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丹

摘要：共产国际从1936年提出“三五草案”直至发出给中共中央的“八一五”指示电，最终确立了“联蒋抗日”方针。在这一方针的指导下，中共提出了“逼蒋抗日”方针，并促成了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此后，国共两党开始展开谈判，促成了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

关键词：共产国际；中共；逼蒋抗日

中图分类号：D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0475（2015）10-0006-03

1935年底至1936年初，随着国际形势和中国国内形势的进一步变化，共产国际逐渐认识到这样一个问题：以蒋介石为首的南京政府，掌握着国内的主要军事力量和资源，如果不与其求团结并达成联盟，中共将很难完成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任务。基于此种认识，共产国际开始调整对南京政府和蒋介石的策略，并逐步提出了“联蒋抗日”方针。在共产国际策略转变的影响下，中共则明确提出了“逼蒋抗日”方针。本文拟对这一时期共产国际是如何影响中共提出“逼蒋抗日”方针及中共对这些来自国际的方针政策的执行情况及其后果作以一论述。

一、共产国际“联蒋抗日”方针的提出

自1935年以来，随着日本不断制造事端，加紧对中国的侵略，引起中苏两国的严重不安，在此情况下，出于各自国家利益的考虑，从1935年7月至1936年1月中苏两国间就中日战争一旦爆发，苏联向中国提供援助并签订相应的中苏协定的可能性问题展开了谈判。这表明，苏联是支持南京政府参加抗日的。在谈判期间，苏联还表示希望国共两党和解共同抗日，而蒋介石更是希望能在苏联的帮助下政治解决共产党问题。苏联政府与蒋介石的这一态度对共产国际与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以下简称中共代表团）在如何看待蒋介石南京政府的问题上产生了重大影响。

基于上述原因，在共产国际七大召开之后，共产国际与中共代表团就已经开始通过各种公开的文件和发表在报刊上的文章来试探“联蒋抗日”的可能性了。但是由于南京政府在1936年初用武力镇压学生运动以及调动中央军入晋阻拦红军东征的一系列行径，导致共产国际机关刊物在2月至4月间，既有能否把蒋介石纳入统一战线的论题又有对他“卖国”行径的尖锐指责。

制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新的步骤是在1936年3月5日由米夫、王明等人共同起草的《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处关于中国的形势和中共的任务的指示文件草案》（简称“三五草案”）中提出来的。《草案》第一次不再重复以前把争取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斗争同扩大苏维埃的任务等结合起来的经典论点，而是认为：在日本帝国主义拿中国的命运作赌注的情况下，“必须把所有表明愿意进行反对日本帝国主义斗争的人，吸引到人民统一战线中来，甚至包括那些暂时的、动摇的或不可靠的同盟者，而不管他的政治信仰、阶级和党派属性、宗教信仰等等”。[1]（P.158）

《草案》在指出反帝行动的分散是国内解放运动的主要弱点时，提出了集中领导运动的解决办法，认为“中国共产党应该带头，并且无论面临任何困难也不停顿地开始同所有政党、所有群众组织、中国和华侨界的所有团体和一些政治和军事人士就组织联合行动和对抗日斗争的集中领导问题进行谈判。”[1] （P.160）同时，在指出中国解放运动的另一个弱点即中国军阀为数甚多的军队被用来反对人民的利益，参与镇压民族解放运动时，建议共产党应该改进在中国军阀军队中的工作，“要在停止内讧和武装抵抗日本占领者的口号下，不仅把士兵群众，而且也把指挥人员争取到人民统一战线中来，”“要避免军队过早发生的分裂和骚动，要竭尽全力加强军队中的革命影响”。[1] （P.160）

相比于之前共产国际排斥国民党集团的态度，《三五草案》鲜明地表现出共产国际指导中国革命策略思想的重大转变，标志着国民党集团中的一些人士开始成为统一战线所要争取的合作对象。

