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戏剧研究与戏剧编创是戏剧艺术工作的两条腿。湖南戏剧研究自清末发端，产生了诸如杨恩寿、田汉、张庚、周贻白等大家，尤其是戏改以来，培养了蔚为大观的戏剧研究队伍，并取得较为丰盛的成果。对当代湖南戏剧研究进行回顾、梳理，辨析其发展脉络，评介成果，总结经验，对湖南戏剧研究的发展不乏裨益。

〔关键词〕戏剧研究戏剧评论湖南戏剧成果评介

笔者曾经撰写《湖南当代戏剧编创纵横谈》一文，发表在《艺海》2015年第4期上。戏剧研究与戏剧编创是戏剧艺术工作的两条腿，本文再谈谈湖南当代的戏剧研究工作，以求教于同行们。

一、发展历程

湖南自清末开始出现戏曲研究活动。一些文人对戏曲艺术和湖南的地方剧种自发地进行个人的学术研究，如黄周星著有《制曲枝语》，杨恩寿著有《词余丛话》并在《坦园日记》中对湖南地方戏的演出进行评论，以及赵少和主编的《湖南戏考》、湘剧业余组织闲吟社编印的《戏源复活》，对戏曲的剧目编创和湖南的戏曲演员、戏曲剧本进行了一些研究；刊物上也载有一些研究、探讨湖南地方剧种的零散文章，如饶省三的《湘戏沿革》，荷坞的《长沙湘剧源流考》，刘守鹤的《祁阳剧》，范镇涛的《湘南流行的祁阳戏》等。

抗日战争时期，一些抗日戏剧团体也曾有人在抗日宣传中撰写了一些带研究性的文章。如1938年2月创刊的《戏剧与电影》（《抗战日报》副刊，由战斗演剧队主编），发表了《论时代剧的湘剧演出》、《旧剧中的汉奸意识》（黄芝岗）、《发动乡土戏剧与话剧通俗化》（王莲僧）、《关于抗战中的脚本创作问题》（董每戡）、《评〈东亚风云〉》（易蕾）等宣传抗日和研究戏剧的文章。建国前夕，肖云端主编的《实战晚报》副刊《电影与戏剧》，也发表了不少关于湘剧改良之类的文章。

欧阳予倩、黄芝岗、田汉、周贻白等戏剧名家都曾对戏曲改革和湖南的地方戏进行过研究。黄、周二位戏曲史家对湘剧、花鼓戏、祁剧等湖南地方剧种的研究更为深入；建国前后，撰写了《漫谈花鼓戏》、《论长沙湘戏的流变》（黄芝岗）和《湘剧漫谈》、《湖南的祁阳剧与花鼓戏》（周贻白）等文，其中论述湘剧的都是份量很重的大块文章。

建国后，湖南的戏剧研究活动进入有领导、有组织、有计划的全盛阶段。特别是1980年代以来，研究工作开展得更为全面。

首先是工作机构的建立。1951年，长沙、衡阳等市和省人民政府先后成立了戏曲改进委员会，这些戏改会后改为戏曲工作室。省戏曲工作室一度改称戏曲研究室。“文革”后的八十年代恢复省戏剧工作室，继又改为省戏曲研究所、省艺术研究所、省艺术研究院；各地（州）、市也成立了相应的机构。从戏改会到戏工室，再到戏曲研究所、艺术研究所（院），在指导戏曲改革、组织剧目创作的同时，也组织、参与各种戏剧研究活动。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除了在报刊上发表一些研究文章以外，戏曲工作机构先后创办了《湖南戏曲》、《湖南戏剧》两种专门性的戏剧刊物，其中的《湖南戏剧》发表了大量评论剧目、总结老艺人表演经验和戏曲研究的文章。在历届省戏曲、戏剧会演中，都编印会刊，刊载戏剧评论、研究文章，有时还举行音乐、表演、舞台美术等方面的座谈会，研究舞台艺术。在1961年冬至1962年的挖掘继承传统戏曲艺术的高潮中，省戏工室、省文化局分别组织工作组对祁剧和长沙花鼓戏进行了全面的调查、研究。这一时期，公开出版或内部印行了一些研究资料专集。音乐方面有《湖南花鼓戏音乐》、《湘剧低牌子音乐》、《长沙湘剧高腔曲牌》、《长沙花鼓戏音乐》、《湘南花鼓戏音乐》、《花鼓戏常用曲调选》，表演方面有《表演经验谈》、《湘剧的手下》、《湘剧演员基本训练、毯子功》，舞台美术方面有《湖南地方戏曲脸谱选集》。这些资料，是这一时期戏曲研究的主要成果。

