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稻葵

最近一轮经济过快下滑，本质是市场情绪过度悲观所导致的超调，必须进行有针对性的“点穴式”刺激，重振信心，打破下滑怪圈。

今年仲夏以来，中国经济领域已经出现了多轮波动，其运行态势备受关注。

首先，股市出现了大规模的下调。从6月12日的最高点到7月初，股指的下降幅度高达近30%；8月底，仅两三个交易日内又下跌了15%。尽管股市并不完全是中国经济的晴雨表，但是此番大规模下滑反映出投资者对中国经济的信心下滑。

与此同时，制造业仍然持续低迷。最新的财新PMI数据显示，8月PMI指数下滑至47.1，为6年半以来的新低。工业方面，发电量、水泥产量等指标今年以来都是负增长；钢铁、有色金属等产量则勉强维持正增长；汽车销量增长低迷，且生产量出现了多年以来少有的负增长。

今年上半年，出口增长速度不到1%，进口则下降了15%以上。房地产市场上，尽管新房销量与价格稳步回升，但是房地产投资开发的力度仍然在5%左右徘徊，远低于固定资产投资12%左右的平均增速。

这一系列指标都在指向一个比较明晰的趋势，那就是中国经济仍处在增速不断下滑探底的过程之中。

不能放任经济增速不断下滑

社会上有不少观点认为，这一轮中国经济的探底是合理的，是经济从高速增长走向中高速增长的必然过程。

这种观点有一定的道理，但是，如果任由经济调整的过程中出现自由落体式下滑，却相当危险。

首先，我们必须看到，当前中国经济增速的下滑超出了正常调整的幅度，而且，在经济下滑的过程中又产生了自我实现的市场不合理预期。表现尤其突出的是，实体经济的投资意愿不足。今年1至7月，社会融资总额的增量与去年同期相比是下降的。尽管广义货币M2的增速在恢复，但是，大量的货币投放拘泥于虚拟经济领域，并没有进入实体经济中。一旦这种低迷的投资者预期形成常态，对于中国经济的转型调整是十分不利的。

其次，尽管经济增速处于下台阶的过程中，但是，中国经济中长期的增长潜力仍然比较大。对于这个问题，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进行了比较系统的研究。我们发现，考虑到中国仍然是人均GDP相当于美国20%水平的经济体，而中国整体的社会经济体制是支持市场经济发展的，人口素质也比较高，同时我们始终保持对发达国家的开放态势，因此，中国完全有可能突破“中等收入陷阱”—以上三点正是所有国家突破“中等收入陷阱”的充分必要条件。

除此以外，唯一对中国经济长期增长不利的初始条件是国内收入差距较大。这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了推进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阻力，也在一定程度上牵扯了政府决策者的精力，因为扶贫、照顾社会中低收入阶层毕竟是政府的天职。

综上考虑，我们认为，未来20年中国完全可能保持7%以上的经济增长速度。

在这一大背景下，这一轮经济过快下滑，本质上是一种超调，是市场情绪过度悲观的表现。因此，必须采取适当的措施，制止这种经济增速以及市场预期的过快下降。

阻止经济增速过快下滑利人利己

必须出手干预救市的另一个原因是，当前中国经济已经成为世界经济的一个焦点，中国经济对世界经济的影响是空前的。最近一轮中国股市的下跌，明显带动着全球股市的下滑；相反，中国央行的降息和降准，又带动着美国和欧洲股市的反弹；同时，中国汇率的调整又引发了周边国家汇率的变动。

从这一系列国际因素来看，如果中国自身能够通过合理的政策组合，恢复市场的信心，阻止经济增速的过快下滑，那么，此举也必将有助于稳定全球经济的预期和增长，并且反过来带动中国经济的稳定发展。这既是助人、帮己的重要举措，也是在国际上树立中国作为世界经济新领军者形象的重要举措。

必须看到，当前全球金融市场波动的另一个背景是，美联储把货币政策的着重点放在美国经济本身上，却忘记了美元是当今最重要国际货币这一基本事实。在这一背景下，如果中国推出一揽子政策以稳定市场预期的话，将事实上向全世界彰显人民币国际化能够起到稳定全球经济的作用。这是因为，当美元收紧的时候，如果中国的货币政策和其他政策适当放宽，实际上能在世界范围内起到对冲的作用。

