舒叔斌

（江西外语外贸职业学院，江西南昌330099）

浅析“训诂”在李详《文选》研究中的运用

舒叔斌

（江西外语外贸职业学院，江西南昌330099）

李详对《文选》的研究非常扎实，他不仅对《文选》中的语词进行推源求本，而且还用探源求本的方法疏证《文选》对后世的影响。从某种意义上讲，其用的以推源溯流为主的训诂方法已成为一种文学批评形态。

训诂；推源溯流；文学批评形态

李详（1859年—1931年），字审言，后号百药生，又字窳生，复更媿生，晚署辉叟，斋名为二研堂、学制斋，江苏扬州兴化人，是“扬州学派”后期代表人物。李详对《文选》的研究非常扎实，从某种意义上讲，其用的以推源溯流为主的训诂方法已成为一种文学批评形态。

训诂学是中国传统的语文学——小学的一个分支。训诂是指解释古书中词句的意义。文学批评是以文学接受为基础，以一定理论与方法，对以文学作品为中心的各种文学现象进行研究和评价的文学活动。文学批评形态是对一切文学活动和文学现象进行理性分析、评价和判断的表现形式。文学批评形态在经过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了形形色色的批评形态，如张伯伟提出的最具民族特色的六种文学批评形态，即选本批评、摘句批评、诗格批评、论诗诗批评、诗话批评、和评点批评①。西方的则有伦理批评、社会历史批评、审美批评、心理学批评、语言批评、诠释学批评、现象学批评、结构主义批评、后结构主义批评、接受美学批评等等。

探源求本是李详训诂文章时所采用的基本方法。采用此一方法的基础在于注释者的博学。本文拟从以下两个方面中举例说明。

一、训诂中探求本源

李详对《文选》中的语词进行推源求本，探出其语词的出典，并找出其文本与所依据的前代典籍的关系。

刘峻《广绝交论》中的“罕生逝而国子悲”。李详指出：

《后汉书·王充王符仲长统传论》：“国子流遗爱之涕。”章怀注：“国子即子产也。”②

扬雄《长杨赋》中的“封豕其土”③。

《考异》云：“袁本，土作士。何云：《汉书》作士。案：士是也。

李详指出：

桂馥《札朴》八：古文，土、士通借。《仆和钟》以土为士。《诗·周颂》：“保有厥土，”即厥士。《周礼·大司徒》：“其附于刑者，归于士。”注云：‘或谓归于圜土。’《吕览·任地篇》“子能吾士靖而甽！浴士乎？”高诱注：‘士当为土。’《韩勑碑》：‘四方土仁。’《隶释》云：‘即士人。’此说惠定宇《九经古义》亦有之，不及未谷之详。

刘祯《杂诗》中的“回回自昏乱”④。李详指出：

扬雄《甘泉赋》：“徒回回以徨徨兮，魂眇眇而昏乱。

屈原《九歌·湘夫人》中的“遗余褋兮澧浦”⑤。王逸注：“褋，檐橘也。”

李详指出：

扬雄《方言》第四：“禅衣，江淮南楚之间谓之褋。”郭璞注《楚辞》曰：“遗余褋兮澧浦。”钱绎笺疏：“《说文》：“褋，薄也。”又云：“南楚谓禪衣曰褋。”“《玉篇·褋，禪衣也。注引《楚辞》及《九叹》。诸书皆以褋为禪衣之异名，惟王逸以为襜襦，殆非也。

此种训诂方法不仅用在对《文选》学的研究上，在其《颜氏家训补注》等著作中也时常体现。李详的《颜氏家训补注》广搜博引了《颜氏家训》一书用语的本源，计有45条，不仅使后人对古代伦理学家重要著作的出处、学问、本义的了解至为重要，而且对于后人望文生义、以今度古、主观臆测、割裂篇章诸病也很有利。

二、有关《文选》学的影响疏证

在《韩诗证选》和《杜诗证选》中，李详能探源求本，找出韩愈诗、杜甫诗与《文选》的关系。而另一个方面，李详在一定程度上，关注到《文选》对后世的影响，李详在《韩诗证选序》中说：

唐以诗赋试士，无不熟精文选，杜陵特最著耳。韩公之诗，引用文选亦多。……始知韩公熟精选理，与杜陵相亚。⑥

可见，《文选》对后世的影响深刻。

在《韩诗证选》中，李详对韩愈的诗句，如《元和圣德诗》“以踵近武”、“搜原剔薮”、“急疾如火”、“庐幕周施”等句，李详一一指出本自《离骚》、《西京赋》、《陈情表》、《吴都赋》等，明其所本⑦。此类共有159条之多。下文更细而论之。

