目不一致，先说《辞奉使表》，又说《免起复奉使表》。其实是其同一篇《免奉使启》。打开夏竦《文庄集》卷八即一目了然。这篇文章在宋代就获得一些名人的评赏。比如费衮《梁溪漫志》卷六有“夏英公四六”条云：“欧阳公《归田录》载：“夏英公《辞免奉使启》云：‘义不戴天，难下穹庐之拜；礼当枕块，忍闻靺鞨之音。’”欧阳公称之。其中又有一联云：‘王姬作馆，接之仇礼既嫌；曾子回车，胜母之游遂辍。’亦不减前语。然是时文章方扫除五代鄙陋之习，故此等语见称于时。自是而后，四六之工盖十倍于此矣。”从“此等语见称于时”来看，说明这篇文章在当时反响不小。之前的文章有“鄙陋之习”，当指没有学问；此后讲究才学的“四六”多了，故言“四六之工十倍于此”。这说明夏竦精致的对仗对后来四六有所影响，王铚以此为例较有典型意义。

“伐山”之说并非偶然。在农耕文化的背景下，上山砍伐是日常的生产生活技能和经验。木匠要找到满意的材料必须亲自上山寻找，才可能有合乎心意的发现。所以用来喻指作文用典选择原始资料，也就容易被读者接受了。当时的陈鹄也记录有类似观点。陈鹄《西塘集·耆旧续闻》卷五引《温氏杂志》云：“古人作文，多为伐山语，盖取诸书句要，入之文字中，贵其严。”这里称赞“古人作文”暗含有针对当下的批评意味——当下作者多是用前人用过的典故素材，缺少新鲜的材料。指出了“伐山语”对经典语句的融化贯通，强调裁剪概括而不是生搬硬套，即要注意语典的灵活运用和严谨用法, 反映了作者主张求新求变的用典态度。

宋诗也是极讲究用典的，宋代诗人也有对用典的心得。这种类似说法在黄庭坚诗中也有过表述。他在《次韵答髙子勉十首》中写道：“凿开混沌窍，窥见伏羲心。有物先天地，含生尽陆沉。伐山成大厦，鼓橐铸祥金。三尺无弦木，期君发至音。”古代建筑基本用木头来修建，一座大厦的建成要耗用无数的木材。要寻遍深山，才能找到适合的原木。这里用“伐山成大厦”比喻选择材料、锤炼材料之艰辛。用“伐山”来比喻文章遣词用语的材料选择，这在五代时期韦庄的《又玄集序》早就用过：“班张屈宋，亦有芜辞；沈谢应刘，犹多累句。虽遗妍可惜，而备载斯难。亦由执斧伐山，止求嘉木；挈瓶赴海，但汲井泉。等同于风月烟花，各是其楂梨橘柚。用“执斧伐山，止求嘉木”来比喻对搜罗新颖的华辞丽藻之追求犹如执斧上山搜寻嘉木。寻遍深山是为了寻找嘉木，写一篇好文章也要在书海中苦苦搜寻。正如刘勰所说“经籍深富，辞理遐亘。皓如江海，郁若昆邓。”

“伐山”“伐材”之喻并非在宋代才用在文论里，还可上溯到刘勰。刘勰《文心雕龙·事类》云：“山木为良匠所度，经书为文士所择。木美而定于斧斤，事美而制于刀笔：硕思之士，无惭于匠石矣。”刘勰指出，正如对于一个优秀的木匠来说，取材是第一位的，有上好的木材才有上好的家具。而文士所取之优质木材就是古代的经书了。原木材质选择好坏与否决定于木匠的斧斤，而文章的典事选择是否合适则取决于文士的刀笔功夫了。他强调了作者的眼光问题：选择什么样的典籍可以看出一个作者的眼界，眼界高才能选择好的典故。这里的“山木为良匠所度，经书为文士所择，木美而定于斧斤，事美而制于刀笔”之喻与王铚的“伐山”“伐材”之喻有联系，也有区别。刘勰强调的是取材的优质。