“文革”后，从1980年代开始，湖南的戏剧研究全面铺开。首先从抢救传统艺术入手，举行了各个地方戏曲剧种的传统剧目教学演出或录像演出，这一工作所积累下来的历史资料和艺术资料，为戏曲研究提供了雄厚的基础。接着而来的是组织两部国家重点科研项目《中国戏曲志·湖南卷》、《中国戏曲音乐集成·湖南卷》和两部省级重点科研项目《湖南地方剧种志》丛书、《湖南戏曲音乐集成》丛书的编撰工作。这四大部志书、集成，不但是戏曲研究的重大成果，而且为进一步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八十年代后期，戏曲出现不景气的状况，为了摆脱困境，振兴戏曲，需要从总结历史经验入手，探索戏曲艺术发展的道路，湖南戏剧界开展了一系列的研究活动。

这一时期，从七十年代末开始，湖南的戏剧研究人员以个人的学术研究成果出版专著。首先出版的是一批音乐专著或专集，先后有《花鼓戏大筒演奏法》、《湖南花鼓戏常用曲调》、《湖南花鼓戏音乐研究》、《湘剧高腔音乐研究》、《长沙湘剧高腔变化初探》等书。此后，剧种研究、剧目研究、剧史研究、剧人研究、表导演研究、编剧技法、舞台美术作品选等专著、专集相继出版，形成了戏剧研究的兴盛局面。

六十余年来，湖南的戏剧研究采取了多种活动方式。主要有以下几种：一是组织编写班子承担国家或本省的重点科研项目，撰写书稿。除上述八十年代的四大部以外，新世纪以来又承担了湖南戏剧文化现状的考察与研究、湖南地方戏曲资源现状调查与考察等国家重点科研项目，以及国家出版基金项目《湖湘文库》乙编中的几个项目的编撰任务。二是单位组织课题组进行某种专题研究。比如1993年省艺术研究所成立目连戏·傩戏研究课题组，拟定工作计划，对目连戏和傩戏进行专题研究。2011年，长沙市成立课题组，研究、编写《湘剧》一书。2012年，省艺术研究院策划修订《湘剧志》，成立编委会和编辑部，撰写新版《湘剧志》。三是举办各种研讨会，研究戏剧现状以及其他学术项目。比如剧史研究方面举办了地方戏曲史料座谈会；剧种研究方面举办了祁剧现状与发展研讨会等；戏曲音乐方面举办了湖南省高腔音乐讨论会、全国高腔学术讨论会、全省祁剧乐师讲习会、民族声乐讲习会、戏曲声乐教学研讨会等；表导演方面举办了戏曲导演艺术研讨会、川剧优秀剧目表演特技讲习会等；剧目研究方面举办了湘剧“四记”（琵琶、金印、白兔、鹦鹉）研讨活动以及通俗戏剧、喜剧研讨活动；剧人研究方面举办了多次田汉学术研究会；戏剧现状研究方面举办了新时期戏剧研讨会、第二届戏曲现状研讨会等；古老戏曲研究方面举办了祁剧、辰河戏目连戏挖掘整理录像演出及研讨会、傩堂戏研究座谈会、少数民族傩戏国际学术研讨会、沅湘傩戏傩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等等。

无论哪种研究活动，都有研究成果问世。或者出版专著，或者将研讨成果结集成书，或者在刊物上发表研究文章。比如承担国家或本省重点科研项目的研究，撰纂出版了《湖南戏剧文化现状的考察与研究》、《湖南地方戏曲资源现状调查与考察》，以及《湖湘文库》乙编中的《湘籍近现代文化名人·戏剧家卷》、《湖南地方戏曲脸谱》等书。单位设立的课题组编撰出版了《目连戏研究论文集》、《湖南傩戏研究论文集》、《巫傩与巫术》、《湘剧》、新版《湘剧志》等书。各种研讨会之后，出版了《高腔学术讨论文集》、《湖南戏曲乐论》、《剧海论集》（二）、《荒诞与真实———喜剧论文选》、《田汉与湖南戏剧》、《源湘傩文化之旅》等书。

