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富道

昨日风景

好人一个的戏剧人生

刘富道

我写故去的一位同事，他在我们作家协会，既不是作家，也不是编辑，在职后期就做些杂事。但他是一位地地道道的老知识分子。还得再加个但是，据我观察，他在职的最后几年，很平常，很平淡，没有什么引人注目的地方。

那么，我为什么写他？我觉得他的人生富有传奇色彩，可以说是戏剧人生。

说他是戏剧人生，再贴切不过了，他一生的荣辱与戏剧相关。他曾经在中国戏剧家协会武汉分会工作，担任会刊《武汉戏剧》编辑。上世纪50年代的剧协武汉分会，其实不属于武汉市，而是属于中南行政区。后来中南行政区撤销了，有段时间交武汉市代管过，再后来演变为现在的湖北省戏剧家协会。当时汉口蔡鍔路19号一幢两层楼的房子，里面有剧协、音协、美协三个分会。1957年9月24日之后，他再也没有来到这所房子上班了。他可以再次上班的时间，已经到了1980年6月7日。他注意到这一天的公文上称他是同志，他回到同志的行列。

他随后的工作，是参与湖北省文联大院基建管理。现在的武昌翠柳街1号大院建成后，省作协从省文联析出，1985年6月成为单独建制的人民团体，他被分到省作协办公室工作。我1986年元月来到湖北省作协上班，成了他的同事。他在花名册上的大名为杜良骥，而他平时自称杜良一，这就引起我的注意。问其故，答曰：“杜良一，好人一个。”他的身世我以前多少听说过一些，他为海鸥剧社的冤案坐过12年牢，由于这种事情太多了，也就没进入我的创作素材库。

是什么让我在意他的身世呢？他一次同我说起坐牢的经历，不仅未作痛苦状，反倒说得非常轻松。他说他坐牢，没剃过光头，可以穿皮鞋，可以经常上街，替管教干部买东西。在监狱业余文工团里，他集编剧、导演、演员于一身，可以表演独唱，也可以当合唱指挥。每逢过年，他还带文工团走出监狱，到邻近乡村演出。演出完了，村民们会送很多瓜子糖果和香烟，让他们带回监狱同狱友分享。他说得有滋有味，好像坐牢的不是他，他还在当他的编剧、导演和演员。他坐牢坐出不一般的情景。

杜良骥有戏剧科班出身的背景。原籍广东南海县，在镇江出生，随父到南京读书。上高二就组织过跨校的“艺痕剧社”，剧社成员后来成名的有电影明星王蓓。他就读于民国国立戏剧专科学校表演系，学长鲍昭寿曾是中南人民艺术剧院的当家导演，正是鲍公1951年把杜良骥从上海招揽到了武汉。1954年杜良骥在武汉剧坛崭露头角，帮硚口一家军工厂导演话剧《姐妹俩》，在全市职工汇演中获得导演一等奖，演出一等奖。他总忘不了这些光荣历史。

刘富道，湖北武汉奓山人，汉阳一中高中毕业。湖北省作家协会前副主席、文学院院长、《长江》丛刊主编。著有小说集、散文集、文学散论集、长篇传记文学多种。主要获奖作品有小说《眼镜》《南湖月》《直线加方块的韵律》，报告文学《人生的课题》，长篇传记文学《天下第一街·武汉汉正街》。近作有长篇传记文学《1957年中国大冤案——汉阳事件》全纪实文本。

还有更光荣的历史。南京那个国立剧专，中共地下党的活动非常活跃，杜良骥说他也是其中一员。只可惜他的光荣历史没给他带来光荣，他正在寻找这段历史证人的时候，已经被列入另一个名单。一天上班，偶然发现顶头上司敞开的笔记本上，赫然写着自己的名字。这是1957年，各地，各机关学校，各人民团体，都在努力完成右派分子的名额指标。他最终没能证明自己是中共地下党成员，却要去充当一个右派指标，这岂不是太有戏剧性了。

1957年的国庆节就要到了，这一年的国庆对他来说，还有特殊的意义——他将在这一天举办婚礼，进入洞房花烛夜。几天前的9月24日，他在深夜睡梦中被叫醒，糊里糊涂上了警车。1958年11月7日，作为海鸥剧社反革命集团案的成员之一的杜良骥，被判处有期徒刑12年，剥夺政治权利5年。宣判大会上，曾经朝夕相处的同事们，坐在台下个个面面相觑：怎么，这些人就是隐藏在我们身边的反革命分子？我们怎么一点儿也感觉不到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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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个莫须有的冤案。这事我能说清楚，但需要太多篇幅，这里只说个梗概。1957年，中国剧协《戏剧报》编辑戴再民传来一个信息，说毛主席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文艺方针，可以办民间剧团了。此人原来就在武汉工作，与武汉戏剧界人士私交甚笃。武汉戏剧界有中南大区的背景，人才济济，受到这一信息的鼓动，就有人挑头筹备成立民间的海鸥剧社。定这个社名是杜良骥的主意，他在剧社受聘为导演，参与了剧社章程的定稿。他说当时苏联史丹尼斯拉夫斯基剧院有海鸥的标志。剧社筹建中，履行了报批手续，并没有获得批准，也就中止了筹备工作。就是这么个事儿。

