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确实是我们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一把钥匙，一个阶梯。通过这个阶梯，你可以进入中国传统文化的殿堂，或者你用这把钥匙打开这个大门。你把他这个标本研究得很深透了，就可以对这个群体有一个比较好的掌握。

见到历史小说家唐浩明的那天上午，他从湖南长沙来，正在湖北省图书馆面对众多慕名而来的读者开讲“曾国藩的家庭教育”。因为讲座后“还要过汉口一趟，看看老哥”，他只得推迟了我的采访时间。

唐浩明口里的“老哥”是其兄长唐翼明，退休后定居武汉。1949年春天，年幼的他们被父母——蒋介石的机要秘书唐振楚和妻子王德蕙——在赴台前送往湖南衡阳乡下老家，从此骨肉分离，开始了颠沛流离的生活。兄弟俩后来不约而同地投向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怀抱：唐翼明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读博士，后任台湾政治大学教授;唐浩明则以《曾国藩》等历史小说声名远扬，先后担任岳麓书社副总编辑、湖南省作家协会主席。

1980年代中后期以来，对传统文化和文人儒士的书写构成了历史小说创作的一股风潮。唐浩明的贡献则在于他以十六年的岁月耕耘《曾国藩》、《杨度》、《张之洞》三部作品，塑造了一批处于“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中的中国传统士人形象，以文学的手段描写了他们的一系列“坚守”、“寻找”和“突围”，同时也勾勒了晚清广阔的社会场景。

有人说唐浩明是学者型的作家。这也没错。他另有一类学术味浓郁的作品，包括费十年之工主持编辑出版的《曾国藩全集》，以及近年来一直坚持在做的曾国藩家书、日记、奏折评点系列等。

处在变革时期而浮躁不安的国人，依然渴求来自本族文化的滋润，尤其期盼从这种文化所培养的成功人士身上获取某些启迪。这启迪，因同源同种同血脉的缘故，显得更亲切，更实用，也更有效。这也许是唐浩明对曾国藩的研究和解读至今吸引着大量读者的原因之一。

而在唐浩明看来，数十年研究曾国藩一人，就像是古话说的“一经通”。也就是说，如果你真正弄懂一部经书，其他的都会融会贯通。曾国藩无疑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标本式人物，剖析他，也就读懂了晚清那一段历史，洞悉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奥秘。

以写作来还原这位复杂多面的大人物的历史真面目，亦是一种乐趣。在此次采访中，唐浩明告诉我，他正酝酿着把二十多年前的小说《曾国藩》做一些修改。这种意图源自于他这几年对曾国藩的精神世界更深入的理解：“曾国藩为什么不起兵反清？因为他想要做圣贤，他觉得做一个圣贤远比做皇帝高明得多。”

写历史小说《曾国藩》来圆作家梦

卢欢：与您的兄长唐翼明一直学中国古典文学不同，您当年考上了华东水利学院，学的是水利工程专业，有段时间还常与测绘、图纸、数字打交道，但最终借考研究生的机会又回到了中国古典文学专业。绕了一圈，还是如愿以偿回归到自己的兴趣之上？

唐浩明：我就是对中国的文学、历史，对中国学问，有一种本能的喜欢。这可能跟我在青少年时期读的书、受的教育有关系。比如说，我当初如果生活在一个更大的都市，尤其是沿海城市，在1950年代能够接触到比较多的西方的东西，说不定我对西方文化的兴趣更大。但是，因为我是在内地小城市成长的，从小接触的传统的东西比较多一些。除开课本讲的，课外阅读也大部分是中国传统文化。

我后来考研究生，考水利肯定还是不行，虽然有一个水利专业的大学毕业文凭和资质，但实际没读什么书，读了一年就遇到“文化大革命”了。我就考文学方面的，因为喜欢，再加上平时日积月累，也储备了一些东西。我记得，从决定参加考试到开考就八个月时间，我抓紧这八个月时间，把一些该准备的准备好了，最后如愿了。这对我来说是很重要的事情，是改变命运的事情。