二、研究队伍

进行戏剧研究需要建立一支研究队伍。六十余年来，湖南通过各种活动建立了一支数量可观、具有一定水平的研究队伍。

首先是上世纪五十年代戏曲改革工作中产生的一批“老戏改”。他们既是戏改工作的骨干力量，各自整理改编了不少传统剧目，同时也是戏曲研究的先头部队。比如文忆萱大姐作为省戏改会的元老，不但担负着指导全省戏改工作的任务，率先整理了湘剧《骂灶》等传统剧目，一生中编演各类剧目二百余个，而且在戏曲研究方面也具有突出的贡献。五十年代撰写了一些评论湘剧名角名戏的文章；八十年代主持编纂了《中国戏曲志·湖南卷》和《湖南地方剧种志》丛书；特别是晚年对湖南目连戏进行了深入的研究（详后）。范正明同志从1951年改编《李闯王》开始，一生中整理编创了数量可观的优秀传统剧目和现代戏，同时在戏剧研究领域也硕果累累，在他的“自选集”中收有议论、记述、探讨戏剧艺术的文章七十余篇，这些文章涉及到“百花齐放、推陈出新”方针、戏改政策、戏剧振兴、剧目评介、发展业余戏剧诸多方面，丰富多彩。特别是掌握了大量的湘剧资料，编撰了一套湘剧丛书（详后）。刘回春先生不但整理改编了大量的传统剧目，同时从五十年代起就是戏曲评论、戏曲研究的尖兵，特别是对祁剧进行了全面的研究，撰写了近二十篇评论、研究祁剧的文章，这些文章涉及到祁剧的起源、祁剧的目连戏及其他剧目、祁剧的著名演员等方面，又主编了近二十万字的《祁剧志》，撰写了其中百分之八十的文稿。另如谭君实、陈青霓、金式、张九、银汉光等同志，都是兼及戏曲改革、戏剧研究而颇有建树的“老戏改”。

其次是通过四大部的编撰培养了大批研究戏曲剧种、戏曲音乐的研究人员。文忆萱作为《中国戏曲志·湖南卷》的副主编和《湖南地方剧种志》丛书的主编，自然成为一个方面的领军人。她不但自己通读、编审了九十八万字的“湖南卷”，主持编撰了二百二十余万字，包括十九个剧种的剧种志，同时在她的率领下培养了一批研究湖南地方戏曲剧种的研究人员。如研究湘剧的谭君实，研究祁剧的除刘回春以外，还有尹伯康和后来的欧阳友徽，研究辰河戏的李怀荪，研究常德汉剧的张九、廖庆云，研究荆河戏的赵训科、杨善智，研究巴陵戏的陈湘源，研究湘昆的李楚池；研究各种花鼓戏的胡健国、向绪成、杨真一、陈兴仪、何钦法、唐璧光，研究阳戏的黄吉川，研究花灯戏的罗炳辉、邓学鹏、胡毅博，研究苗剧的罗千里，研究侗戏的方晓慧，研究傩戏的胡健国。贾古、黎建明作为《中国戏曲音乐集成·湖南卷》和《湖南戏曲音乐集成》的常务副主编和副主编，为戏曲音乐研究的领军人。贾古除主持编撰两种集成外，其编著的《湖南花鼓戏音乐研究》一书还获得省级奖励。黎建明是多产的戏曲音乐研究工作者，编著了上十部以湘剧为主的戏曲音乐专著及其他著作，他和音乐集成副主编石生朝合著的《目连戏·南戏源流与声腔形态研究》一书，以较强的学术性于1999年获得文化部颁发的第一届文化艺术科学优秀成果奖三等奖，中国艺术研究院副院长张庚在序言中对该书给予了颇高的评价。在贾、黎的率领下，培养了一批戏曲音乐研究人员。其中的周俊克同志早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即记录、编著了多种戏曲音乐资料，并对湘剧低牌子声腔进行了研究，是湖南戏曲音乐研究的先锋。其他如副主编唐盛河、胡健国，《湖南戏曲音乐集成》各分卷的主撰人员吴宗泽、肖寿康、曾纪照、肖耀庭、任舜耕、谭兆龙、欧阳觉文、陈赐民、欧阳映泰、谭柳生、陈磊、张平夷、周兴湘、唐方科、楚德新、周仁建、潘思林、刘可风、罗复常、胡丕基等，都是湖南戏曲音乐研究的代表性人物。