可见，“伐山”之喻是古代文人较为熟悉的比喻用法。伐山是古代文人常见的生活经验，当然，用来比喻骈文用典的来源方式容易被人理解。王铚以此来讨论骈文的用典取材方式。“伐山”是取材于原典，是自己阅读中的新发现。它对于读者来说，可能是陌生的，在阅读过程中会有一些隔阂，故称作“生事”。“伐材”是指用已经成型的现成的材料。从木匠的技艺角度看来，这是用别人已经做成半成品的材料，只能将就利用，自己缺少主动创造发挥的余地。对于读者来说，“熟事”容易理解接受，因为他可以根据自身已有的知识积累来理解作品文本；但也因此有似曾相识之感，从而缺少了文学的创新性和阅读的新鲜感。

到了明代，强调创新的文学家杨慎编撰有一本内容广博的读书笔记，取名《艺林伐山》，共二十卷。该书多摘四六句和典故，但他没有解释书名的含义和来源。而胡应麟在《少室山房笔丛》乙部却做了分析，指出：“用修（杨慎字——引者注）诸撰述，此无叙，亦不言‘伐山’字面所从出。按王氏《四六话》云：‘四六有伐山者，有伐材者。伐材者，已成之注，略加绳削而已。伐山则搜山开荒，自我取之。伐山，生事也；伐材，熟事也。’杨盖出此。”看来，杨慎是想表明这里记载的内容都是他读书过程中，广泛涉猎后的新发现、新体会，犹如伐山。胡氏引文有错误，“已成之注”应该是“如已成之柱桷”。可能他是凭记忆写出来的。胡应麟甚至也模仿其体例写了《艺林学山》。他在《艺林学山引》云：“用修生平纂述亡虑数十百种，《丹铅诸录》其一耳，余少癖用。修书求之未尽获，已稍稍获，又病，未能悉窥。其盛行于世，而人尤诵习无若《艺林伐山》等十数编……余衷而微辞眇论，亦间有未易悬解者，因更掇拾异同，续为录，命之曰《艺林学山》。”这里提到的《丹铅诸录》是杨慎撰写的系列笔记。看来，“伐山”成了创新探索的代名词了。王铚使用的这个词语本身也成为一个典故的来源。

二、“生事”与“熟事”之法

文章用典是中国文化的传统，也是骈文写作的重要修辞方式。以前没有人提出过骈文典故运用的规律性问题。王铚在《四六话》中首先提出了“生事”与“熟事”这一对概念。何谓生事与熟事？生事就是新鲜的典事用语，前人没用过，是自己首先开始运用的；熟事是前人用过的读者熟悉的典故用语。他又指出“生事必对熟事，熟事必对生事。若两联皆生事，则伤于奥涩；若两联皆熟事，则无工。盖生事必用熟事对出也。”这指典故的运用技巧。即在对仗中不能全用“生事”，也不能全用“熟事”，而必须在出句与对句中生事与熟事交替运用，而不是两联都用生事或者熟事，这样就避免了过于生涩或者过于熟稔的弊端。

从史料上看，“生事”与“熟事”这一对概念原来并非文学的概念。宋朝之前并未出现，宋朝时出现在官场政治文书中。据宋代江少虞《新雕皇朝类苑》卷第二十五“中书五房”条有记载：