卢欢：您后来的身份，一是编辑，二是作家，其实都是在跟中国传统文化打交道。人们提到您，总绕不开您主持编辑出版的《曾国藩全集》和写作的长篇历史小说《曾国藩》，也给了您“曾国藩研究第一人”或“曾国藩的异代知己”的头衔，更认为是您点燃一场为时十余年的曾国藩研究热。您怎么看待这份美誉？

唐浩明：编辑是我的本职工作，作家是我的业余爱好。我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编的《曾国藩全集》应该说算是在中国近代几十年来很重要的一部书，也是国内出版界的重要作品，这部书后来被收录进了《辞海》，有专文介绍。从那个时候到现在，“曾国藩热”一直还在持续着。我想，这个话应该不错，我最先把这个热啊，这堆火啊，点燃了，至少在当时我做的这个事情，只有极少的人在做。

卢欢：据您总结，自己从接触、整理曾国藩文集到研究、解读他的作品，经历了三个阶段。在第二个阶段里，您为没有一本以曾国藩为主人公的文学作品问世而遗憾，所以动手了小说创作？

唐浩明：对。我为什么要写曾国藩的小说，因为我编《曾国藩全集》就等于走进了晚清那个时代，走进了曾国藩的这个领域。在编辑过程中，我觉得曾国藩是一个很复杂的人，不是过去教科书讲的那么简单，不是什么汉奸啊，卖国贼、刽子手啊，阻止历史车轮前进的反革命头子啊之类的。他不是这样的人。我对这个人物有很多自己的看法，对那个时代也有很多属于自己的看法。

我首先是有研究性的文字。我写了有十多篇论文，对曾国藩这个人物提出很多看法。比如，有篇文章谈的是《曾国藩非汉奸卖国贼辩》。在这个基础上，我心存一个念头，要写一部文学作品，以他为主人公的历史小说。具体来说，出自这么几个原因：

第一，曾国藩是一个很复杂的人，我用文学作品来写就可以借助一些文学元素，走进他的精神世界、情感世界、内心世界。这些东西，你用评价的方式写就不行。这样，就可以把一个人写得透彻，让他活起来，而且能够全方位、立体化。你探视一个人，必须探视到他的精神世界。但是我们通常的历史人物传记不大写这个，因为这些都是比较虚的东西。只有文学作品才可以使人物血肉丰富，栩栩如生。第二，我希望有更多的人来读我的书。显然，文学作品是拥有广大作者的。你如果写个传记，读者就有限。我写文学作品，我要借助很多生动的故事和情节，让人家读起来很有味道。第三，我要圆我的作家梦。我在青年时代很想做一个作家，就用写这部作品来圆我的作家梦。

卢欢：《曾国藩》是您的第一部小说？之前有没有练笔呢？从一个编辑转身为一个小说家，给您带来了哪些挑战？

唐浩明：我以前也写过小说，只不过没有发表而已。我十几岁就开始搞文学创作，写散文、旧体诗、新诗、小说。反正我的兴趣是做文字方面的工作。长篇小说这是头一部。

写这类小说很不容易啊。首先，你对这个人物要熟悉。第二个，你对那个时代要熟悉。搞研究，是对时代的某一个方面熟悉，而要用文学作品再现那个时代，你要对它全方位地熟悉。比如那个时代的人穿什么衣服，吃什么东西，走路用什么交通工具，坐车有什么等级，还有风俗习惯、典章制度等方方面面的东西。如果只搞一个人物研究，你可以不管那些东西。但是，要写一个历史小说，就一定要掌握这些。