第三，通过各种课题组、研讨会以及研究人员个人的研究活动，造就了其他各个方面的研究人员。比如研究剧史的有龙华、尹伯康。研究剧种的，歌剧有朱立奇、李克琳等；湖南话剧有孙文辉；木偶、皮影戏有李昌敏、杨宙谋、杨春兰；研究湖南传统剧目的有文忆萱、江源球、乔德文、范正明；研究戏曲导演的有高宇、蔡倜、张建军等；研究戏曲表演的有凌翼云、尹伯康、田奇武、文剑梅等；研究戏曲脸谱的有李楚池、刘浯德、张京信、谢惠钧等；研究戏曲声乐的有徐竞存等；研究戏剧人物的有马焯荣、邹世毅等；研究目连戏、傩戏的有文忆萱、石生朝、黎建明、凌翼云、胡健国等；研究古戏台的有谢惠钧等；研究演出场所和演出习俗的有江源球。

戏剧理论是繁荣剧目创作、振兴湖南戏剧的思想武器。它与戏剧研究是两项并行的艺术工作，戏剧研究要以戏剧理论作指导，戏剧理论中也含有研究成份，亦属戏剧研究的范畴。湖南从事戏剧理论的戏剧工作者，造诣较高的有乔德文、胡安娜、孙文辉等。出自上海戏剧学院的乔德文同志是正宗的学院派戏剧理论家，写过大量戏剧评论、戏剧研究文章。他的文章往往从理论的高度来评估现实戏剧现象，比如对传统戏曲中存在的人情美、人情味的开掘，论戏曲编剧法则的多样化变异，对1994年湖南新剧目会演的述评，都将现实现象升华为理论。特别是对中西戏剧和中西悲剧观、中西喜剧的论述更具功力（详后）。他的文章不乏精辟见解，如戏剧创作“先求好看，再求深刻”的论述，并率先提出精品意识、大作意识。胡安娜是以剧评为强项的戏剧理论家，有《我们去寻找秋天的花鼓》等七篇大作获得国家级高档论文奖。她的文章，大都评论湖南的创作剧目，浸透着作者对湖南剧作的无比关怀和辛勤的汗水；大都面对湖南戏剧创作的现实问题，具有较强的指导作用；善于开掘剧目深邃的内涵，揭示作品的艺术价值；厚实抒情，词汇丰富，文采秀丽，既是一篇篇富于哲理的戏剧评论，又是一篇篇清新优美的抒情散文，颇具可读性。孙文辉是一位机动灵活的多产戏剧理论家和研究工作者。他善于发现戏剧研究的死角，开掘戏剧研究的新课题。他编著的《戏剧哲学———人类群体艺术》、《人类的梦境———影视剧原理》、《巫傩之祭———文化人类学的中国文本》、《草根湖南———湖南民族民间文化解读》、《湖南话剧志》等，便是体现上述特点的代表性专著。他的专著，常常站在时代的高度来深究戏剧艺术发展的轨迹和前景。

还有一些戏剧领域的领导同志，如铁可、金汉川、江学恭、龚政文、吴兆丰、周祥辉、周峥嵘、潘一尘、邹世毅、俞康生、刘振平等，也都有较高的理论水平，对全省的戏剧工作起了重要的指导作用。省艺术研究所前所长邹世毅同志，不但指导全省的戏剧创作和戏剧研究工作，自身在戏剧研究领域也颇有建树。他主编的《湘籍近现代文化名人·戏剧家卷》，详尽地记述了突出的湘籍戏剧家生平业绩，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主编的《祁剧研究文集》对祁剧艺术进行了全方位的探讨。其系列著作《邹世毅文选》，对《西厢记》和元杂剧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他的文章，引经据典，厚实凝重，无论是戏剧评论，还是作序写跋，都有些斤两。

