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_秋风

从读经热走向读经建制化

文_秋风

编者按：

近日来，一场有关读经的争论席卷全国，至今余波未平。大众的焦点集中在两个层面：其一是“读什么经”、“怎么读经”，这涉及什么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经典以及以何种教育方式和教育手段来让孩子阅读经典等问题；其二是“要不要读经”，其背后所指涉的实质是一个困扰中国知识分子一百多年的所谓“现代性”命题。对此话题，本刊做了持续关注。这场论争注定没有结论，但更重要的，我们该如何总结它？争论的最终目的是反思：现有的读经教育、传统文化教育有何弊端？在未来，我们应该如何对待传统文化，如何开展教育？

十年前，蒋庆先生推动儿童读经，引发批评。我起而撰文为儿童读经辩护。今天，读经再度引起争议，我决意为读经再做一辩护。

废止读经，吾道中绝

读经热中所读之经主体是五经。五经是什么？孔子删述六经，因乐经散失，自汉代以来，人多言五经。自觉的中国文明起步于尧、舜、禹时代，历经夏、商、周三代，礼乐文明达到巅峰。到孔子时代，礼乐开始崩坏，“斯文”将丧。然而，天不欲中国丧此斯文，而生孔子。孔子以一介布衣，起而收集三代礼乐，删述而成诗、书、礼、乐，晚年作易传、春秋，以成六经，并以之传授弟子。此一事业，是孔子对中国文明做出的最大贡献。因为孔子，中国古典文明被详尽记录成“文”。

在此需要特别说明，六经为中国之经。孔子虽为儒家创始人，然而，孔子创立儒家，在逻辑上实晚于删述六经。儒家固为诸子之一，然而六经却非儒家一家所能垄断。六经所记者乃孔子之前历代圣王之言、行、事、制，从中可见中国之道。因为孔子删述六经，故中国之道可道、可传、可学。就这一点而言，人类各大文明中，没有比中国人更幸运的了。中国人阅读经书，三四千年前的中国人之生活历历在目。

六经为中国之经，诸子百家皆立足于六经言说。此后，经学也始终是知识体系之首。孔子开创中国教育，同样以六经为传授内容。汉代以来，历代政府兴办学校，皆以五经为教育根本。元代开始以“四书”取士，同时不废五经，而四书本出自五经，系因应平民化时代需求而建立的新经书系统。正是这样的经学教育体系养成了一代又一代士君子。这些士君子心智开明，具有一定道德自觉，能够自我约束，故足以担负社会领导责任。中国文明就是士君子群体引领、塑造的。

民国建立之后，激进主义突起，表现最为积极的就是第一任教育部长蔡元培。蔡氏担任部长不久，即强令全国废止祀孔读经。蔡氏的理由是“忠君与共和政体不合，尊孔与信教自由相违”。义正词严，而见识短浅，既不明于五经之大义，也不清楚欧美文化、政治间的复杂关系：所有现代国家稳定秩序之建立，皆不能无教。蔡氏此举实为标准的文化专制：基于一己之私见，滥用权力，随意中止一个悠久而富有成效的教育传统。此一轻率、粗暴决定之文化与政治后果极为严重：中国之道因此中绝。中国人的做人之道也即君子养成之道，中国社会治理之道，皆在四书五经之中。废止读经，中国人也就不知做人之道，遗忘治理之道。其结果，人趋向野蛮化，而社会秩序趋向解体。中国由此通往混乱与强制之交替循环，蔡氏实为中国文化之大罪人。

实际上，二十年代末、尤其是三十年代，整个社会已意识到蔡氏决定之严重后果，而有一次强劲的反弹，蒋中正下令恢复祀孔。但教育界已形成强大既得利益集团，读经难以进入教育体系。一直到1971年，在特殊政治环境下，蒋中正推动读经进入学校：台湾高中国文课程选录四书章句，编为《中国文化基本教材》，让学生有机会研读儒家义理，并学以致用。

而在大陆，首先，文革之初掀起“破四旧”狂潮，中国文化遭到史无前例的大破坏；文革之乱方歇，1974年又有“批林批孔运动”，孔子被刻意抹黑。这两场反中国文化的政治狂潮，对数代中国人产生巨大影响。今日大陆教育界中坚，均成长于如此特殊的文化政治环境中——各个领域的精英均如此，他们张嘴就是“孔老二”，提及孔子马上联想到等级制之类虚妄图像。在他们主导下，文革虽在政治上结束，在文化上却始终没有结束。中国文化的自发复苏经常遭到这些掌握资源、权力的精英之打压，对传统文化进入教育体系，整个教育体系经常采取强烈抵制态度。

