邹小娟　李源琪

沈从文作品的英语译介探究——以《湘西散记》为例

邹小娟李源琪

邹小娟，女，文学博士。武汉大学外语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比较文学和中国现当代文学。

译介活动是世界文学交流的重要手段之一。中国新文学的发生和发展与西方文学影响分不开，大部分中国现代文学作家都有过文学译介的经历。新文学理论体系的建构从某种角度来说，与作家的翻译活动有着至关重要的关系。然而，20世纪中国新文学对外的译介却远远落后于西方文学在中国的译介。

1931年6月1日，由美国人威廉·阿兰与萧乾共同策划的英语周刊《中国简报》（China in Brief）是第一份翻译中国文学的报刊。1936年，在燕京大学任教的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编译的《活的中国——中国短篇小说选》英文版出版；1953年创刊的另外一种杂志英文刊物《中国文学》（Chinese Literature）面世，标志着中国文学对外译介的成熟。该刊物持续长达50年之久，在这段时期内，承担着对外介绍中国文学的重任。最初，由杨宪益与其夫人戴乃迭和美国人沙博理三位担任译者，到了上世纪80年代，主要由杨宪益夫妇翻译。80年代，《中国文学》杂志发行空前繁荣，杂志社为了扩大《中国文学》在国外的影响力，同时还编撰了英文版的“熊猫丛书”，介绍更多中国当代作家的优秀作品。90年代后，译介活动范围更广，更多优秀作品被译介到国外，中外文学交流活动频繁。

沈从文作品的英译活动主要集中于上个世纪80年代。据香港理工大学学者徐慧敏统计：沈从文的作品英译文本达到70篇（部），其中4篇是部分翻译（重印本未计），44篇英译小说，其中有17篇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译本。译者有29位，17位华人，12位西方人，华人身份的译者大多数为学者，海外有王际真（哥伦比亚比较文学教授）、许芥昱（美国旧金山州立大学比较文学教授）、叶威廉、夏志清、欧阳祯、李德培和翟氏父子等，国内有袁家骅（北大教授，方言学家），西方译者有戴乃迭（Margret Gladys Taylor），金介甫（Kinkley，J.）威廉·麦克唐纳德（Willian MacDonald）、卜立德（David Pollard）、路易斯·罗宾逊（Lewis Robinson）等人，其中最有影响力的是金介甫，他集历史学、汉学和沈从文学家为一身。其次为英国女翻译家戴乃迭女士，是中国翻译家杨宪益的夫人。本文以戴乃迭所翻译沈从文作品《湘西散记》为研究对象，探讨原作者与译者，原作品与译作的内在文学关系。

《湘西散记》（Recollections of West Hunan）为译者杨宪益与戴乃迭从沈从文不同作品集子中选编并翻译成英文的一部选译本，其内容来自于沈作四个不同性质的散文集，沈从文对选译本的内容比较满意，认为是他一生中生命力最旺盛的几年中的作品，也是用笔比较成熟阶段的作品。全书收录了11篇作品，写作时间不同，主题各异。第一部分来自于《从文自传》的前两章；第二部分选择了沈从文的散文《湘行散记》中的四篇；第三部分从散文集《湘西》中选出的四篇；第四部分是三段沈从文的回忆录。这四部分性质不同、时间背景不同、写作情绪也不大相同，却似乎有某种共同性贯穿其中，那就是作品中浸透着一种“乡土性抒情诗”气氛，带着一分淡淡的孤独悲凉，仿佛所接触到的种种，常具有一种“悲悯”感。

英译本《湘西散记》从语言艺术和文化内涵层面上看，毫不逊色于原作。虽然文学翻译被认为在某种意义上是文艺的再创造，但译者杨宪益与戴乃迭与原作者沈从文在文学气质、文化价值取向等因素方面的近似，译文和原文之间通过译者熟练运用两种语言的艺术，译者与原作者在艺术上的契合，超越于傅雷所提出的“翻译所求不在形似而在神似”之说，译作在形似和神似两个层面上还原沈作的艺术风格。

（一）形似

沈从文的散文写作风格，首先是语言的独特性。沈从文自己在写作中非常注意语言的使用艺术。“文字同颜料一样，本身是死的，会用它就会活。……一个作家不注意文字，不懂得文字的魔力，纵有好思想也表达不出。”五四女作家苏雪林称赞沈从文的文字：