中书有制敕院，院内有五房。第一曰孔目房，次吏房，户房，刑房，礼房。旧每房堂后官三人，一人主生事，第二人主熟事，第三人发敕。

制敕院的主要职能是管理各种行政文件，颁布、传达、贯彻皇帝的法律、命令与决定。按文件内容不同，制敕院下设孔目、吏、户、礼和刑等五房，分别负责对应高级官员、普通官员、民政、国家与皇帝礼仪、治安与司法等五方面的管理工作。“一人主生事，第二人主熟事”，这里没有解释“生事”和“熟事”的内容是什么。关于政坛政制的“生事”与“熟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六十六记载真宗景德四年秋七月亦载：“……以狱讼、刑法为生事，户口、租赋为熟事。……先是，上之为开封尹，置判官二员，推官三员。及即位，止各置一员，于是出笔记六事与王旦等议之，其二条以府事繁剧，欲增置推判官。既有是诏，仍令旦等择人而任之，其后，推判官止分掌左右军厢，无生熟事之别也。（无生熟事之别，在天禧四年，今且并书之。）”这里的“生事”与“熟事”很明确是指管理的范围内容而言了。与狱讼、刑法有关联的“生事”肯定与身家性命有关系了，与户口、租赋关联的“熟事”则与生活保障有关系了。关于分理“生事”“熟事”的记载，在宋代彭百川《太平治迹统类》卷二十九也有：“……以狱讼、开（当为“刑”）法为生事，户口、租赋为熟事，分掌之……”宋人孙逢吉《职官分纪》卷三十八对此也有明确记载：“景德四年，……以狱讼、刑罚为生事，户口、租赋为熟事，分主之。天禧四年，分主左右军厢，无生熟事之别。”元代徐元瑞在《吏学指南》卷二中专列“生熟事”作为词条：“生熟事：宋真宗尹开封日，置判官、推官。以狱讼刑名为生事，户曰财赋为熟事，其名此始。”由此可见，“生事”“熟事”本是官场习惯用语。宋代骈文多为朝廷应用公文，写作者、接受者也多是官场文士。从文献考察来看，宋代用典故一词时多指典章故制、政治官场之类的故事。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五专列“典故类”。主要是《贞观政要》、《通典》、《续通典》、《唐会要》、《魏郑公谏录》之类的书。在这种背景下，将官场熟悉的套语移植来借指称骈文用典的方法，不仅自然也很正常。这样借用之用典的“生事”就是指使用很陌生的典事，这是很有风险的方式，弄不好会危及文章的生命，而用熟事则稳妥。自此，“生事”“熟事”这一对概念成了文章学的术语。

在此基础上，清人阮葵生（1727—1789）又提出了“用生事宜显快，用熟事宜蕴藉”之说。他在《茶余客话》卷十一云：“联句要两边相等，无畸轻畸重，如衡上称来。经史子集，非其类不相从。即生、熟、雅、俚亦各有匹偶也。用生事宜显快，用熟事宜蕴藉。雅言贵深而有意，俚言贵质而含趣。”他把“生、熟、雅、俚”合说。他指出，用“生事”要“显快”，用“熟事”要“蕴藉”。“显快”当然是指明显、突出的意思，不要让读者看了半天看不出来；“蕴藉”是指含蓄，不要太明显，因为熟事都是读者熟悉的典故，要犹抱琵琶半遮面。他还专门演绎“雅言贵深而有意，俚言贵质而含趣”，其中“雅言”“俚言”之说是他的新观点。

关于“生事、熟事”，清人张潜（生卒年不详）在《诗法醒言》卷三“用事”中又进一步提出了“熟事要生用，生事要熟用”，并做了深入的阐述：

醒言曰：“先辈云：熟事要生用，生事要熟用，始可与用事。何谓熟事？六经史汉所常见之文也，诗人用之如稸绣储缯，裁剪由我，此之谓熟事生用。何谓生事？凡时行之事，新制之物，异征之景，皆旧日所无，此生事也。若谓此事此物不见于经传，诗人用之则目为杜撰，试问经传未有之前，其事其物生于何代？始自何人？盖天下之物生于有，有生于无，道之所在也。诗家用之，譬如生铜矿铁收入洪炉，铸成鼎鼐，遂为一代奇观，此之谓生事熟用也。世人亦必服其出于自然，又谁能窥其衅隙，目为杜撰？

