潮龙起

(暨南大学 华侨华人研究院，广东 广州 510632)

堂会(tongs)是指美国华侨社会中一种类似于天地会、哥老会的会党组织，在早期美国华侨社会中扮演重要角色。与会馆等组织一样，堂会也是华侨赴美不久后就成立的。其始创于旧金山，而自1869 年联结美国东西部的铁路干线建成后，华侨纷纷由西向东迁移，堂会也随之向东部扩展，在许多大城市建立组织。早期美国华侨堂会一方面维护华侨权益，调解华侨纠纷，举办各种公益活动;另一方面也组织或参与地下黑色经济，并引发“堂斗”问题，致使华侨生命财产损失很大，有损于华侨乃至中国形象，给排华分子以排华口实。

辛亥革命时期，在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的组织动员下，国内会党及华侨堂会对中国革命支持很大，使革命取得了一定的胜利。但在民国成立后，一方面，革命党人仅以倾覆清室为满足，不愿意依靠会党和广大工农群众将革命进行到底;另一方面，会党居功自傲，与革命党争权，并时而在农村组织发动民众进行抗租、抗粮暴动，扩张势力，危及革命党人的统治秩序，这样致使革命党人掉转头来反对和镇压会党，导致两者关系破裂。在海外，在国内人士纷纷组团建党的大背景下，华侨堂会也不甘寂寞，几次向孙中山提出在国内组建洪门政党的要求，以提高其政治地位，并参与国内的政治活动。孙中山、胡汉民等革命党人认为堂会是一种封建落后性的组织，难以驾驭和改造，因而拒绝了这一要求，导致两者关系不和。1915 年，为了争取美洲致公堂加入中华革命党的反袁阵营，孙中山要求洪门组织归附中华革命党，但没有成功。1917 年，致公堂大佬、旧金山致公堂总理黄三德提出在广东倡建五祖祠，又遭孙中山反对，不肯签名。1925 年10 月，中国致公党在美国旧金山成立，并推举孙中山的政治死敌——陈炯明为致公党总理，致使两者关系日益恶化。1936年，黄三德撰写《洪门革命史》，文中对孙中山多有攻击。

全面抗战后，鉴于国民经济的拮据，及海外侨胞所蕴藏的丰富人力、物力与财力资源，国民政府和国民党中央对侨务工作都非常重视。但是，如何面对在海外侨社中具有一定影响的海外洪门，并通过其团结海外侨胞支援中国抗战，这是战时国民政府需要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本文在此以美国华侨堂会为考察中心，利用《大汉公报》等堂会报刊，及协胜堂、秉公堂等堂会资料，以抗战期间国民政府与美国堂会的互动为视角，探讨战时国民政府的侨务工作及美国华侨堂会对中国抗战的贡献。不当之处，请同仁指正。

一、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对美国堂会的侨务工作

“七七”卢沟桥事变后，为动员海外侨胞支持中国抗战，国民党中央及南京国民政府对中央和地方侨务机构加以健全和完善，制定了很多法规和条例，并通过侨务委员会、外交部及其驻外使馆、国民党海外部等组织机构，以及有关侨刊，对华侨进行大量的抗日宣传和组织工作，号召侨胞出钱出力支援抗战。另外，为促进海外华侨抗日组织的发展，国民政府及国民党中央先后派要员赴海外进行指导和监督。“七七”事变后，国民政府选派“洪门老叔父”赵昱为海外劝募公债委员、华侨宣慰大使，赴南洋、欧洲和美洲劝募公债。1937 年底，国民党中央又选派中央执行委员刘维炽“出洋宣慰华侨，并表明政府抗贼决心，与勉励侨胞努力购买公债，以厚政府抗贼力量”。辛亥革命时期，赵昱受孙中山指令，在美国加入致公堂，以便动员美国致公堂支持革命。由于赵昱对美国堂会比较了解，因此，其在美巡埠期间，主动拜访各地华侨堂会，希望堂会捐弃前嫌，以民族大义为重，支持政府抗战。在赵昱海外巡埠期间，国民政府立法院院长孙科特修函给海外各埠致公堂大佬表示问候，并称:“(赵昱)现已由中央任为全国赈务委员会委员，令其放洋，肩此重任。……弟念现代国家人民平日政见虽或少异，然在国难当前，莫不互释误会，团结御侮。贵堂对于民国肇造具有伟大勋劳。诸先生高瞻远瞩，对于中央抗战主张，当荷一致赞助。谨因赵先生沿途之便，特修芜函，托其代候□居，并致区区之意，敬祈鉴纳鄙忱。”国民政府也积极动员国内洪门团体开展海外洪门的统战工作。在赵昱海外巡埠期间，位于上海的洪门总机关五祖祠也致函各国致公总堂、各埠致公分堂，希望各地洪门“能认清国家民族之利益，超越于一切任何团体及个人之上，化除成见，捐弃前嫌，一致团结，拥护之，爱国之，继续辛亥革命吾党输财出力之光荣历史。……如赵昱大哥到达尊处，即希鼓吹全体昆仲踊跃争先，倾囊购买救国公债，以为全体首倡，而竟抗日图存之伟功……”

