郝国玮

一

王远音，原名王鸿业，幼名龙文，1915年出生于山西省五台县豆村镇泗阳村。

其父王松秀是清末秀才，为人正直，在村里做私塾先生，同时也是远近闻名的中医，治病救人，不论贫富，被人们尊称为“大先生”。王远音自小聪慧机灵，9岁时，他被村里高小校长郝唯一看中，提前进入豆村镇第五高小学习。郝校长是进步人士，王远音因为年龄小，就和他吃住在一起，深受其影响，逐渐有了民主平等的意识。父亲的正义感加上校长的新思想，让他在为人处世上显得和同龄人有所不同。

1931年夏，王远音（时用名王鸿业）以优异成绩考入太原成成中学。不久，九一八事变就爆发了。12月初，全省性的“学生抗日救国联合会”在太原成立，成中学生参加了“学联”组织的向国民党山西省党部的请愿、示威活动，砸《民国日报》，要求国民党中央取消不准学生抗日救国的法令和措施。这是15岁的王远音参加的第一次革命活动。

1933年5月，阎锡山亲信推荐段丽卿出任成成中学校长，对进步师生进行迫害。在成中地下党的指导下，由学生自治会秘密发起了驱逐反动校长的学生运动，二年级的王远音积极响应，成为“驱段”运动的积极分子。“驱段”胜利后，王远音仍活跃在成中学生活动的前沿，除了积极开展学生自治会工作外，还与其他进步同学组织起一个新的读书会——“前夜研究社”。他们研究时事，学习社会科学，阅读革命书刊，开展反对帝国主义、抗日救国的宣传，成为1933年下半年成中公开社团中最活跃的一个。

同年夏，他顺利考入太原三晋中学高中部。1935年，反动当局向学校派出军训教官，以加强对学生的监督和控制，王远音作为本校高一年级学生的代表，出席了太原反对学生军训的会议。同年8月，他成为共产党领导的外围革命组织“中国社会科学联盟”（简称“社联”）中的一员。

此时，“华北之大，已经安放不得一张平静的书桌了”。面对日军的步步进逼，南京国民党政府一再退让。1935年末，北平爆发了“一二·九”学生爱国运动，得到全国人民的支持和响应。在太原，王远音按照“社联”指示，发动并组织了本校学生抗日救国会，并代表本校参加省“学联”。他思想积极上进，工作能力全面，很快就成为党领导下的这个学生团体的中坚人物，这为他日后独立组织领导党的政治工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936年2月，红军东渡黄河后，太原“学联”活动由公开转为秘密进行，王远音当选为“学联”的主要负责人，带领学联成员在艰难的环境下积极开展工作。3月，阎锡山防共反共，在太原各大中学校大肆逮捕和屠杀共产党员与积极分子，王远音遭到当局通缉。一天早上，三晋中学门口出现了陌生人，王远音立刻感到情形有变，他拿着水壶，穿着拖鞋，腋下夹了一本书，装作去打开水，从锅炉房的烟道中爬了出来，机智地从敌人眼皮底下逃回老家避难。这期间，他没有停止革命运动，坚持向家乡人民，尤其是豆村高小学生宣传抗日救国主张，当地许多人在他宣传引导下先后走上革命道路。3月底，阎锡山反动派追到豆村镇，当时王远音正在母校演讲，村里的人来报信说，家里已经被围住了。其父王松秀一面让妻子以哭闹拖住敌人，一面让人找来一辆柴草车把王远音藏在里面，在学校老师和学生们的掩护下，他离开了家乡，自此再没有回去过。

二

1936年6月，王远音辗转来到北平，找到学生运动的领导机关，转入北京私立国民大学，以读书名义继续开展革命活动。

随着形势的发展，加上亲身的实践，王远音对国民党及其政府的腐败无能和反动本质有了更加清晰的认识。这年10月，王远音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与此同时，他接受党组织的派遣，来到了张学良的东北军学兵队学习并做东北军的地下工作和抗日宣传工作，被编入第四连，此时他正式更名为王远音。

学兵队军纪严格，政治气氛很浓，思想活跃。王远音在接受严格军事训练的同时，在这支言论自由、有觉悟、有热情、有朝气的革命队伍里，他不断积极思考和讨论抗日救亡的问题。时至11月中旬，日伪进犯绥远，全国各地展开了声势浩大的援绥运动，西安各救亡团体也纷纷响应。学兵队在党总支的领导下组织了报告会、讨论会，会上群情激昂，高呼“反对内战”“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等口号，并展开激烈讨论，有人提出东北军假道山西开赴绥东直接对日作战；有人提出绝食一日，将节余的伙食费作为支援捐献；有人提出直接去绥远参加抗战活动。王远音则提出了到绥东、晋西北做战地群众工作的意见，而这也成为了他日后开展抗日工作的重要内容之一。

