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丽红

【摘 要】进入中央苏区不久，张闻天通过调查研究，较早开始批判苏区过“左”的经济政策，主张修改《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劳动法》，并参与了具体的修改工作，新劳动法对发展苏区经济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张闻天提出苏维埃政权要利用私人资本主义，和博古在经济政策特别是如何对待资产阶级的政策问题曾发生过一场不指名的论战。他在经济方面批“左”的同时也犯有“左”倾错误，正确和错误交织在一起，体现了他思想转变的曲折历程。

【关键词】张闻天 经济思想 纠“左” 博古

传统看法认为，长征途中，经过毛泽东与张闻天的促膝长谈和开导，张闻天意识到“左”倾错误的危害，并和毛泽东走到一起反对“左”倾错误。其实，张闻天在中央苏区时期就对“左”倾错误有所察觉，他通过调查研究，1933年四五月份即开始批判苏区过“左”的经济政策，主张修改《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劳动法》（以下简称《劳动法》），提出苏维埃政权要利用私人资本主义，和博古在经济政策特别是如何对待资产阶级的政策问题曾发生过一场不指名的论战。他在经济方面批“左”的同时仍有“左”的表现，执行“左”倾错误和批“左”并行，正确和错误交织在一起，体现了他思想转变的曲折历程。他在经济方面的批“左”，使他慢慢走出教条主义和“左”的桎梏，和毛泽东走到一起，确立了党中央新的领导集体。

一、著文倡导修改《劳动法》

1933年1月中旬，张闻天从上海抵达瑞金后，担任中央局常委兼宣传部长，在中央局常委内分工管理政府工作，着重研究解决根据地内各类方针政策问题，4月又被任命为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国民经济委员会委员，较多接触了解了苏区的实际情况。他考察了《劳动法》颁布一年多来的实际执行情况，指出它规定了过高的劳动条件、过高的工资待遇、过高的物质福利要求等“左”倾错误，提出应该修改《劳动法》。他的主张集中体现在他于1933年4月19日所写的《五一节与<劳动法>执行的检阅》，此文同年5月1日发表在中共苏区中央局机关报《斗争》第10期。

文章开宗明义，“这一年半的经验同时告诉我们，这一为了大都市大生产所订立的《劳动法》，在经济上比较落后的苏维埃区域内，是不能完全机械执行的。”文章通过剖析雇农、沿门卖工的师傅、私人企业、劳动合作社、国家企业等情况，分门别类地指出“在苏区农村中，目前雇佣辅助劳动力的，大多数是中农，而这些中农，不是我们的敌人，却是我们的同盟者。农民对于工人工资的加倍增加与工作时间的减少，是不满意的。机械的执行《劳动法》，无疑会影响到农民群众，使他们发生不满情绪”；“师傅会不满意，学徒也会失业，而熟练工人会没有后代。这种《劳动法》的机械执行，对于苏维埃政权与工人阶级本身都是有害处没有好处的”；“我们必须估计到，在目前苏维埃区域内，我们还没有大的资本主义的企业。我们所有的大多数是小的，至多是中等的企业。在小的企业中间，《劳动法》的有些条文是不能机械执行的。在有些企业内，应该尽量改善工人的生活与待遇，增加工资，但工作时间却不能完全按照《劳动法》执行。如木船工人、造纸工人，这里要实行八小时、六小时、四小时的规定就极端困难，虽是在劳动合同上是那样的规定着。我们完全不能同意木船青工因为要实行他的六小时工作，所以船撑到半路上就停下来了。这里需要我们执行《劳动法》时不是官僚式的下命令，而是能够具体的估计到企业的大小，企业的特点与实际情形，有伸缩性。而且有些条文（如关于三个月、半个月的津贴，可以自由的以开会或疾病等名义不上工等）必须立刻修改。机械的执行《劳动法》的结果，必然是工商业的凋零”；“在劳动合作社内，《劳动法》的执行更不能不有变通的办法。然而我们过去党与工会的领导者都同样的把《劳动法》完全搬到这里来，结果合作社同样的因为赚不到钱而倒闭了”；“在国家企业内，《劳动法》上有些条文的机械执行，同样的会损害国家企业的发展。”他提出，“在乡村中农业工人应该有农业工人专门的《劳动法》，对于沿门卖工者的学徒，应该有单独的学徒保护法令。《劳动法》本身也应该有很多的修改。”①

