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怀兴

第十讲 戏外功夫

一、博览群书，专攻一业

戏外功夫主要是读书。读书，并不仅仅为了增加知识，更重要的是学做人，从书中可以学到许多立身处世的道理。在回乡种田的岁月里，家中一贫如洗，我何以能有顽强的毅力坚持读书呢？就是因为我非常钦佩颜回的好学精神“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就是因为孟子所说的“生于忧患，死于安乐”那句名言在激励着我。因此身处困境而求知不倦，自强不息。如今商品大潮汹涌而来，但并不影响我的读书心态。跟当年比起来，我读书的条件不知优裕了多少倍，已经拥有一个书房，近千册藏书，不愁吃，不愁穿，物质上还奢求什么？一个人的精神充实比物质富有重要得多。“学然后而知不足”，年纪大了，书读多了，更觉得学无止境，自己所知的，不过是书海中的一滴罢了。于是，除了写作之外，我就常常独坐书房里，沏一壶清茶，读一本好书，与哲人对话，向先贤请教，偶有心得，便自乐欣欣！

我书读得很杂。我以为，在学识广博的基础上专攻一业，其业才能有大气象。我写的是戏曲，但戏曲剧本并没有读多少，六十种曲还没有通读一遍。前些年偶然翻阅了无名氏的《鸣凤记》，为其第十四出《灯前修本》的奇妙构思而拍案叫绝，觉得今后一定要挤出时间好好读一读六十种曲，但又几年多过去了，还是忙得很，读不了，真遗憾！我过去喜欢的剧本有两类，一类是传统的民间小戏，一类是外国戏剧。我觉得民间小戏有一股清新的野趣，外国戏剧却能引起灵魂的震颤。读小说的兴趣比读剧本浓，对外国小说的喜爱也胜过中国小说。文艺理论涉足很少，偶尔看看而已，以上所引的名句，不知以前在哪儿东一句、西一句地摘录下来，这次拉起虎皮当大旗，装出一付饱学的样子，其实是唬人的，看家莫当真。对诗，则一般只喜欢中国古代的诗词曲，尤其是元朝散曲、小令，但读读而已，背诵不了。中国古代的诸子百家我浏览了一些，《四书》看过两遍，《易经》也从头到尾啃过一遍。

刚开始看《易经》，如坠五里云雾里，十几天都只在第一页徘徊。读不进去，怎么办呢？后来先学卜卦，边卜边读，慢慢就从头到尾读下去了。一年中，也替一些朋友卜了不少卦，他们都说我卜得灵验。但读罢《易经》，我就坚决洗手不卜了。为什么呢？我以为天生各人各有所用，我今生的命运安排，大概就是写戏，卜卦自有别人，我不能越俎代庖。因为我卜卦，悟性差，都是按朱子所授之法慢慢卜，卜一卦得花很长时间，卦象摆出来后，又只能照《易经》一字一句地解析，而有的人，文化水平比我低得多，卦却卜得很快，解得很神。从中我悟到老天没有赋我通《易》卜卦的天份，不得勉强去闯，知个皮毛就行了。

但读《易经》也有好处，从中让我想起了一个文艺功能问题。国人爱把中华民族比作是一条巨龙，自称是龙的传人。中华民族这条巨龙，一个多世纪以来睁眼看世界，被外面的繁荣强盛所震惊，为自己的落后贫困而恐慌，就急于想腾飞，但一急就容易为眼前的利益所迷惑，饥不择食，往往闯祸。好的意愿却带来恶的后果。可以说这条巨龙常常处于亢奋状态，“亢而为害”、“亢龙有悔”，古老的哲学早就这么告诫我们，如何教这条巨龙少一点亢奋，多一点清醒，不要把江山乱折腾呢？只能花一些力气来牵制它。文艺或许应该具备这种功能。但牵制巨龙腾飞，岂不是阻碍历史进步吗？不是推动，就是阻碍；不是革命，就是反动。我们民族的思维方式变得如此简单，总是从一个极端跳到另一个极端上去，而忘记了“承乃制，制则生”的古训，忘记了相生相克的道理，只许相生，不许相克，如此违背自然规律，怎能不受自然的惩罚，历史的嘲弄？

这种非此即彼的思维方式也影响着对许多历史人物的评价。王安石是改革派，那么反对王安石变法的司马光就是保守派；太平天国是革命的，那么镇压太平天国的曾国藩就是十恶不赦的反动头子了；根据严复晚年一反戊戌变法时期那种反孔姿势而推崇孔子，就断定他是由进步坠落成反动顽固……书读得一多，我发现事情并不那么简单。王安石那些本要富国强兵的新法，贯彻到基层往往都走样了，变成扰民的举措，司马光的反对，也不无道理；曾国藩是镇压了太平天国，但他发起了洋务运动；严复对东西文化的冲突，结合中国的问题探索了一生，晚年的思想可以说更成熟了……渐渐地，我悟出了非此即彼的思想方法不对头，对问题应当全面观察分析。这样，对人、对事，我都有了独立见解，不会人云亦云，随大流、赶时髦。

我在中学时期，有一段时间痴迷于《孙子兵法》，看了好多遍，后来又从史书上翻阅了些古代战例，进行分析，觉得很有意思。当兵的时候以为我将来可以当上一名军事参谋什么的，让过去读的兵法有所应用，谁知两年之后退伍回乡种田，当军事家的幻想破灭了。但三十年后老天爷竟然让我“纸上谈兵”，写电视剧《林则徐》、《左宗棠》、《郑成功》非具备一点古代军事思想不可。读《左》、《郑》两部剧本的朋友都称赞我战争场面写得好，却不知我早就对兵法下了一番功夫！不知曾从哪一本古代笔记中看到一则记载，说罗贯中年青时有图王之想，后来图王不成，便舞文弄墨写起《三国演义》来了。我以为，这则笔记所说的是可信的。罗贯中若非早年胸怀大志，只如腐儒一般，哪能写出《三国演义》这种具有大气象的作品来？我在前面已经谈过了，我读高中时，由于父亲的政历问题而受到老师的歧视，逼得我不得不去读许多有关政治、历史的书籍，这就养成了我好读政史的习惯，也为我后来从事历史剧的创作打下了厚实的基础。我对王夫之的那一部《读通鉴论》很感兴趣，1976年社会乱惶惶的时候，我就躲在乡下老家，认真地读这部史论，并做了笔记。我的史识就是从这部书里得到的。十年浩劫，几乎买不到借不到好书，难得弄到一本，就会如饥如渴地读。《古文观止》也是那个时候读的，因为书要还给人家，就不得不认认真真地抄了一百来篇，这为我后来的戏曲、电视剧创作的打下了古典文学的基础。八十年代以来，书店时可以买到好多书了，我买了不少，刚开始也认真地读一些，后来创作任务一重，来不及读，有一部分只好当作收藏、摆设。现在我读史书，是为写戏而读。如要写《乾佑山天书》，就去翻宋史，要写《林则徐》、《左宗棠》、《郑成功》，更是要翻阅大量的史料。为用而学，倒钻得进去，而且集中时间和精力专攻某一段历史，某一个人物，比漫无目的的走马看花要好，能让你增长很多历史知识，也会使你对历史、对现实、对社会、对人生有更深的认识，明白更多的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