1938 年4 月，刘维炽、赵昱等人来到纽约，纽约致公总堂在堂所内设筵欢迎。在欢迎会上，刘维炽讲述日本侵华之残暴，国民政府长期抵抗之决心，及前线作战将士之忠勇，盼洪门实行忠诚救国、义气团结、武侠除奸之信条，多购公债，厉行抗日救国工作。在克利夫兰，该埠华侨抗日救国会假座安良工商会礼堂开全体华侨欢迎大会。赵昱发表演讲，希望“海外侨胞，务要各尽财力，尽量购买公债，救国即是自救”。在旧金山，致公堂总部在会所开会欢迎赵昱，堂会人士参加者多人。赵昱劝勉洪门人士尽力多购救国公债，奋起救国，增厚抗战实力，期收最后胜利。1944 年9 月，国民政府行政院副院长孔祥熙赴美访问抵达纽约时，“因久闻海外洪门华侨散布各国，人数众多，向来努力救国，前者致力于革命，得以成立民国。抗战七年来，洪门华侨又加强组织，效力于祖国抗战，七年来如一日，厥功伟大”，特设宴招待美国致公堂司徒美堂、吕超然等堂会重要人物，并特别慰问各国洪门。

在动员美国堂会支持中国抗战时，国民政府及其政要出于抗日民族主义的现实需要，将堂会历史上的反对异族入侵与当下的反对日本侵略整合在共同的政治语境中。1939 年9 月，国民参政会第四次大会决议案谓:“海外侨胞向有洪门社会之组织，且有光荣历史，于此次抗战，赞助尤力，应如何抚慰侨情，加强组织之处，希望政府特别注意。”国防最高委员会据国民参政会第四次大会决议案，令政府行政院核交主管机关办理有关事务，并谓“洪门社会之组织多在美洲，此次力助抗战，足见其国家民族思想之浓厚，允符当时设会之本旨，应即加以慰勉，希望再接再厉，共赴国难”。前文所述刘维炽在纽约致公堂向堂会成员劝募公债时，也称赞“洪门团体三百年来革命救国之伟大”。国民政府及其政要这种对堂会“反清复明”历史的叙述，如同辛亥革命时期孙中山、陶成章等革命党人对秘密结社进行的民族主义叙述一样，这正如学者孙江所说，虽然有一定历史传说为凭依，但根本上还是政治需要的产物，“历史记忆在现实政治斗争的需要下得以复活，与此同时，历史也在被重塑乃至改窜”。

邀请堂会领袖回国考察，安排重要人物接见，给予其一定的政治身份和荣誉，提高其政治地位，一方面，肯定堂会领袖支持祖国抗战的贡献，勉励他们领导美国乃至美洲堂会人士输财出力，支援抗战;另一方面，堂会领袖政治地位的提升可扩大其在堂会乃至侨胞中的影响力，有利于其对堂会及侨胞的组织动员工作。在此方面，国民政府开展了大量工作。

长期担任致公堂总监督和安良堂总理的司徒美堂、阮本万等人，是美洲华侨社会众所周知的“传奇人物”，数十年来热心国事。他们自清末参加革命，至民国成立后，积极领导侨胞参与所有救国运动。“九一八”事变以来，他们极力主张抗日。“一·二八”淞沪抗战时，他们又奔走呼号，不遗余力。他们还因抗战宣传之需要，集资将美东致公堂喉舌《纽约公报》恢复改为日报，用作海外华侨抗战之喉舌。“七七事变”全面抗战爆发之后，他们瘁尽心力，从事一切筹饷募捐工作，数年如一日。国民党中央海外部长刘维炽对于致公堂领袖司徒美堂、阮本万的抗战贡献高度赞赏，并代表蒋介石致函纽约致公堂，邀请司徒美堂、阮本万返国参政，共同参加救国工作，词意恳切。其原函称:“纽约致公总堂美堂、本万二位先生惠鉴:……先生等热心国事，出财出力，凡属国人，莫不佩仰。弟顷已将实情陈明蒋委员长，并请委先生等为行政院参议，将来遇有机会，再另委阮先生为粤省临时参议会议员，以酬雅意。业承准照。委员长对先生倍加推崇……”

