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永恒

不带三儿一起玩儿是因为他侉侉的山东话吗？

我们的院叫教师大院，远近闻名。别的院的围墙是砖墙，我们院的是树。小树很密，曾有人剪成方方正正，说叫园艺，后来没人剪了就长成了墙。有树就有鸟，于是院里的孩子人手一把弹弓。

我们的小学闹了好几年革命了，闹得小孩儿们都长出一双斗争的眼睛，凶凶的，老师瞅着都害怕，都不敢管。我们有书包，但书包中装的不一定是书本，喜欢什么装什么。卫东书包里是个扎枪头，忠彪放着一只小狗。记得那时有个电影，是说上大学里的事，大学咋上呢？电影里的人举起双手，指着满手的老茧：“考什么考，这就是资格！”然后就上大学了。

大学里是这个样子，我们小学也是这个样子。

弹弓是真好玩儿，枪一样的玩具，子弹飞出一条弧线，穿云破雾，打猪，打狗，甚至打小鸡，被打的一方，在弹雨中乱窜，给了我们太多的快感。伤人吗？一般不会，打伤了找家去，就是一顿胖揍。上个世纪七十年代的日子，打人都是真的，一点都不吓唬你，那是真疼。

我们主要还是打鸟，悄悄躲在树下，在枝和叶之间寻找鸟的白肚子，然后将石子扣在弹弓上，一个生命玩弄着另一个生命是最刺激的。至于鸟鸣有多好听，飞翔有多美丽，或世上没有鸟了会是什么样，大人们不说，我们也不知道。

弹弓的子弹一般是石子，在公路边的沙堆里拣大小适中的石子，装在口袋里，跑起来哗啦，哗啦。

比较专业的孩子不用石子，石子飞起来不走直线，打到物件上还不崩碎，没有子弹的感觉。用一种黄泥，团成泥弹，圆圆的，晾干后好用极了，打出去又快，又准，又远。黑土做泥弹不行，没等扣在弹弓上就碎了。黄泥不用水和，挖出来就是泥，黄黄的，黏而不粘手，湿度也正好，晾干后硬而滑。只是那样的黄泥稀有，不好弄到，于是，黄泥成了我们童年生活中很珍贵的东西，是特殊的商品，在孩子中是流通的，一把高质量的石子只能换五个或四个泥弹。当时就有假货了。如果泥弹用手一捏，碎了，东西换不成不说，还要打架，一个个都鼻青脸肿的。那时还这样认为，打架是一种教育，没有打过架的孩子不会长大。

我们院里的孩子凑到一起疯时，三儿就远远地看着，若他也凑到跟前，我们或是散了，或是说不带你。为啥？

我们教师院是四排红砖房，三儿家是在房头接的草房。家家的大人都是老师，他爸是给学生做饭的。当老师的大人下雨天都打伞，他爸披块塑料布。最让我们受不了的是三儿管爸不叫爸，叫爹，管妈叫娘。三儿也改过口，像我们一样，可被他爹打得杀猪一般。

三儿远远地站着，看着我们疯，我们知道他也准备了“啪叽”，口袋里也有玻璃球，弹弓不好可也有的。我们就不带他玩儿，也不知为啥，反正觉得他不是我们院的，五岁时不是，十岁时还不是。

三儿远远地站着，腰中别着一把小镰刀，手中挽着一根绳子。我们知道，他看一会儿就要走的。我们家都烧煤，买煤是凭证的。他家没有，说他家的户口是农村的，总要到郊区去打草，或是挖庄稼根。三儿不怎么上学，天天要打草的，一天不去，他娘就在院里喊，小杂种，晚上烧大腿呀？侉侉的声音。

那天，三儿汗津津的，用手抹了把鼻涕，脸像花猫一样，冲我们走来，我们又散开了，回家了！回家了！

“我有黄泥。”说着转过背后的书包。那哪是书包哇，抹布一样。他打开捆书包的麻绳，一大团黄泥露了出来。我们是行家，我们是识货的，那黄泥绝对是上品，是奇珍，是轻易弄不到的，颜色纯正，没有杂质，阳光下透着一种黏黏的柔和。卫东上前捏了一小块分给我们。我们用手碾了碾，闻到一股土的清香。这样的黄泥做出的泥弹，光亮而手感好，冬天攥在手里不凉，夏天不返潮，扔到水中捞出来还能用。我们互相看着，递着眼神，不吱声，不说话，看着那张猫脸，又看着他胸前的黄泥，两只黑黑的小手捂在黄泥上，手背上裂着红红的口子，有浓浓的液体在流出。