12月12日，西安事变爆发，其后王远音被编入抗日宣传队。他一生只为后人留下两张照片，其中一张就是被任命为战斗宣传队长时的留影。任队长期间，他被分配到东北军刘复懂军的一个师做抗日宣传工作，同时担任党支部书记，主要任务是向广大官兵宣传西安事变的意义；张、杨八大主张；东北军、西北军与红军“三位一体”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以及宣传党的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等。至1937年5月学兵队解散，他和宣传队的成员积极奔走，讲时事，出墙报，写标语，开讲演会，办座谈会，教唱救亡歌曲。他担任宣传队队长的时间虽然不长，但做了大量政治工作，产生了广泛而积极的影响。正是这支宣传队，使我党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和“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在东北官兵中得以广泛传播，同时也对后来的抗日战争起到了点燃星星之火的作用。

不久，蒋介石分化调整东北军和西北军，1937年春，东北军撤出陕甘，调驻安徽，王远音随军前往，被编为军官差遣第二队。当时王远音除上政治课，搞抗日宣传和演出话剧等活动以外，还组织读书会、办板报，积极向怀远几所学校做交朋友的工作，对驻地群众做宣传工作。同年5月，国民党政府勒令军官差遣第二队解散，经中共北方局分配，王远音回到北平，继续和其他队员一样承担着抗日救国的先锋作用。七七事变后，他们成为了我党开展武装抗日斗争的骨干力量。

三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危急时刻，王远音受党的指示，与汪之力、史进前等带领一批党员和积极分子，来到北平城西部郊区赵侗的游击队中，负责重组这支部队。共产党员的到来，特别是受过军事训练的王远音、王建中、尚英等东北军学兵队成员的到来，对这支部队的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仅一个多月的时间，游击队由二三十人迅速发展到3000多人。

1937年8月22日夜，王远音所在的这支部队参加了奇袭北平德胜门外第二监狱的战斗，在敌人眼皮底下缴获了大量武器，救出被困群众700余人，内有共产党员数十人，其中很多人成为这支抗日游击队的最初基础。此举一时间成为重大新闻，让北平民众为之一振。9月5日，部队定名“国民抗日军”，党组织为保护王远音地下党员身份，只任命他为少儿队长。由于这支部队青年学生多，当地群众还称他们为“学生军”。9月8日，国民抗日军又在黑山扈伏击日军军车。王远音带领战士们，冒着枪林弹雨，占据有利地形，历时2个多小时，毙敌60多人，并奇迹般用步枪击落了一架敌机，全北平为之轰动，引发国内外巨大反响，沉重打击了日军的猖狂气焰，增强了抗日军民的胜利信心。

随着国民抗日军力量的进一步扩大，为了加强党的领导，部队正式成立队委，汪之力任书记，王远音以及陈大凡、王建中、尚英为委员。队委一方面大力开展地方群众工作，筹组抗日救国会组织宣传队，发动群众积极支持和参加抗日斗争；另一方面，开展政治整军，严肃军纪活动。10月，因党员增加，为进一步加强党的领导，改队委为中心队委，汪之力任书记，各总队及直属队设队委，王远音被任命为队委书记兼中心队委委员。

国民抗日军逐渐成为活跃在平西地区的一支重要的抗日武装力量，但由于缺乏过冬的衣被、医药用品和弹药，处境十分困难。就在此时，部队收到了以朱德总司令、彭德怀副总司令和任弼时主任名义写来的一封信，在向国民抗日军表示慰问的同时，表示如果愿意和八路军联合作战，则表示欢迎。收到来信，司令员赵侗有些犹豫不决，在王远音等共产党员的强烈坚持和说服推动下，赵侗终于同意与八路军接触、会合，联合作战。11月7日，王远音与汪之力、史进前等打前站与八路军联络，在河北蔚县与晋察冀军区第一军分区的杨成武、邓华见面，商议国民抗日军改编问题。12月上旬，国民抗日军2000人全部开至八路军晋察冀军区所在地阜平，正式进入八路军序列，编为八路军晋察冀军区第五支队，王远音任党总支书记。从来没有统一服装的国民抗日军自此面貌焕然一新，清一色的灰棉布军装、军被，装备了轻重机枪50余挺，并配有钢炮及电台、电话等通信设备，开始了全面整训，部队士气旺盛，斗志倍增。