司徒美堂当选国民参政会参议，在侨胞中影响很大。1941 年10 月21 日晚，他在纽约启程经旧金山回国时，就有纽约中华公所、筹饷总会、安良总会、致公总堂、凤伦堂、妇女新运会等各大侨团和报社代表，及各界男女侨胞百余人到纽约车站送行。1941 年冬，司徒美堂因被聘为国民政府华侨参政员之故，自美返港，几经曲折，终抵重庆，受到蒋介石夫妇的亲自接见，到访必迎，出则搀扶，送到“第三道门”，据说这在当时是一种“殊荣”。司徒美堂在《敬告侨胞与全美洲各国洪门昆仲书》中也提到:“及抵陪都后，又蒙中枢当局优渥待遇，殷切垂询海外情形，具见中央关怀侨胞之德意。”1943 年，国民政府鉴于司徒美堂和阮本万洪门领袖之热心救国，又分别聘之为政府参议员、参政员等职。他们回国参政，受到诸多国民党政要的接见。

总之，战时国民政府通过“走出去，请进来”等方式，派遣党府政要到美国侨社修复其与美国堂会的关系，向堂会人士宣讲抗战，从事募捐，以及邀请堂会领袖回国参政，给予一定的政治身份，激发了堂会及其领袖支援祖国抗战的爱国热情。事实上，美国堂会领袖司徒美堂于1942 年6 月在《敬告侨胞与全美洲各国洪门昆仲书》中就号召美洲华侨及其洪门组织为了挽救民族危机，应捐弃前嫌，支持国民政府抗战。他说:

我旅美侨胞在过去期内，虽有门户之见，自抗战以后，涣然冰释，团结御侮，深明民族大义。美堂不能不为我洪门人士进一言。我洪门组织原为民族革命团体，在昔赞助孙中山先生革命与缔造民国，有卓著之勋劳。今日蒋委员长继承孙中山先生之革命事业，领导全国抗战建国，我洪门人士当以昔日之精诚，拥护蒋先生完成抗战胜利之大业，促进世界大同之理想。

二、美国华侨堂会对中国抗战的贡献

国民政府针对美国堂会的具体工作，在一定程度上调动了华侨堂会支援祖国抗战的积极性。实际上，“七七”卢沟桥事变后，南京国民政府积极对日作战，海外华侨倾全力于救国运动，美洲堂号也不甘落后，在堂会组织及其领袖的积极动员下，各堂会间能捐弃前嫌，团结一致，支持祖国抗战，堂界平日引发冲突的因素大多消失。各堂会也以民族利益为重，抛弃过去对政府的成见，本着救国救乡的宗旨，组织华侨堂会人士为祖国抗战捐款捐物，支持政府抗战。

(一)组织动员堂会成员乃至整个华侨社会支援中国抗战

抗战期间，美国华侨对中国抗战贡献很大。据纽约侨领司徒美堂所言，自“七七”事变始至1941 年底，仅纽约一城四年来捐款达国币五千万元，而一元献机运动，亦达美金五十万元。八年抗战期间，纽约华侨每人定额捐款平均为670 ～1 000 美元，仅此项捐款在1 400 万美元上下，另外公债和杂捐不计在内。这些成绩的取得是与堂会对其成员的组织动员工作分不开的。全面抗战爆发不久，美东致公总堂宣传部就发表《洪门人士抗日救国之郑重宣言》:

在此国危势亟、寇深祸急之时，我洪门人士谨以万分诚意，切实郑重声言我四万万同胞兄弟姊妹之前，誓愿再接再厉，集中我五洲洪门全体义士，一心一德与我全国海内外爱国同胞一致，合力抵抗日寇，共救中国，一贯我洪门人士二百余年革命救国之主张。全国同胞，幸垂鉴之。

1937 年8 月27 日，美国致公堂总部也发表《筹款救国宣言》:

我洪门人士，义当奋起，为抗敌后盾。溯我洪门团体，为中国数百年之革命始祖，爱护国家，向不后人，当本其革命救国之真精神，大声疾呼。望各地洪门团体，从速发起筹饷，以助军糈。事势急迫，不容少缓。且我本堂曾奉香港中央总部通告，筹集救国军费在案，此事亟宜及早进行。

