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丹秋，廖成泉，胡银根，章晓曼（华中农业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0）

微观福利视角下农户宅基地置换意愿及其驱动因素研究
——基于湖北省4个典型村的实证分析

王丹秋，廖成泉，胡银根，章晓曼
（华中农业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0）

研究目的：从微观福利视角，探究影响农户参与宅基地置换意愿的驱动因素。研究方法：以湖北省4个典型村的117户农户为调查对象，采用问卷调查法和Logistic回归分析方法进行研究。研究结果：受教育程度、职业技能、宅基地置换政策了解度、新区公共服务设施情况4类因素对农户宅基地置换意愿有显著影响，且均对农户参与宅基地置换有正向推动作用。研究结论：以尊重农民意愿为前提，差别化引导和推动农户参与宅基地置换；强化宅基地置换政策宣传力度，实现信息公开透明化；以增进农户福利为宅基地置换效果的衡量尺度。

土地管理；宅基地置换；微观福利；Logistic模型；驱动因素

近年来，城乡发展用地矛盾日益突出，农村宅基地存在规模大、面积超标、一户多宅、低效利用等现象［1］，已成为优化城乡土地资源配置和统筹城乡发展的主要障碍。已有研究表明，宅基地置换可以提高宅基地利用效率，缓解城乡新增建设用地需求，减缓耕地非农化速率，促进土地资源优化配置和集约利用［2］。因此，推进农村宅基地置换对于遏制“空心村”、缓解城乡建设用地矛盾、实现新农村和城乡一体化建设意义重大。然而，开展农村工作要以尊重农民意愿为前提，允许农民有一个认识和接受的过程，不能急于求成［3］。农村宅基地置换涉及亿万农民的生产生活，关系到农村社会的长期稳定。因此，探究农户宅基地置换意愿及其驱动因素，掌握基层农民的态度和想法，有利于保障农村宅基地置换的平稳推进。

对于农村宅基地置换问题，学术界也予以了高度关注，且研究成果颇丰，主要立足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进行探讨。宏观层面包括宅基地置换模式的比较分析［4］、宅基地置换制度研究［5］、宅基地置换过程中农民的权益保护［6］等；微观层面主要是基于农户这一微观主体的宅基地置换意愿及其影响因素［7］、置换前后福利变化［8］以及置换后的综合效益［9］研究。从微观福利视角对农户宅基地置换意愿及其驱动因素的研究尚不多见。

本文尝试立足于农户这一宅基地主体，以福利理论为基础，从其微观福利视角，厘清影响其宅基地置换意愿的主要驱动因素及其福利属性，分析农户宅基地置换意愿与其驱动因素的关联性，为探索建立增进农户福利的宅基地置换机制，合理引导农户自愿参与宅基地置换提供指导依据。

1　实证区域概况与样本基本特征

1.1实证区域概况

本文选取湖北省鄂州市燕矶镇池湖村和蒲团乡横山村、洪湖市螺山镇中原村以及钟祥市石牌镇彭墩村4个宅基地置换的典型区域作为调查点，选取的4个村具有置换规模大、置换时间早、社会影响大等特点。

作为湖北省城乡一体化试点城市，鄂州市将农村土地整治与城乡建设用地增减“双挂钩”、迁村腾地、小城镇建设有机结合，阶段性开展了新农村社区建设工作，推进城乡发展一体化。其中，横山村属于2009年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项目村，池湖村同年被鄂州市委、市政府确定为农村社区建设的试点单位和城乡统筹建设用地增减挂钩工作试点。洪湖市螺山镇中原村是仙洪试验区新农村建设试点村，2009年通过“迁村腾地”规划建设了村民集中居住社区，节余建设用地指标130亩。钟祥市石牌镇彭墩村属于湖北省现代农村改革发展示范区、统筹城乡一体化发展示范区，2007年以来该村先后实施三批迁村腾地工程，已形成“四轮驱动”迁村腾地、节约集约“兴村富民”的“彭墩模式”。

本文以上述4个典型村的农户为对象，分析不同层级农户的宅基地置换意愿，研究影响其置换意愿的驱动因素，以此构建“以人为本”的宅基地置换机制，推动农户自愿参与宅基地置换，为城乡统筹发展奠定基础。