戏剧编辑、编审作为为戏剧研究、戏剧创作服务的艺术工作者，不仅需要具有一定的鉴赏、编辑能力，而且需要一定的理论水平，并具有甘为人梯的奉献精神。在这方面《剧海》的编审齐芝田同志可算是德高望重。他不仅编发了如《风雪摆渡》、《姻缘错》、《牛多喜坐轿》、《八品官》、《喜脉案》、《深宫欲海》等不少优秀剧本，有些剧本还是经他辅导推向舞台的，而且编发了不少优秀的戏剧研究、评论文章，有些文章还曾被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戏曲研究》月刊全文转载。他对戏剧作品独具慧眼，对戏剧编审情有独钟，成年累月，青灯黄卷，默默无闻地为他人作嫁衣。此外，还有上世纪五十年代的王大光、袁家式、刘样，八十年代的凌翼云、潘一尘、江正楚、周峥嵘、乔德文、邹世毅、陈泗海、王林、朱力士、范正明、丁楠、龙士靖、张引等刊物编审、编辑，以及出版社的编审李恕基、朱树诚、彭复光和早期的陈忠邦等一批优秀的编审、编辑人员。

综上所述，湖南当代的戏剧研究（含理论、编审）队伍是相当可观的，人数上百，且都具有各自不同程度的专业水平。

三、成果评价

六十余年来，湖南戏剧研究工作者编撰出版或内部印行的戏剧研究专著、专集、讲座稿、回忆录等多达一百余种。笔者在《湖南当代戏剧大事记》中设条介绍者一百一十二种，实际上远远不止这个数目。这些研究文稿，涵盖剧史研究、剧种研究、剧目研究、表导演研究、戏曲音乐研究、舞台美术研究、戏剧人物研究、目连戏研究、傩戏研究、编剧技法研究、新兴科学研究诸多方面，可谓洋洋大观。如何衡量这些研究成果的价值，一般多从它的学术价值入手。

学术价值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开拓新的研究领域。比如高宇编著的《古典戏曲导演学论集》，全书二十四万字，分七部分，论述了古典戏曲家汤显祖、冯梦龙、潘之恒、张岱、李笠翁等在导演方面的理论和实践，是一部具有开创性的研究著作。过去研究我国的传统戏曲，一般都只涉及表演艺术，而没有人论及其导演艺术，马彦祥同志在序言中说：“研究中国戏曲的导演艺术是一个前人没有做过的课题，高宇同志多年劳动和心血的结晶渗透着一种探索精神”。又如乔德文编著的《东西方戏剧文化历史通道》，全书二十六万字，分上、下篇，论述了欧洲、印度、中国、日本古典戏剧的总体特征和外域文化对中国戏剧形成之影响，中日古代戏剧文化源流关系，和中国戏曲的艺术形态、传统悲剧观以及中西悲剧观、中西喜剧之差异，是我省戏剧理论全面接纳比较戏剧研究方法的第一部专著。胡健国编著的《巫傩与巫术》，全书三十一万字，分巫与傩，楚族与巫傩，巫傩幽灵，傩与宗教、民族、民俗，巫傩艺术五章，以大量的资料论述了巫、傩的起源、发展及其与各种文化现象的关系，最后落脚于傩戏。过去在傩戏学的研究中，对傩戏的研究较多，对傩文化的研究较少，而在傩文化的研究中，又对巫文化的研究更少。薛若琳同志在序言中说：“胡健国同志的这本专著《巫傩与巫术》，就是对巫文化和傩文化的综合研究，是很值得瞩目的”。上述的后二种专著于1995年获得省优秀戏剧理论专著奖，是令人信服的。