他的文字虽然很有疵病，而永远不肯落他人窠臼，永远新鲜活泼，永远表现自己。他获到这套工具之后，无论什么平凡的题材也能写出不平凡的文字来。……第二结构多变化，……他虽然写了许多短篇小说，差不多每篇都有一个新结构，不使读者感到单调与重复，其组织力之伟大，果然值得赞美。……句法短峭简练，富有单纯的美……，第三造语新奇，有时想入非、非，令人发笑。”

苏雪林对沈从文的文字极为赞赏，用“新鲜活泼”、“单纯的美”、“新奇”等语词概括出沈从文的语言特点。在上个世纪三十年代，这样的称赞极为不易。出生于1902年的沈从文，从小接受封建传统教育，成年后，中国社会文化新旧转型，如何能从古文的束缚中挣脱，形成具有自我特色的白话文是五四作家所面临的挑战。相对于古文的晦涩、呆板、单调，沈从文的文字犹如乡间甜美的春风，带着青草的味道迎面扑来，从审美的层面上找到了属于自己风格的文字。

中国现代文学史论家们对沈从文的语言特点概括更为全面：

沈从文的文学语言较为奇特，有真意，去伪饰，具个性，追求纯和真的美文效果。他在生机勃勃的湘西口语基础上，吸取了书面语、文言语的特长，使得他的小说长句精确、曲折而富韧性，短句重感性，活泛有灵气。……他的文笔任意识的流动纵情写去，多暗示，富情感美，色彩美。……文字从容、幽默，……他的惯有写法是在自然朴素的叙述中，注入诗的节奏，实现物我浑一的形象的流动。

钱理群等人对沈从文的文字的评价已经超过苏雪林的评说。沈从文的文字灵活多样，富有流动的生命力，而且还具有诗的节奏感，兼有英国随笔的幽默。

由于沈从文的语言的独特魅力，对于译者来说，无疑是一种挑战，但是译者处理得相当成功，显现出译者深厚的两种语言功底，以相当娴熟的翻译能力，把原作的艺术意境全部传达出来，使读者在读译文的时候能够像读原作一样得到审美层面的怡情效果。这种翻译绝对不是单纯技术性的语言外在转换，而是将语言内在的艺术和译者自己的美学价值、思想深度和感情结合起来，运用适合的文学语言，表达出原作的艺术。以下具体论述。

该译本中的第一篇《我读一本小说同时又读一本大书》（I Study a Small Book and at the Same Time a Big Book）为原作者回顾其童年时期的读书生活。原作者运用充满童趣的语言记叙其童年时代对读书生活的记忆，所以，译者抓住了原作主题，用符合描写儿童特征的语词，展现出既活泼、可爱又顽皮、淘气的小家伙形象。原文语言简化明了，译文流畅、细腻，更形象化，充满了鲜活的生趣和无尽的意味。

原文：我从小到四岁左右，始终健全肥壮如一只小豚。四岁时母亲一面告给我认方字，外祖母一面便给我糖吃，到认完六百生字时，腹中生了蛔虫……。

译文：Up to the age of four，I was plump and sturdy as a piglet.When I turned four，Mother taught me to read characters printed on squares of paper while Granny，her mother，fed me sweets.By the time I knew six hundred characters I had worms…….

划线部分为重点讨论对象。原文描写沈从文孩童时代的可爱形象。外表壮如小豚，一方面必须认字，一方面又受到外祖母的宠爱。译文将原文中未能表现出来的童趣挖掘了出来。首先，英文词汇“plump and sturdy as a piglet”，piglet为小猪的意思，而且修饰语用plump，plump本意指人或动物身体之部分圆胖的，丰满的，常用来形容儿童和妇女；sturdy，形容词，坚实的，强壮的，常修饰孩子；Piglet形象化的可爱小猪。第二处：原文中“给糖吃”，译文中fed有“喂养”幼崽的意思，四岁的孩子，外祖母应该非常疼爱，祖母会将糖块直接塞进孩子的嘴里，所以，译文比原文用词更具体和生动。第三处，原文“腹中生了蛔虫”，译文用“I had worm”，生了虫子，以儿童的眼光打量蛔虫，并非有恶心之感，仅仅是虫子罢了，所以译者选择了一个比较常见的模糊词语“软体虫子”。译文将原文的意义模糊化，更能体现出儿童的纯真，儿童视野中的所有生灵具有纯美、清新的特点。