1.2样本基本特征

2012年10—11月分别对鄂州市蒲团乡横山村、燕矶镇池湖村和洪湖市螺山镇中原村以及钟祥市石牌镇彭墩村三市4村的部分农户进行入户调查。根据理论模型设计调查问卷，针对目标群体中的成员进行预调查，从不同区域选取涵盖不同年龄、性别、学历以及职业属性（务农、半工半农、外出务工等）的农户，对调查问题反复询问，合理调整问卷内容，确保调查内容尽可能与目标对象吻合，增强问卷内容有效性。被调查农户包括已参与宅基地置换的农户和尚未参与的农户。对整个调查区域共发放问卷125份，回收有效问卷117份，其中，横山村35份，池湖村32份，中原村24份，彭墩村26份，问卷有效率93.60%，超过模型所需的样本数。为确保样本数据能反映主体特征的真实度，运用SPSS 17.0对样本数据进行可靠性检验，其中Cronbachs α系数（即克朗巴斯系数）为0.65，满足模型分析的要求。

2　研究方法与变量选择

2.1理论模型的构建

新福利经济学家阿马蒂亚·森认为创造福利的并不是商品本身，而是它所带来的机会和活动，而这些机会和活动建立在个人能力的基础之上，因而福利的实现还取决于其他因素，例如拥有房屋、舒适的环境和健康等［10］。森实质强调的是，影响个人福利水平或者生活水平的不是物品本身，而是物品能够为人们带来什么， 以及人们能够利用这些物品做些什么［11］。农村宅基地是农户生存和发展的基本物质基础，宅基地置换不是简单的土地位置的替换，而是置换后带来的机会和活动，而这些机会和活动共同构成了衡量农户福利水平的功能向量。

农户宅基地置换的意愿是基于多方因素的衡量，是否愿意置换宅基地取决于内外两类因素的合力结果。其中，内在因素是基于农户对影响其当前福利的因素的认知，当农户对当前自身福利的不满或者有想增进当前福利的诉求时，会促使农户产生参与宅基地置换的意愿；反之，若农户对当前自身福利满意或者并不认为宅基地置换可以提升当前福利状态时，参与宅基地的意愿就会降低，这种认知源于对内在福利追求的驱动。而外在因素则表现在置换宅基地后可能带来的双面效应，对农户而言，如果置换宅基地后对其产生正面效应，则相当于未来利益驱动下引起的福利增进；反之，反面效应的产生等同于未来的福利损失。正是这些因素向量的驱动影响农户参与宅基地置换的意愿。因此，本文将农户宅基地置换的内在因素和外在因素分别归纳为内生性动力因素和诱致性动力因素。基于森的“可行能力”理论，农户对影响其宅基地置换意愿因素的考虑本质上是对置换前后自身福利变化的权衡，是基于对各项影响其福利的因素的判断，故本文根据上述因素的不同特征及其对应的福利属性，将其划分为心理福利因素、经济福利因素、环境福利因素和机会福利因素。

2.1.1心理福利因素 森认为福利不仅仅表现在物质方面，还表现在精神方面。对于农民来说，宅基地给他们带来的不仅仅是宅基地本身，还包括宅基地带来的心理满足感。对于是否愿意置换宅基地的农户而言，其心理状态可通过直接询问被调查者对宅基地有关政策法规的认知情况加以获悉，主要包括农户对宅基地置换政策和宅基地产权的认知。宅基地置换政策关系到农户能否实现其宅基地有关的权益，置换后的福利是否会增进。基于此，农户对宅基地置换政策的了解程度实际上是一种对置换宅基地前后福利变化的预判和评估。此外，宅基地是农户建造房屋、培育家庭的物质基础，稳定、完整的产权有利于农户形成强烈的归属感和幸福感，这种感觉越强烈，农户家庭福利水平就越高。因此选择农户对宅基地产权的认知以及对宅基地置换政策的了解程度来反映农户对宅基地置换的心理福利因素。

