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健

摘 要：

新传播科技促进人类文明发生了巨大变化，教育也概莫能外。在塞尔分析看来，新传播科技的虚拟性、流动性、可塑性、柔软的连结性以及轻柔的无限可能性，蕴藏着旧式教育机构无法达到的潜能。塞尔认为，只有通过永不间断、远无止尽、摆脱时空与疆界藩篱的教育过程，通过教育与新传播科技之间的相互联结进而创造社会联结，才能真正达致所谓的正义与公平，从而促进教育学本质的发展与确立；教育教学致力的是社会整体，而非在智识上或是专业上的培育，因此更应注重如何培养“共在”公民这个层面。

关键词：塞尔；科技哲学；教育；新传播科技；乌托邦主义

中图分类号： N02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16720539（2015）06003505

对于教育来说，从古时的结绳记事和口耳相传，到后来的印刷媒体，再到今天的计算机及网络技术，人类技术的每一次进步都给教育带来了新的面貌和新的愿景[1]。新传播科技使得人类文明发生了巨大变化，教育也概莫能外，教育中的教师与学生的角色也产生了质的变化。在新传播科技的浪潮中，到底人类社会将会演化成为一个宰制、规训与控制的社会，还是一个打破不正义、不公平的主动实现转化的人类本身，并带来人类与世界交融联结的契机呢？这是近年以来当代法国哲学思想的核心观点，也是世界上其他国家的众多学者探询的核心话题之一。法国的科技哲学思想传统向来分成两派：科技乐观主义与科技悲观主义，而对于新传播科技与教育之间的关系，也大致分为“负面”与 “再探寻”两个派别[2]。抱持负面看法的学者，大都以新传播科技对于人类社会的宰制、规训与控制为论述的发力点。而为教育研究学界广为周知的当代法国著名哲学家、后现代思潮理论家、解构主义哲学的杰出代表让·弗朗索瓦·利奥塔，在其所著《非人》一书中分析到，资讯世界和信息社会非但没有为整个人类带来新的启蒙，而却带来了“非人文化”[3]64：电子世界的语音中心将一切规范按照一定程序的编排，使人朝着一种技术、一种“非人”的方向发展，进而在网络中失去自我[3]62。这是当时法国非常具有反思性思维的社会科学思想最常出发的角度。然而，新传播科技本身具有的“软性”特质使得它已然不再是纯粹的“工具理性”。于是，更多的法国学者开始重新思考新传播科技这样一个充满变异性与可能性的议题，他们一方面反思新传播科技对于人类社会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另一方面探询新传播科技对于人类社会带来的一切“可能”[4]。米歇尔·塞尔（Michel Serres）就是其中一位比较具有代表性的哲学家。他在重新思考新传播科技的特质与可能，反思它在带来负面影响的同时，探寻它为人类“可能”带来的“转化”与“联结”的契机，以及教育在这一发生变化的重大过程中理应扮演的角色。

一、新传播科技的特质与超机构的产生

在介绍新传播科技时，塞尔指出，在今天这个时代，整个地球出现了大量、轻巧、快速的新传播媒介，它们迅速转化了人类的知识和人类的社群[5]16。而这种媒介，是一种“软”媒介[6]11，其最大特点就是跨越了时间与空间的限制；而以往各种知识或实践的活动空间，往往被限制在一个或是数个地方之中[6]194。然而，“工业革命的时代已经过去，新的科技革命事实上正在建构一个世界”[6]202。面对有人认为这种世界是虚假的、不真实的质疑时，塞尔反问到：“虚拟空间虚拟地将我们聚集在一起，这并非意味着徒劳无功与虚假。”[6]194他进而举例说到，当我们将学生关在学校中，学生面对的就一定是真实的世界吗？学生能否真正地面对和真切地感受属于我们“全人类”面临的问题（比如贫穷、饥荒、不正义、不公平、环境污染、人口爆炸）？但是，凭借新传播科技的虚拟性，人类今天有机会跨越时空的藩篱，从自身所处的狭小空间走向更为广袤的世界，我们凭借新工具开发了原有的潜在性居民，并在矛盾的地图上规划出能够让我们从本土通向世界的延伸道路[6]186。