季米特洛夫在共产国际执委会讨论该《草案》后，鉴于这个文件特别重要，于1936年4月14日将这个文件呈送给斯大林，征求他的意见。

就在《草案》送给斯大林之前的3月23日，王明在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会议上发言，对于《草案》中有关建立统一战线和如何对待国民党的策略的新观点再次做了补充说明。他认为，在蒋介石反对统一战线，而国民党内出现一些派别，或多或少地公开维护我们的政策时，“国民党和国民党军队的分裂是可能的，是能够把他们争取到我们方面来的，”[1] （P.180）而这种分裂对中共是有利的，但即使在这种情况下也不排除同国民党政府和军队建立统一战线的可能性。在会议进行过程中，由于季米特洛夫得到了蒋介石开始同中共接触和谈判的通报，遂向中共代表团提出，应设法使蒋介石参加到统一战线中来。而这一建议也被与会者所认可。

但是此时的共产国际虽然对“联蒋抗日”表现出了兴趣，却没有从根本上改变“抗日反蒋”的策略。共产国际一方面支持中共代表团与“反蒋”的19路军代表陈铭枢进行谈判，另一方面中共代表团在各种报刊上发表的文章中依旧表现出了“抗日反蒋”的立场。不仅如此，4月16日，王明和康生还起草了一份给共产国际的“抗日反蒋”的计划即《近期中国建立抗日统一战线的资料和计划》。报告拟定了中共的近期计划：（1）把党的精力集中在争取张学良在甘肃和陕西的12到15万军队上，以便在中国西北省份建立抗日同盟。（2）党要在红军同桂军、粤军和川军建立统一战线方面开展活动，以便共同同蒋介石作斗争。（3）成立一个共同的政治组织，也就是以集体或个人资格参加的所有抗日政党和团体的同盟。[1] （P.194-195）为了实施上述计划，共产国际和中共代表团从莫斯科先后派出了王炳南和潘汉年分别去与杨虎城和两广集团的首领联系。

可见，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此时的共产国际和中共代表团开始实行一种不同于以往的分化国民党的计划：不仅利用地区集团及其首领们的爱国主义情绪，而且还利用它们的反蒋和分裂主义情绪，从而推动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

1936年6月底，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的电讯联络恢复后，随即向共产国际通报了红军各兵团的情况，并征询共产国际对中共建立西北国防政府计划的意见。为获取红军和东北军的生存条件，中共要求共产国际每月提供300万美元的援助。

鉴于问题的迫切性和重要性，季米特洛夫将中共中央的电报转交给了斯大林，并请他就以下问题作出指示：（1）关于中共和中国红军在西北的政治军事计划，以及与此相关的建立抗日人民统一战线问题的政治方针；（2）关于向中国红军提供物质援助。

这样，到6月底，斯大林同时面对两个计划：一个是共产国际和中共代表团在《近期中国建立抗日统一战线的资料和计划》中提出的分裂国民党的计划，另一个则是中共提出的建立中国西北国防政府的计划。

应该说，这两个计划都蕴含着巨大的风险，不仅需要投入巨额经费，而且计划容易引起中国的分裂。特别是中共的计划，会导致苏联陷入南京政府与西北国防政府的对抗之中，从而丧失中苏联合抗日的前景。

在目前所见的文献中，还没有找到斯大林对这两个计划的答复。但是，从共产国际在7月份召开的一系列研究中国问题的会议和发布的文件，以及从季米特洛夫在这些会议上的发言中，可以认为，斯大林对上述两个计划都不满意。

可能是基于斯大林的此种态度，7月23日，共产国际召开会议，讨论中共的统战策略问题。季米特洛夫在会议的发言中对中共的“抗日反蒋”方针进行了批评，认为中共过去对国民党蒋介石的政治方针是错误的，但是亡羊补牢还为时未晚，虽然“蒋介石本人不想建立统一战线，害怕统一战线，但是必须在中国创造这样的局面，在蒋介石的军队中，在国民党中造成这样的运动，使蒋介石不得不同意建立这样的抗日统一战线，使蒋介石及南京军队的其他总司令们进一步同意建立共同的抗日统一战线。”[1] （P.232）这次会议表明，共产国际在苏联的影响下明确了“联蒋抗日”的方针，从而放弃了以往的“抗日反蒋”策略。