这事怎么闹大的呢，原来剧社领头策划人，听说自己上了右派黑名单，就约了两人南下广州避风。一个星期天，三人相约来到汉口火车站，徘徊了好一阵子之后，各自悄悄回家了。也是因为反右风声甚紧，领头人不仅交待了剧社策划过程，还交待了准备南逃一事。这下子就不是划个右派的问题了。领头人主动交代了，公开批判大会就没让他站台，让人得到了一个错觉。逮捕好几个人，却没有逮捕领头人，也让同仁们产生错觉。领头人直到宣判前不久才正式被捕，被判刑15年，剥夺政治权利5年。此乃弄巧成拙。受诛连者30多人，获刑者7人。当时武汉市文化局长巴兰冈也被撤职，到一家工厂去当车间副主任去了。

几位武汉戏剧界精英准备放弃公职创办民间剧社，不过是为了展示自己的一技之长，实现自己的艺术理想，何错之有呢，又何罪之有呢？他们中间，还有几位是中共党员，包括领头人。当今公办剧团改革的方向，就是要走这条路，可惜他们走得太早了。

刑满之后，哪里是他的归宿呢？杜良骥被送到鄂西南一个山村。村里有个单身妇女，带着五个孩子，丈夫在水利工地殉职了。大队书记对这位“刑满释放人员”说，你去撑起这个家，有我在这里，保证没人找你的事了。已经到了这一步，曾经的风流倜傥不再，还有不再被批斗的好事，还有天上掉下的一个家，什么编剧导演演员的角色都不再重要了，该放下身段了，就像在舞台上一样，杜良骥很快进入了角色。崎岖的山路上，经常有他挑着粪桶的身影。他感受到，这里劳动强度，远远超过监狱里，但他必须撑起这个家。

武汉海鸥剧社一案，到1980年3月彻底平反了。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的再审判决，没有留下任何尾巴，不仅对全部被告“宣告无罪”，而且认定被告“策划逃港问题，虽有错误，但未构成犯罪，原以逃港叛国定罪不当，应予纠正。”

本来已经没事了，但1988年却又有事了。当时出了一本《武汉通览》，该书有《破获“海鸥剧社”》一节，原封不动地摘抄了当年报纸上的公开报道，只摘引了“破获”文字，只字未提已经“宣告无罪”。中国有个值得注意的现象，制造冤案时有大张旗鼓的报道，平反冤案时却悄无声息地进行，也难怪《武汉通览》的失误了。杜良骥等人提出严正交涉。反正好人好说，得到一个公开道歉，也就算了。

杜良骥回来了，杜良一是他的笔名，也成为他的通用名，此举表明他要告别昨天，重新开始自己的新生活。有段时间舞会风盛行，年近花甲的他经常出现在舞场上。而且英雄不减当年，什么探戈、吉特巴一场不拉，引来女士们争相邀请。他有时还要唱一嗓子，带美声唱法的歌喉，总会引来满堂喝彩。在大院里只要见到他，他就是骑在摩托车上，英姿飒爽地一副大忙人形象。他还是一个驴友，经常与人结伴骑摩托车旅游，最远到过重庆成都。退休之后，他受聘在一报一刊又工作了14年，直到进入75岁才闲下来。他还在内蒙古导演过一部电视剧。

当时我是省作协清理工作领导小组组长，一般而言，在这个职务上，没有人自己给自己写总结报告稿。我自己写也没图什么表扬。我如果不是上楼清理资料，直接回家休息，也没人知道我回机关来了。如果不是一遍又一遍请我，我也不会到场去跳什么舞。这样想下去，就会越想越觉得不对劲。后来我想，杜良骥受那么大委屈，他不是一笑了之吗。算了。

再说杜公的戏剧人生。他称他当年的女友为玉，玉在苦等8年之后成家了。当年的小杜带着同玉的结婚照入狱，这张照片一到监狱里，就被派来搜身的犯人搜走。这对杜良骥精神上是一个沉重的打击。10多年之后，那个老犯人出狱了，小杜成了老杜也出狱了，那个老犯人居然把这张照片送还他了。老杜跟我说，他不知道老犯人的用意，他为什么要保存这张照片。2003年，这张照片出现在《楚天都市报》的“触摸老照片”栏目上，有简要的文字说明，道出了老杜的这段往事。我问杜公，玉看到了吗？杜公说看到了。我再问，玉会不会反感？杜公答，没有啊。玉很同情他，很怀念过去，但只有一声叹息。

2003年冬季，杜良骥交给我一篇手稿，让我随便帮他怎么处理都行。这就是刊登在《武汉文史资料》2004年第一期的一篇文章，标题是《1957年“海鸥剧社案”内幕》。原稿涉及当时一些健在的人士，我完全可以找个理由推辞回避，但觉得如果这样想，那我还是一个襟怀坦白的共产党人吗，我还是一个有历史责任感的作家吗？我帮他把文章输入电脑，同时做文字编辑工作，把所有繁体字改成简体字，加入几个小标题，忙乎了一个星期，得到他的认可。经与编辑部徐双明先生联系，他非常痛快地说，明年第一期已经编好，我撤下一篇稿来，马止刊载出来。星期天我到邮局发特快专递，寄出打印稿和软盘，星期一就到了徐双明手上，不久杂志就出来了。

有几百元稿酬，杜公要分我一半，被我拒绝了。当时我说了一句连我自己都大为惊讶的话——

我说：你受了那么多苦。

（我怎么能要这个钱呢！）

他说：那也不是因为你。

（那时候我的顶头上司并不是你呀！）

我说：我是中国共产党党员，我以我党一员的名义，向你谢罪。

每当我同人谈起杜良骥，谈起我们这段对话，我都会眼泪汪汪的。

两年后的2006年6月20日，杜良骥同志谢世了。我在他的灵柩前想到，好人一个的戏剧人生终结了，如果不是命运对他不公，他的名字会在名编剧或名导演之列。好在有他的文章发表出来，海鸥剧社真相已经大白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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