张闻天之所以形成这种看法，一是因为他接触了苏区的实际，他在文中列举了许多生动典型的例子，表明他曾事先做过调查研究，他在文中也标明引用赣东北少共省委组织部出版的《团的建设》、商人老板给工会的请求书等材料；二是当时苏区的实际情形是，由于“左”的经济政策的危害，1932年下半年开始，苏区出现了严重的经济困难，共产国际都不得不承认“苏区的经济状况整个的说来是相当恶化了②”。迫于严峻的现实，1933年3月28日，中央人民委员会第三十八次例会讨论，以《劳动法》“条文有些地方不合于现在苏区的实际环境，对于雇佣辅助劳动力的中农、贫农与手工业者，没有变通办法的规定”为由，为了“增进工人的利益，巩固工人与农民的联盟，发展苏维埃的经济③”，决定开始对其进行修改，并于4月组成了劳动法起草委员会；三是因为国际雇农工会在《关于中国雇农工会的决议》上提出把苏维埃《劳动法》“加以必须的修改，以便适合于农业的特点”，并且提议“雇农工会必须会同苏维埃机关提出公布雇农劳动法的问题”（《工运指南》185页）。这个理由张闻天在文章中曾明确指出；四是共产国际东方部的负责人米夫在共产国际主办的权威杂志《共产国际》1933年4月号上发表文章《中国革命危机的新阶段》，承认当时的经济政策犯有“左”倾错误，“为要发展生产和保护雇农的利益，我们应当定出一个新的暂时条例，关于雇用季候工人及规定工资的分级差别（富农雇用工人应多出工资，中农则可以少一点）。”“必须定出暂时的条例规定雇用学徒，补充劳动法，适应小规范手工业生产的特殊条件”。④这篇文章受到中共领导人的重视，转载在同年8月份出版的《斗争》杂志第22、23期。虽然转载是在8月份，但当时共产国际和苏区的联系比较畅通，相信文章精神在发表不久即传到了中央领导层。在这样的背景下，领导苏区工会工作的陈云、刘少奇经过调查研究，也同时发表类似文章，对劳动法和苏区工人经济斗争中的“左”倾错误，提出了尖锐的批评。⑤时下，一些论文、书籍没有认真考究当时的情势，就说张闻天受陈云、刘少奇文章影响才提出对《劳动法》的质疑，这是不确切的。①从时间上来讲，张闻天的文章跟他们的文章几乎同时甚至稍早发表，没有直接材料证明张闻天受到陈云、刘少奇影响，如果只是根据张闻天当时是“左”倾中央重要领导人的身份才如此推测，笔者认为这不是历史的态度，这个结论也是站不住脚的。

由于张闻天中央局常委的身份，他关于修改《劳动法》的看法和主张，无疑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张闻天传》记载：“在张闻天与陈云等提议下，《劳动法》作了修改，改变了某些脱离实际的‘左的条文。”②中央文献研究室撰写的《陈云传》则指出他参与了具体的修改工作：“四月，陈云、张闻天和刘少奇等开始对《劳动法》进行修改，准备提交在五一节召开的苏区工人代表大会讨论。”③经过半年多的准备，1933年10月15日，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作出《关于重新颁布劳动法的决议》，同时颁布了新的劳动法。新的劳动法纠正了原劳动法一些脱离实际的“左”的条文，做出了比较切合苏区实际的政策规定。如缩小了雇主范围，将中农、贫农、小船主、小手工业者及手工业生产合作社雇佣辅助劳动力，不作为雇主看待，可以不受劳动法的约束；变通了劳动时间，在原则上维持8小时工作制的同时，规定一些特殊行业可以不受8小时工作限制；减少了休假时间；取消了工人加班需得双薪的规定，只规定工人加班需得一定数量的额外工资；改变了付薪方式，规定雇主付薪原则上应支付现金，但在得到被雇人同意时可以物品代替；修改了劳保条件和保险规定，减轻了企业负担等等④。新《劳动法》颁布后，由于较为妥善地处理了雇主与雇工的关系，减轻了私营企业的负担，使工人的眼前利益和长远利益都得以兼顾，从而对发展苏区经济，巩固红色政权，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二、经济思想方面与博古产生分歧