“你要换什么？”

“给你们，啥也不换。”

“真的？”

“嗯。”说一个字也是侉侉的。

“你想让我们带你玩儿？”

猫脸笑了，笑得更像猫了。我们哄地一下，疯了似的去抢那黄泥，三儿远远地看着，我们围着那书包撕打着，翻滚着，谁多了谁少了，一个个急头白脸的。之后的游戏是围着三儿玩儿的，我们像演戏，而三儿兴奋得脸通红通红的，直到草房外传来侉侉的骂声，三儿不舍地撂下玻璃球，扛起柴草，一步三回头。我们早就不想玩儿了，马上回家，找个破碗或破盆什么的，将黄泥小心地放进去，再找块毛巾或手绢，浸上水，盖在黄泥上，放在荫凉的地方，等有时间，时间要足够，再放在一块木板上，像大人揉面似的，将黄泥揉好，轻轻地搓，搓成大小均匀的泥弹，再晾到有阳光，大人又看不到的地方，两天能干透，再装进一个特殊的布袋或盒子里，每天上学或出去玩儿就在里面选，先挑不好看的用，省着用，每三个最好要打到一只鸟。

黄泥不是黄土，黄土随处可见，在地上挖坑，黑土下面是沙土，沙土下面就是黄土了。说它是土不是泥，不仅是湿度的区别，黄土呈蒜瓣子状，硬而不黏。黄泥是天然的，泥里一点沙子都没有，细腻而有光泽，抹到墙上缎子布一样。

打那以后，我们玩儿的时候偶尔也带三儿，只是觉得别扭，除了他脏脏的，鼻涕往衣服袖上抹，还有就是他玩的技术不行，分到哪伙都受拖累，降低了我们这个群体的档次。不带他吧也不行，他有过一块黄泥，就有十块百块。黄泥不是轻易能找到的，比现在找玉石还难呢，埋在地下，谁会天天挖坑找呢？即便挖坑就能找到吗？世上还没有探黄泥的机器。

三儿是咋发现的？

同三儿有了交往后，才发现他身上毛病太多，除了穿得脏外，还啥都吃，吃榆树叶、生茄子、生辣椒也就算了，他捉只蚂蚱也把大腿拽下来放到嘴里，说他家在山东闹蝗灾时，村里人都吃这个，还吃大蚂蚁的肚子，说好吃，酸酸的……

三儿不管我们愿不愿意同他玩儿，从不看我们的脸色，只要带他他就特高兴。同我们在一起好像有了某种身份，好像他家一下子变成了城市户口，好像他爹也成了学校的正式职工。

那天卫东说：“那个小山东鬼着呢，我问他还能弄到黄泥吗，他光笑不吱声。他知道，咱们的泥弹快用完了，也知道咱们已经用不惯石头子弹了，吊着咱们呢。”

一个严肃的问题摆在了我们面前，人人手中的泥弹不多了，再回到用石头子弹的状况不大可能了，至少是很不舒服，扣上石子太没意思了。咋办？我们的目光寻找着三儿，三儿远远地站着，抹了一把鼻涕笑了。

不能去求他，不能，我们是城里的孩子，是有尊严的。

那天，很晚，很晚了。三儿进了我们的院，又挎着他那个脏脏的书包，看见我们就坐下了，既抹鼻涕又擦汗，好像走了很远的路。我们拢了过去，不用猜就知道他书包里装的是什么，一个个的眼睛中都像伸出个小巴掌。这次三儿不像上次放下书包让我们抢了。他让我们围成个圈，我们都变得很听话。他打开书包，一小团一小团地拿出来。黄泥团有大有小，上面都歪歪扭扭地写上我们的名字。然后，他分给大家，平时对他好点的，黄泥团就大一些，对他不太好的，甚至骂过他的就小点，反正人人都有。谁的黄泥团小了也不争，大伙儿心里知道为什么。