整编之后，第五支队奉命返回平西，建立宛平根据地，在敌人心脏附近发展壮大平西抗日根据地。4月2日，部队途经二道河，得知有一支日军的辎重运输部队次日上午向驻涞源城日军运送弹药给养。王远音与其他指挥员们经过对日军沿线兵力分布、地理地貌详细摸底勘察，打了一场漂亮的伏击战，百余日军被歼，生俘日军2人，再次击落日机1架。7月，第五支队进袭石景山发电厂，这一仗产生了极大的政治影响，枪炮声震动北平城内，电灯全熄，群众抗日情绪为之高涨，增强了抗战胜利的信心。

作为党总支书记的王远音一边耐心细致地开展思想政治工作，继续充实壮大部队党的领导力量，一边还充实整顿地方政权、地方武装，建立了4个联合县政府、县大队，解决了一些与日军勾结叛变的地方汉奸武装，完成了党中央、八路军总部平西战略部署。宛平根据地是我军离日军华北统治中心北平最近的一块抗日根据地，它就像钢钉一样钉在了北平日军的胸膛。在血与火的考验中，王远音也逐步成长为我党一名文武兼备的优秀干部。1938年8月，五支队与第一军分区的部队合编为一分区三团，王远音调任一分区政治部副主任。

四

1938年10月，武汉失守后，日军逐渐加紧对敌后抗日根据地的进攻。为坚持冀中平原抗日游击战争，中央军委决定一二○师挺进冀中，执行巩固冀中、帮助三纵队和扩大自己等3项任务。当时冀中部队人数多、成分复杂，缺少老红军战士做骨干，党的领导和政治工作还没有在部队中扎下根，整编工作急需干部。为此，晋察冀军区和一二○师从自己部队抽调了大批优秀干部给冀中部队。在这种情况下，王远音又调任冀中三分区政治委员。

三分区地处冀中平原，是敌伪统治的核心地带。日军为了摧毁冀中根据地，不断调集重兵进行分割、封锁、“蚕食”，斗争环境极其险恶。作为三分区的第一任政委，王远音到任后大力宣传部队建立政治委员制度和政治机关的重要性、任务和作用。他亲自陈述主要观点，让宣传部门整理成文，印发部队广为宣传。他十分重视支持政治机关的工作，政治部开会或讨论工作，或布置任务，他每次必到；行军宿营，经常主动深入政治部了解情况，解决疑难。对部队建设和政治工作抓得很紧，威信很高。当时三分区是敌后根据地，他根据敌人活动规律，将每个时期的部队工作安排得有条不紊。在他的亲自领导下，分区抗敌剧社深入乡村为群众唱歌、演戏，宣传抗战，十分活跃。《前进报》及时宣传党的抗日英雄事迹，极大鼓舞了抗日军民坚持敌后斗争的信心。王远音平易近人，与官兵关系密切，爱护干部战士，指导工作具体。每次机关干部下基层，他都要交代任务，研究工作方法，尤其强调对干部、战士既要严格要求，又要关心爱护，对有缺点的干部总是严厉批评、耐心教育。他对干部知人善任，用其所长、委以重任，促进了部队政治工作的开展，对分区所属部队的军事化和政治工作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

1940年1月，冀中各分区与晋察冀军区统一编序，三分区改称八分区，王远音任八分区政治委员。他善于从战争中学习，分区每次组织部署战役，他都积极准备，和军事指挥员一起研究决策，在指挥战争的实践中提高自己的作战指挥能力。8月20日至10月31日，王远音参加了由彭德怀亲自指挥的规模空前的进攻战——百团大战。王远音负责指挥二十三团，隶属中央部队。另还有两支分别由4个营组成的左、右两翼部队。右翼队由冀中八分区司令员常德善指挥，左翼队由九分区二十四团副团长魏文建指挥。

10月1日，二十三团主力秘密运动到河间城以南的李虎村，准备于当晚发起“任河大肃战役”（任丘、河间、大城、肃宁战役）。正在这时，一名侦察员跑来。

“报告首长，敌人100余人从商家林出动，前往根据地抢粮。”

“好！出了洞的蛇更好打。全团出动，伏击敌军。”

“总攻时间还没到，现在出击是否早了一点？”一位参谋担心地问道。

“没关系，这次战役不同于正太战役。军区首长已赋予了团以上首长高度的决断专行权，并要求我们在千变万化的情况中，寻找战机，时刻准备对敌寇进行反击。”