还有，要对这个人物和他所处的时代有自己的看法。曾国藩是个什么样的人，你脑子里必须很明晰。那个时代发生的重大事件，你是怎么看，心里也要非常清楚。这部一百多万字的小说写了很多人物，对于主要人物你都应该很清楚。当年，施耐庵写《水浒传》108个好汉，叫人画了图，贴在墙上，他天天去看，天天去想。我虽然没有为书里的这些人物画像，但是我对他们的一切都是很清楚的，包括他们长什么样，我不需要画像，我有照片，有当时比较权威的画像。关键是他们是什么样的人，做了哪些事，在当时时代的舞台上扮演了什么角色，都得清楚。

整个历史，活跃在那个历史舞台上的风云人物，你不只是写一个曾国藩啊，一旦要写这个人物，你必须要把那个时代的整个都托出来。因为他不只是小人物，他是那个时代舞台的重要角色，很多人跟他有关系。这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卢欢：据说您先是写了一个五万字的中篇小说，而后再扩充成长篇的？

唐浩明：我先写五万字的中篇，试试看。实际上，后来发现，还是写得比较顺手的，一个自己很有兴趣，再一个也对自己有信心了。我把原来写的五万字拿到湖南的《芙蓉》杂志上发表，也想借此试探一下，看看大家是否有兴趣读，评价又是怎么样。《芙蓉》的编辑部主任跟我说，暂时不发表，这是个很好的题材，你赶紧写个长篇吧。而且我也谈了一下怎么写，对这个人物怎么看。他们很赞同，说干脆就写长篇发，免得引起社会的注意，有些人还不具备这个鉴赏能力，反而把这个题材给糟蹋了。

我过去对曾国藩的本质还认识不够

卢欢：对于您来说，这场写作也相当专注投入，之前还辞去了岳麓书社副总编辑的职务。

唐浩明：对，我原来做过副总编辑。后来，我干脆不做了。因为副总编辑毕竟还要负很多责，要处理很多事务。我只当了两年就辞掉了，将全部精力都用来写《曾国藩》，不能再心有旁骛了。我白天编《曾国藩全集》，晚上就写小说，几乎没有任何应酬和节假日。反正下了班，回到家里，就在书房里写小说。写小说1984年就在准备了，真正动笔是在1986年，然后全部出齐，是1992年，中间有八年时间。春去秋来，寒来暑往，窗外的梧桐树叶何时绿了、黄了、落了，全然不知……

我本可以在法国巴黎住一年，但因要写作和修订《曾国藩》，只住了三个月就回来了。我觉得，喝牛奶、吃面包，对着洋人写《曾国藩》，好像有点不合适。一定要回到中国，回到湖南这个地方来，灵感才可以来，所以我很相信，文学是有民族性的。像我这种人，如果到西方，我很难融入进去。

卢欢：《血祭》、《野焚》、《黑雨》这三部陆续出版的时候，您得到了哪些反馈？这其中有赞许、支持，也有批评、质疑的声音？

唐浩明：1990年出一部，1991出一部，1992出一部。三部出齐了，就把这些独立的书名取消了，就叫《曾国藩》上中下、一二三部。因为容量大，是个很宏大的工程，我的第一部写到曾国藩因奔母丧回湖南，五年后又从江西回来奔父丧为止，也借此看看社会反响怎么样。结果，反响很好，出乎绝大多数人的意外，甚至出乎我本人的意外。这个原因，我看有多方面的，除开了文学方面的原因外，很主要的一点就是我用新的观点来看这个人物和时代。这部小说也是用新的角度来写的。当然会有一些人会有不同意见，但是没看到有什么文章在报纸刊物上批评这个小说。表扬的很多，肯定的很多，批评方面顶多有人谈到这个小说有什么不足，没有全面否定这本小说的。

卢欢：隔了这么多年后，您现在对这部作品还满意么？

唐浩明：从前两年开始，我有个想法，尽快把手头的事情结束了，腾出时间来对这部小说做比较大的修改。从出版到现在一直都没修改过，但我还是感觉到有些不足。这些年，我一直在研究曾国藩，有一个评点曾国藩的系列出版，我对他做了更深入的剖析。我发现，写这部小说时，我研究得还不够，对曾国藩了解得还不够深透，当中有些认识浅薄了。

