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农

互联网时代，春晚越来越像一个大卖场，熙熙攘攘、嘈嘈杂杂，叫卖声吐槽声此起彼伏，混为一谈的吆喝声分不出哪是摊主，哪是顾主，也更难分出孰优孰劣。作为演员的摊主，吼完一嗓子，身后事就不能自已了，或许顾主可着嗓子吼一声，也会招来围观，“反转”为兜售商品的摊主。挤来挤去的人群中，你可以随手在某个摊位捡起一块东西搁嘴里，咂摸咂摸，而后可以大放厥词。

互联网时代真是太好了，再小的小百姓也能对再大的大明星直眉瞪眼地品头论足，不怕你听到，就怕你听不到；反之，无论你是多大的明星大腕，千万别拿被吐槽当回事，捧你你不能飞，踩你你会死。须知，互联网时代吐槽也是一种“大数据”行为，而围观就是市场，围观人群越大，市场越大，如何经营这个“市场”，当是一门学问。

相声《这不是我的》就是在这样一种环境中被无限吐槽的，换言之，《这不是我的》这个摊位的叫卖声，赢得了更多顾主的驻足，纷纷扰扰中一幅喧嚣市井图跃然纸上。

待洗尽铅华，除却喧嚣之后，我们平心静气，让相声回归相声，用相声的视角再度审视这个作品，应该是另一番模样。

一、这是一部符合相声创作特点的作品

对于这部作品，用相声人的话来讲，这是“里面的事儿”。别小看这个评价，快餐文化肆虐的当下，晚会相声已然被“段子堆砌”所代替，能踏踏实实用相声的规律创作一部作品，已经是很“难”的一件事儿了。《这不是我的》的创作者仍固守着相声“八股”：垫话、瓢把儿、正活、底，三翻四抖，甚至在春晚惜秒如金的舞台上还尽量坚守着“铺平垫稳”的包袱创作技巧，难能可贵。

一开始的垫话，便交代了“我”的心境：一个人坐在toilet（茅房）里，纠结、焦虑、苦闷、孤独，无助无聊时，顺手逮一只蟑螂，面对“知己”，倒倒一肚子“苦水”，诉说完了，还不忘一脚把蟑螂踩死，因为它“知道得太多了”。寥寥数语和一个开门包袱，便勾勒出一个鲜活的处于惶惶不可终日状态的贪腐人物。

“王老师，要不我跟你聊聊吧”，一句“瓢把儿”，起承转合，由对蟑螂素口过度到跟人聊天宽心，进入正活部分。

正活部分的三番，作者也毫不避讳地选择了腐败分子最司空见惯的三种腐败行为：收车、收房、收女人。理由也耳熟能详，因为“我”作为一级领导，有职称评定权、基建工程审批权、招工人事权。权钱交易、权色交易，直来直去地写，不好写。因为苍蝇老虎一起打的“习时代”，这类新闻已铺天盖地，每天都有形形色色的老虎苍蝇落马，任何一个贪官收受贿赂的细节描写，都很详细、具体，引人入胜。所以，在这样一种社会舆论中，只写收受贿赂，不找到独特视角是不行的。好在作者找到了，“这不是我的”便是点睛之笔，且每一番都给这句话做了一些铺垫，“我”作为领导，处处打着为他人着想的幌子，如同皇帝的新衣一样，大模大样地披在身上，听起来能遮风挡雨，实则千疮百孔，一颗贪腐之心已暴露无遗。怕这怕那，实际上是怕自己“进去”，因为一旦“进去”，想怕都不能怕了。

底的处理，似在情理之中，也在意料之外。情理之中是指，“这不是我的”作为底符合相声的创作规律；意料之外是指，长期以来涉及反腐的文艺作品，结尾的处理一般均为贪官被上一级代表正义的领导揪出来，大快人心，完美结局。而在春晚这台政治色彩颇浓的大戏中，作者让腐败分子在作品的结尾处仍执迷不悟，依然故我迷醉在借口编制的幻梦之中，是需要很大勇气的。

二、这是一部写人物心态的作品

对于相声从业者而言，当下相声作品最难的是刻画人物，揭示人物心态，这也是业界一直呼吁“相声要回归文学“的初心。无疑，《这不是我的》是一部近年来不可多得的写人物心态的好作品。

在此，顺便说几句“反腐相声“的提法，这是媒体自作多情生造出来的一个概念。恕笔者不敬，相声不能冠以”反腐“的标签，反腐这么沉重、重大的课题，王岐山书记也没指望相声，老百姓也不信相声有反腐的功力，就连演员苗阜也多次面对媒体“澄清”，这是一部写人物心态的作品，他们几个月来重点也是放在揣摩人物的贪腐心态上。其实，关于相声的反腐话题并不新鲜，早在2000年，曲艺理论家安宝勇先生在接受《光明日报》采访时就阐明了一种观点：腐败本身毫无喜剧性可言，除非我们的相声作者同时又是准政治家、准思想家、准哲学家，用更深入的方法探索和开掘隐蔽于这种现象内不断深层次的根据和因果关系，一种滑稽和荒诞性方能摆在面前，而作者还必须以一种真正意义上的喜剧态度去观照和处理，而写出来不但有意义，而且有趣，让人发笑，这并非今日中国相声之所长，写出来也不大可能符合今日中国百姓的欣赏习惯。