拿到黄泥团，我们互相比着，大的高兴，小的不吱声，可怜兮兮的，曾经的尊严都没了。

八月底，我们心里着急，天快凉了，在外面疯的日子不多了。快开学了，我们院里有个风气，最坏的孩子是逃学的孩子，学到什么程度不十分重要，逃学不行，家长是老师也打孩子的。小鸟要回南方了，挨打的小鸟们不知明年还回不回北方，即使回来，还回我们这罪恶的大院吗？其实，我们院的鸟已经比从前少多了，早上叫我们起床的已经变成了乌鸦。乌鸦我们不敢打，一是大，泥弹打在它身上还能飞走，再者就是中弹摔到地上，还在挣扎，还用嘴啄你，黑黑的翅膀奓起来，眼睛发出凶凶的光。更关键的是它不好看，我们爱打好看的鸟，越好看我们下手越狠，越好看的越好欺负，越好看的越容易弄到手。最有意思的是，泥弹没打到要害处，落到脚边还是活的，那我们就玩它，将绳子拴到它后腿上，满院地撵。若遇到三儿就更不得了，他会将鸟扔到锅灶下烧着给吃了。

那个年代，我们是怎么了？

小鸟少了，我们就打燕子，那时的教育很民间的，人们很少说燕子是益鸟（有不益的鸟吗），是保护庄稼吃虫子的，若是这样教育我们，我们会听的，因为那时的中国最怕的就是从口中夺食。我们每天说得最多的话就是，妈，我饿了。可大人们说得不多，只说，别打燕子，会闹眼睛的。这不可信，见到别的孩子打燕子，几天后也没闹眼睛。

燕子好打，它们不落在树上，而是一排排地落在电线上，视野清晰，目标明确，它们还把我们看作是好人，走近了也不飞，傻子一般。打别的鸟是拉开弹弓瞄准一只，打燕子可以瞄准一排。燕子被打下来，通常是睁着眼睛，好像在说，打我干啥？也没惹你，我也不好吃。我们也不知为什么，就是好玩儿，大人斗成分不好的，斗知识分子，其实也是好玩儿。

意外的是卫东真的闹眼睛了，红红的眼边烂了一样。大人们都告诉我们别再同他玩儿，传染呢。他只打了一个房檐下的燕子窝，还掉下了两只没长毛的小燕子呢。

三儿再带黄泥回来，交易升级了，不是白给，光带他玩儿也不行了，要拿东西换。这回他先把柴草送回家，喝了水，再用手揉揉鼻子，把自己弄成个猫样，大马横刀地找个地方坐下来，看我们手中的东西。我们手中有小人书，有半个馒头，有几个玻璃球，有一支小木枪或一截铁丝（能做弹弓把儿）……反正我们把喜欢的或有用的都集中到三儿的面前。他这看看那瞧瞧，觉得可以，就将书包从身背后转过来，捏出一块黄泥，大小他说了算，黑黑的小手就是秤。三儿也讲理，你觉得不合适，可以不换。其实，能换到一块黄泥，就是胜利，我们就会欢天喜地。

几天过后，我们商量，不能让一个小山东把我们制住，带他玩儿降低了我们的身份，传出去会毁了教师大院的名声，我们还要在这一带混呢。特别是换东西还他说了算，反了天了。黄泥咋办？

悄悄跟着他，发现有黄泥的地方，然后就好办了。事这么定了。那天我们相约早起，早起的滋味真不好受，三儿是怎么熬过来的？我们躲在大门口，见三儿出院了，就不远不近地跟着他。宾县一中就坐落在城边，啊，那就是我们父母上班的地方，出大门不远就是郊外了，沿着公路边有几条深深的沟谷，由谷边到谷底，有小树有青蒿凶凶地长着。三儿来到沟旁看了看就走向谷底。我们趴在沟沿上能见他忽隐忽现的身影，他在打柴。一个小时过去他在打柴，四个小时过去他还在打柴。

“他今天不去弄黄泥咋办？”

“是呀，他不是天天弄的。”

“再等会，万一呢。”

这深谷边，家人是严禁我们来的，除了谷深蒿密，还有就是谷边有个陵园，鬼气重，没风天也起旋风。

三儿还在打柴，我们觉得没意思就回家了。一连几天都是这样。一天，三儿说，那沟里有蛇，不注意会咬着你们。我们你看看我，我看看你，这小山东真的鬼着呢。

常来我们院的有个张叔，是卫东家的亲戚，在城里打零工，时不时到卫东家蹭饭吃，把卫东恨得不行。因为当时家家都有规矩，大人请人吃饭小孩不准上桌。张叔也有优点，闲着没事总同小孩玩儿，笑眯眯的。