举个例子来说，曾国藩为什么后来不起兵反对清朝廷？这是一个很大的事情，读者也很关心，历史学家也很关注，我自己也比较看重。当时，就是因为了解不够，写这一段的时候，写得不深刻，甚至没有把握住曾国藩为什么不反清的主要原因。我会在修改版里面作出补充和阐释，用文学的方式表现。

卢欢：具体到这个问题，您会阐释什么观点呢？

唐浩明：很多人，包括历史学家，对于曾国藩为什么不起兵反清，都没有说到点子上。他们更多的是关心，或者偏向于认为，曾国藩在实力上不能跟朝廷对抗这一点。也有人认为，曾国藩要忠于朝廷，朝廷带给他很大的好处。这些观点也不错，但是没有走进他的内心世界。

在曾国藩心目中，一直有一个事业，叫圣贤事业。他是以圣贤为榜样，那么，改朝换代、带兵推翻清朝、自己做皇帝、建立一个新朝代，这是属于英雄豪杰的事业，哪怕是把这个事业做到顶了，做了皇帝，曾国藩觉得这也不能跟圣贤事业相比。所以，他不会做那样的事情。我过去对此认识不够。我觉得，这才是曾国藩的本质，看到这个，才能写到他的心里面去。

曾国藩想要做圣贤，他觉得做一个圣贤远比做皇帝高明得多。他如果反清，就不能成为圣贤了，因为他不诚了，圣贤毁掉了，即便成功，他做新朝廷的皇帝，也不能做圣贤了。这就是因小失大。做皇帝是小事，做圣贤才是大事。这是他的内心世界。这是一个价值观念的问题。

卢欢：您当时持有的历史观有所变化么？显然您是在借曾国藩“正说”历史。当下的历史写作也会出现一些“戏说历史”，或者与影视作品结合的历史作品，颇为吸引眼球。您对这种现象怎么看？

唐浩明：我的历史观整个没发生什么变化，在大的方面，对时代的认识，不会有根本改变。我很不赞成这种戏说历史。而且，我有一个观点，历史有很多种表述方式，我借助文学元素来表述历史，我肯定不会是戏说。这方面的榜样，就是司马迁的《史记》。司马迁虽然是个史学家，但写历史时借助了很多文学的元素，所以他的《史记》写得好，一半是史学著作，一半是文学著作。

我觉得，司马迁当时开辟的这条道路，是写正史的一条最好的道路，可惜我们后来的历史著作没有沿着这个路子走下去，把历史写得单薄了、平面化了、简单化了。历史本身是很丰富、很吸引人的东西。人类的活动啊，尤其人类精英的活动，他们演的这出戏应该是最精彩的，但说实在话，我们的历史学家没有把他们表述好。所以，我们后来的正史失去了很多读者。我就想呢，要加重和借助文学的元素，来表述丰富多彩的历史、人生状态。

卢欢：《曾国藩》加上《杨度》、《张之洞》，三部历史小说一起被称为“晚清三部曲”，也奠定了您在历史小说创作领域的地位。为什么选择关注这三人？还有，为什么没有继续写下去？

唐浩明：我喜欢写有争议的人物。但如果这个人物背后没有很丰富的历史内容，无法托起那段历史，我也不会写。杨度和张之洞都是备受争议的人物。杨度这个人，本身没做出很大的事业，看起来也不是那个时代的重要角色，他不像曾国藩和张之洞那样。曾国藩是那个时代的主角。张之洞也很重要，比如有一个提法说“没有张之洞，就没有大武汉”，武汉确实要感谢张之洞。这一点，我们今人没有什么异议。而杨度不属于这样的人物。他表面上看起来在历史舞台上不是很重要的人物，但由他可以辐射到当时很多重要的人物，也可以通过他用文学的形式托起一个时代。其实这三本书都是这样，写的就是晚清知识分子作为中华民族最敏感、最坚韧的那部分，在国家处于弱势时，怎么探讨国家民族的出路。