中国经济需要点穴刺激

根据以上分析，中国必须推出一篮子刺激性计划来重振市场信心，打破当前经济增速下滑、市场信心下降的螺旋循环怪圈。

那么，中国经济需要什么样的刺激计划呢？

很显然，不需要2009年式的刺激计划。这不仅是因为当前中国经济体系的杠杆率已经较高，产能过剩的情形比较严重，类似政策的社会整体舆论支持度不高等等，更重要的是，中国经济本身并不需要这种大规模的刺激性政策。中国真正需要的是，在若干重要的、具有潜力的增长点上进行有针对性的刺激，我们不妨称之为“点穴式”或“针灸式”刺激。

中国经济急需刺激的点位有三个，点中这三处要穴，将能够起到稳定增速、恢复市场信心的重要作用。

其中，第一处要点的穴位在融资领域，应当采取有力措施，降低实体经济的融资成本。

具体而言，首先，商业银行的存款准备金率和存贷款利率仍然有下调空间。与美欧日相比，虽然中国的储蓄率远远高于这些国家，是储蓄大国，但是贷款利率却比他们高至少50%，这不利于实体经济的发展。所以，中国的存贷款利率亟需下调，其中，首要应该下调的就是银行存款准备金率。

其次，也更重要的是，应该有针对性地调整中国的融资结构，解决融资结构与投资结构不匹配的顽疾。在投资结构上，中国目前大量的投资用于长期的基础设施建设，这部分项目需要20年以上的还款周期，往往也需要地方财政在未来适当补贴。这些投资实际上是民生性的，是社会福利所需要的，也是提升百姓生活水平和幸福感必需的项目，但是，目前各个地方政府却用非常短期的、往往是银行或者信托类的融资工具来支撑这些投资项目，其利率奇高无比，往往超过两位数。很显然，这样的短贷长投是非常荒唐、不可持续的。当务之急是，中央政府应该紧急推出一大批由政府未来财政担保、用于支撑各地方政府长期建设的长期性贷款，这些贷款的周期应该在20年以上，贷款利率应该与国债基本看齐。这些债务融资工具如果能够及时推出，将在很大程度上释放银行的信贷资源，进而用于支持新兴企业、中小企业和转型升级企业的贷款需求。这在很大程度上对中国实体经济是一剂强心针。

第二个点穴处就是基础设施建设。今年年初以来，中央政府已经布局了相当数量、对中国经济长期发展非常有利的基础建设项目，包括8000亿的高铁建设项目。但是到目前为止，很多项目推进缓慢，究其原因，是很多地方政府落实的积极性不高，部分地方官员担惊受怕，生怕在执行的过程中出现差错，从而引发各种各样的调查。对于这种心态，必须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督促地方政府尽快落实这些投资项目，解决真正清廉正直的地方官员在工作中的后顾之忧。

第三个点穴位是，与经济运行密切相关领域的改革必须加快落实。一方面，国有企业改革实施细则，必须按照十八届三中全会的精神尽快推出。不仅如此，还必须选出相当数量的企业，大规模推进试点工作，落实改革举措。通过国有企业改革，能够盘活国有资产，调动民间投资积极性，逆转投资者预期，拉动相关的投资。另一个重要的改革领域是财政、税收，应该加快“营改增”的步伐，切实减轻相当一部分企业的税收负担，调动企业积极性。

在推出这一篮子改革政策的同时，也需要特别强调，汇率政策总体上应该在顺应市场供需关系的前提下尽量保持稳定。其原因是，当前人民币已经事实上成为一个具有标杆性与国际地位的货币，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人民币对美元大幅贬值，会带来周边贸易伙伴货币相应的贬值，这就抵消了人民币对美元贬值给中国出口企业带来的竞争优势。

更重要的是，从根本上讲，这一轮中国经济减速的主要原因是内需不足，而不是外需的问题。经过我们的测算，即便剔除进口大宗产品价格下降的因素，中国今年的贸易顺差较往年还会有大幅度的上升，很可能达到接近6000亿美元的水平，占GDP的6%左右。因此，在这个大环境下，政策的着力点应该点中内需这一穴位，而不是通过贬值来刺激外需。在中国全面融入全球经济体系的今天，外需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受到国内政策刺激而带动起来的。

总之，当前中国经济在结构调整过程中出现了一轮增速下滑超调、市场信心低迷的特殊困难，针对这个困难，应该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进行点穴刺激，从而为“十三五”规划的良好开局、为2021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奠定良好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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