这天，我们又分黄泥，张叔看见了，拨开了我们，用手捏了一块看了看，眼睛一亮，说：“哪来的？这黄泥要是抹炕可太好了。”三儿警惕地看着他。

白云北去，大雁南飞，秋天真的来了。我们得收收野性，整整书包上学了。三儿那书包也洗了，晾在他们家的杖子上。我们瞅着就好笑。

秋天来了，家家都要抹炕。啥叫抹炕？那时的北方还不是家家都有暖气，冬天里不能睡床，都是炕，用砖搭的，里面走烟火，屋里就是暖的。炕光用砖还不行，还要在砖的表面抹上一层泥，不露烟还整洁。这泥很有讲究，若质量不好，大冬天的若裂了缝或起皮可就麻烦了，冬天里再和泥下不得手的。抹炕每年至少一次，都在秋天，把砖掀开，将炕里的烟灰掏出来，过火就通畅，冬天屋子暖。

抹炕最好的是黄泥，不硬，不裂，不起灰，实在找不到就用黄土和水拌，质量差好几等呢。

张叔最近不到院里来了，有人见他在郊外的沟谷边转悠，有人见他远远地跟着三儿。

小孩儿再鬼也鬼不过大人。再后来听说那个张叔雇了辆大车，找了好几个人，锹哇镐的，找到了那个有黄泥的地方，干了好几天，一车车黄泥拉进城里，一车卖五块钱呢。三儿傻了，三儿哭了。黄泥又不是谁家的，大人不会管小孩儿咋想的。那地儿被挖成了老大的坑，正逢雨季，坑里满满的水。没有水也弄不到黄泥了，都被大人拉走了。

三儿又成了以前的三儿，那个张叔再来，院里的孩子没人搭理他。

没有了黄泥，三儿低头走路，肩上的柴火很沉很沉，有鼻涕也不擦，我们冲他喊，快过河了！有时歪头看他的脸，他的头低得只剩肩头。有时在饭后也到院里来，他只是远远地站着。

我们手中的黄泥弹少了，就变得金贵，轻易不用，又蔫头搭脑地拣石子。那玩意真是不行，射出去晃晃悠悠的。于是院里的燕子多了起来，偶尔还有好看的鸟冲我们叫，这明显同我们较劲呢。更可气的是大门口的路灯已经亮了好多天了。以前可不这样，若见路灯又换上新灯泡，我们就去瞄着，不出三天，准被击碎。不说是谁打的，自己打的更不能说，只有自己知道。打碎路灯泡时真过瘾，不用泥弹直接击中目标，只要打在灯罩上，弹子往里滑，“叭”一声，一片漆黑。于是就有不知从哪家传来的恶恶的骂声。那盏路灯是归学校管，一个灯泡没几个钱。要换灯泡，通常要找我们，我们会爬杆。上得多我们打得就多，日子久了就成瘾，一见有灯泡就摸口袋，若哪天没带弹弓，心里就痒得不行。大人不是不管，收缴弹弓好多次，但“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南回的鸟儿伤痕累累，燕子的窝被击破了，它们明年还来吗？

那天放学回来，听院里的大人们说，房头草房家的那个男孩儿昨晚没回家，他娘急疯了，求各家大人给找找。

我们也跟着大人们去了。有大人在我们也敢下到沟谷里面。在坡上，在沟底，我们发现到处都是镰刀挖过的痕迹。我们说，三儿到过这儿，到过那儿，只有我们知道这痕迹是三儿留下的，只有我们知道，他在找什么。夜深了，几条沟谷里到处都有手电光在晃动。过了沟谷和陵园就是一片矮矮的山，在山边一个瓜窝棚里找到了三儿。人已经奄奄一息，一条腿肿得像个长冬瓜，大人说被蛇咬了，快送医院。

三儿又把黄泥找到了，而且比上一次的还好，黄黄的透着金色。在瓜窝棚里他肯定是饿了，他在地上用黄泥捏了好多好吃的，有饺子、馒头、花卷、面条，还捏了一双碗筷。不能吃他又干了什么？三儿捏了一本书，上面歪歪扭扭地写着“城市户口本”，还有街牌号呢，是我们院的。三儿没见过真正的户口本，真的不是那样的。

三儿没死，县医院治不了送哈尔滨了，家人都跟着去了。后来有几个陌生人来到草房说是给搬家，他们家人再没回来。

那个春天，树绿了，回到我们院的鸟很少，没有燕子。

图·皮痞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