“我们认为危险，敌人就认为安全。这更有利于我们出其不意地打击敌人。再说，我们的兵力在来敌的10倍以上，城里的敌军只有时间前来收尸，想来增援，只是梦想。”

一个伏击圈迅速在河间至献县的公路上形成。

不久，100余日伪军驾着大车，大摇大摆地来了。一进伏击圈，飓风般的子弹从四面八方的青纱帐里、小山丘上扫射而来。

已有半年多没跟八路军主力部队交手的日伪军万万没想到，在两个县城间的安全地段遇上了我主力部队。可是，已经没有时间后悔了。不到半个小时，这股日伪军全军覆灭。二十三团急急收缴敌军的全部武装，向河间以东的卧佛堂一带转移而去，并趁势攻下了北良据点。

最先打响的中央队立即受到了敌军的追踪合击。任丘、河间两县的日伪军出动主力，连连向中央队发起攻击。右翼队见机，立即出击，攻袭任丘、河间敌人的后方，左翼队也同时向预定目标发起攻击。由于中央队牵制了敌军的主力，左、右两翼的攻击相当顺利。在短短的七八天内，“克复了18个据点，消灭和俘获敌（指日军）伪军不下400余人，获重机枪1挺，轻机枪2支，手提式机枪2支，步枪132支，手枪35支，全部打开了肃宁的局面，部分地打开了任、河、大、肃的局面，并对这些地区的公路大部分或彻底地给以破坏”（吕正操、程子华1940年10月14日致朱德、毛泽东等电）。

王远音身为分区政委，除了直接指挥战斗，还参加了地委领导工作。针对日军的“蚕食”进攻，根据上级指示，我军采取了“敌进我退，向敌后之敌后进军”的方针。王远音先后组织派出了任河大队、青建支队、清河支队、津浦支队，各县先后组织起县大队，各区组建区小队，为敌人布下了天罗地网。这些部队深入敌占区，相互配合歼灭日军，打击汉奸，建立地方政权，发展人民武装，宣传我党方针政策，对开辟晋察冀根据地作出了贡献。他还十分关心地方建设，关心人民群众生活，注意团结地方干部。特别是我军发起战役或进行战斗时，他主动邀请地方干部开会，协调关系，进行总体部署。一次，部队在敌据点附近的村内设伏，一举歼灭了据点的大部日军，取得了在敌碉堡群中作战的首次胜利。但事后，日军进行报复，杀害该村30多名无辜群众，烧光全村房屋。王远音及时总结了这次战斗的经验和教训，指出：我军今后尽量不在村内设伏作战，以免使群众遭受损失。

五

1942年5月初至6月底，日军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冈村宁次指挥5万余人，采取“铁壁合围”“反复合击”“分区清剿”“辗转抉剔”等战术，以派遣特务队与快速部队相配合，对冀中平原进行残酷的“五一”大“扫荡”，企图消灭冀中区中共领导机关和主力部队，完全控制冀中地区。我冀中抗日根据地军民进行了英勇激烈的反“扫荡”斗争，付出了极大的牺牲，经受了严峻的考验。

王远音与分区司令员常德善和地委领导认真研究，坚决贯彻中央晋察冀分局、晋察冀军区和冀中区党委关于反“扫荡”的指示，布置军区反“扫荡”的军事、政治工作，精减机关工作人员，并按分区所需3个地方部队分配机关干部下部队，与各部队一起活动。

在反“扫荡”之初，王远音、常德善带着分区主力二十三团先是在饶阳、武强、献县等腹心区活动，等到敌人要合围腹心区时，他们又及时跳到了文安洼地区，躲开了敌人的大“合围圈”。5月中旬，等敌人对腹心区的“拉网扫荡”结束后，他们又大胆地从饶阳城西渡过滹沱河，回到腹心区。等到他们“发现敌人不是短期‘大扫荡，而是长期‘驻剿，修公路，筑炮楼、挖封锁沟、建爱护村，准备长期据守”时，又及时撤了出来，北渡滹沱河，转移到任、河、大地区，在那里一直待到6月初。为转移方向问题，政委王远音和司令员常德善产生了分歧。吕正操在回忆录中，是这样叙述当时的情况的：“常德善经过分析敌情后提出：看来敌人将有大的行动，有重点合击河、肃、饶、献边界地区的迹象，因此，要赶在敌人行动的前面，今夜迅速跳出包围圈，转移到子牙河东去。王远音则从政治角度考虑，认为子牙河东是游击区，群众基础不如老根据地。再说，敌人一来就转出去，会有不好的反映，不好向群众交代。常德善说，现在是敌人以优势兵力合围‘扫荡，捕捉冀中领导机关和主力作战，跳到敌人包围圈外去，这是游击战争的常事。不然，万一领导机关和主力受了损失，就更不好向人民交代。到最后，常德善还是尊重了政委的决定权。”

