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刚

在文学批评方法各显其能的今天，批评文体的差异本无足轻重。具体而言，无论是“学术论文体”，还是“鉴赏随笔体”，或者其它什么体，文学批评的有效性并不因外在样式的不同而发生根本的改变。很难说批评文体本身孰高孰低，只能说其来有自，特点不一，而高低的关键只在于运用这种方式的具体个人。但颇为奇怪的是，在如何获得文学批评的“在地性”与现实感的诸多讨论中，唯有“学院派”批评，因其鲜明的形式特征，而往往成为人们反思批评文体问题时的众矢之的。

在系统清理“学院派”批评的是非功过之前，我们可以比较粗略地确定这种批评的三个要素：一是批评者的学者身份，二是批评中的学理性，三是写作时的学术规范与专业化特征。即从批评主体来看，它注重的是完整的学院教育和正规的学术训练;从批评方法来看，它更注重知识、学问的谱系化，更强调批评的理论视野和知识结构;从批评风格来说，它大多是谨严、庄重的论说体，而很少用散漫、自由、活泼的印象体。而就当代文学而言，“学院派”批评家其实主要是由就职于高等院校、科研机构的当代文学教研工作者构成，“他们或者有着较好的文艺理论根基，或者有着深厚的现代文学功底，他们的文学批评更多地体现出文学研究的特质，在话题的选取与论题的阐述上，也相对地以沉稳扎实见长。研讨当代文学中一些相对稳定的现象与一些比较重大的问题，是他们的强项之所在”。概而言之，“学院派”批评意味着理性、严谨、引经据典的特征，它力图建立批评者与学者的双重身份，保持与商业、政治、社会体制的一定距离，而寻求批评的独立意义。然而在今天，“学院派”批评往往又被指责走得太远，以至于脱离现实，只局限于学术化的小圈子，这便构成了如今问题的缘由。

其实法国著名文学批评家阿尔贝·蒂博代在他的代表作《六说文学批评》中，早已指出了以大学教授为主的职业的批评的主要特征。一方面是优势，体现出批评者良好的学养、系统化的知识、宽阔的视野以及持论较为平和、学理性强等特征;另一方面则是不足，如重规矩规范、沉闷的学究气、缺乏敏锐的艺术感觉等。看得出来，蒂博代似乎对以大学教授为主的“职业的批评”颇有微词，而后来者对于“学院派批评”的理解与探讨基本沿此思路展开。

目前批评界对“学院派”批评大多持质疑的态度，指责“学院派”批评“搬弄西方学术名词、话语呆板、枯燥、乏味、行文程式化、规整化、学究气浓厚、堆砌时髦的学术名词，却未击中要害，没有思想深度、没有锐气、没有鲜明的立场、没有独到的学术见解、没有对作品文本的针对性、行文空洞、沉闷”。而问题的关键则在于，“以学术规范为终极的学术目的，忽略了文学批评所应具有的思想、精神与灵魂”。关于学院派批评的诸多弊病，我们通过期刊网的论文搜索可以得到印证。确实有大量的以研究为名的评论文章，将鲜活的文学论文写得面目可憎。这些四平八稳的学术论文，以高头讲章的姿态出现，多是为了应付职称评审，用评论者的话说，沦为“没有灵魂的学术消费品”。这些与内心生活和个人体验毫无关联的流水线式的生产模式，正在败坏批评的名声。