2001年，我在上海举办的《张之洞》作品首发式和研讨会上就明确宣布今后不再写历史长篇小说了，就此封笔了。我要写就写别的东西，写评点曾国藩的研究文章，那不是小说。我考虑到，历史小说方面，我自己很难超越这三部小说了。再一个，我那时候也有55岁了，做这个事情是一个呕心沥血的苦事，在体力上可能难以再承受了。我对自己的要求是，没必要像高阳那样写几十部长篇小说，有几部立得住的小说就足够了。

从权谋等角度来解读曾国藩，是走入歧途了

卢欢：您说过，曾国藩是中国文化最后一个完整的代表者，中国传统的优秀文化在他身上贯彻体现得非常好，这是您很看重的？由此，他也就是我们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一把钥匙？

唐浩明：曾国藩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标本式人物。我为什么对他投注了这么多精力呢？我就是看重对曾国藩的剖析实际上就是解剖中国文化。无论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从解剖曾国藩这个人物，可以得到很好的体现。

我说过，中国传统文化是博大精深的，对于很多中国人来说，他不可能花很大的精力和时间做出很多细致的研究。但是我们是中国人，是炎黄子孙，对这个文化很喜欢，也想对它多些了解，我想其实不必像研究完整的学问那样读经典，你就找一个人，在这个人身上可以非常好地体现中国文化，你通过对这个人物的阅读来了解中国文化。我很庆幸，我找到了这个人，这个人就是曾国藩。

他确实是我们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一把钥匙，一个阶梯。通过这个阶梯，你可以进入中国传统文化的殿堂，或者你用这把钥匙打开这个大门。你把他这个标本研究得很深透了，就可以对这个群体有一个比较好的掌握。近几年，我有个很重要的讲座题目，叫《曾国藩和中国传统文化》，很多人都喜欢听。我还想通过《曾国藩》这部书，给读者一个正确的方向。现在很多人说，做官就要做曾国藩，好像以为做官要圆滑世故，要勾心斗角，从权谋等角度来解读曾国藩，这是走入歧途了。不应该是这样的。实际上，他不是搞权谋的人，至少他的主流不是搞这个。他是一个按照中国传统文化规范行事生活的优秀人物。在那样的时代，他应该做什么事，应该怎么做，他都比较好地践行了。

卢欢：曾国藩在行将灭亡的清王朝扮演中兴名臣而又力所难逮，故而他的人生悲剧色彩浓重。所以，您是希望超越一般对历史人物的那种狭獈的政治评价和简单绝对的道德评判，从文化层面上还原曾国藩的本来面目？

唐浩明：是的。曾国藩要做圣贤，做一个榜样，移风易俗，端正人心。他本身就具有文化意义。圣贤用一己的道德来感化天下，建立具有良好风气的社会，这才是以儒家学说为主体的中国文化所追求的最高境界。而武力征战啊，建立一个朝代啊，制服别人啊，这些都不是。

曾国藩身上真正体现了这一点。比如说，他并不看重平定太平天国这件事。他只认为这是一个过程，他真正要做的是化育天下。他为什么打下南京，立马要刻王船山的书啊？只不过，他这个目的还没有达到。他一生只完成了一件事情，就是打下了太平天国，而更大的抱负根本就没有施展。而且，我也可以断定，在那个时代他也实现不了，这就是悲剧。他身体不好，死得早。但即便他身体好，他活一百岁，他的抱负也完成不了。

卢欢：我记得白岩松曾提到《曾国藩》对他的人生影响很大，因为他从中看到了最复杂的人性，“有让我尊敬的曾国藩，有让我气愤的曾国藩，有在文化上非常大家的曾国藩，也有钻进了牛角尖的曾国藩……”您又是如何认识他在人性上的特点的？