用塞尔的话来说，这种新出现的软媒介所建构的世界没有中心、没有边缘，到处都是中介[6]128。这种中介意味着柔软的连结性以及轻柔的无限可能性[6]199。因而，在这种新传播科技的可能性之中，塞尔认为需要努力的就是，“当无数信使带来巨量信息的时候，社会整体就演变成为教育性的，更多余下的工作就是撰写充满繁多新知的知识论”[7]83。换言之，他认为在这个新世界中，人类需要重点做的就是教育活动。更进一步说，由于新传播科技的流动性与可塑性，它可能带来的深刻影响是：因为整个网络能从容地提供、安排或是链接各个遥远的信息基地或是信息渠道，昨天我们还在四百万公里之外听课，明天我们可能只在四千公里之外或是更近的地方。古典的课堂仍旧是几乎僵化的教室——它将一些既定的人集合到一处；比如学校作为一种机构就是僵硬的建构，而虚拟的新传播科技的空间规划与它所聚集的人的数量完全是未定的[6]198。

这种通过新传播科技的远程教育活动是今天我们无法不去面对的教育活动。新传播科技“因为虚拟可以变换不定的选择网络，或是连接所需元素的任何部份”[6]198，因此学校可以是任何一种型态：学生可以身处公司、银行、教堂、证券交易所之中，进行所谓的教育活动[6]198。更进一步来说，不只是既有的僵化的制度解体了，而且人类将在网络上找到了另一个汇集的可能。这被塞尔称之为“超机构”：我们的语言明天将从学院、校园、办公室或是工厂、教堂、法院、交易所或行政机关这些旧有的文字中，规划出超机构，在这个集合体中，我们不再需要建筑师，而只需要能规划这个集合体、能建立或是使之消失的传播网络的组件就可以了。在这样的空间中，在虚拟的、无法看见的学校中，有什么会比分享数量、历史、语言、食谱、网址或是交换小技巧等等的缺席的准客体要来的正常呢？所有可以感觉与经验到的世界空间，同样会从社会空间悄悄滑到虚拟空间，其中我们也同样能够描绘出飘动的地图[6]195。

这种超机构，没有固定的场所，没有固定的教室、没有固定的组织。人类的明天将慢慢地走向一个未知的境地。那么，这飘动的世界地图，将震撼着整个人类的思维。面对新的事物与思维，塞尔认为，必须通过教育才能让人类能够真正地面对并且善用这种资源：我们处在历史中十分重要的教育学革命的时期，应该需要改变我们的教学结构[7]。新传播科技的好处在于，一方面，现在的实验早就与软科技密不可分：在虚拟中进行实验，以减少真实物质甚至是生命的损耗；另一方面，教育难道就一定意味着必须将人们聚集在钢筋水泥建造的学校中吗？在一个教育体制中，它并不是惟一真正需要旧有建筑的活动，也不是唯一需要四面墙体、密集的正方形或是大教室中的隔间以便看到指挥而平行竖立放置的谱架，如此的规划、如此的设计、如此的草图，内外一致，它们能够流动着彼此交换与分享的讯息，能够使知识的散布或是随意与任何一位专家交谈吗？所有这些僵硬的能变成柔软的吗？笨重缓慢的能达到快速轻巧吗……因此我们应该将这些虚拟之处整合[6]197。而且，在这样的教育空间里，“人们都在为他人的学习铺路架桥”[8]。endprint

不难看出，塞尔认为新传播科技的轻巧性与流动性，蕴藏着旧式教育机构无法达到的潜能[6]200。正是在此基础之上，塞尔勾绘了关于新传播科技与教育相互联结的乌托邦远景。

二、新传播科技与教育相互联结的乌托邦主义

西方哲学一直以来具有探寻一个人类幸福的乌托邦情结，柏拉图的《理想国》，托马斯·莫尔的《乌托邦》，以及奥古斯丁的《上帝之城》。面对新传播科技汹涌的来袭，塞尔试图描绘的是一个能够减少宰制与欺压的乌托邦“梦想”[6]182。塞尔言及的乌托邦，指的是一种充满乌托邦主义的和平希望，这种希望将在新传播科技与教育的交融之处产生：为了要在个人与全体之间建构均等性，创造一个能使得暴力减到最低的社会联结，安定世界与促使我们获得自由，惟一的希望，超越那惟一的想望就是教育[6]180。在教育过程中，未来我们必须致力于新传播科技与教育之间的相互联结：如何与一个聪明的世界一同合作？这里说的就是未来的工作与努力：传播的世界，已经变老了，我们的世界，在我们不经意的时候，生产着一个教育的社会，其中继续教育和远程教学，处处出现在普遍的网络中，图书馆、学校与校园，将加入这个新的社会[6]138。塞尔认为，在新传播科技媒介中，必须通过这种永不间断、远无止尽、摆脱时空与疆界藩篱的教育过程，通过教育与新传播科技之间的相互联结进而创造社会联结。通过新传播科技，我们与全人类一同合作、一同学习、一同接受教育，共同面对人类的苦与痛……借助现代科技，远程教学比以往的价格负担沉重的教学方式要来的便宜；远程教学，在任何地方，都能让任何人接近[6]175。