在组织堂会人士捐款捐物、支持中国抗战时，堂会积极利用洪门五祖、陈近南先师、万云龙大师等诞辰或起义结盟日，或是“九一八”事变、“七七”事变、“双十节”等纪念日，或是堂会恳亲会、新会员加盟仪式、春宴等场合，或是祖国政要来美宣慰洪门华侨时，组织堂会成员聚会，出席演讲。集会上，堂会领袖多以堂会革命历史教育堂会成员，加强堂会成员的组织认同感，激发堂会成员的抗日热情，并勉励其积极为祖国抗战献金。如1941 年9 月21 晚，纽约致公总堂召开洪门大会，招收新进会员。入会者有不少青年英俊、热心爱国之士。其中有留学生、博士、硕士等专门人才。司徒美堂总监督及吕超然部长对新会员发表演讲时说:“洪门反清复汉，为民族革命之始祖，以忠诚救国，义气团结，义侠除奸为信条，创自康熙甲寅年间，迄今二百六十八年之久。历次革命，皆为主动，不惜重大牺牲，艰难奋斗，前仆后继。辛亥一役，克达目的，功在民国。芦沟难发，我国抗战四年，海内外洪门人士，许多亲赴前线杀敌，壮烈牺牲。后方民众，我洪门人士出财出力，亦居多数。又勉励各会员今后努力发展会务报务，多做抗战建国工作。”1943 年2 月，美东致公总堂假座礼堂举行春宴，各会员依时出席。会长梅友启“乃借此良机召集叔父昆仲交换救国意见，切实努力迈进，以继续我洪门民族革命团体未竟之工作，以期促进抗战胜利建国成功”。1944 年4 月，美东致公总堂开宴会庆祝洪门先师陈近南诞辰。堂会借此机会重温陈近南创盟立会，首倡民族革命，以及洪门人士二百余年之长期奋斗，推翻清社，建立中华民国的革命历史，重申洪门人士之政治立场，并在此日本入寇中原，全民长期抗战之秋，秉承洪门立会结社之宗旨，牢记革命先烈之遗训，继续奋斗，驱逐倭奴，争取胜利，践行忠诚救国之信条。可见，在这些场合，堂会组织也通过民族革命的话语叙述，一方面，动员其成员积极支持中国抗战，另一方面，将自身打造成革命老党，获取其在战时华侨抗日救国动员中的资本，以争取其在侨社抗日救国动员中的领导权。

美国华侨对中国抗战贡献很大，也与其对美国华侨社会的组织动员工作分不开。从组织上来看，当时美国抗日救国团体很多，最有影响的有美国东部的抗日团体，隶属于纽约华侨抗日筹饷总会;美国西部的抗日团体由旧金山市旅美华侨统一义捐救国总会管辖;美国中部的抗日社团归芝加哥华侨抗日救国筹饷会统一指挥。这三大救国团体都有堂会人士担任重要职务。1937 年11 月7日，纽约唐人街召开华侨抗日救国筹饷总会成立大会，安良堂领袖司徒美堂、陈光润被推选为主要负责人。芝加哥华侨抗日救国筹饷会主要负责人中，就有芝加哥安良堂首领梅友卓、协胜堂领袖李伟泮等人。美西的旅美华侨抗日统一义捐救国总会中，秉公堂领袖黄君迪也为其负责人之一，萃胜堂主席陈敦朴则受侨众推举为监察委员会常务委员。

实际上，堂会及其领袖在推动美国华侨抗日救国团体的创建和发展中扮演了重要角色，而这与堂会在当地华埠中的重要地位直接相关。由于堂会吸收成员不受血缘、地域等关系的限制，因而发展较快。当时美国各地华埠规模大小不一，发展有先有后，其组织体系也情况不同。一些华埠是以当地中华会馆为组织核心，有些华埠则以堂会为权力核心。特别是在圣路易斯、芝加哥、纽约等美国中东部华埠，安良堂和协胜堂势力强大。在芝加哥的新唐人街，象征着安良堂势力和地位的是安良堂新大楼，它于1927 年建立，当时花价五十万美元，并很快被称为唐人街市政大楼。实际上，芝加哥安良堂控制了唐人街的经济、政治和社会生活，不仅履行中华会馆通常的调解、慈善和法律职能，它也将华人公众形象呈现给其他族裔，而于1904 年建立的芝加哥中华会馆，在很长时期内都是有名无实的组织。在二十世纪初的纽约，时人有云:“查安良会为美东最有势力之堂号，有财产三百余万，设学校两所。”作为社团联盟性质的纽约中华公所，在其1932 年的增修章程中，有“常会”与“全体大会”两种。常会又称“议员会议”，有议员45 名，其中7 名固定议员相当于当今之常务议员，由七大社团主席或代表组成，致公堂、安良工商会、协胜公会、金兰公所这四家堂会就占了4 席，可见堂会介入中华公所领导阶层颇深，也可见堂会势力之大。其中，致公堂与安良堂是两个互相协助、互壮声势的组织。华侨社团的大小活动，它们都有所涉及。致公堂和安良堂的集堂决议，往往“成为当地华侨所必须遵守的规矩。有些事情只要他们赞成，则凡事顺利;他们反对，则障碍丛生”。