唐浩明：曾国藩是一个大人物。大人物一定是一个复杂人物。换句话说，复杂也是使得他成为一个大人物的原因。一个简单的人物是不可能成为大人物的。复杂才是他本来的东西。曾国藩所做的事情和他自己的愿望，他眼下做的事情和心里想的事情，不是一回事。这就构成了他的复杂性。

假如说他只做太平高官，自身要求严格，同时影响他手下的人物，培养一批好官，大家共同治理这个社会，在空余的时候再写写自己喜欢的诗和文章，那么，他不就简单多了吗？后来要他去办军队，要他上战场，杀人放火，这却不是他很愿意的事情。但是，他又必须这样做。这不就复杂了吗？何况，一个这么大的人物毕竟有多种性格，做的事情本身就是复杂的，这是很自然的。

卢欢：一些史料说明了曾国藩的仕途畅通是与他好学有关。除了是廉洁自律、事君至诚的忠臣，高明的军事家、战略家之外，他还是一个治学严谨、才华横溢的理论家和古文学家。他酷爱读书、善于读书也是许多人无法企及的。能谈谈您所知道的，他都读了哪些书，知识结构是怎样的吗？

唐浩明：他整个的知识结构应该是这几方面的，一个是，在学问中，继承孔孟程朱子学是主干。他的人生一直在这个基础上。他对四书五经和当时的理学都有很深的研究。对他自己来说，做学问的两翼就是文和史。他说，最喜欢的就这么几类作品：《史记》、《汉书》，杜（甫）诗、韩（愈）文。《史记》、《汉书》是史，杜诗、韩文是文。在这两方面，他又更偏重于文学。他在古文上下过很多功夫，在他那个时代，他的古文也是写得最好的。他多次把自己比作当代的韩愈。他尤其想在古文上开宗立派。后来，大家也认为他是湘乡文派的创始人。他是湖南湘乡人嘛。他用功最勤的、最多的，是古文和诗，在学术研究方面没有专著。他自己更想在文学上有很大的成就。

读书先须“猛火煮”，然后“慢火温”

卢欢：在战火纷飞、百务缠身的岁月里，曾国藩还特别喜欢研究明末清初思想家王夫之（即王船山）的著作。在他认真研读、全力刊刻船山著作的影响下，湘军许多重要人物都将《船山遗书》当作“千秋金镜，帷幄珠囊”来读，形成了自上而下倡导船山之学的风气。后来王夫之的大名越传越广，影响越来越大，与曾国藩倡导“王学”有极大关系。您怎么看这个现象？

唐浩明：他在打下南京后，他们两兄弟私人掏腰包拿了几万两的银子，办了金陵书局。这个金陵书局就专门刻王夫之的著作。这一方面的原因是，王夫之是他本人和湘军集团的读书人都非常喜欢的一个湖南本地先贤，他的书在曾国藩刻其全集之前，在湖南出过一些，影响很大，尤其是后来湘军高层的那些知识分子，都很尊重他，很喜欢读他的书，包括曾国藩本人也很喜欢。他觉得，现在有条件做这个事情了，就把王夫之的著作都刻出来。那么，具体到曾国藩来说，他自己有一个很明确的认识，他就要把王夫之的思想，变成整个社会大家都能接受的思想。只要这样，社会才能长久地安定，社会就会治理好。

他对王夫之的思想做了两句话的概括。王夫之主张从“内”提倡“仁”，即孔夫子所倡导的“仁”，具有仁心，善良之心，互相关爱的爱心;从“外”来说，就要用礼来治理社会，礼包括等级、规矩、制度、法律等。他觉得，就这两个方面，王夫之在其著作里阐释得非常之好。通过出《王夫之全集》，让大家都来读王夫之的书，都接受王夫之所传递的、主张用仁和礼仪治理社会的思想，这样就可以保天下永久太平。像太平天国这样的内战时期就不会出现了。武功已经很大了，打下南京，就要建立文治。文治才是最主要的东西。所以，他用王夫之的著作，实质上是做一件很重要的文治方面的事情。