2.1.2经济福利因素 旧福利经济学派认为福利可以用物质表示，收入等货币指标常被用来衡量福利水平［12］。森也认为收入是反应福利水平的重要指标之一，而获取收入的重要途径是就业。农户家庭的经济状况是反映福利水平的关键因素，也是决定农户宅基地置换意愿的重要动力。宅基地置换前农户家庭经济状况以及对置换后经济状况转变方向的判断，是影响农户宅基地置换意愿的关键动力因素。因此，本文以家庭非农收入比例作为置换前的经济福利，以旧宅退出补偿额、新房取得成本、新区生活成本、新增农业收入、新增就业机会作为置换后的经济福利，进而衡量农户家庭福利的变化。

2.1.3环境福利因素 一个良好的生活环境会使得农民感到身心愉悦，无论从身体还是心理上都会提高农民的福利水平。房屋作为人生存发展的基本要素，其优劣程度反映了户主的居住条件，是福利水平的一种体现。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大量的农民涌入城市，原因之一在于城市有更好的环境可以享受，比如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等。因此，农户对房屋改善的需求，以及宅基地置换后带来的更好的公共服务、基础设施等有利于农户生产生活条件改善的因素，共同构成影响农户福利水平的环境因素向量。本文选取房屋改善需求、新区公共服务设施、新区基础设施、新区交通便捷度、新区农业生产便利度、新区居住环境等反映宅基地置换前后环境福利因素对农户参与宅基地置换意愿的影响。

2.1.4机会福利因素 森认为提高一个人的福利水平不仅仅是增加其拥有，更重要的是提高其可行能力。农户可行能力的提高可以保证农户参与经济社会发展进程，持续改善农户自身福利水平。农户是否愿意置换宅基地往往会考虑其个人或家庭能力情况，比如年龄、受教育程度、家庭劳动力比例、有无职业技能等，其中，教育和年龄等是人力资本中最重要的因素，对人的发展、就业等发挥着重要作用［13］，这些能力的强弱决定了农户对置换后机会追求动力的强弱。另一方面，农户的宅基地是农户以集体成员资格无偿取得，主要是为保障农户生产生活的基本权利，是福利性分配的产物。宅基地面积的大小直接影响到农户的生活质量。宅基地面积越大，农户在生产中利用宅基地的机会就越多，提高家庭收入的机会也就越多［14］。因此，选择年龄、受教育程度、职业技能、宅基地面积衡量宅基地置换前后机会福利因素对农户福利的影响。

综上所述，从微观福利角度，将影响农户宅基地置换意愿的驱动因素归纳为心理福利因素（W1）、经济福利因素（W2）、环境福利因素（W3）、机会福利因素（W4）4类，共包括年龄、受教育程度、职业技能、非农收入比例、宅基地面积、房屋改善需求、宅基地置换政策了解度、宅基地产权认知、旧宅退出补偿额、新房取得成本、新增就业机会、新增农业收入、新区生活成本、新区公共服务设施、新区基础设施、新区邻里关系、新区交通便捷度、新区农业生产便利度和新区居住环境19个福利因子，构建基于农户微观福利的宅基地置换意愿函数，见式（1）：

2.2计量模型选择

本文考察的是农户宅基地置换的意愿，由于被调查对象的置换意愿只有愿意和不愿意两类，模型的因变量是二分变量。对于此类二元选择问题，本文采用Logistic回归建立农户宅基地置换意愿模型。Logistic回归模型没有关于变量分布的假设条件，也不需要假设它们之间存在多元正态分布，最终以事件发生概率的形式提供结果，拟合得出的Logistic回归模型参数估计采用最大似然估计方法［15］。根据二元Logistic模型，文中因变量量化取值：当农户愿意置换宅基地时，取值1，当农户不愿意置换宅基地时，取值0。从农户福利角度分析，影响农户宅基地置换意愿的因素有19个，分别是X1，X2，…，X19，并构建如下模型，见式（2）：

式（2）中，Π代表农户愿意置换宅基地的概率，即置换意愿度；β0表示截距项；β1，β2，…，β19分别表示相应影响因子的回归系数。

2.3变量描述及赋值

宅基地置换涉及对农户福利影响，前述19个变量采取的度量方法主要是李克特5分量表法，对每个答案给相应分值，对置换意愿有正向作用的因素从非常重要到完全不重要分别赋值5、4、3、2、1，对负向作用的因素从非常重要到完全不重要分别赋值1、2、3、4、5；对户主年龄输入实际数据。具体变量情况说明如表1。