随着十九世纪末华侨社区内堂会势力的崛起，很多堂会首领同时也在其所属的地缘会馆、姓氏团体内等担任职务，堂会成员也可能是其所属的地缘会馆、姓氏团体的成员。担任萃胜堂主席的陈敦朴，同时也是美洲中华总会馆和宁阳总会馆的商董，美洲宁侨总公会的会长，至孝笃亲总公所的总理等。在这样的情况下，可见从中国前往美国宣讲抗战、为抗战募捐的党府政要和社会名流多依靠堂会力量，开展抗日宣讲和募捐活动。如抗日英雄蔡廷锴在从事抗日反蒋活动失败后流亡海外，宣传抗日救国。蔡廷锴将军来到美国，司徒美堂组织华侨举行了盛大的欢迎活动。为防止美蒋特务加害他，致公堂领袖司徒美堂派专人迎接并布置保卫，亲自陪同蔡游历美国十多个大城市，进行抗日救国的宣传活动。于斌主教曾任中华全国公教进行会总监督，抗战期间，被聘为国民参政会参政员，曾前后八次前往欧美国家，到处发表演说，争取国际上的同情和援助，也到华社进行抗战宣传。1939 年3 月及6 月，于斌主教前来纽约，在纽约致公堂的组织下开展抗日救国宣传活动。可见，这些社会名流在侨社中开展劝募活动，得到了堂会的倾力支持，包括活动场地的提供、到会华侨的组织安排、接待宴请等。实际上，在纽约、芝加哥等地，堂会及其领袖主导了当地华埠的救国募捐活动。

堂会也积极参加与支持其他侨团组织的筹捐活动。如1942 年7 月，芝加哥华侨新运妇女工作委员会就假座安良工商会举行游艺筹赈大会。全场游艺以白话剧为最特色。入门之大救济箱收入一千二百余元，堂会领袖谭赞、梅友卓等人，各捐五十元，为最多者。此次募捐，总共得美金12 596元，不独打破该埠侨界历年各游艺会收入记录，其为全美各华侨妇女会一次筹赈成绩最高者。1945 年3 月，纽约华侨衣馆联合会在会所举行代表大会，美东致公堂领袖吕超然等人受邀莅临指导，发表抗日演讲。可见，美国华侨其他团体举办的抗日救国活动，堂会及其领袖也积极参与，并大力支持。

抗战期间，美国堂会不仅将美国华侨组织动员起来支持祖国抗战，堂会领袖也积极奔走呼吁，将整个美洲的洪门人士组织动员起来。当时全美洲22 国有洪门机关五百余处，会员十余万人。为组织美洲洪门人士团结抗战，1939 年7 月，全美洲洪门各堂代表相聚在墨西哥首都，召开全美洲洪门代表大会，重申民族革命之宗旨，宣言维护抗战到底。为统一全美洲洪门组织，以为抗战后盾，会议决定成立全美洲洪门总干部于纽约。这是继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之后的又一个跨国性华侨救国组织。美洲洪门总干部把分散在美洲各地华侨堂会的力量统一组织起来，团结在抗日救国的旗帜下，打破堂会界限，结束了美洲堂会长期堂号林立、互不团结的局面，使美洲华侨堂会抗日救国工作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奠定了美洲华侨堂会抗日阵线的基本格局。1939 年10 月，全美洲洪门总干部假座美东致公总堂举行成立典礼。各国洪门机关电函致贺，“如雪片纷纷驰来，可见各国洪门人士热诚维护总干部，团结其伟大力量，重振其革命精神，统一意志，采取集体行动，以全力为祖国抗战之后盾也”。抗战后期，堂会领袖司徒美堂还奉蒋介石之命，以“宣慰美洲华侨”名义，并以全美洲洪门总干部总监督身份，花费三万多元旅费，分赴南美洲十余国，对堂会及华侨进行抗日宣传，备受华侨各界人士的热烈欢迎。

(二)为祖国抗战捐款捐物

美国堂会支持祖国抗日的义举较早。淞沪抗战爆发不久，司徒美堂等堂会大佬就联合纽约各侨团组织成立了“纽约华侨抗日救国会”，开展抗日救国活动。1932 年2 月初，致公堂元老们在安良堂主持召开干事会，做出三项决定，即以致公堂名义呼吁支持在上海坚持抗日的中国军队;迅速成立洪门筹饷机构，发动募捐;组织华侨青年航空救国。纽约致公堂还通过演剧筹募军饷，共得美金1 204 元。该堂会长李培圣等人邀请华商总会、抗日会筹饷总局、安良工商会、协胜公会、金兰公所代表，同到纽约广东银行监视，将所筹得之款，汇归祖国应需。