卢欢：检索曾氏现存的一千余封家书中，也多有教子读书的内容。比如他对下一代，不仅有读书要“看、读、写、作，四者每日不可缺一”的总体要求，而且有对研读《汉书》、《史记》等读书之道的具体要求。

唐浩明：我费了很大的心血写《唐浩明评点曾国藩家书》的书。他还有很重要的观点，关于读书的，很多人可能没有注意，就是“为学譬如熬肉，先须用猛火煮，然后用慢火温”。 这是当年子思提出的很重要的方法。比方说我们要煮一块肉，首先就要猛火煮熟，然后用小火慢慢煨，把肉里面的味道煨出来。一个人在一段时间里大量地读书，要把主要精力用来读书，以后在很长时间里细嚼慢咽，结合自己的人生阅历理解书里面的东西。实际上，这对我们今天读书来说依然是很重要的。

小孩子在读书的阶段，就属于“猛火煮”的阶段，就是要全副精力，尽量地强迫自己读书。以后工作了，投入到各种实际的工作中去，再去慢慢体会，慢慢把里面的东西吸收，这是一个很好的读书方法。现在很多人不读书，尤其是不读经典，没有猛火的阶段，以后再慢火就煨不出来味道了。

卢欢：时下流行的都是碎片化阅读、浅阅读，而曾国藩那时是给自己订下了每天读书的十二条规矩，念二十三史之类的，他的读书经验对当下人还有借鉴意义么？

唐浩明：我觉得还是中国传统的东西好。什么碎片化阅读、快餐阅读，其实不好，这是急功近利，这是不好的读书方式。现在我们爆炸式信息那么多，好多是垃圾的东西。碎片化必然导致浅阅读，造成你没有体系，完全就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读起来蛮舒舒服服的，但是实际上没什么用处，抚慰一下而已，只剩下卖弄，为了别人，不是为自己。尤其是，没有注重培养健全人格，立志做一个高贵的人。这是中国文化最优秀的东西，现在都放弃了。我对这种阅读，很难理解，也很难接受。

曾国藩订了很多规矩，比如一天要读多少书，一个月写多少篇文章。这对当下人当然有借鉴作用啊。我们每一个人都一定要读书嘛，读书是最重要的事情。一定要读经典，一定要有个扎实的基础，然后可以去泛泛地读一读别的东西。

卢欢：曾国藩还留下了“人之气质，由于天生，本难改变，惟读书则可变化气质”之类的箴言。您是认同的？

唐浩明：对。读书可以改变人的气质。人的气质是两个方面构成的，一个是先天的，一个是后天的。先天的基因是没法改变的。读书就是改变后天的。后天的学习和努力，是可以弥补、改善人生的，同样可以变化气质。

卢欢：最后我还想问的是：这几年，您继续解读曾国藩家书，您的兄长唐翼明老师解读了《颜氏家训》，都如此关注传统家庭教育，但其实你们与父母骨肉分离近四十年，自小并未受过家庭的教育熏陶。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反差？

唐浩明：这个其实跟我的家族和教育没有什么必然关系，跟自身经历也不一定有很大的关系。因为我一直在研究中国文化，觉得曾国藩的家书里面讲得非常好，我很能接受。它传递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优秀部分给他的子弟们，有很多正能量的东西，我认为应该介绍给今天的读者，让大家传承我们民族的好东西。因为大家读起来在文字上会有隔阂，也不了解写作背景，所以不一定一下子就读得很清楚。我就把它解读一下，然后结合我自己的一点体会，写到评点之中，帮助读者理解。

责任编辑   向    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