二、共产国际与中共“逼蒋抗日”方针的逐步形成和实施

共产国际对于中共统战策略的这种修订，由于与中共中央联系的中断而一直不能及时传达。尽管如此，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仍然能够根据国内形势的发展变化，在瓦窑堡会议所确定的“抗日反蒋”方针的基础上不断调整。

1936年上半年，为争取与一些地方实力派建立统一战线，中共中央做了大量的工作。也是在这个过程中，中共中央了解到：地方实力派中的大部分人并不赞同中共的“抗日反蒋”方针，再加上此时抗日问题已经成为了全民性的政治诉求，促使中共中央意识到目前的中心口号应该是停止内战。

基于此种认识，中共中央于4月25日和5月5日，接连发表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为创立全国各党各派的抗日人民阵线宣言》以及《停战议和一致抗日通电》，第一次不再公开谴责蒋介石，并指出，“国难当前，双方决战，不论胜负属谁，都是中国国防力量的损失，而为日本帝国主义所称快”，因此，中共愿意和南京政府“实行停战议和，以达到停战抗日的目的”。[2]（P.459）宣言和通电的发表，标志着中共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开始有了争取南京政府和蒋介石的新内容。

6月20日，中共中央在《致国民党二中全会书》中，更是声明，“只要你们立即停止进攻红军和苏区，立即动员全国对日抗战，并实现民主自由与制裁汉奸，我们和红军不仅不妨害你们抗日，而且用一切力量援助你们，并愿和你们密切合作。”[2] （P.462）

这一系列举动似乎说明，从1936年4月底以后，中共开始把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范围由国民党地方实力派扩大到国民党中央政府。但是，中共这时既没有把争取蒋介石国民党作为上层统战工作的重点，也没有把“抗日反蒋”的政策完全转变为“逼蒋抗日”。上述文件的出台，只不过是中共的一种策略手段，目的在于用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口号来争取广大人民与蒋介石的军队。直到共产国际8月15日电报（简称“八·一五指示电”）的到来才最终促使中共改变了现有政策。

共产国际电报详细阐述了对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和有关的方针政策，指出：“把蒋介石和日本侵略者等量齐观是不对的。这个方针在政治上是错误的，因为中国人民的主要敌人是日本帝国主义，在现阶段一切都应该服从同日本帝国主义的斗争，”为了有效抗日，“还必须有蒋介石军队或者其绝大部分参加”。[1] （P.243）因此，必须采取红军与蒋介石军队停战并与后者达成协议的方针。电报还提出了与蒋介石国民党就停止内战进行谈判的四项要求。

对于共产国际指示电的建议，中共中央较为迅速的接受了。8月25日中共发出了《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电文一方面继续批评国民党“攘外必先安内”的错误政策，另一方面对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宣言及蒋介石的报告中所表现出来的若干进步表示肯定与欢迎，表示愿意与国民党“结成一个坚固的革命的统一战线如象一九二五至二七年第一次中国大革命时两党结成反对民族压迫与封建压迫的伟大的统一战线一样”；电文指出“只有国共的重新合作，以及同全国各党各派各界的总合作才能真正的救亡图存”，共同“去反对全民族的最大敌人——日本帝国主义”；电文还提出中共赞助“建立全中国统一的民主共和国”和“由普选权选出来的国会”，并郑重宣布，“在全中国统一的民主共和国建立之时，苏维埃区域即可成为全中国统一的民主共和国的一个组成部分，苏区人民的代表将参加全中国的国会，并在苏区实行与全中国一样的民主制度”。[3] （P.77-78）