通过新传播科技，我们可以理解受苦难的他者依然存在。通过远程教学，让受苦的人发声，让受苦的人“告诉我们他们的苦”，让想要帮助他人的人能够帮助他人。但是，在网络中，什么是教师？谁是教师？教师的权力又为何？塞尔回答，“教师可以以其艺术或是专业来对事物进行操作，但决不是对于其他人、学生或是他者进行操弄：假使不然，那与强盗有何区别……应该是他与他的学生分享知识，也与所有的行者分享知识”[6]181。教师可以对于他所知道的事物进行表演、演练、操作。这是一种教学过程。但是老师操作的是知识，而非对人进行操弄。在网络中，塞尔盼望出现的不只是共享的知识，以及对于知识的无私奉献，而他盼望最为殷切的是，通过网路这个渠道、这个机制，生命能够得以彼此连结，人类彼此能够和睦相处：我们大量弭平了距离并消除了障碍。我要再说一次，我们是否应该对于能够穿越困难空间的新传播技术与教育之间，抱有两者能够十分良好的和谐相处状态的梦想呢？这里也包含着对于社会的梦想：难道我们不想要彼此和睦、亲善相处吗？[6]192

塞尔不止一次地在接受访问时面对这些问题。如他在接受《第四世界期刊》采访时便被问到，新传播科技对于穷人来说是种威胁还是一种希望[9]？对于所有的孩子来说，基本的问题是，能否接近这个新的媒介？塞尔的分析是：从今天开始，教育在所有的生活中将逐渐转变，信息关系将越来越进入社会关系的内部。塞尔建议：今天需要不断要求在大学，以及它的建筑物、图书馆、大教室、实验室、餐厅与宿舍，投资建立新科技传播的教学分布系统。这些设置给予了尚未接近这些资源的被剥夺的个人与团体很好的机会[10]。为什么是个很好的机会？因为新传播科技可以使得弱势贫穷者获得改变自己现状的机会：这种改变对于今天接受最少教育的人来说并不是个不幸。对于没钱的人来说，什么书是最重要的书？网络正是一本巨大的字典，一个巨大的空间，其中各个部分能够不断改变[9]。

这就是塞尔孜孜以求的乌托邦，通过新传播科技与教育的相互联结，真正达致所谓的正义与公平。但是，对于权力所造成的控制、支配与垄断，难道我们就只能批判吗？难道因为新传播科技可能会为人类带来异化，我们就对它失去了希望吗？塞尔坚定地认为，“在不可能之中的可能，这就是回答：在历史中，什么样的新发明不是因为乌托邦的热情而出现的呢”[6]179？人类既然业已进入网络时代，我们已经无法逃脱这样的世界，只能勇敢面对它，并且善加利用它，因为它早已与我们的生活密不可分了：因为科技的传播，我们生存在整个世界之中，生存在它的气候与暖化之中。当我们生活于其中，它改变，我们也改变，我们不是以一成不变的方式活着。为了存活，我们必须进入这场赌局[5]16。如同人在启蒙运动从神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对于未来也曾不知所措。但是，启蒙运动掀开了人类世界新的一页，现在的网络时代则又开启了人类崭新的一页。这个改变没有人知道将会走向何方，但关键是我们已经身处其中，是福是祸完全取决于我们自己的所作所为。

三、走向培养“共在”公民的“共在”教育

在新传播科技促成人类与世界互相交融与联结的进程中，塞尔希望教育能让孩子有所转化与联结。更进一步，在这种虚拟的柔弱中，将人类重新联结在一起：它有可能重新联结起人与人之间的社会联结。而这一次的联结，则是全人类的联结：“最坏的或是最好的，它们有能力用网络摧毁或是取代政治、宗教、法律、文化与知识；暴力与力量的关系；商业与金钱……使社会联结出现并铸造了社会连结。”[6]203。在这个社会联结中，通过新传播科技的传播，未来有机会有可能形成一个全球性的公众意见。这代表的是从科技到人道的过程：不论好坏，随着信息传播和媒介力量广布整个地球和居于其上的居民，并催生新的社群。假使今天形成了听众、观众与介入者，那么一个全球性的公众意见就形成了：开始是科学的、科技的公众，而后毫无疑问的是政治的和道德的公众。因此整个地球同样是人道的[5]17。

