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得义 王树平

[摘 要]魏晋南北朝僧人在进行日常的佛事活动外，他们还用自己优秀的文学才能和独特的宗教情感体验，创作了不少题材广泛、内容丰富的诗篇，其中有不少优秀之作，与当时知名文士作品相比也不遑多让。这些诗歌，或反映出儒、释、道三教融合的特征和深厚的文化底蕴，或以情语入诗，具有浓郁的民间色彩，都是留给我们的宝贵的文化遗产。

[关键词]东晋南北朝；僧人；诗歌；儒释；文化底蕴；民间色彩

魏晋南北朝是佛教自印度传入中国后逐渐普及、发展壮大的重要阶段。这一时期，随着梵文佛经的大量传入和翻译，中国本土也涌现出了大批的知名僧人，他们或译经求法，或建寺修塔，或劝化百姓，或诱导帝王，于佛教在中华大地的生根发芽、遍地开花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其中，也有一部分僧人，除了进行日常的佛事活动外，还发挥、利用自己的文学才能和独特的宗教情感体验进行诗歌创作，他们写了不少内容各异、题材广泛的诗篇，其中不乏优秀之作。

虽然佛陀在制定戒律时曾禁止僧人学习歌舞伎乐、文章、占卜、咒术等“白衣”所做之事，东晋名僧释慧远也曾阻止其弟子僧彻触物吟咏（《高僧传》卷七）。但实际上，诗歌是古代中国文学中占主导地位的文学样式，有文学才能的人往往会在诗歌中逞才使气；并且随着《维摩诘经》及《华严经》等大乘经典在中国的多次翻译和流行，其中所反映出来的大乘菩萨可以用音声诗文等施作佛事的思想，在当时的僧俗中已深入人心。文词、歌舞等皆可成为僧人教化行道的工具，这样那些有文学才能的僧人，便能够为自己的诗歌创作找到经典依据，再无怕犯戒的后顾之忧。[1]所以，在古代中国僧人创作诗歌也就成为一个比较普遍的现象。后人将这些写作诗歌的僧人称之为“诗僧”。

据学者研究，“诗僧”这一名词最早见于唐释皎然《酬别襄阳诗僧少微》这一诗题中，然而诗僧的产生事实上肇源于六朝时期，唐人即持这种观念。如唐释皎然《答权从事德舆书》盛称释灵澈“具文章，挺瑰奇，自齐梁以来诗僧未见其偶”，即以齐梁诗僧来衬托灵澈——这表明唐人认为至少从南朝起就已经产生诗僧。今据文献考察，晋代支遁、慧远等名僧都创作了不少诗歌作品，故而僧人创作诗歌其实早在晋代就已经出现了。

据统计，现有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四十多位诗僧创作的近百余篇诗歌在世流传。这些诗歌数量庞大，内容丰富，还具有鲜明的风貌和特色。

一、题材广泛，内容丰富

诗僧，首先以僧人的身份面世，从事日常的各种佛事活动是僧侣必修的功课，所以他们的诗歌有很多都反映了这种生活。四月八日是佛祖释迦牟尼的生日，这一天汉传佛教寺院要举行盛大的浴佛活动。晋释支遁《四月八日赞佛诗》云：“菩萨彩灵和，眇然因化生。四王应期来，矫掌承玉形。飞天鼓弱罗，腾擢散芝英。”描写了佛事活动场面盛大，道场庄严，感得善神降临。又每年的正、五、九三月，是佛教的三长斋月，僧人要持每日不过中食之戒。“令月照清斋，德泽润无疆。四部钦嘉期，洁己升灵堂。”这是支遁笔下僧侣五月持长斋时的情景。通过这样的修行，断除自己的罪恶，培养自己的佛性。

南北朝时期，崇佛的王公大臣喜欢领受菩萨戒，梁释惠令《和受戒》诗：“是日何为盛？奉戒证皇储。愿陪升自在，神通任卷舒。”便忠实地记录了一次皇储受戒的情景。另外，僧人在自己修行的同时，还负有劝化众生向善的责任，故而他们会教导在家信徒于每月初八日、十四日、十五日、二十三日、二十九日、三十日持八关斋，诗歌中也有所反映：“穆穆升堂贤，皎皎清心修。窈窕八关客，无犍自绸缪。寂寞五习真， 砺心柔。”（支遁《八关斋诗》）修八关斋时，也要“三悔启前朝，双忏暨中夕”，忏悔也是斋会时的重要内容之一。