在《韩诗证选》中，《合江亭》“树兰盈九畹”句，李详从《文选》中找出了渊源：

《离骚》：“与既滋兰之九畹兮，又树蕙之百亩”。⑧

《送灵师》“书札何翩翩”句，李详指出：

魏文帝《与吴质书》“元瑜书记翩翩，致足乐也”。⑨

《北极》“无为儿女态”句，李详指出：

曹植《赠白马王彪诗》“忧思成疾疹，无乃儿女仁”。⑩

李详的《杜诗选证》与仇氏《杜诗详注》⑪比较有许多超迈前贤之处。如《李监宅》中的诗句“娇燕入簾回”。仇注本引：

北周王褒诗“初春丽景莺欲娇”与梁简文帝《新燕》诗：“入廉惊钏响”。

李详则推源溯流：

引谢眺《和王主簿怨情诗》：“风簾入双燕”。⑫

当然从时间、从古籍、从诗旨明显好于仇本。

《饮中八仙歌》中的诗句“高谈雄辩惊四筵。”仇本引：

庾信诗“高谭变白马，雄辩塞飞狐。”⑬

仇注固无不可，李详则上溯到：

曹丕《与朝歌令吴质书》：“高谈娱心”⑭。

不仅历史更古，对理解诗义更切。

李详晚年执教东南大学时撰写了讲义《杜诗释义》（残稿），其中引用了《杜诗证选》的成果，将《杜诗证选》的成果自觉加以总结和阐明。如《自京赴奉先咏怀》中的诗句“凌晨过骊山，御榻在嵽嵲。蚩尤塞寒空，蹴踏崖谷滑”，李详指出：

张衡《西京赋》：“讬乔基于山岗，直嵽霓以高居”。骊山宫高，“御榻在嵽嵲”引用最确。“蚩尤”指卫士。《西京赋》所谓“蚩尤秉鉞”，《羽猎赋》所言“蚩尤并毂”是也。⑮

这就从杜诗用典，很自然引出词义诗旨。可以说李详对对杜诗研究达到了非凡的境界。

李详对《文选》等著作的训诂笺注实际上就是对这些著作进行文学批评，在训诂中融进了文学史的意识，因而从某种意义上说，训诂具有文学批评的意义，可称其为一种文学批评形态，所以以推源溯流为主的训诂可说是一种文学批评形态。

李详把训诂与文学批评有机联系起来，使融进了推源溯流的训诂成为一种文学批评形态，究其原因，因归之于李详颇得扬州学派“通”之精髓。李详作为扬州学派的代表，全面继承了扬州学派的治学传统。现代著名学者张舜徽指出：

吴学最专，皖学最精，扬州之学最通。无吴、皖之专精，则清学不能盛，无扬州之通学，则清学不能大。扬州诸孺，承二派以起，始由专精，汇为通学，中正无弊，最为近之。吴派学人，由好古、信古，乃至佞古、媚古，这种弊病，只有扬州学者能够大胆地加以批判。⑯

精于训诂考据的扬学在学术上自成一家是在清代。宋代理学自形成后逐渐向唯心方向发展,到了明代越发变得学风空疏。而此时社会的动乱又使得许多有识之士如顾炎武等走向“求真务实”的思想道路，到清代，戴震延续了顾氏的治学思想，讲求“实学”,批判宋明理学“虚”的风气。正是在这种学术思想指导下，扬学凭通儒家之学问,得以旁征博引,左右逢源，以近乎自然科学之实证态度,实事求是,不泥古信古,考证详细,解释精密。且用“经世致用”之观点,广开自己学术的视野,精通经学、史地、词章、金石、文字、训诂、名物，校勘群书等各个方面。终于形成自己“通”而不“浅”、“专”而不“狭”的学派特点。

李详治学之途，基本不离传统的训诂笺注之学，主要以《文选》为基础，而以经史传注厚其基，以诸子、说部博其趣，最终归结于操觚之用、讲学之资。李详在训诂笺注方面，擅长融会贯通，疏通大例，非常注意考据和词章的结合，由考据之博雅而造词章之富赡，由考据之精当而求词章之贴切。李详不是孤立地解释语词，而是观其会通，探出语词之源，指出前后之关系。这种融会贯通就是李详治学的独特之处，就是一种文学批评方法。

注释：

①张伯伟.中国古代文学批评方法研究[M].北京:中华书局,2002.

②③④⑤⑥⑦⑧⑨⑩⑬⑮李详.李审言文集[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89.

⑪⑫⑭仇兆鳌.杜诗详注[M].北京:中华书局,2004.

⑯张舜徽.清代扬州学记[M].扬州:广陵刻印社,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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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5-5312（2015）26-002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