这种全球性的公民，或者说是与地球“共在”的公民的培养，塞尔认为必须通过教育才能达成，也就是从传播或是从信息到教育[6]175。这种教育与传播的问题，更重要的是公平性的问题：这就是为什么几十年来我都在致力推动远程教学，一些新的提供认知的教育方式，既然民主这个词今天在数量上与信息上依然内藏有无法厘清的帝国主义，我希望能够在尚未成型的全球性民主中，提供更多的公平机会[11]。塞尔曾说：“在哲学生涯中，我从未抛弃乐观”[6]64。从这样一个网络建构起来的知识分享教育的平台，让塞尔看到了希望：“正义的希望，当然还有联结起全人类的契机。”[9]塞尔不断地为网络教育付出着自己的努力。因为他知道，“只有我们同时保存……才会阻碍分享与传播我们的知识”[6]183。给出知识并不会失去知识，而是获得更多的知识。让所有的人能够给予和接受，让弱势人群也能够获得知识，同时也能给出知识（不论是他悲惨的知识还是自我独特的知识），这是塞尔试图构筑的正义之途。他希望达成一个正义的乌托邦。endprint

所谓联结起全人类的契机，塞尔认为，在今天这样一个地球村时代，人类必须面对的一个重要问题是：教育教学致力的是社会整体，而非在智识上或是专业上的培育，因此更应注重如何培养“共在”公民这个层面[9]。法语中的“共在”（être ensemble），直接翻译就是我们是“在一起的”，人类是“在一起的”。在新传播科技的时代里，呼唤的是一种未来我们必须重视、开创与审慎思量的教育思维，而这种思维，将关系到“全人类”的未来。因为在地球村时代，全人类不分国别、种族都是这个星球上相互依存的公民。这是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人类彼此那么互相接近的一个时刻。互联网与教育能在这样一个关键的时刻做些什么呢？在塞尔看来，他宁可去勾绘一个乌托邦。不管乌托邦能否实现，但没有乌托邦就没有希望与梦想。而世界依然停留在原地，不正义与不公平依然会重复上演。因此，乌托邦念念不忘的就是，通过新传播科技与教育思维和教育活动的相互交融与联结，促使我们以及我们的后代，能够彼此相互连结一起，共同直面未来可能会发生的种种问题与难关。

但是，新传播科技与教育相互联结的重点并非不断地在教学场域中引进最新颖、最炫目、最便捷、最智能的新科技媒介，也非教会学生“学会”如何操作这些媒介。塞尔明确表示，教育教学致力的是社会整体，不只是在智识上或是专业上的培育，而是如何培养“共在”的公民[8]。新传播科技与教育的相互联结的终极目的不应该只是把学生训练成为熟练操作新科技的“工具人”。问题的核心在于人类如何在新传播科技的环境之下，更能接近彼此，更易通向异文化与异世界。审视世界各国的教育现状，新传播科技毋庸置疑是当今显学，也是大学里最为炙手可热的专业，更是社会上令人艳羡的职业选择。凡此种种，教育教学与培养人才在过多重视“技能”的同时，却在理解他者、通向他者的问题与苦痛方面着力甚少。在现代科技不断强求人们作为其储存之物之“存在”的背景下，教育者与被教育者正被简约为整个科技“框架”中的程序人，进而失去了具有自由关系的那种“教育是人与人之间的邂逅与感动”的诗意[12]。诚如塞尔所言：“没有新科技……没有法律或是哲学、没有文学或是宗教学……没有人类苦难的经验，这些所谓教育的核心都使得我们更加无法塑造一个人”[8]35。有鉴于此，塞尔提出了一种融合知识的教育，也就是通识教育。当然，通识教育涉及层面非常广泛，诸如新型师资培训、教材教法革新、学校制度转型、学习方式创新，等等。但这毕竟让我们对未来教育充满了憧憬。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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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ducational Reflection and Revelation on Michel Serress

Thoughts of Philosoph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LI Jian

（Department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heory Course Teaching， Fuyang Normal College， Fuyang Anhui 236037， China）

Abstract：Great changes have taken place in human civilization promoted by new communication technologies， there is no exception in education. In Serress analysi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new communications technologies， such as virtuality， liquidity， plasticity， soft connectivity and gentle infinite possibility contains the potential which old education institutions cannot reach. In Serress opinion， only through never interrupted， endless education process， through the mutual coupling between education and the new communication technologies to create social connection， the socalled justice and fairness can truly achieve， the development and establishment of pedagogy nature of and can be promoted. Because education and teaching should concentrate efforts on social whole rather than on Intellectual or professional cultivation， more attentions should be payed to how to cultivate beingtogether citizens.

Key words： Serres； philosoph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education； existence； new communications technologies； Utopianism

编辑：黄航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