沈从文

纵观这一篇译作，译者能很好把握儿童的心理，所以选词和造句贴切而传神，充分表现出童年时代沈从文既聪明又顽劣的个性特征。消解大人所认为严重的事件。又比如：

原文：（父亲）把将军希望留在弟弟身上，在家乡从一种极轻微的疾病中便瞑目。

译文：Finally a minor illness carried him off at home.译者用词组carry off，表达了父亲被迫离世的结果。按理来说父亲的死对于一个未成年孩子来说，应该是非常悲痛的事情，但孩子对于悲伤事件的记忆也容易淡忘。

第三、四、五和第六篇作品选自于沈从文《湘行散记》，叙述风格与第一部分《自传》区别很大。这部分主要记叙了沈从文1933年从北京回湘西，乘船顺湘西沅水而上的途中所见所闻。主要描写山水和本地人，轻松而富有趣味，但字里行间隐藏着作者的悲悯之情。此部分译者使用了语调较为沉重的词汇，表达原作者观察表面平静的事物背后所流露出淡淡悲哀的情绪。

原文：天快黄昏时落了一阵子雪子，不久就停了。天气真冷。

译文：Towards dusk it started snowing，but soon the snow stopped，it was bitterly cold.

副词“真”，译者选用“bitterly”，有寒冷刺骨之意，也同时有难以忍受的，引起悲伤的含义。原文的写景，本身就是为了烘托气氛含有深深的悲凉之意。

原文：这些人的疲劳与寂寞是从这些房子中可以一律解除的。地方既好看，又好玩。

译文：They could shake off their weariness and loneliness in these houses，.So the place，besides being attractive，provided distractions.

显然，译文比原文更能体现水手、旅行者和过路人生活的不易，从而突出这些人生活的艰辛。“shake off”有“抖落”的意思，房子可以使得这些人抖掉疲劳和孤寂，除了好看之外，还可以分散注意力。比原文“又好玩”更符合原作的内在涵义，表现出这些湘西人更深的生存痛苦。

在第四篇《一个多情水手和一个多情妇人》中，原作者在描写水手的多情特点上颇有下功夫。

原文：听到水手的辱骂，我方明白那个快乐多情的水手，原来得了苹果后，并不即返船，仍然又到吊脚楼人家去了。他一定把苹果的来源，说来说去，到后来自然又轮着来听妇人说的痴话，所以把下河的时间完全忘掉了。

译文：From the boatman’s curses I realized that the cheerful，amorous youngster had taken the apples not to his boat but up to the stilt-house instead.He must have given them to the woman there，telling her where they came from，after which it would naturally be her turn to talk nonsense again，making him completely forget that it was time to go back to the river.

前文中译者将中文“痴话”译为“silly talk”，本句将“痴话”巧妙改译为“talk nonsense”，将妇人的痴情表现出来，而妇人的痴话让水手忘记了下河的时间，实际上，水手和妇人一样痴情。译文从行文上比原文更加连贯，译文因为有语态的明显标志，涵义更为贴切。He must have given to women there.“must have given”虚拟语气表示猜测，作者并不能肯定水手一定是去吊脚楼送苹果了，所以，译者这样文字处理比原作更高一筹。

从以上例子可以看到译作在语言和结构层面上，表达出原作的感情特征。译者杨宪益与戴乃迭夫妇能准确把握原作的艺术特征，与他们深厚的文学造诣和丰富的翻译经验有着紧密的关系。