汪鹤巢曰：熟事生用固难，生事熟用尤难，非人十已千之功不易得也。

在这里，张潜对“熟事”“生事”的范围内容做了具体的分析解读。他以“先辈”所言“熟事要生用，生事要熟用”为据，对王铚的观点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和推进。指出“熟事”是“六经史汉所常见之文”，是来源于《诗》、《书》、《礼》、《易》、《乐》、《春秋》这六经和《史记》、《汉书》的常见典事。清人孙梅在《四六丛话》卷二十八《总论》中说：“隶事之方，用史不如用子，用子不如用经。九经苞含万汇，如仰日星；诸子总集百灵，如探洞壑：此子不如经之说也。”张潜认为从典故来源看，儒家经典是第一位的。而“生事”是“凡时行之事，新制之物，异征之景，皆旧日所无。”这个理解有一点偏误，亦或许是他故意的误读。张潜把“生事”理解成当下的事、新出现的物、未见过的景，与王铚所说的“生事”有一些距离。这当然是他的个人理解，而且他主要还是就诗的用典来说的，与骈文用典有一些不同。这里引汪鹤巢的感叹“熟事生用固难，生事熟用尤难”说明，“熟事生用”，说起来容易，其实很难做到，需要高超技巧，而“生事熟用”更加难，不具有远超出一般人的才力是做不到的。

张潜这里说的是诗法，讲的是诗歌创作用典的问题，说明诗歌与骈文在用典上是有相通之处的，另一个方面也说明，王铚的这个“生事”“熟事”典故之说不仅影响了骈文理论，也影响了后来的诗歌理论了。晚清葛嗣浵（1867-1935）在《爱日吟庐书画续录》卷四中云：“大抵诗之为道，大本大原在忠孝节义、善善恶恶。其旨要含蓄不可发露，要温厚不可率直，又不可涉议论，不可太清转，不可太使事。涉议论是论断，非诗矣；太清转是文章，非诗矣；太使事是作赋，非诗矣。至於生事熟用，熟事生用，或一二字隐跃用之，又所不待言矣。”这里谈的主要是指诗，也涉及到文章。葛嗣浵在这里说的“生事熟用，熟事生用”是对张潜“熟事要生用，生事要熟用”的浓缩和提炼，也是对王铚“生事必对熟事，熟事必对生事”的发展。至于什么是“生事熟用”？什么是“熟事生用”？他也没有解释。结合整段文字来看，“生事熟用”应该是指“生事”要用得像熟事那样，不要让读者有太陌生化的感觉。“熟事生用”应该是指“熟事”要有一点变化创新，用得像生事一样有一点陌生化的感觉。这是用典事的一种技巧和方法，是从读者阅读接受角度考虑的。

从上面的梳理看出，王铚的“生事”与“熟事”概念已经获得了后来文论家的认可，成了文学批评的术语。他提出的“生事”“熟事”对仗之法，获得了后人接受并不断推进发展。

三、“伐山”“伐材”与“生事”“熟事”的文论意义

宋代以文官治国，官员文化素质高，作为官场公文常用的文体，四六多用典足以显示才学。随着宋代印刷术的发展，书籍的广泛传播，书院教育的普及，使得这个时期全社会形成了崇尚读书之风。宋诗以才学为诗，以文字为诗，主要内容就是讲究用典事，诗歌的用典风气与骈文用典风气是一脉相承的，后来还进一步影响到了词。宋代祝穆还编了《事文类聚》、《方舆胜览》，王应麟编有《玉海》，谢维新编有《事类备要》，叶廷珪编有《海录碎事》，这些典故类巨著的流行足以说明巨大的阅读使用市场的存在。这些典故类著作的出现正是崇尚才学的时代风气使然。对于满腹经纶的读书人来说，用典绝不仅仅是承袭前人，拾人牙慧，而是要呈现自己与众不同的创新和发现。正是在这个文化背景下，王铚提出了“伐山”与“伐材”、“生事”与“熟事”的用典理论。