在这个电文中，中共公开阐明了关于建立第二次国共合作的主张，表明中共开始放弃原来建立西北国防政府和实现西北大联合的设想，是中共对国民党政策转变的重要标志。

但是需要说明的是，中共在贯彻共产国际指示的同时，对“联将抗日”实际上是颇有怀疑的，因为此时的蒋介石并没有停止对红军的进攻，所以中共认为只有通过各种手段不断地逼迫蒋介石，才能推动其与中共联合抗日，“逼蒋”的最终目的是为了“联蒋”。

而“逼蒋抗日”策略的明确提出是在9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的《中央关于逼蒋抗日问题的指示》中，《指示》指出，“目前中国的主要敌人，是日帝，所以把日帝与蒋介石同等看待是错误的，‘抗日反蒋的口号，也是不适当的”，“在日帝继续进攻，全国民族革命运动继续发展的条件之下蒋军全部或其大部有参加抗日的可能。我们的总方针，应是逼蒋抗日”。[3] （P.89）基于此种判断，《指示》认为目前的中心口号是“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但是，在逼蒋抗日的总方针下，《指示》并没有放弃同各派反蒋军阀进行抗日的联合，认为，“我们愈能组织南京以外各派军阀走向抗日，我们愈能实现这一方针。”[3] （P.90）

上述《指示》与共产国际指示的区别就在于中共固然主张国民党政府应参加并领导抗日，但在政治上仍应对其保持一种进攻的态势，用以逼迫国民党政府放弃一党专政，接受中共提出的关于实行普选制、选举国会等政治主张。很明显，要达到“联将抗日”的目的，在双方力量相差悬殊的情况下，仅仅靠政治上的劝说和呼吁是不可能做到的，提出“逼蒋抗日”的方针，这对中共来说是唯一可能的选择。所以，在从“抗日反蒋”转向“逼蒋抗日”策略的过程中，中共并不是盲目吸收贯彻共产国际的指示，而是对其作出了重要调整，体现出了相当大的自主性。

“逼蒋抗日”方针确定后，为了推动国民党和蒋介石政策的重大转变，达到“联蒋抗日”的目的，一方面，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分别致书胡宗南、李宗仁、蔡元培等国民党军政要员、地方实力派和民主爱国人士，呼吁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另一方面，中共开始加紧实施打通国际路线的计划，力争取得共产国际和苏联在经济和军事上的直接援助，试图以此加强西北大联合的力量，制衡蒋介石并推动其走上抗日的轨道，然而随着10月红军宁夏战役作战的失利，此计划遂告失败。

毛泽东、周恩来等人的呼吁没能起到多大效果，打通国际路线的计划又惨遭失败，中共“逼蒋抗日”策略的实践几乎没有取得成功。而就在中共进退两难的情况下，12月12日，张学良和杨虎城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以“兵谏”形式扣押了蒋介石。事变发生后，中共在参考苏联和共产国际的意见后，积极促成了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而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虽然没有达到中共中央原先“除蒋”和“以西安为中心来领导全国，控制南京”的设想，但在逻辑上却是符合中共“逼蒋抗日”策略的。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中共的统战政策自然也就进入到了“联蒋抗日”阶段。此后，随着国际国内形势的不断发展，国共两党开始展开谈判，在相互妥协的基础上最终形成了国共两党合作抗日的局面。

综上，应该说共产国际在推动中共从“抗日反蒋”转向“逼蒋抗日”问题上是发挥了重要作用的，而中共在转向“逼蒋抗日”的过程中，一方面积极参考了共产国际的指导意见，另一方面，又不是盲目照抄照搬国际指示，而是在不断总结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根据国际国内局势的发展变化，创造性地发展和运用了统一战线策略。

参考文献：

[1]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共产国际、联共 （布）与中国苏维埃运动（1931——1937）（第十五 卷）[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

[2]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共产国际、联共 （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1931——1937）（第 十七卷）[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

[3]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一册）[M]. 北 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

[责任编辑：褚永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