两人年轻时候在英国都主修文学课程，受到西方文学的熏陶，自然会对语言非常敏感。杨宪益在中学时代就开始试图把外国文学作品译成中文，曾经大量翻译过西方名著，例如：英国诗人雪莱的诗歌《云雀》、《西风》，美国诗人朗费罗的《生命颂》，英国诗人弥尔顿的《欢乐》和《忧思》，转译过希腊女诗人萨福的两三个断句，以及莎剧中的一两首歌词。到英国读书后，他用英文试图翻译过中国文学作品，有鲁迅的《野草》和《阿Q正传》，一些陶渊明的诗和楚辞的部分作品，如《离骚》、《九歌》和《招魂》。1940年回国后，杨宪益夫妇在编译馆开始把《资治通鉴》译成英文，后又翻译陶渊明的诗和温庭筠的词，以及一些唐代变文和梁武帝时代有关神不灭论的辩论，鲁迅的《朝花夕拾》、《呐喊》和《彷徨》，艾青和田间的诗作，郭沫若的剧本《屈原》和阳翰笙的剧本《天国春秋》。2009年9月，杨宪益获得翻译家个人最高的奖项“翻译文化终身成就奖”，继季羡林之后第二位获此奖项之人。杨氏夫妇的翻译成就毫不夸张地被誉为“翻译了整个中国”的人，他们不仅从事中国古代文学的翻译，而且还包括现代和当代文学。从先秦散文到中国古典小说《儒林外史》和《红楼梦》的全译本。尤其是上个世纪50年代，两人作为《中国文学》杂志的主要翻译家，将中国文学的翻译介绍到欧美国家，对于推广中国文学的国际化起到了非常积极的作用。两人合作从事翻译活动，从可谓中西联袂，珠联璧合。到了五十年代，翻译日趋娴熟，翻译出好的作品对于他们来说易如反掌。

（二）神似

沈作的真正魅力在于作者运用清丽的语言，唱出了具有浓烈地域文化气息的湘西歌谣。作者极力否定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腐朽之气，同时，目光转向了自己的想象出的家乡，赞美湘西本土文化的纯美，在自己的“希腊小庙”里建构生命之美。作者以“纯粹”的文人气质尽情描写湘西文化的瑰丽和奇特，字里行间隐藏着丝丝苍凉。译者戴乃迭女士很好地把握住了原作的精神核心，采用跨文化的翻译策略，力求表达出沈作所表达的文化特征。

原文：二十年后我“不安于当前事务，却倾心于现世光色，对于一切成例与观念皆十分怀疑，却常常为人生远景而凝眸，”这分性格的形成，便应当溯源于小时在私塾中的逃学习惯。

《湘行散记》插图本

译文：Twenty years later I was“discontented with the present situation but fascinated by the light and colors’of our world，thoroughlyskeptical about all conventions and old concepts，yet often filled with dreams of the future.”These characteristics were no doubt the result of my habit of playing truant as a boy，obviously，this influenced my later writing.

原文是选自沈从文自传《我读一本小书同时又读一本大书》，主要记叙他学童时期讨厌传统的私塾教育，醉心于课本之外的世界的经历。译者在忠实原文的基础上，补充说明这种独特性格对后来创作的明显影响。（obviously，this influenced my later writing.）这种翻译策略应该被称为厚译，对于原文语义较模糊的句子进行扩充，使得读者对不同文化背景下的现象更好理解。

原文：他把这一碗水的妙用形容得将更惊心动魄。使他舌底翻莲的原因，或者是他自己十分寂寞，或者是对于客人具有天赋同情，所以常常把书上没有的也说到了。

译文：Que gives even more thrilling descriptions of the efficacy of this bowl of water. He exaggerates either because he feels so lonely or because of his innate sympathy for the guest. So he often speaks of things not found in books.

本句选自《沅陵的人》一文，原文主要叙述姓阙的有道之士具有“赶尸”的特殊本领。其本领来源于一碗水。作者用本句概括他的特征。“舌底翻莲”是俗语，意为能说会道的意思，具有贬义。译者用“exaggerate”表达出善于表达的意思，与“舌底翻莲”意义最为相近。俗语和成语在跨文化的交际过程中最具有挑战性，如何传递“他者”文化中的异质因子是译者必须解决好的问题。戴乃迭女士在处理此跨文化现象时采取了合理的意译翻译策略，简单化了原本繁琐的文化现象，达到译文与原文神韵上的近似。

原文：苗人放蛊的传说，由这个地方出发。辰州符的实验者，以这个地方为集中地。三楚子弟的游侠气概，这个地方因屯丁子弟兵制度，所以保留得特别多。在宗教仪式上，这个地方有很多特别处，宗教情绪（好鬼信巫的情绪）因社会环境特殊，热烈专诚到不可想象。

译文：The legends about Miao jinxes originated here.And this was the centre of Chenzhou magic.Here，too，the Cadet Training Corps has kept up much of the chivalrous tradition of the descendants of Chu.This locality also has many distinctive religious observances.Religious feeling（the belief in spirits and sorcery）is exceptionally—inconceivably—ardent，owing to the special environment.