3　研究结果及分析

3.1样本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分析

被调查农户年龄段主要集中在 25—80岁之间，平均年龄为51岁，其中年龄在25—35岁的人数占16.24%，36—45岁占17.09%，46—55岁占22.22%，56—65岁占32.48%，66岁以上占11.97%。其中95人为户主，占总数的81.20%；男性89人，占76.10%，女性28人，占23.90%；务农者73人，占62.40%，半工半农者13人，占11.10%，外出打工者31人，占26.50%。从整体上看，样本总体有68户（58.12%）愿意置换；有49户（41.88%）不愿意置换，表明多数农户在上述假定条件下愿意参与宅基地置换。从4个村样本情况来看，农户选择与总体分布接近，见表2。

表1　变量情况说明Tab.1 Instruction of variables' situation

表2　样本区域农户宅基地置换意愿情况Tab.2 Farmers' willingness of rural homestead replacement in sample regions

3.2计量模型结果分析

运用统计分析软件Eview 6.0运行模型，对各变量通过Logistic进行显著性检验（表3）。检验结果显示，LR统计量为92.7134，显著性水平为0.0000，符合模型显著性要求，表明所建立的模型具有较好的拟合优度，可接受该模型。对模型有显著性影响的有受教育程度、职业技能、宅基地置换政策了解度、新区公共服务设施4项变量，且均对农户宅基地置换意愿起正向作用。

表3　基于样本模型估计结果Tab.3 Model estimation results based on the samples

3.2.1受教育程度（X2）。 受教育程度对农户参与宅基地置换意愿有正向推动作用，该结果验证了前文的预期，也与沈陈华等的观点相契合［16］。有学者指出受教育程度在就业或创业中起决定作用，受教育水平与成功就业或创业的几率呈正相关［17］。调研数据显示，受教育程度为初中以下的被调查户主中有40.51%愿意参与宅基地置换，而受教育程度为初中及初中以上的被调查户主中有94.74%愿意参与宅基地置换，两者比例差距明显。进一步调查发现，不愿参与宅基地置换的农户受限于学历和职业技能，从事非农经济活动的机会相对较少，因而难以从心理上摆脱“宅基地保障”的束缚，从而导致宅基地退出意愿较弱。

3.2.2职业技能（X3）。 职业技能对推动农户参与宅基地置换有正向作用，即具备职业技能的农户较无职业技能的农户更倾向于参与宅基地置换，这与预期作用方向相同，与魏晨等研究结论相一致［18］。调查数据显示，有职业技能的被调查户主中有36.76%愿意参与宅基地置换，而无职业技能的被调查户主中有20.41%愿意参与宅基地置换，两者相差16个百分点。相比没有职业技能的农户而言，具备职业技能的农户往往具备一定程度的农业生产或非农就业能力，就业机会更多，创收能力更强，宅基地退出后对家庭经济影响较小，尤其是打工经济背景的家庭，因而参与宅基地置换的意愿相对较强。

3.2.3宅基地置换政策了解度（X7）。 农户对宅基地置换政策的了解程度对其参与宅基地置换有正向推动作用，这与预期作用方向一致，即农户对宅基地置换政策越了解，参与宅基地置换的动力越大。赵国玲等认为农户对宅基地流转及其政策了解，有利于培育流转市场，提高资源配置效率［19］。调查数据显示，对置换政策略有了解或非常了解的农户占总调查数的79.49%，当中有52.68%的农户愿意参与宅基地置换。进一步调查发现，掌握有关宅基地置换政策信息的农户能对置换后福利状况进行预判，尤其是那些已有宅基地置换意愿的农户。

3.2.4公共服务设施（X14）。 公共服务设施对推动农户参与宅基地置换有正向作用，即宅基地退出后新区安置点配套完善的公共服务设施能有效推动农户参与宅基地置换，与预期方向相一致，与田甜等研究结论吻合［20］。贾先文认为公共服务供给合理与否是衡量农村居民满意度的重要标准［21］。调查数据显示，认为公共服务设施比较重要或非常重要的农户数占62.39%，占愿意参与宅基地置换农户总数的77.94%，公共服务设施对农户宅基地置换意愿的重要程度较为突出。