二是提出新的学术观点。孙文辉的《戏剧哲学———人类群体艺术》，分六节论述了戏剧本质、戏剧本体、戏剧创作、戏剧传统、戏剧变革、戏曲问题，是以全新的观点对戏曲的起源、发展所进行的一种尝试性研究。过去，研究中国戏曲史都以王国维的《宋元戏曲考》为正宗，被视为我国第一部戏曲发展史，孙文辉的这部专著，别开生面，从古代人们的群体艺术入手，探索我国戏剧的起源和发展轨迹，也具有开创性。过去，研究戏曲表演艺术，一般涉及到基本功法、表演程式、表演特技、角色行当等方面，笔者《戏曲演出艺术散论》一书，其中的“演出艺术”既是作为包括表演艺术在内的诸种舞台艺术之概括的书名，又是一种专门性的学术研究项目；书中还于角色行当之外标明“行当艺术”这一专题研究项目并论述“戏曲行当艺术的功能和运用”。“行当艺术”实际上是存在的，它是指各行当拥有的以表演艺术为主体的诸种舞台表现手段，是历代艺人辛勤创造、日积月累汇集起来的，是值得加以研究的。

三是发掘戏剧艺术宝藏。湖南的目连戏十分丰富，多姿多彩，不少大戏剧种都不同程度地保留有演出本，可谓艺术宝藏。文忆萱多年来发掘这一宝藏，撰写了大量论述湖南目连戏的文章，从湖南目连戏的现状、前后《目连》（外传和正传）、《梁传》、“花目连”以及湖湘目连与明代郑之珍《劝善记》、清代钦定本《劝善金科》的比较等各个方面进行了全方位、多层次的探讨，这些文章收入《文艺湘军百家文库·红叶方阵》“文忆萱卷”中。谢惠钧、谢雨父女编著的《湖湘古戏台》，分八章论述了湖南古戏台的渊源和嬗变，民间庙宇戏台、祠堂戏台、墟场、村寨戏台，古戏台建筑的多元化，古戏台的演出活动，古戏台的碑文、楹联和匾额，并收有关古戏台的照片近四百幅，这是他们走村串寨，实地考察了二百个古戏台的成果。湖南各地方大戏剧种的净行脸谱丰富多彩，千姿百态，各具特色，邹世毅、谢惠钧在1959年出版的《湖南地方戏曲脸谱选集》的基础上，录用《中国戏曲志·湖南卷》和增拍的脸谱，采辑湖南各地方剧种脸谱近一千五百幅，为湖南戏曲脸谱之大全。2011年，湖南岳麓书社出版了范正明编著的一套丛书，包括介绍二百七十余位湘剧名艺人的《湘剧名伶录》、《含英咀华———湘剧传统折子戏一百出》和《湘剧剧目探微》，后者辑录湘剧高、低、昆、弹四种声腔及杂戏剧目六百六十个。这是作者长期积累、深入调查的艺术结晶。上述著作，既具有较强的历史价值和资料价值，又具有较强的学术价值。

四是总结戏剧艺术经验。蔡倜编著的《戏曲导演技法》，全书十七万余字，分九章论述了戏曲的演出与导演、表现手段与表现方法、导演的艺术创造、舞台行动的组织、演出高潮的处理、场面调度的安排、舞台画面的构图、舞台节奏的掌握、舞台气氛的创造等问题，是作者毕生从事导演工作的总结，几十年辛勤劳动的结晶。既有学术价值，又有可操作的实用价值。《张建军导演文集》，全书十四万字，收入作者论述戏曲导演理论和实践的文章十七篇，论述了现代戏的导演、以写意美学思想表现现代生活、喜剧导演等问题，以及《八品官》等剧的导演回顾，融理论于实践之中，这也是作者几十年从事现代戏表导演工作的经验总结。1960年代出版的《表演经验谈》，收集戏曲演员谈表演的文章二十二篇，包括谈周瑜戏、关公戏、牛皋戏和介绍石灏、王昭君、王伯贤、胡秀英、毛国金等角色的形象塑造，总结现代戏表演艺术的文章，如介绍王满喜、范灵芝、黄公略等人物的形象塑造，以及传统表演程式、唱腔、道白的运用。这是从表演方面进行艺术总结的专集。