民间读经，居功至伟

但是，中国文化具有强韧的生命力，只要压制它的权力稍有松动，它就自发地复苏。

早在七十年代后期，随着权力压制松动，中国文化就在民间复归了，它表现为乡村民众自发回归传统生活方式，到八十年代，南方流行祠堂之重建，族谱之重修，庙宇之恢复等。而对此，几乎所有精英，文化精英、教育精英、政治精英，基本上采取鄙视、反对和打压态度。

差不多在八十年代中期，港台学术回流内地，尤其是新儒学。对此，当时的学界同样采取鄙视、抨击态度，文化激进主义甚嚣尘上。但终究，有一些学者逐渐从激进主义迷思中清醒过来，著名的转向者包括最近刚刚去世的汤一介先生，就是在这些学者的推动下，有了“国学热”。当然，“国学热”最大的推动力量仍来自普通民众。意识形态曾提供了价值的替代品，它溃散之后，生命如何安顿？民众很自然地回到国学。国学的范围极为广泛，举凡中国文化的一切元素，皆为国学。而这一起自民间的概念，最终推动国学学术建制在大学之成立。

秋风：本名姚中秋，学者，现代新儒学代表人物。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教授，弘道书院山长。著有《华夏治理秩序史》《重新发现儒家》《国史纲目》《儒家宪政主义传统》等。

正是“国学热”的文化环境带来了“读经热”。尤其是来自台湾的王财贵先生创造的读经模式，在大陆获得成功。今日大陆读经班多遵循王先生的模式。而且，这种模式始创于台湾，传布于世界各地。除此之外，大陆还有其他读经模式。据我所见，四海孔子书院模式就大大不同于王财贵模式，曲阜国学院也有自己的模式。总之，大家虽共同主张读经，但模式可谓五花八门——这正是读经热的生机所在。就此而言，围绕着读经热的诸多争论，实为庸人自扰。读经热本来就是完全民间的，无人能一统江湖。在不同于古代的现代社会中如何读经，对此无人能确凿无疑地提出十全十美的方案，八仙过海，各显其能，正好有助于寻找较好的模式。

今日若干批评者背后的潜台词是，根本就不应读经，因为它“离经叛道”：离现代之经，叛现代教育之道。这些批评者受制于二十世纪中后期反传统文化、政治运动的影响，近乎本能地认为，经本身根本就是过时的，读经的做法也有悖于现代教育原理。对此，我不准备做实质性论辩，只想指出一点：如果所谓的现代价值根本不容许四书五经存在，如果所谓的现代教育原理只准传授所谓的现代知识，那么，这样的现代之经、现代教育之道，就是标准的文化专制。

One day, two friends were walking through the desert. During some point of the journey they had an argument, and one friend 1)slapped the other one in the face.

不过，种种迹象表明，正规教育体制正在酝酿一种根本调整，我称之“教育之更化”。民众自发促成之“国学热”、“读经热”对此次更化，起到了极大推动作用。中国三十多年来的改革，无一不是民众首先在体制外创新，而后政府予以承认，原来在法外的制度创新获得合法性。教育领域同样如此。

任何人，不信教也罢，信某种宗教也罢，都可诵读。中国之经是最普适之经，最有资格成为人类普遍可诵之经，尽管，中国人从来不会强求如此，《礼记》教诲“礼有来学，义无往教”。但是，只要中国人认真读经，中国之经就必定为越来越多的天下人接受、认可。

经典研读当建制化

经由民间读经之试验，今日中国教育体系已有条件更化，方向十分明确：再中国化，其实现形态是读经建制化，在公立学校体制中完整建立全覆盖的中国经典教育体系。

从蔡元培开始，现代中国教育就走上歧途，仅关注技术性知识之传授，而丢失了中国教育之伟大传统：人文化成，养成君子。此一教育体系批量输出到社会之国人，普遍地有知识而无文化，有技能而无礼仪，有理想而无人格。这样的教育完全专注于貌似中立的科学知识之传授，而忘记了教育之重大功能：传承文化。中国渐成文化之荒漠。

南京市夫子庙小学，孩子们在老师指导下着汉服、习礼仪、诵经典、学茶道，感受中国传统文化的魅力

这样的状况再也不应继续下去了，教育当更化，也即，回向中国源远流长的人文化成之教育传统，从而形成为一个更为健全的教育体系：在现有的技术性知识传授体系之外，建立全覆盖的中国经典教育体系，以养成君子，传承文明。此处所说中国经典不限于四书五经。中国文化博大精深，经典极为丰富，经、史、子、集浩如烟海。在学校建立国民教化体系，须择其中最为重要者。