因此，我们还是回归到艺术层面来分析。演员苗阜在刻画贪腐人物时是这样处理的：在随时有被人检举、被纪委约谈的政治生态下，“我”活在一种表面故作镇静内心却惶恐至极的神经质状态中，从与乙辩解时唾沫星子四溅的“凭什么”，到恍然大悟的“噢，我想起来了”；从说到小区停车位时的“不行不行不行不行”，到壮胆时的“哒啦嘀哒啦嘀哒啦嘀哒啦嘀”，表面上义愤填膺，实则色厉内荏，一惊一乍、战战兢兢地活着。

一句话，“我”已经不是一个正常人了。但，“我”绝不认为自己不是正常人，“我”还正常地活着，“我”憋屈，想宽宽心，“王老师，要不我跟你聊聊吧”，于是像抓住了救命稻草。这句话也可以理解为“我”在极度苦闷中的一种慌不择路，为自己贪腐行为寻找开脱的一种试探，“万一有人理解我呢？”找个活人絮叨絮叨，千万别抑郁，抑郁了就会想不开，想不开就会跳楼，跳楼就会死。好死不如赖活着，死也是需要勇气的，我怕。这个“怕”，是真正的怕，怕反腐高压下落网。

从语言上看，“我”是一个胸有点墨却又附庸风雅之人，一方面，荀子的“自以为是，而以人为非也”、宋代余靖的“言不轻信，人不负我；诺不轻许，我不负人”（原文： 诺不轻许，故我不负人）张口就来，一方面却又胡乱给曾子造着名言“你以为你以为的就是你以为的？”这是一个爱作报告的领导，言谈举止间官腔十足，得益于官场多年的历练；但又是一个满嘴“糟词”的领导，“蓝色的窦尔敦盗御马，红色的工资不够花”，这得益于官场的熏陶，官场传播段子比民间厉害，不会讲段子的领导不是好领导。

“这不是我的”，这是刻画“我”贪腐心态的一个显性护身符，在“我”的内心里，这道“符”关键时刻就能救命，其功效远远胜于大师王林们。与其说，这道“符”贴在了车上，“bia”在了门上，毋宁说刻在了“我”的心上，刻在心上可以时时提醒自己，提醒自己可以时时提醒别人，提醒别人可以时时提醒想抓他的人……好好的日子过成了绕口令。

“我”是一个活得极度拧巴的人。有了这道“符”，“我”就可以“占着理”，就可以把在收受贿赂时的迫不得已变成心安理得，就可以把在别人对“我”贪污受贿时的揭发检举变成“扣帽子”。一句话，此“符”一亮，理直气壮。在作者眼里，贪腐心是刹不住车的，即使乙一句“是害虫都得铲除”，“我”仍拿“这不是我的”这道“符”当挡箭牌，心存侥幸，贪腐的顽固不化，昭然若揭，这也印证了反腐的艰巨性和长期性。

三、这是一部有待完善的作品

任何作品都是有瑕疵的，何况这是一个命题作文。

从作品来讲，如果给“我”起一个名字，对于作品的流传将起到促进作用。实际上，相声刻画过的小人物还是比较多的，像马大哈、侯大明白、灌肠儿等，但相声创作者们往往忽视这一点，习惯性地以“我”代之，一些优秀作品如《夜行记》《虎口遐想》等，都是如此。应该说《这不是我的》这个作品赶上了好时代，恰逢反腐家喻户晓时期，政府为反腐题材的相声开了口子。殊不知，在此前的春晚舞台上有一条不成文的规定，语言类作品是不能讽刺政府干部的，哪怕是村长乡长，也是基层干部，他们辛苦了一年讽刺谁谁也过不好年。如今，政府“恩准”了相声可以写反腐败题材的作品，《这不是我的》如果有一个标签式的人物存活在观众心中、流传于百姓口中，对于作品而言，无疑是幸事。比如说，给“我”起一个文绉绉的名字“苗非我”，这对于张口闭口“曾子曰”的人而言名副其实，“子非鱼安知鱼之乐，我非我安知我腐败”，这不是我的，连我自己的名字都不是我的，我爹妈多有远见，给我起这么一个名字。“非我”我忘我的工作，“非我”我辛辛苦苦一辈子，“非我”我献了青春献子孙，你还说我“非我”贪污，说我“非我”受贿，“非我”我憋屈死了！憋死你！

从表演而言，“我”缺乏标签式的动作或表情。在这一点上表演《我忍不了》的岳云鹏要聪明许多，皱眉头、摆弄手指那个憨憨的动作已然与“我的天哪”一样成了他的标志性动作。有道是电视相声时代，“听的是说学逗唱，看的是发托卖相， 品的是迟疾顿挫，笑的是世态炎凉”。就《这不是我的》而言，“我”只在不留神说出“470平米适用房”时做了一个夸张的掩口动作，如果在提到车子、房子、女人时，设计一个贪腐官员的标志性动作，无疑对作品的传播能起到更好的作用。

回头再翻看对这个作品的网上吐槽，褒也好贬也罢，在相声人眼里都可以理解为一种对相声讽刺功能回归的殷切期待，对于隔靴搔痒的相声而言，这部作品无疑是一种进步。真心希望《这不是我的》能够常演下去，流传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