全面抗战后，在国民政府的组织动员下，美国华侨堂会的筹捐活动进入一个新阶段。如萃胜堂主席陈敦朴自“九一八”事变后，积极为祖国抗战捐款。“七七”卢沟桥事变后，其受侨众推举为旅美华侨统一义捐救国总会监察委员会常务委员后，不及一年时间，就推销救国公债数百万元。

不少堂会以团体名义组织捐款。如在美国中部的圣路易斯，卢沟桥事变后，安良工商会主席周錬梓(Joe Lin)号召圣路易斯华侨为祖国抗战捐款。尽管圣路易斯华侨大多数是洗衣馆和餐馆的工人，饱受经济危机的煎熬，但为中国抗战这个神圣事业捐款的热情很高。当时圣路易斯共有350 位华侨，大多数比较贫穷，然而所有人都尽力而为。圣路易斯安良堂1944 年的记录显示，它在战时共筹集了35 000 ～50 000 美金支持祖国抗战。很多人捐款数达500 ～1 000 美金，而当时大多数华侨每月才30 美元薪金。

秉公堂是美西的一大重要堂会。抗战期间，该堂凡有活动，无论大小宴会必节约支出，捐款救国。会员在互祝健康的同时，祝愿抗战早日胜利是当时宴会必不可少的结语。卢沟桥事变后，秉公总堂就开会决定，根据秉公堂第六届恳亲大会议决的办法捐款救国。当时的会议记录载:“现因倭寇肆虐，迭侵我国，蹂躏我城市，惨杀我同胞，并我东北四省，继犯我平津，压迫我淞沪。凡有血气之伦，莫不义愤填膺，灭此然后朝食。惟是战端一开，军需为重。我人旅居海外，未能效命前线，尤当尽匹夫之责，议决根据民国十四年列届恳亲大会议案办理，由本埠总堂及各埠支堂在月结部尾存款项下，无论若干，提出五成(存款一元即捐五角)，用美洲秉公堂名义捐救国军费，以纾国难，而尽国民天职。”会后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就是在同年9 月18 日的秉公总堂例会记录中，即可看到总堂对捐款救国行动和战事的焦虑与急切。会议记录写道:“国难当前，凡属国民应尽一己之义务，议决在总堂和支堂月结部尾存款项下提出五成捐助军费，亦即通告各支堂查照办理在案。查当时各部尾存款统计为一万二千余元，提出五成，当有国币二万元，是以用美洲秉公堂名义认购救国公债二万元，聊尽国民天职。惟是现在各支堂已将部尾存款寄到者为数无几，而国难严重，岂宜迟滞，特于是日召集会议磋商筹款办法，议决暂由四、五、三房所存之款二千余元移借应用外，未敷之数由各叔父挪借，先行呈缴统一救国会。”该堂于1938 年2 月至3 月间两次开会讨论捐款襄助祖国空军购买飞机一事。该堂负责人黄君迪总理等人认为:“购机为救国之要务，义不容辞”;“莫论各社团认捐多少，本堂势必认捐过额，以表爱国热诚。”1940 年8 月，陈庆云将军奉蒋介石之命，赴美推动华侨航空救国运动，秉公总堂为航空救国捐款之事再次集议，并一致通过，认捐美金一万元，以为之倡。

全美协胜公会恳亲大会是协胜堂的最高权力机关，主要讨论协胜总堂及支堂有关楼业、偏业、迁埠、选举、财务等重大堂务。在协胜堂一年一度的恳亲大会记录中，也有大量关于捐助抗日救国金的议案。1937 年9 月全美协胜公会恳亲大会的议案中，就有这样的议决:“当以美洲协胜统一部恳亲大会名义，助捐抗日救国金大洋一万元。该款由各分会担负，限于开会后两个月内筹集，交统一财政员转致纽约中国银行转交祖国政府。各分会派定之款列后:计开(俱收美金):纽约分会1 000 元，芝城400 元，费城200 元，波城200 元，美京200 元，必城200 元，企城200 元，缅城200元……”1939 年全美协胜公会恳亲大会也有这样的议决:“以统一部名义筹捐国币一万元，为寄回政府救济难民之用，内寄广东赈济会款五千元，寄中央慈善救济会款五千元。”1940 年的全美协胜公会恳亲大会就讨论旧金山总领事来函劝捐航空购机捐款案，最后议决，由纽约、企城、贝市等堂分摊派款共1 950 元，并通过捐款救济祖国难童案。会上，很多协胜公会代表捐款。以国币计算，许成皿1 000 元，方灼1 000 元，李伟泮1 000 元……共13 000 元。1941 年的全美协胜公会恳亲大会决议筹捐大洋一万元，以救济祖国难民。此款由各分会担派之，直付中央财政部。1942 年全美协胜公会恳亲大会的议案中，决议以恳亲大会名义，筹捐救济祖国难侨国币一万元。由此可见，为祖国抗战筹款，已成为抗战期间全美协胜公会恳亲大会的一项重要议题，且大多代表都积极赞成关于捐助中国抗战的议案，并为祖国慷慨解囊。