中国经典可划分为几组：第一组是经，即四书五经。从教育的角度看，四书五经是首须施行教化的经典，构成第一个层次的经典。理论上，四书诵读应在全民普遍接受的义务教育阶段完成，以令全体国民接受此一简易核心经典的熏陶。五经则适合于较高程度的教育机构施行人文化成。

第二组经典是“史”，史与经相辅相成，以生动的人物和跌宕的故事从正反两个方面呈现中国主流价值。第三组经典是诸子，包括一些没有神教色彩的佛教经典。这些论述得中国价值之一隅，适合于程度较高者研读。第四组经典是集，也即诗文，这适合于一切年龄段和教育程度的国民。第五组经典是宋元以来形成的各种蒙学经典，适合于文化程度较低者诵读。

中国经典如此丰富、层次分明，只要用心设计，完全有条件建立一个从小学到大学的经典教育体系，而读经试验在这方面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这些措施可造福于下一代，缓不济急，当下的问题如何解决？可在MBA、MPA教育、党校、行政学院等职业教育领域中，引入经典教育体系。

实际上，这些机构的经典教育应为经典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这里培养的公务员、法律人、商人乃是国民中的精英，其价值决定着整个社会的价值，其行为方式广泛影响普通民众的行为。他们如何运用自己所掌握的权力、法律、财富，决定着社会秩序的好坏。最近十年，商界、政界人士最为深切地感受到体认中国价值的必要性、重要性，对中国文化有极高学习热情。因此，在相关职业教育体系中系统建设经典教育课程，有很好的基础。

最后，也是最为重要的是，应在一些具备条件的大学，开设经学专业。蔡元培对中国文化最根本的破坏，在于大学取消“经学科”。现代中国思想与人文与社会科学学术虽经百年发展，至今不成气候，根本原因是，经学传统被人为切断，导致价值和思想的无根，整个中国学界不过是西方的拙劣模仿者、抄袭者。

中国人要有思想，必须回到经；中国学术要有所发展，必须恢复经学。没有经学，就很难有健全的经典教育体系。教育、文化界当认真思考在大学设立经学专业，重建经学学科，集中人员研究、解读中国经典，为整个国家的经典教育和思想学术生产提供基础性支持。中国人要对人类做出思想的贡献，涌现世界级思想家，必定以经学为大本大源。

读经必定全球化

最后针对一些可能的疑难，略作三点辨析：

第一，面对读经倡议，有人反诘：读经能解决中国全部问题吗？当然不能。但所有倡议读经的人从来没有主张过读经可以解决全部问题。但读经确实可以解决人心、秩序的基础性问题，其效果也许当时不显著，但离开它，其他看得见的解决方案的效果，必定大大折扣。

第二，读经是不是搞文化的闭关自守？非也。没有一个读经者有此主张。儒家带给中国人的最好精神，就是“好学”。中国学生完全应当研读西方经典，不过，这里须分出轻重、次第。学生当首先研读中国经典，尤其是在义务教育阶段。假设这些人不再上学，而应当让他们对中国文明有所了解，知道为人之道。这就非读中国经典不可。到了高中、大学，则可逐渐放宽视野，研读西方经典。须知，美国学校也一定是让学生主要研读西方经典，而不可能优先研读中国或者印度、阿拉伯经典。理由很简单，也很复杂，此处不赘。

第三，经典系统进入学校，是否有悖于政教分离原则？非也。古希腊经典可以进入西方公立教育体系，因为它是文教，而非神教。但西方的神教之经却不可以进入，因为它有排他性，对其他神教不公。四书五经不是神教之经，没有排他性，因此根本无关乎政教分离问题。过去两千多年间，中国政府兴办教育，教以五经，而丝毫没有妨碍中国人的宗教自由。

也因此，我大胆预测，读中国之经必将扩展到全球。四书五经等中国经典无关乎神，因此，任何人，不信教也罢，信某种神教也罢，都可诵读。中国之经是最普适之经，最有资格成为人类普遍可诵之经，尽管，中国人从来不会强求如此，《礼记》教诲“礼有来学，义无往教”。但是，只要中国人认真读经，中国之经就必定为越来越多的天下人接受、认可，为塑造“和而不同”的天下秩序提供人心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