译文明显以更紧凑完整的句式表达凤凰这个地方的独特文化现象。“游侠气概”译者译为“chivalrous tradition”，指有“骑士风度的”，符合西方人的审美习惯。“在宗教仪式上，这个地方有很多特别处”，本句译文为“This locality also has many distinctive religious observances.”，比原文结构更紧凑、更具象。译者用两个并列副词“exceptionally—inconceivably”来修饰形容词“ardent”（热情的），强调了热情的程度达到“出乎意料的”，“非同一般的”。译文在表达情感的深度方面绝不亚于原文。这来源于译者对两种语言高超的驾驭能力和对中西文化熟练转化的表达能力。

杨宪益认为文学翻译是一种艺术，或者是一种技巧，而戴乃迭认为翻译还应该达到“信达雅”的标准。夫妇两人中西贯通、中国人杨宪益在英国牛津大学有过6年的求学经历，专供英国文学，其妻英国人戴乃迭与中国有切不断的渊源，在牛津大学成为第一位主修中国文学的外国人，后遂夫来中国定居，直到去世。据杨宪益回忆夫妇二人翻译合作的情况：

杨老说，我和乃迭相辅相成，对原文的理解，乃迭不如我，；但对外文怎么表达，我又不如她，各自有自己的文化背景。常常是由杨老先译成初稿，乃迭再以英国人的眼光修改英文稿子，双双合力比翼齐飞，杨老忠实原著，乃迭相信“信达雅”。

因为两位翻译家母语和外语正好相互交错，在翻译过程中，对于不同文化现象的理解，自然可以达到取长补短，正是两人的默契合作，避免了文化差异所造成文化现象的误读和误解，以致误译。当然，因为原作者与译者之间个体的差异，译文只能说尽量减少了误译、漏译等问题。整体来说，他们合作翻译的成就在翻译界很少有人达到，尤其在中国古典小说的译介之成就无人超越。

结语

一代著名翻译家杨宪益与戴乃迭为中国文学的对外译介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中国文学能走出国门，进入世界文学的格局，译介工作起到了巨大的作用，译者的翻译能力与艺术鉴赏品味直接关系到译作的艺术成就。杨宪益、戴乃迭夫妇与中国现代文学著名作家沈从文在个人气质、审美观念和文学修养方面的近似，使得译作《湘西散记》包括《边城》在内的艺术性达到近似原作的水平，符合严复在19世纪末提出来“信达雅”的翻译标准，尤其在“雅”的层面上，译作将原作品的意趣和文化底蕴表达得尽善尽美。译作《湘西散记》无论是在语言选择方面，还是文化信息传递方面，虽不能避免小瑕疵外，但基本上无可挑剔，毫不夸张地说，此译作可堪称为优秀作品。

（李源琪，女，武汉大学外语学院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比较文学研究。）

注释：

［1］徐慧敏：《沈从文小说英译述评》，《外语教学研究》（外国语文双月刊），2010年第42卷第3期。

［2］沈从文：《作者序》，沈从文著，杨宪益戴乃迭译：《湘西散记》（Recollections of West Hunan），译林出版社，2009年版，第5页。

［3］同上，第21页。

［4］沈从文：《废邮存底·给一个读者》，吴福辉编：《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第三卷）1928—1937》，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457页。

［5］苏雪林：《沈从文论》，吴福辉编：《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第三卷）1928—1937》，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65—266页。

［6］钱理群等著：《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修订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284—285页。

［7］石梅：《译坛泰斗杨宪益和他的金发夫人》，杨宪益，文明国：《杨宪益对话集——从〈离骚〉开始，翻译整个中国》，人民日报出版社，2011年版，第10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