一方面，美国堂会组织成员进行抗日救国运动，捐款捐物，不遗余力;另一方面，也积极参加当地华侨救国筹捐运动。1943 年5 月在波士顿召开的全美安良工商会恳亲大会，也以努力救国为中心。经代表讨论，大会决议汇国币155 万元，指定为救济祖国各地难民及慰劳之用，并鼓励各会员服从所在地抗日筹饷救国捐输议决案，加倍努力，努力捐款。

在被美国华侨称为金山二埠的萨克拉门托市，当地华侨救国筹赈会的账簿中，有很多关于秉公堂捐款的记录。如《金山二埠华侨救国筹赈会进支数目第二次结束报告表》就记录当地侨团和商铺等在1940 年10 月15 日至1941 年12 月31 日期间的捐赠数目，《金山二埠华侨救国筹赈会进支数目第三次结束报告表》记录1943 年当地侨团和商铺等春节献金的数目，《金山二埠华侨救国会民国三十三年举行七七献金征信录》记录该年各侨团和商铺等献金数目。在此三次报告表中，秉公堂分别捐款为150 元、300 元、20 000 元，为各团体之首。1942 年6 月，西雅图中华会馆与华侨救国后援会曾联衔通告举行“七七”五周年纪念大会，鼓励华侨献金，希望筹得善款十万元，以为救济伤兵难民。结果到7 月16 日结束，共得159 800 元。献金最多者有秉公保良堂、同业联合堂各一万元，合胜堂、至孝笃亲公所各五千元。从上述案例中可见，秉公堂、合胜堂等堂会就积极参加当地中华会馆等侨团组织的救国捐款。

(三)坚持民主团结抗战，反对专制分裂投降

战胜日本侵略者，需要以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作保证，调动全国各党、各派、各民族的抗战积极性，为此，必须坚持民主，团结抗战，反对专制和分裂。事实上，早在卢沟桥事变不久，美东致公总堂就发表《洪门人士抗日救国之郑重宣言》，表明洪门的抗日主张:

吾人自民国成立以来，极力主张民主。吾人自沈阳事变之后，极力主张抗日。抗日当然务须一致，唯各党各派根据民主原则共同联合抗日，始能获得一致。抗日当然矢志为公，唯各党各派根据民主精神联合抗日，始能表示至公。总之，唯民主庶示大公，此我洪门人士主张伸大义，反内战，息私心，致公道，集合全国人力、财力、物力，以及一切力量，共同应付此空前未有之危急局面，共同彻底抵抗日寇以拯救我四万万人共有之中国。

这份宣言旗帜鲜明地表达美国堂会人士对民主、团结与抗日此三者关系的基本认识和态度。其对政府的抗日支持，是建立在民主团结原则的基础之上。实际上，“九一八”事变发生以后，司徒美堂即为主张抗战最坚决的一人，当时他就主张取消党治，以团结各党派共组抗战政府，加强抗战力量。他在香港发表言论时认为，建立自由独立的新中国，非集中全国各种人才协作努力不为功，并郑重地说:“我当尽量坦白向当局讲话，我几十年来一向主张民主，主张全国各党各派团结，我绝对不怕什么困难，我一定会尽最大的努力，使祖国进步。”而在美国华侨抗日救国运动中，针对国民党海外部个别党员“藉一党恃势操纵全民团体”，“藉一党包办，强奸民意，以私误公”这一独断专行的做法，旧金山致公党总部代表司徒俊蔥认为其违背了义捐总会“系联合全体华侨，不分党派，不论姓氏，不问老幼，不限乡邑”这一建会宗旨，因而发表声明，辞去该会执事一职，并得到旧金山致公党总部的支持。

1941 年初，当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国民党顽固派悍然制造“皖南事变”，严重破坏国共团结合作抗战的大好局面。面对国民党顽固派制造“皖南事变”所造成不利抗战的严峻形势，司徒美堂、阮本万等人忧心忡忡，心急如焚，遂代表全美洲十万洪门分别致电国共两党领导人，极力调解两党纠纷。该电文先说明团结抗战的重要性，即“我中国全国抗战，我四万万五千万同胞，人人须要出财出力，甚至出命，团结一致，以争取整个国族之生存，万不容任何党派各自为战，各自为政，更不容任何党派互相倾轧，贻误抗战，以至亡国”，同时指出“因国共两党争夺领导地位，分裂祖国，以致沦人民及子子孙孙于万劫不复之绝境”的危害性，最后提出解决当前国共纠纷的具体方案。