王铚提出的“伐山”与“伐材”并不是并列的，地位一致的两种用典方式。他偏重于“伐山”，强调“自我取之”。他先说有“伐山”和“伐材”两种取典方法。把“伐山”放在前面，而把“伐材”放在后面说，这绝不是无意的，是有先后顺序的，体现了他的倾向性。他接下来又先说“伐材”。对于“伐材”行文语气则有贬义和否定，“伐材语者，如已成之柱桷，略加绳削而已。”从这段文字的语气就可以看出来，“略”、“而已”有不屑与轻视的口吻。“柱桷”是木匠活里的现成品的意思。在倾向于否定“伐材”后，才说明“伐山语者，则搜山开荒，自我取之。”这说明王铚强调艺术的创新，要搜遍山上林木才选择。就是在用典这个艺术技巧问题上，也要有自我的新发现，发人所未发，有新鲜的典事，不要人云亦云，亦步亦趋。如果总是用前人用过的甚至反复用过的典事，嚼别人嚼过的东西，就没有了新鲜感了，也就是缺少了创新性。这是他的用典理论价值所在。

王铚提出“生事”与“熟事”的搭配方式，也就是用典的经验和技巧。这是强调了艺术的熟悉与陌生的组合，也就是艺术的陌生化问题。其实质也是艺术的创新。他否定“两联皆熟事”，认为这样就没有了“工”。传统讲的“工”是指精工细致，对于对仗来说就是对仗的工整精巧。如果是对仗中的典事，用的都是前人用过的熟事，即使平仄、声韵、文字都很妥帖，也不能称为“工”。为什么呢？因为缺少了创作难度，也缺少理解深度，作者的才学没有展示出来，也缺少了创新性和挑战性。但是这种创新也有一个“度”的问题。所以他反对“生事”对“生事”，他强调的理由是“若两联皆生事，则伤于奥涩”，“奥涩”就是深奥、艰涩。这虽然展示了作者的才学，但是这样读者一点看不懂，就会影响对文章意义的理解，也就失去了用典的意义了。这是由于距离读者太远了，作品也就失去了存在的价值了。总体来看，他反对为创新而创新，为炫耀才学而用典，他强调要考虑读者的接受。对于应用性官牍文字来说，过于生涩的用典可能会影响内容的表达，贻误大事，最后害了文章的生命，也就是以辞害意了。

综上分析，在王铚的理论里，“伐山”与“伐材”、“生事”与“熟事”是有对应性的艺术规则，看似平常的文字中包含了不同寻常的辩证思维。“生事”与“熟事”的搭配方式强调了艺术的熟悉与陌生的组合，其实质也是艺术手法的创新。从美学上说，就是熟悉的陌生化与陌生的熟悉化的结合。这两对批评概念对中国文论史是有所贡献的，从中可见这种中国独有的讲究形式的语言艺术文体——骈文在用典上已经有了更精细的话语。

〔注释〕

①关于《四六话》的骈文理论，笔者先后在《论宋代四六话的兴起》（《广西师范大学学报》1996 年第1 期）和《从“话”的文本特性看宋四六话的博杂特点》（《广西师范大学学报》2013 年第2 期）、《骈文文论：从辞章之论到气韵之说——论朱一新“潜气内转”说的内涵、来源与价值》（《文学评论》2013 年第4 期）有所涉及，但是对其用典理论没有展开讨论。

〔1〕王水照编.历代文话〔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

〔2〕刘勰撰.范文澜注.文心雕龙注〔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

〔3〕莫道才.王铚骈文典故理论考说〔J〕.文学遗产，2015（2）.

〔4〕晁公武撰.孙猛校证.郡斋读书志〔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

〔5〕永瑢.四库全书总目〔M〕.北京：中华书局，1965.

〔6〕李善.文选注〔M〕.北京：中华书局，1977.

〔7〕高闶.春秋集注〔M〕.清武英殿聚珍版丛书本.

〔8〕司马迁.史记〔M〕.清乾隆武英殿刻本.

〔9〕夏竦.文庄集〔M〕.清文渊阁四库全书补配清文津阁四库全书本.

〔10〕费衮.梁溪漫志〔M〕.清知不足斋丛书本.

〔11〕陈鹄.耆旧续闻〔M〕.清知不足斋丛书本.

〔12〕黄庭坚.豫章黄先生文集〔M〕.四部丛刊景宋乾道刊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