佛教有四圣谛、八正道、十二因缘、三世轮回等一整套的理论体系，其中有些内容深奥难懂，为常人所难理解。因此，僧人在向大众传播佛教思想的时候，就有必要采取一些通俗易懂的方式。诗僧们把佛教义理与下层百姓中流行的“百岁诗”和生、老、病、死等观念相结合，创作了大批以宣扬佛教义理为主要内容的佛理诗。如北周著名僧人释亡名创作了《五苦诗》，依次解说人生生、老、病、死、爱别离等苦难，劝导世人舍弃世俗感情，归心佛门，寻求解脱。敦煌遗书中保存有北周卫元嵩的《十二因缘六字歌词》，同样是用深入浅出的形象化说理，来表达深奥的佛教“十二因缘”的道理。诗歌序言中云“余忽逢恶世，遭值魔军，寇敌甚强，遂即没阵，落在三界，沉溺苦海……忽法王符下，追唤征伐四大、五荫、六根大贼。余即骑大精进马，腰带利智剑刀，脚踏平等地，手把禅定弓，放大智慧箭，射破身中三十六贼，摧碎如微尘。”用大量的比拟手法，把自己修行体验讲述成为一场自己征讨魔军的战事，以一种寓言化的方式把佛教的抽象观念化为人们可以感知的具体形象。另外，隋代释智命《临终诗》“幻生还幻灭，大幻莫过身。安心自有处，求人无有人。”表达了诸法无常、万象皆空的佛理，而梁释智恺、隋释灵裕临终前所作的诗歌还表现出一丝对人世的留恋，脱离了佛教高僧以往给人不食人间烟火的印象，显得富有人情味。

六朝时期，僧人多喜欢在深山中修行。居住环境风光优美，景色奇绝，容易触发僧人摹山画水的情思。陈释惠标创作过一组山水诗，其中一首云：“灵山蕴丽名，秀出写蓬瀛。香炉带烟上，紫盖入霞生。雾卷莲峰出，岩开石镜明。定知丘壑里，并伫白云情。”诗中歌咏了天下名山——庐山，作者采用类似于电影蒙太奇的手法突出庐山四大景点——香炉峰、紫霄峰、莲花峰、石镜峰的奇景佳趣。庐山之中的一山一石、一丘一壑，无不蕴含着超尘脱俗的高逸情趣，足以使人忘却世情，流连不已。诗歌从赞美庐山灵异入手，以抒发寄情山水的胸臆作结，含蓄地点出隐居庐山无异于身处蓬莱仙境的意思。诗歌读来韵味悠长，颇值得吟咏赏玩。“长川落日照，深浦漾清风。弱柳垂江翠，新莲夹岸红。”在这样一个夹岸柳绿花红的河流中乘船而下，欣赏着两岸的美景，不觉间发现船行走了很远，低头观看水面，清澈的流水映照着西下的残阳，波光粼粼。这时候诗人不禁突发异想：“愿逐琴高戏，乘鱼入浪中。”要是仙人琴高出现，自己就跟他去乘着赤鲤在水中尽情嬉戏！

二、儒释互动，以诗会友

陈寅恪先生说过，“溯自两晋佛教隆盛之后，士大夫与佛教之关系约有三事：一为玄理之契合，一为文字之因缘，一为死生之恐惧。”[2]魏晋南北朝时期僧人跟当时著名的文士的交往则主要体现在“文字之因缘”方面。

庐山慧远，东晋著名的义学高僧。在他的周围，聚集了一批当时知名的文士，如彭城刘遗民、雁门周续之、豫章雷次宗、南阳宗炳、清河张野等人。他们曾与慧远一起晋安帝元兴元年（公元402）在“无量寿佛像前建斋立誓，共期西方”。（《高僧传·慧远传》）而在此之前的隆安四年（400）仲春，慧远“因咏山水，遂杖锡而游。于时交徒同趣三十余人，咸拂衣晨征。”他们“乘危履石”，“历险穷崖”，最终到达庐山石门，仰观俯察，饱览美景。于是大家纷纷即兴赋诗，咏物抒怀。可惜的是，这些诗歌几乎散失殆尽，只留给我们一首五言十四句的《游石门诗》，诗云“忽闻石门游，奇唱发幽情……驰步乘长岩，不觉质有轻。矫首登灵阙，眇若凌太清。”至于当时游览的盛况，我们只有借助诗歌前面的长序来推想。鄙意以为，这次由释慧远发起的盛大的游玩兼文学集会可以和王羲之永和九年（353）的兰亭集会相媲美。

汤惠休，刘宋时期的僧人，以文学而知名。与“元嘉三大家”之一的鲍照交往甚密。二人之间有诗歌赠答酬唱，《鲍照集》中今存两首写给惠休的诗歌。惠休有《赠鲍侍郎》：“玳枝兮金英，绿叶兮紫茎。不入君玉杯，低彩还自荣。想君不相艳，酒上视尘生。当令芳意重，无使盛年倾。”释惠休、鲍照二人儒、释融洽相处的关系，给后代的文士和僧人尤其是有文名的僧人之间的交往，起到了模范的作用。如柳宗元《闻彻上人亡寄杨丈侍郎》中云：“东越高僧还姓汤，几时琼佩触鸣 。空花一散不知处，谁采金英与侍郎。”刘禹锡《送僧仲 东游兼寄呈灵澈上人》诗中亦言：“凭将杂拟三十首，寄予江南汤慧休。”柳宗元、刘禹锡均将唐代灵彻上人比作汤慧休，可见惠休对后世影响之大。