“学院派”批评的最大问题在于，批评的学理性空前加强，但批评的现实感却极大弱化。批评蜕变为从理论到理论，从文本到文本的游戏，而失去了现实的针对性，批评有时候会沉浸在单纯理论操练的欢悦之中，在纯粹阐释中迷失了批判性力量，而流于一种无效的分析。最近中国社科院张江院长相继写了多篇长文讨论“强制阐释”的话题，他就中国文学批评对西方理论的膜拜，以及理论的误用所造成的批评失效等状况，进行了全面的清理，其目的在于致力于中国文学理论批评的话语重建。从“强制阐释”到“本体阐释”，张江所主张的是回到文本，回到常识。我们常常开一个玩笑，聪明的评论家为了避免与评论对象交恶，而故意玩弄一些理论名词，将原本清晰的评论观点引向复杂，写出评论对象绝难读懂的批评文章，这看似异常高明深刻，其实非常巧妙地逃避了对于评论对象作品优劣好坏的评价和表态。这当然是学院派批评进入走火入魔状态的表现，但也确实是客观存在的普遍问题。尤其是考虑到目前多数批评从业者都在学院谋职，他们不得不服赝于学院教学和科研考核的基本原则，因而“学院化”批评几乎奠定了当前文学批评的主要形态，以至于当它出现问题的时候，问题本身也势必变得极为明显。

然而在此需要指出的是，这里所产生的问题其实并不是“学院派”批评自身所带来的。作为一种批评方式，或者说学术建制，“学院派”批评的形成自有其历史原因。当今时代，“学院派”批评占据了主流。这也是1990年代以来学术转型的产物，文学批评的学院化与“思想淡出，学术突显”的社会现实密切相关，再加之1990年代以来海外汉学的影响，文化研究的冲击，年轻一代批评工作者所经受的教育和学术训练，使得学术化、理论化的批评模式成为文学批评的新常态，这也造成了当今文学批评的基本样貌。

尽管学院派批评目前还存在很多弊端，但一味指责学院派的弊端，人云亦云地漠视它不可替代的优点，其实并不公平。比如作为学院派批评的对立面，媒体和网络批评固然有许多鲜活的东西，其自由与随意所塑造的“焦点”和“热点”往往也能牢牢抓住人们的眼球，但不可否认，其间大量充斥的吹捧灌水，粗制滥造的软文，以及哗众取宠的奇文，所表征的批评问题可能比“学院派”更加严重。所以问题的根本并不是文体的问题，而是批评从业者有没有用心投入的问题，用比较矫情的说法是，有没有带着批评者的体温和诚意。

因此可以说，批评不仅仅是要判断一部作品的好坏，或者仅仅乐于阐释，批评也是批评家借由认识这个世界，并经由身处的这个世界来反观自我的方式。通过文本阐释世界，进而在实践的层面探寻一种新的历史的可能。因此批评从来都不是判断或鉴赏某个作品，而是要进行细致入微的考察和分析，进而打开这个隐秘而荒谬的世界的一角。它面对的不仅仅是语言的纹路和肌理，虚构的世界里那些宽广而博大的人物内心，抑或如深渊般无比幽暗的人性本身，更要面对整个丰富而驳杂的外部世界，在更高的意义上阅读历史和社会。优秀的“学院派”批评，将个人的体验与对这个世界的理解，以及对美好未来的可能性的冀望，都渗透在文辞优美且饱含情感的文字之中。

尽管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但不可否认，“学院派”依然是批评的主力军，依然是批评活力的重要来源，其理论的穿透力，所带来的历史纵深感，所囊括的社会宽广度，其通过文本的细致阅读，精微的分析所达制的作品阐释力，并不是随感式的评论所能替代的。我们总是抱怨“学院派”批评的诸多弊端，但我们始终无法摆脱“学院派”批评的基本框架。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它仍将作为文学批评的基本样态出现。总而言之，“学院派”批评的重要性仍然无可置疑，“这不仅在于它在介入创作、解读作品中显得更为内在和深入，还在于它以专业的性质和美学的品质在总体文学批评与文学活动中，无可替代地在起着主导性与引领性的作用”。换言之，“就一种批评品质而言，以学院为基础的重视学理的话语方式”，依然是未来文学批评塑造自身的基本框架。因此我们基于反思的角度，对“学院派”批评的批评，并不是为了诋毁和消灭“学院派”，而是为了让它在重视学理的基础上，维持精神世界的“在场”，以便更积极地吸收其他文体批评的优点，参与社会热点与焦点问题的讨论，其最终的目的是为了期待更有力量、更加诚实的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