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讲人：蔡天新

浙江大学数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诗人、作家

带着数字与玫瑰旅行

主讲人：蔡天新

浙江大学数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诗人、作家

我曾写过一本书，叫《数字与玫瑰》。在大家看来，数字或者数学是理性的，文学是感性的。有句广告词：“人生就是一场旅行”，我的理解是既感性又理性的生活——带着数字与玫瑰旅行。

旅行的意义

中文有两种表达法，一个是旅行，另一个是旅游，主要的区别是什么呢？我认为，旅游是外出游玩时吃、住、行都不用操心的。比如，参加工会组织的活动不用操心，参加旅行社不用操心，这是旅游者。而旅行者则自己去学习语言、当地的风俗等等，自己安排行程。正如英文中的两个单词：traveler和 tourist是不一样的。

接着向大家介绍几位作家，第一位家境并不富有，为了生计便当了水手，不当水手以后，就把船上听到的看到的故事加工成了小说。麦尔维尔写了《白鲸》，为了完成小说，他冒着生命危险捕鲸。这本小说被认为是美国历史上第一部伟大的长篇小说，他的文学地位也与马克吐温齐名。另一名作家是战地记者海明威，世界大战爆发之际，他去了西班牙前线采访，但不幸中弹，疗养期间爱上了女护士，后来他便将他们的故事和战争结合起来写了小说，诞生了融合战争和爱情的作品《永别了，武器》。这本小说还被拍成了电影，名利双收，还因此得了诺贝尔文学奖。还有一位作家，1927年出生在南美洲的哥伦比亚。他大学毕业以后在国内当了记者，在一次矿难事故中，他勇于揭露被掩盖的真相，轰动了整个国家。报社为了奖励他，派他出国采访，出国期间他辞掉了记者的职位，在巴黎租了房子，一边打工，一边写作，再偷偷寄回到哥伦比亚发表。几年后他成为了哥伦比亚国内小有名气的作家，包括莫言在内的许多中国作家也都受到了他的作品的影响。

我写过很多诗歌，但从来没有写过小说，因此我对诗人比较了解。20世纪，外交官成了最容易获得诺贝尔奖的职业，但不要以为外交官都是贵族，米斯特拉尔・聂鲁达就是个很好的例子。他出生贫穷，但写情诗写得非常棒，我想和大家分享一下他的旅行故事。他没上过好的大学，从圣地亚哥到里约到葡萄牙的首都，再到西班牙的首都，再到法国的首都。他从马赛港出发到东方，通过埃及的赛德港到了科伦坡，然后又到了新加坡，最后到了无人问津的缅甸首都，却因为身无分文，坐了三个月的船再到东京大使馆请求资金支援。他从缅甸小小的领事做起，后来成为了参赞，到1971年时，已经是智利驻法兰西共和国大使。他在巴黎的办公室接到了从斯德哥尔摩打来的电话，告知他获得了1971年的诺贝尔文学奖。试想，若他当初不是勇敢地去看这个世界，用旅途创作许多诗歌，他可能就会一直停留在智利国内，很难享誉世界，所以旅行很关键。

◎ 丢勒 《忧郁》

◎ 丢勒 《忧郁》 局部

◎ 列奥纳多・达・芬奇 《蒙娜丽莎》

上文谈论的是文学家的旅行对寻找灵感很重要，而匈牙利的作家在《我要作一个数学家》一书中则告诉我们，数学家也很需要旅行。为什么学习数学要走遍世界？因为在数学的世界里，你看不到情感，语言也简单且没有障碍，也没有被动语态，开展国际交流颇具优势。所以，若你想游学世界，可以学习数学、物理、科学。

热门词汇自古以来就已经存在。17世纪的时候，是“游行”，去年是“正能量”，今年成了“颜值”，一年一个新词。但欧洲的热门词每年都不变，叫“grand tour”，就是等到你年满十八岁时，父母就会让孩子去旅行，这在欧洲已经形成了习惯。各个旅游景点或是教育类型的目的地针对26岁以下年轻人有很多的优惠措施。而中国的父母则是让自己的孩子在新东方学英语，或是参加各类培训。这就是不同风俗对于旅行的不同定义。

文理之间的联系

德国最伟大的画家丢勒有一幅作品叫《忧郁》，画中有16个阿拉伯数字，每行加在一起和是34，最后一行中间两个数字正好是这幅画的年份1514年。去年是这幅画诞生150周年，德国政府举行了重大活动纪念这幅画的诞辰。作品画的是五角星，为什么用五角星不用六角星？因为它包含了数学的黄金分割率，在中间任意找一个焦点，其焦点与左边、右边的距离的比值是0.618。文艺复兴时期，像达芬奇这样伟大的画家为什么能画出蒙娜丽莎？当他在画模特时，中间放一个玻璃平板，用方格纸隔开，自己的画布也用方格纸隔开，然后模特折射在画布上，就是绘画的透视原理。透视原理是文艺复兴的时候包括现在的油画画家要掌握的技巧。另一个技巧也和几何学有关，我在法兰克福旅行时在机场两个航站楼中间的通道拍了张照片，这个通道里很多天花板是平行线，扶手、地上也是平行线，但是拍成照片后，不仅不平行还相交，相交于同一点。这个在英文里叫什么？叫vanishing point，没影点。这个没影点再加上透视原理是油画画家很重要的两个技巧。可以说，达芬奇是最伟大的画家。他30岁前做徒工，30岁到40岁学几何学，50岁画出了《最后的晚餐》，直到70岁时他才完成了《蒙娜丽莎》。从他的经历不难看出，年轻时学习几何学对画画是非常重要的。