4　结论与启示

本文以湖北省探索城乡统筹改革的3个城市的4个典型村的117户农户为调查对象，以福利理论为基础，从农户的微观福利视角出发，运用Logistic回归模型研究了影响农户宅基地置换意愿的驱动因素。结果表明：受教育程度、职业技能、宅基地置换政策了解度、新区公共服务设施对农户参与宅基地置换的意愿有显著影响，且均表现为正向推动作用，即受教育程度越高的农户参与宅基地置换的意愿越强，有职业技能的农户较无职业技能的农户参与宅基地置换的动力更强，宅基地退出后新社区完备的公共服务设施有利于推动农户参与宅基地置换，对宅基地置换政策了解程度越深的农户越倾向于意愿退出宅基地参与置换工作。基于以上结论，本文认为政府在引导农户退出宅基地，参与宅基地置换时应注重以下几个方面：

4.1以尊重农民意愿为前提，差别化引导和推动农户参与宅基地置换

推进农村宅基地置换必须以尊重农民意愿为根本，并充分考虑农户的个体特征和偏好，针对不同特征农户差别化引导和推动其参与宅基地置换。对受教育程度较高、有职业技能等类型农户优先构建宅基地退出激励机制，对尚无职业技能或低学历的农户建立宅基地退出前期的就业扶助机制，为其提供职业能力培训，增强就业或创业能力，减少农户宅基地退出后生产生活的不确定性风险，形成宅基地退出引力。

4.2强化宅基地置换政策宣传力度，实现信息公开透明化

推进农村宅基地置换离不开待置换农户的广泛积极参与，而有关信息闭塞致使农户无法认识到置换可能带来的福利增进，农户参与置换的积极性未能有效激发，置换进程受阻。因此，政府应通过电视、广播等媒介向置换区农户普及有关宅基地置换的政策信息，明晰和强化农户参与宅基地置换的决策意识，提升农户参与动力，并确保置换过程中农户自身权益不受损。

4.3以增进农户福利为宅基地置换效果的衡量尺度

宅基地赋予农户的不仅仅是宅基地本身，还包括宅基地附带的相关福利，如庭院经营性收入等，而这些福利与农户的切身利益紧密相关，影响着农户对推进宅基地置换的态度和可行性［22］。因此，在推进宅基地置换中，不能仅以“居者有其屋”来评价宅基地置换效果，而应以置换后农户可持续发展能力为福利衡量的主要内容，重点考虑公共服务设施等福利因素对农民福利水平的影响，保证置换农户的福利水平得以增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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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郎海鸥）

The Affecting Factors of Farmers' Willingness for Rural Residential Land Replacemen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icroscopic Welfare: An Empirical Analysis on Four Typical Rural Areas in Hubei Province

WANG Dan-qiu， LIAO Cheng-quan， HU Yin-gen， ZHANG Xiao-man
（College of Public Management， Huazhong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Wuhan 430070， China）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to explore the driving factors of farmers' willingness to participate in the rural residential land replacemen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icro welfare. Research methods： This paper employs 4 typical villages in Hubei Province， 117 households for the survey. The questionnaire survey method and Logistic regression analysis are applied.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factors influencing farmers' willingness of participation in the homestead replacement include education， professional skill， degree to understanding homestead replacement policy，potential public service facilities. They have a positive role in promoting the participation of farmers in the homestead replacement. Based on this， the article gets some enlightenments. Respecting the wishes of farmers is the premise. We should guide and promote the participation of farmers in the homestead replacement respectively as well as strengthenthe homestead replacement policy propaganda to realize the information transparency. We also should take farmers' welfare as the homestead replacement efficiency measure scale.

land administration； residential land replacement； microscopic welfare； Logistic model； driving force

F301.2

A

1001-8158（2015）11-0040-08

10.11994/zgtdkx.2015.11.006

2015-03-28

2015-11-04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城乡统筹背景下建设用地优化配置的动力、绩效与配套机制研究” （41271191）；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中国城乡发展转型的资源环境效应及其优化调控研究”（41130748）；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2662015RW015）。

王丹秋（1992-），女，内蒙古呼和浩特人，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土地利用规划与土地经济管理。E-mail： 18771067335@163.com

胡银根（1970-），男，安徽安庆人，博士，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土地利用和土地信息。E-mail： hyg@mail.hzau.edu.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