五是专题深入研究。选择一个专题项目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是体现作品学术价值的一个方面。文忆萱对目连戏的研究，胡健国对巫傩文化和傩戏的研究，就是这种研究的突出成果。另如李昌敏编著的《湖南木偶戏》，从湖南木偶戏的形成、种类流派、分布状况和艺术概况诸多方面进行全面的介绍；继又编著了《中国民间傀儡艺术》一书，进一步介绍了木偶戏的艺术特征、种类流派和剧目、表导演艺术、造型艺术、音乐唱腔等各个方面的创造要求。这是作者从湖南木偶戏到一般性的傀儡戏步步深入研究的成果。广度与深度是相辅相成的，研究的广度也体现出研究的深度。石生朝、黎建明编著的《目连戏·南戏源流与声腔形态研究》，凌翼云编著的《目连戏与佛教》，贾古编著的《湖南花鼓戏音乐研究》，张九、石生朝编著的《湘剧高腔音乐研究》等著作，则是对研究项目进行全面、系统研究的成果，从研究的广度来体现研究的深度，体现作品的学术价值，前三种获得了省级和国家级的奖励。

六是抒发独特见解。无论是编撰专著或撰写文章，作者都需有自己的独特见解，不能人云亦云。笔者在《湖南当代戏剧编创纵横谈》一文中提到的列圣《戏剧创作体制的新探索》一文中关于戏剧创作的论述，诸如“戏曲的唱不能写得过满过饱，要含蓄，给人留下想象的余地；要多选择细节，多讲究意境”；“追求美学上的更高境界”；要“把希望寄托在农民那里，不为发表，不为奖金，也不为调演，只图个乡村剧场的场场满座”；“那种板起脸训人，只会写政策，只为调演的做法等于自杀，跟观众过不去，到头来就是跟自己过不去”。这种种论述，就是列圣总结的众多作者共同创作经验的体会，不愧为真知灼见。范正明总结“映山红”民间戏剧创作经验时说：“观众对剧目要求通俗易懂，故事性强，人情味足，矛盾提得早，推进快，交织尖锐，大悲大喜，大起大落，无论正剧、喜剧、悲剧，一般都希望有个团圆的结局”（见《“映山红”之歌》），也是颇有见地的。胡安娜的不少文章，如《97中国戏剧节散论》、《写好转变人物之我见》等，都抒发了不少独到的见解，这也是她多年来从事剧目辅导工作所获的心得。

研究成果的价值，除了学术价值以外，还有其他方面的价值。诸如：

实用价值：如徐竞存编著的《戏曲声乐教程》，是一部六十九万字的巨著，分六章论述了戏曲声乐的源流、戏曲声乐的艺术特征与演唱技艺、戏曲演唱语音技巧、戏曲声乐传统理论回溯、戏曲发声训练与卫生保健等问题，并载有优秀唱段选辑，是作者多年来从事声乐辅导的实践成果。薛若琳同志在序言中说：“这部专著是作者从小至长数十年理论的积累与技艺体验的结晶”，既具学术价值，又有实用价值。刘锡林、梁文凌、张石清、陈冠雄、张陆雄等合编的《演员实用手册》，阐述了演员表演各方面的基本知识，如创造角色、戏曲表演技巧、演员与导演合作、演员与舞美、化妆及保健常识等等，具有较强的实用价值，湖南人民出版社于1986年8月出版，印有两万四千余册，发行全国，产生了很大影响。此外，一些音乐专集、专著，如周俊克等记录的《湖南花鼓戏音乐》、《长沙湘剧高腔曲牌》，朱立奇、谭亦之辑录的《长沙花鼓戏音乐》，唐盛河、张国辉等辑录的《花鼓戏常用曲调选》，卜再庭、杨天福编著的《花鼓戏大筒演奏法》，欧阳觉文编辑的《湖南花鼓戏常用曲调》及其续集（陈磊、谭柳生、伍少怀编著），黎建明编著的《湖南湘剧、花鼓戏锣鼓经》，以及丁楠编著的《小戏编剧技巧》和《编剧常识》、《演戏常识》等，都是具有实用价值的著作。