◎ 列奥纳多・达・芬奇 《最后的晚餐》

现代艺术中其实也包含着数学的例子。例如马格里特的《欧几里得的漫步处》，画的右边是街道，街道是两条平行线，但是在我们的视觉里面，越往远处靠得越近，最后就变成了一个点，成了等腰三角形。画的左边是欧洲的水塔，圆锥体的主视图是等腰三角形，俯视图是圆，左边是通过我们学习的知识知道它是等腰三角形，右边是通过经验判断是等腰三角形，那么画家的机智是什么？他把这两个不相关的东西放在了一起，形成了一个几乎是全等的等腰三角形。

我们再来探讨一下数学和语文这两门课究竟有什么共同点？首先它们都是一门学科，并且都是主课。语文由两部分组成，第一部分是语言，是交流的工具，另一部分是艺术，是文学，所以语文是两部分组成的。数学也一样，字面上虽然看不见，实际上是由纯数学和应用数学组成的，这两部分正好对应语文里的纯语文和文学。有人问我，你喜欢写诗，又喜欢搞数学，两者间有什么关系？我说它们有关系，首先数学和文学都是最古老的发现，数学是从原始社会就开始了，文学范畴里的诗歌起源于2400年前。另外，两者都需要灵感、想象力。还有一个共同点是他们都简练，阅读一本小说需要一个礼拜，但读完一首诗只需要几分钟，数学也是同理。

文理之间也有相似性，我认为了解这一点很重要。若要配对，我认为数学与诗歌是一对，物理学与小说是一对。它们的共同点是什么呢？小说描述发生的故事描述得很详细，牛顿的万有引力定律描绘三维空间里的故事也是一样。但你无法从数学、诗歌的内容上找到具体细节，它们更关心本质的区别。天文学跟戏剧是一对，古希腊的诗人同时也是天文学家。为什么呢？因为两者都需要非常精细和缜密的心思。计算机跟散文又是一对，它们的共同点是应用极其广泛。此外，化学与报告文学是一对，生物学和杂文放在一块。绘画跟几何学关系很密切，音乐跟代数有关，其实它们的故事可以追溯到古希腊时期。现在音乐学院有一门和声学课程，就跟数学有关。到19世纪后期20世纪初的时候，诞生了一门大家很喜欢的艺术，就是电影，它是音乐跟绘画的综合，时间艺术跟空间艺术的综合。在我们数学领域里，自从微积分后，形成了分析学这门新的学科，实际上是把代数的方法和几何的方法结合起来。

从看见到发现

最后，和大家分享一下我的人生经历。我曾到过里约，留下了名为《旅行者的小憩》的照片；在麦收季节，去过西班牙的乡村；在日本的首都京东，我把我坐的凳子搬到过道上，灯笼出现在我的镜头里，有了《京东的黄昏》纪念照；在英国的火车上，我很幸运地拍下了《乡村与云朵》，还有剑桥的草坪；前苏联国家陌生的小巷、牛津的图书馆、墨西哥极富色彩感的海滨……这些我感受过的故事、人物、风景让我明白了很多。

三年前，我和其他的爱好摄影的人一样，拍人物、风景，前年我突然有了新的发现，来了灵感，计划拍摄抽象的事物。我在旧墙壁、旧铁门或者电线杆上找到一些痕迹，把它记录了下来。孩子的随手涂鸦，像极了有一双悲哀的眼睛的驴，我叫它《热带的忧郁》，也有像女子一样安静优雅地坐着的图案，我给它取名为《坐着的女子》。这样的作品很多时候要花费作家几个月的时间才能完成。

我写的书主要分三个部分，第一部分内容是数字，第二部分是艺术文学，第三则是旅行。包括《数学与玫瑰》《数学与人类文明》，以及描述人物的。去年《难以企及的人物》在台湾出版时，杨振宁先生和莫言先生都对作品进行了点评。还有我的个人诗集《美好的午餐》，里面的内容如玫瑰般绚烂。出版四个月已经进行第二次印刷，我也邀请了十几位翻译人员和我一同编写，书中非常详细地讲解了诗歌。《小回忆》这部作品，描述的是我的中小学生活。

最后，还有介绍旅行的书，分别是《飞行》和《欧洲人文地图》。欧洲45个国家我去过44个，唯一没去的冰岛在书中我也提到了。作品内容大部分是人文，但科学也包含其中，因为我觉得科学也是人文的一部分，另外，还配有我的摄影作品。我希望每个人在自己有生之年至少去一次欧洲，欧洲有着丰富悠久的历史，每一个国家也都有自己的特色。我写过描述英国的《英国，没有老虎的国家——剑桥游学记》这部作品，也有介绍德国名为《德国，来历不明的才智》的书。德国是1871年才成立的，但是却占了诺贝尔奖得主名额的一半，出于好奇，我写下了这部作品。还有即将出版的作品《美国，天上飞机在飞》以及本人唯一的一部摄影集《从看见到发现》。

对于写诗，很多人会说“不喜欢”，其实，会写诗的人与不会写诗的人很不同，因为他们视野不一样；会读诗的人和不会读诗的人也不一样的，因为视野不一样。最后，我想把一首我初到杭州时写下的短诗《梦想活在世上》送给大家，希望我们每个人活在这个世界上，都有一个美好的梦，都能像一束子弹，穿过暗夜的墙。

树枝从云层中长出

飞鸟向往我的眼睛

乡村和炊烟飘过屋顶

河流挽着我的胳膊出现

月亮如一枚蓝蓝的宝石

嵌入指环

我站到耳朵的悬崖上

（本文系蔡天新在杭州市科协、杭州市科技工作者服务中心、市委党刊《杭州》杂志社联合主办的第98期“杭州科学大讲堂”上的演讲，文中观点不代表本刊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