由于坚持内线斗争的三十团遭到敌人合击，损失惨重，到达顶旺村时只剩一二百人。为了接应三十团，尽可能多地收拢打散的部队和地方干部，尽快恢复中心区根据地，保护根据地人民免遭日寇蹂躏。6月7日，王远音、常德善带着队伍，以急行军越过河间至肃宁的公路，来到献县西北角紧靠肃宁的万里一带，与三十团取得了联系。计划次日，也就是6月8日会合。6月7日晚，王远音和常德善把侦察员叫到司令部，听取侦察员汇报关于河间、献县、肃宁等地的敌情，推断出分区机关已被发现，敌人可能合围进攻。经过讨论决定向肃宁县雪村转移。

部队到雪村时，最多也就是凌晨4点多钟的样子，村庄还在沉睡之中。部队进庄后，悄悄叫醒老乡，号房子，布岗哨。首长们刚进屋，就有侦察员跑来报告，河肃公路上梁家村方向，发现敌汽车纵队的长串灯光，有五六十辆车，呼啸而来。几乎与此同时，敌情一个接一个报来，肃宁县城、献县臧桥，饶阳方向的敌人全都出动，正向雪村一带压过来。公路上的敌人下车后，即向雪村、顶旺一带推进，显然部队行踪已经暴露，敌人的包围圈已经形成。

早上5点左右，枪声先从东北方向三十团在的顶旺村那边打响，炒豆似的。三十团也刚进村，工事都没来得及挖，很快就被打垮了。这时西南方向枪声也激烈起来，肃宁、饶阳的敌人过来了。雪村是不能待了。往北走，连走带跑，此时天已大亮，人都看得清了。王远音一边走，一边把口袋里最后一张纸撕掉，喊着：“共产党员们，关键的时候到了，快往外冲吧！”公路边上，常德善穿件白衬衣在指挥，公路上日军很多，开着摩托车，哇啦哇啦地叫着。

雪村往北直至公路，是一大块没有村庄的开阔地。虽有道沟，但很浅，公路又比两边都高出一截，敌人居高临下，机枪一扫，我军伤亡很大。二十三团二营拼命死战，总算保护着王、常两位首长冲过了河肃公路。部队且战且走，英勇顽强地与敌拼杀，激战到中午，仍没摆脱掉敌人。日伪军仗着装甲车、汽车、摩托车、骑兵、自行车，利用公路快速机动，从两侧包抄上来。王远音和常德善沉着指挥机关部队从雪村向北突围，英勇顽强地与敌拼杀。激战到下午1时，二十三团二营和三十团全部损失，司令员常德善最后身中27弹，壮烈殉国。

常德善牺牲后，王远音悲愤交加，继续率领战士们突围。这时，大队人马已被打散，其余人三五成群地与敌人扭打在一起，铁器的撞击声、死亡前的叫骂声交织在一起。又是一阵激烈枪声，王远音只觉得大腿上被猛撞了一下，猛地坐在地上，双腿裤脚都滴滴答答地流着血。王远音把自己的挎包塞到战士的怀里，命令：“我双腿都断了，我挡住敌人，你们快走！”最后，面对蜂拥而至的敌人，他从容地举起手枪，把最后一颗子弹留给了自己，壮烈殉国，年仅26岁。

雪村战斗，教训沉痛。1942年9月1日，中央军委为此作出决定：改变部队中政委最后决定权的规定，在战争中的军事行动，统一由部队军事首长作决定。王远音、常德善以自己的牺牲，为抗战中的我党我军提供了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宝贵经验，从这个角度上说，这也许是他们壮烈捐躯的又一层意义。

王远音牺牲后，晋察冀军区司令员聂荣臻专程到他的家乡，满含痛惜之情地对王松秀老人说：“老人家，您的儿子是一个坚定忠诚于革命事业的人。”新中国成立后，聂荣臻元帅亲笔题词：“常德善、王远音烈士永垂不朽”；时任全国政协副主席、原冀中军区政委程子华为烈士题词：“为人民利益而英勇牺牲的王远音烈士英名永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