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珊

摘 要：《麦田里的守望者》的最后是开放式结局，《狗》充满了象征意味，其极具宗教意义的结局可以为读者分析《麦田里的守望者》中的主人公的出路提供一定的启示作用。本文针对善恶并存的现状探讨这二者如何共存，首先通过分析作品认为此二者的矛盾并非不可调和，只有在善与恶、美与丑必须共存于社会之中，善才能为善，美才能为美，爱可以使看似对立的两个方面获得平衡。

关键词：爱;人格发展八阶段;色彩学

瑞士德语作家弗雷德里希-迪伦马特的短篇小说《狗》讲述了一个荒诞不经的故事。“我”到城里的头几天就被一个神秘的布道者吸引了注意，布道者的身边总是跟着一条面目可憎的深黑色的狗。在跟踪布道者几天之后，布道者邀请“我”与他一同回家。“我”与布道者的女儿相爱，突然有一天女孩来到“我”的房间请求“我”杀掉那只黑狗，但是“我”来到他们居住的地下室时，黑狗已经将布道者咬成碎片，后来女孩和黑狗一起消失了三天。三天之后“我”再见到女孩时，她身边跟随着安静得像一只小羊羔的黑狗。

美国作家塞林格的著作《麦田里的守望者》成书于二战之后，集中记叙了中产阶级出身的十六岁中学生霍尔顿-考尔菲德被从潘西中学开除之后的经历。霍尔顿性格善良而懦弱，他在学校里不求上进、愤世嫉俗，同时，他爱护自己的妹妹，为修女们的募捐慷慨解囊，是一个将自己定位于救世者的高度然而在生活中却处处不得志的形象。他多次被学校开除，故事的结局里，他还住进了疗养院，病好之后还将面对未知的学校生活。

迪伦马特的短篇小说《狗》恰巧与《麦田里的守望者》在所表达的主题方面有高度相似的美学价值，二者均讨论了善与恶、美与丑的问题，且主要人物的精神内核之间有着美学意义上的对应关系，例如霍尔特与布道者都是追求“美”与“善”的形象;而伤害霍尔特的人都可以与“狗”的形象相对应;作为霍尔特仅有的安慰，他的妹妹菲比则对应着《狗》一文中给布道者的女儿带来爱的“我”。与《麦田里的守望者》的开放式结局不同，《狗》的结局是布道者的女儿带着变得温顺的黑狗在布道者去世三天之后重新出現，这象征着女孩找到了“善”与“美”在面对“恶”与“丑”时的出路。

《麦田里的守望者》与《狗》具有比较文学家雷马克所谓的“卓然可比性”，《狗》的结局可以为霍尔顿乃至以霍尔顿为代表的二战后迷惘的青少年如何走出困境带来启示。

一、霍尔顿的困境——时代变革与人情变迁、自我同一性与角色混乱的冲突

《麦田里的守望者》的主人公霍尔顿是美国文学史上最早出现的反英雄形象，他既是社会异化的产物，也是反抗这种异化却失败了的典型。外界对他的期待和他对自己的期待之间形成了落差，而这种落差又因为他对外界的期待和外界的真实面貌之间的差异而愈发明显，这就是霍尔顿的困境。他虽然出身良好，但不足以让他明确自己的社会角色。社会属性的模糊造成了霍尔顿的困境，而造成他社会属性模糊的原因则必须追溯到他所生活的环境以及他自身的性格。

二战后，美国的国际地位都迅速提高，经济的快速发展伴随着社会风气的变化。利己主义和金钱至上的思想开始蔓延，使得霍尔顿感到无所适从。拜金主义的不良风气还影响到了霍尔顿所在的学校，他的室友喜欢玩弄女性，老师“也都是假模假式的伪君子”[1]。霍尔顿在下等旅馆里遇见的电梯工毛里斯和妓女桑妮则夺走他的钱，甚至还殴打他。社会的阴暗面使怯弱而善良的霍尔顿渴望逃离。

霍尔顿本人的性格是造成他所处困境的内在根源。霍尔顿被中学开除却不敢回归他富裕的家庭。借用其妹菲比的话来说，霍尔顿“不喜欢正在发生的任何事情”[2]。

根据心理学家埃里克森所提出的人格发展八阶段理论，可以分析出十六岁的霍尔顿自身的问题，以至于他一心想要逃避原生环境，去当一名“麦田里的守望者”。根据埃里克森的理论，人的自我意识发展持续一生，自我意识的形成和发展过程可被划分为八个阶段，这八个阶段的顺序是由遗传决定的但是每一个阶段能否顺利度过是由环境决定的。其中第五阶段是人的青春期，即12至18岁，这一时期的主要危机是人的自我同一性和角色混乱之间的冲突。霍尔顿这个十六岁的中学生渴望的生活是“有那么一群小孩子在一大块麦田里做游戏。几千几万个小孩子，附近没有一个人——没有一个大人，我是说——除了我。我呢，就站在那混账的悬崖边。我的职务是在那儿守望，要是有哪个孩子往悬崖边奔来，我就把他捉住——我是说孩子们都在狂奔，也不知道自己是在往哪儿跑，我得从什么地方出来，把他们捉住。我整天就干这样的事。我只想当个麦田里的守望者。”[3]霍尔顿对外部社会持逃避态度，他几乎排斥与所有社会化的人打交道，而只喜欢妹妹菲比和死去的弟弟艾迪。他曾敬重哥哥D.B.，但是当D.B.去好莱坞发展时，即开始被社会大环境所浸染之后，他便觉得不像以前那样喜欢他了。

“青少年期的主要任务是建立一个新的统一感或自己在别人眼中的形象，以及他在社会集体中所占的情感位置。”[4]霍尔顿在被潘西中学开除后不愿意立刻回家，正是由于他自觉多次被开除破坏了他期待中在父母眼中的形象。“如果他感到他所欲的环境剥夺了他在未来发展中获得自我同一性的种种可能性，他就将以令人吃惊的力量抵抗社会环境。在人类社会的丛林中，没有同一性的感觉，就没有自身的存在，所以，他宁做一个坏人，或干脆死人般地活着，也不愿做不伦不类的人，他自由地选择这一切。”[5]霍尔顿向往单纯、真诚、互相保护的人际关系，他对自己的定位是一个超然物外的隐士，然而社会和家人对他的期待却是成为一个有良好社会地位的成功的人。

二、《狗》的布道者与布道者女儿二重结局

《狗》的作者以第一人称的“我”的视角发现了布道者，接着透过“我”带领读者探究布道者的生活。布道者放弃优渥的生活，带着女儿一起在广场和街巷间向人们传布真理。他衣着褴褛却超然物外，从不在乎自己的布道是否有听众。他的女儿相信他所传播的是福音，于是跟随他一起离开家庭，却与可怖的大狗不期而遇，直到迎来了给她带来爱情的“我”才稍得解脱。布道者和布道者女儿一同由“家”离开，在街头布道并住在地下室里，象征着他们与《麦田里的守望者》中的霍尔顿一样，背弃了社会对他们的期待而试图投向自己心目中正确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