1945 年2 月，针对国内国民党军事上之腐败、政治上一党专政、经济上的衰落与通货膨胀等等，美国《纽约公报》、加拿大温哥华的《大汉公报》、多伦多的《洪钟时报》、古巴《开明公报》等十家华侨及洪门报刊联合发表《美洲华侨报界对国事主张》，并由全美洲洪门总干部吕超然部长在纽约致电国民党蒋介石、共产党毛泽东、民主政团同盟张澜、保卫中国同盟宋庆龄等党派领袖，要求国民政府开放党禁，一切爱国党派皆享合法地位，以巩固团结统一，振奋士气民心;国民党应宣布结束一党专政，还政国民，同时组织政治会议，成立联合政府;改善政治、军事、经济、外交，召集国民会议，制颁宪法。唯有如此，才能解决内政之纠纷，民族之危机。

1945 年3 月，司徒美堂又因“以联军不断胜利，我国反丧师失利，国共内讧，谈判中断，友邦责备日甚，侨情惊恐”，再致电蒋介石和毛泽东，“电请国共两党，顾全大局，停止党争，并愿以洪门致公党第三者地位调停国共，共谋团结，俾今年十一月之国民大会，全国各党各派以平等立场，一致遣派代表出席参加筹办，从速制定宪法，颁布施行，奠定万年之邦基，实现真正之民主”。

美国华侨堂会及其领袖一方面坚持民主，反对专制，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另一方面，也坚持抗战，反对投降。1938 年底，在日本侵略者威逼利诱之下，国民党内部亲日派汪精卫集团公然叛国投敌，并在南京建立汉奸政权，这对全国抗战的局面破坏极大。为此，必须严厉声讨汪精卫叛国投敌运动，肃清其叛国行为在国内外的负面影响，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在这场轰轰烈烈的声讨运动中，美国堂会也利用其舆论工具大肆讨伐汪逆的叛国逆行。驻美金门致公堂总部得知汪精卫离重庆后，在外发表狂言，“竟敢主张接纳倭相近卫不利于我国之言和原则”，于是该堂同人特趁元旦新历职员举行交接之便，即席召集临时紧急会议，决定发电致重庆国民政府。其电文称:“顷据报载，汪精卫发表主和谬论，实碍抗战前途，希即置汪于法，以平侨愤。”

抗战期间，随着日本侵略的日益加强，洪门组织本身也发生了分化，既有抗日的洪门团体，也有为虎作伥的汉奸组织，如所谓的“中华洪门联合会”就是这样一个汉奸组织。1940 年1 月，更有帮会分子陈直中受汪精卫汉奸集团指使，“在广州假冒五洲华侨致公堂总干部筹备会会长名义，向海外散发传单，企图淆惑华侨视听，破坏筹饷抗日阵线，妄倡和平运动”。得知这一消息后，以美国堂会领袖司徒美堂、阮本万、吕超然等人领衔的美洲洪门总机关——驻纽约全美洲洪门总干部在报纸上发表通告，并致电重庆国民政府林森主席、军委会蒋介石委员长转全国政府机构、社团、报馆、全国同胞，重申美洲洪门的抗日立场。通告声称:“我洪门立会，宗旨光明，为民族革命之先河，有二百余年之历史，本‘忠诚救国，义气团结，义侠除奸’之信条，贯彻始终”，并再次强调1939 年夏天在墨西哥召开的全美洲洪门恳亲大会的决议，即“集中我全美洲三百余处大小洪门机关十余万会员之力量，拥护国民政府抗战到底，并议决在纽约成立本总干部以资号召”，同时强烈抨击陈直中“认贼作父，出卖国家，甘为傀儡，屈膝倭奴”的汉奸卖国行径，以及“散布谬论，玷污洪门华侨名义”的阴谋，要求政府“严厉对付汪贼及其败类外，并电请政府下令通缉陈直中等汉奸，正明典形，俾我国上下咸知我洪门人士忠肝义胆，不中奸计，且本洪门信条，势必肃清奸贼。”

总的来说，战时国民政府开展积极有效的侨务工作，通过“走出去，请进来”等方式，派遣党府政要到美国侨社修复其与美国堂会的关系，向堂会人士宣讲抗战，从事募捐，以及邀请堂会领袖回国参政，给予一定的政治荣誉，激发了堂会及其领袖支援祖国抗战的爱国热情。国民政府针对美国堂会的具体工作，在一定程度上调动了华侨堂会支援祖国抗战的积极性。各堂会也以民族利益为重，本着救国救乡的宗旨，抛弃过去对政府的成见，组织动员堂会成员乃至整个华侨社会支援祖国抗战，为祖国抗战捐款捐物，坚持民主团结抗战，反对专制分裂投降，对中国抗战做出了一定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