在张闻天发表《五一节与<劳动法>执行的检阅》半月前，党中央的主要领导人博古于1933年4月15日在《斗争》第8期发表《论目前阶段上苏维埃政权的经济政策》第一、二部分，提出“中国革命即在目前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阶段上，已经不但要进行残酷的斗争，反对封建残余，反对军阀制度，反对帝国主义者，而且同时要进行反对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无情的斗争……中国工农民主专政，在反对外国的和本国的资本家斗争的过程中，不得不采取某些必要的社会主义性质的步骤（如没收他们的企业等等）”，他同时提出“过早的社会主义的办法是更加不能容许与更加有害的。在今天我们还没有任何可能来动摇资本主义的基础，在今天我们还没有任何可能来阻止资本主义的发展，而且我们在今天亦用不得害怕资本主义的发展，问题是在我们须得在发展苏维埃经济中间，在相当的容忍资本主义发展中间，来有系统的限制资本主义剥削，来利用苏维埃政权所取得的经济地位以造成非资本主义道路发展的前提和优势。”⑤博古这篇文章理论性很强，应该说，这部分文章在理论上并没有大的问题，但他没有批判苏区经济政策的具体实际，没有对过“左”的《劳动法》作出任何批评，这和已经认识到苏区经济政策“左”倾的张闻天无疑存在认识上的差距。

张闻天《五一节与<劳动法>执行的检阅》并没有唯博古的马首是瞻，而是以批评过“左”的《劳动法》为突破口，并明确提出：“要发展苏维埃的经济，在目前不尽量利用私人资本是不可能的。私人资本主义的部分的发展，对于我们并不是可怕的。这种发展，可以增加我们苏区内的生产，流通我们的商品，而这对于苏维埃政权现在是极端重要的。”①《张闻天选集》编辑组在有关上文的选编说明中高度评价了他利用私人资本主义的思想，指出“此文明确提出发展苏区经济要利用私人资本主义，这在苏区中央领导人文章中是最早的”。②很明显，张闻天主张修改过“左”的《劳动法》，强调“利用私人资本”，这和博古强调“容忍、限制资本主义”不尽相同。此文之后，张闻天相继写下《论苏维埃经济发展的前途》、《苏维埃政权下的阶级斗争》等文，进一步阐述了他的这一思想，并和博古就经济政策特别是如何对待资产阶级的政策问题发生过一场不指名的论战。

4月22日，意犹未尽的张闻天又写下了《论苏维埃经济发展的前途》，发表在5月10出版的《斗争》第11期。同第一篇纠“左”文章一样，这篇文章仍然具有非常强烈的现实性，不同的是这篇文章不是针对某项具体政策，而是全面论述如何发展革命根据地的经济，就如何发展苏维埃经济提出了切实可行的办法，在利用资本主义问题上比前文论述得更充分。文章首先分析了中央苏区的各种经济成份，“地主经济完全消灭，农民的小生产的商品经济占绝对的优势，小手工业的生产者占着主要的地位，私人的资本主义的经济则比较不重要，集体的合作经济正在向前发展，苏维埃的国营企业还限制于苏维埃政府必要的军事工业，国家资本主义的企业可以说还没有。”③针对苏区的经济状况，张闻天提出党应该采取的经济政策，“尽量扩大苏维埃的生产，鼓励商品的流通，尽量利用苏区内外的商人，给他们以特别的好处去输出苏区的生产品，与输入白区的日常必需品”；“苏维埃政权在目前并不反对资本主义的发展，并且还容许资本主义的发展，使用许多办法来吸引与鼓励资本家的投资”。张闻天还针砭时弊，批评“在过去我们的党与苏维埃政权对于商人、老板、富农只限制于武装的威吓、压迫、没收与征发，而对于自己经济力量的组织则毫未注意”，指出“现在我们对于这些份子除了武装的威吓、压迫、没收与征发之外，还应该利用‘利诱与‘让步的办法。我们必须利用他们的‘社会关系，‘线索，经济的力量，与经营工商业的经验，来发展苏维埃经济，流通赤白的贸易。”④

1个月之后，张闻天又写下《苏维埃政权下的阶级斗争》，连载于6月份出版的《斗争》第14、15两期。此文从阶级斗争的角度入题，大量涉及到了中央苏区的经济政策。对于苏区内工人与资本家的阶级斗争，作者批评了“向资本家从心所欲地提出他们的经济要求，并且依靠于武力的与行政的手段强迫资本家来满足他们的要求”等“左”倾做法和“左”的口头革命家，明确指出“这种过‘左的要求，对于苏维埃政权的巩固是有害的”，提出“我们苏区内的同志，应该学习各种斗争的方法，同资本家交涉、谈判甚至让步等的办法，来开展劳资间的斗争。”⑤可惜，对于乡村中的阶级斗争，作者虽然强调“不要一刻忘记联合中农”，却肯定了“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和查田运动等“左”倾错误政策。