中国传统文化固有推崇赋诗言志的习惯，“登高能赋，可以为大夫”的文化氛围中，诗歌创作的好坏一直是衡量一个文人才能的重要标准。而这些僧人们，在出家前大多接受过儒家教育，他们又与当时的知名文士有着密切往还，所以也不可避免地受到儒家文化的影响。晋释康僧渊就认为：“夫诗者，志之所之，意迹之所寄也，志妙玄解，神无不畅。复未能冥达玄通者，恶得不有仰钻之咏哉！”[6]他对于诗歌的认识，就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这虽然是康僧渊一人的看法，但却也反映了大多数僧人的心声。当他们与文士交往的时候，诗歌便成了一种维系他们关系的纽带。

三、化用典故，深厚的文化底蕴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僧人，不仅精通佛教典籍，还广泛涉猎教外之书。陈释惠标写过一首《咏山诗》：“蛾眉信重险，天目本仙居。金华抱丹灶，玉笥蕴神书。幽人披薜荔，怨妾采蘼芜。紫 无暮雨，何时送故夫。”诗人选择我国四大名山——峨眉山、天目山、金华山、玉笥山作为代表，来说明我国名山的山势险峻，景色秀美。诗歌后面笔锋一转，开始讲述中国历史上产生的与名山有关的文化典故，“幽人披薜荔”典出《楚辞·九歌·山鬼》：“若有人兮山之阿，披薜荔兮带女罗”；“怨妾采蘼芜”出自汉乐府古诗《上山采蘼芜》：“上山采蘼芜，下山逢故夫”；“暮雨”，典出宋玉《高唐赋》中神女所言：“妾在巫山之阳，高丘之阻，旦为朝云，暮为行雨。朝朝暮暮，阳台之下。”这四句诗歌化用《楚辞》、汉乐府诗歌和宋玉《高唐赋》，诗人如果不具备深厚的文学素养，很难将这几个典故入诗，而且应用自如，独特清新。惠标涉猎广泛，并从中积极吸取营养，当得上史籍中所谓的“涉猎有才思”。

释惠标是一个比较突出的例子。其实，魏晋南北朝僧人的诗歌中不乏这样的作品。比如宋释汤惠休《怨诗行》，模仿曹子建《七哀诗》之痕迹非常明显。惠休诗作直接沿用子建诗歌成句“明月照高楼”开头，最后四句“愿作张女引，流悲绕君堂。君堂严且秘， 调徒飞扬”又化用曹诗结尾“愿为西南风。长逝入君怀。君怀良不开，贱妾当何依”的意思，只是变化了一下所用的意象。由此可以推知，惠休对于当时著名文人诗歌作品，还是下了很大功夫进行了深入的研究。

五、结语

从诗歌外在形式来看，现存魏晋南北朝僧人创作的诗歌中，五言诗占据大部，其次为七言诗，另有三四首杂言诗。五言诗中，又以五言四句、五言八句为主，诗句之间对仗比较工整，又注重声律的配合，符合古代诗歌从古体诗向近体诗转变的脉络。

魏晋南北朝僧人及其创作的诗歌，在当时和后世影响较大，如晋释支遁、慧远、宋汤惠休、齐释宝月及北周释亡名等人的诗作，在后代的影响很是深远。释支遁、慧远以义学知名，汤惠休以才气著称，故而后世屡屡有人用支遁、慧远来夸赞当时义学僧，用惠休来指称有才气的僧人。比如杜甫《留 公安大易沙门》：“隐居欲就庐山远，丽藻初逢休上人。”李嘉佑《同皇甫冉赴官留 灵一上人》：“法许庐山远，诗传休上人。”释宝月的《估客乐》二曲，在唐代民间深受欢迎。20世纪80年代，湖南长沙窑出土的一件瓷器上有题诗曰：“有僧长寄书，无信长相忆。莫作瓶落井，一去无消息。”这就是将宝月《估客乐》的诗作稍加改变的结果。释亡名的《五苦诗》、《五盛阴诗》，被后人加以改编，以王梵志诗歌的名义在敦煌遗书中多次出现。

总之，魏晋南北朝僧人是当时社会文学创作群体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他们以自己的努力和才情，创作了不少动人的诗篇，留给了后人宝贵的文学遗产和精神财富。历经时光的磨砺，他们的诗歌越发显示出其独特的光芒。

注释：

[1]包得义、何剑平《南朝诗僧与乐府民歌创作》，《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6期，第136页。

[2]汤用彤《隋唐佛教史稿》，中华书局，1982年，第19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