此文发表后，博古在《斗争》第16、17期发表了《论目前阶段上苏维埃政权的经济政策》第三、第四部分，不知是巧合还是有意为之，他文章的重点也是中央苏区内阶级及阶级间的相互关系。他虽然提出“‘左的空谈消灭资产阶级是有害的，必须采用这种强迫资本家为新的国家工作的政策，”但他似有所指地声明这个政策“是坚决的发展阶级斗争的政策，与机会主义的向资本家‘让步与‘妥协的政策是迥然不同的”，谈到苏区职工运动的实际时，他批评主要危险正是“由于对敌人的经济封锁和资本家的怠工而产生的经济上的困难的动摇，以至产生的对资本家的投降情绪”。①不知是否受到张闻天、陈云、刘少奇等人批判“左”倾经济政策的影响，此时的博古与两月前写作该文第一、二部分时相比，似乎也对苏区经济政策中的“左”倾错误有所察觉和批判，但批判力度、侧重点均不相同。

博古所批评的向资本家“让步”、“妥协”、“投降”的机会主义表现，似乎正是张闻天提倡的“吸引与鼓励资本家的投资”，对商人、老板、富农采取“利诱”、“让步”的办法，他和张闻天的分歧是不言而喻的。对于两人之间在经济政策方面的分歧，对于这场不指名的论战，张闻天本人曾在1943年的整风笔记中谈到：“关于经济政策也曾经有过个别的不同意见。他曾写了一篇文章‘关于苏维埃政权的经济政策（没有写完的），暗中是驳我的个别意见。”②至于博古本人是否对这种分歧有所察觉，笔者还没查到相关资料，有待进一步查证。一般认为，张闻天和博古之间经济政策认识方面的分歧，和对于“共同抗日三条件”的不同理解、“福建事变”前后关于是否与十九路军谈判的冲突，构成“博洛矛盾”的主要内容，形成张闻天政治生活的一个重要“关节点”。③

三、思想转变的曲折历程

张闻天刚刚进入中央苏区不久，就积极批判从边区实际出发的“罗明路线”。他写成《什么是罗明同志的机会主义路线？》一文，发表在他主持的《斗争》杂志第3期上，并将这一期办成了反“罗明路线”的专号；他被派到汀州检查福建省委工作，并和罗明谈话，要他承认犯了“路线错误”；他亲自出席会昌、寻邬、安远三县党的积极分子会议，批评邓小平为“会、寻、安的罗明路线”，掀起了反“江西罗明路线”的斗争④。幸运的是，这场斗争发动起来之后，张闻天的主要工作转向政府方面，由于较多接触与了解实际情况，他在经济思想方面率先意识到“左”倾错误，但仍肯定了“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和查田运动等“左”倾错误政策。毋庸讳言，在这段时间内，他既有纠“左”的努力，也有“左”倾错误，正确与错误交织在一起。这种情况并不罕见，毛泽东身上当时也是正确与错误并行，既有比较符合实际的想法，也在福田事变等事件中犯有“左”倾错误；即使是被视为“左”倾路线的代表人物博古，也在前述引文《论目前阶段上苏维埃政权的经济政策》中批评“左”的空谈。当时，中国共产党还不成熟，“左”倾错误在党内有着深刻的思想根源，“左”倾错误不是一下子就能消除的，在思想解放的路上党的领袖人物还要历经曲折和探索。

尽管张闻天此时批判“左”倾错误并不彻底，但历史影响不可小觑。从历史的发展来讲，张闻天在经济思想方面批判“左”倾错误的影响绝不限于经济方面，而是深深影响了中共历史的发展。由于他实事求是，认识到了苏区经济政策过“左”，逐渐摆脱了教条主义和“左”的桎梏，并由此和中央主要领导人博古产生分歧以至发生冲突，最终和博古分道扬镳。与此同时，他和毛泽东越来越接近以至相互信任和合作，并形成毛洛联盟，引发了中共最高领导层的人事变动，深刻影响了中共历史的发展。

张闻天在中央苏区形成的经济思想，内容很广泛，笔者只是撷取其中两个亮点进行论述，对于他经济思想的其他方面，较少涉及。就他经济思想的两个亮点来说，由于材料有限，本文对于1933年4月成立的劳动法起草委员会，对于张闻天修改《劳动法》的实践活动，探讨得也非常不够。应该说，作为无产阶级经济学家，张闻天正是在这段时间树立了无产阶级经济思想。他此时的经济思想并没有随着时间的消逝而失去生命力，他后来写下的《关于东北私人资本主义的报告》、《关于集市贸易等问题的一些意见》中的一些看法和中央苏区时期的经济思想是一脉相承的，他的一些思想随着中国社会和时间的发展，更加显示其重大作用和影响，值得仔细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