历史价值：一批类似回忆录的著作，如《壮绝神州戏剧兵（演剧六队回忆录）》（刘斐章、田伏隆主编）、《岁月———一个老文艺工作者的回忆》（刘斐章著），详尽地记述了抗敌演剧六队的经历和史实，反映了抗日战争时期湖南的戏剧演出、戏剧宣传活动。黄曾甫撰写的《春泥馆随笔》，记述了长沙戏剧界建国前的一些旧事，是珍贵的历史资料。钟宜淳著《一路笑着走来———我的艺术生涯》，记述了湖南文艺界半个世纪以来发生的大事、小事、趣事、怪事和一些性格突出的真人真事；李军撰写的《皮影生涯三十年》，介绍了一些皮影戏出访国外的实况；凌翼云撰写的《艺人艺事》和诸扬荣撰写的《戏缘》、《戏韵》，分别记述了长沙和常德地区的一些艺人艺事。这几部著作，都反映了湖南当代戏剧的真实历史。所有上述专著，都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和史料价值。

资料价值：经过众多戏剧研究工作者深入实地调查所得撰成的《湖南戏剧文化现状的考察与研究》、《湖南地方戏曲资源现状调查与考察》二书，都是取自基层的珍贵的第一手资料，可供政府文化部门作制定政策的可靠依据。《湖南高腔剧目初探》，介绍了湖南地方剧种所有的高腔（包括低、昆）剧目四百七十四个，每个剧目均有剧情简介和各剧种保留、演出情况，部分剧目还记述了来源及表演、声腔特色和各剧种的不同演法，是研究湖南高腔传统剧目的基本资料。欧阳友徽编著的《祁阳祁剧》，以七十五万字的巨大篇幅，分十一章论述了祁剧的形成和发展的历程，祁剧剧目、音乐、导演艺术、演员技艺、舞台美术、组织机构、演出场所、演出习俗，介绍了祁阳祁剧当代艺人，为祁阳祁剧之大全，是研究祁剧的重要资料。笔者编撰的《湖南戏剧史纲》和主编的《湖南当代戏剧大事记》以及《湖南大辞典》、《湖湘文化大辞典》，记述了湖南当代发生的戏剧大事以及剧种、剧目、专著、人物、机构等诸种资料，可作为湖南戏剧工作者的工具书。

上世纪八十年代编撰的四大部《中国戏曲志·湖南卷》、《中国戏曲音乐集成·湖南卷》和《湖南地方剧种志》丛书、《湖南戏曲音乐集成》丛书，均集诸种价值于一体。比如《中国戏曲志·湖南卷》中谭君实撰写的“综述”，概述了湖南地方戏曲发展的历史和现状，是一部缩写了的湖南戏曲发展史，既有历史价值，又有学术价值；“志略”中的剧种、剧目、音乐、表演、舞台美术等部类，均具有学术价值；机构、演出场所、演出习俗、文物古迹、报刊专著、轶闻传说、谚语、口诀、行话以及“传记”和“附录”均有较强的资料价值。

无论哪种专著、专集，都有各自的价值，只是有价值大小、高低之别而已。可惜的是，戏剧研究、戏剧理论的真正价值，不是所有的人都能看到，某些目光短浅的人（还会包括某些领导同志），只能看到舞台上的演出和颁奖台上的奖状，以及那红彤彤的钞票。还有些同志看重作品的学术价值，而不屑于其他，也是有些偏颇的。

四、余论

上文论述了湖南当代戏剧研究的几个主要方面，下面还要阐明几个主要的问题。且借用通常报告中常用的“四个一”，也来个“四个一”，即一种精神，一个原则，一些方法，一条出路。

一种精神。戏剧研究工作者需要具备一种精神。戏剧与群众直接见面的是演员，演员常常受到观众欢迎，受到领导接见，一身充满着荣誉。而演员是在导演指导和安排下通过排练后上台演出的，导演是演员的幕后人物。导演则是凭着剧作者编创的剧本而大显身手的，在这个意义上来说，编剧又是导演的幕后人物。编剧既是幕后人物，而当他的剧作成功、获得奖励时，他又成了前台人物，种种荣誉接踵而来。不少剧作者编创的剧目获得成功，往往是在戏剧理论家的精心辅导下而取得的，在这个意义上，戏剧理论家、戏剧辅导干部又是戏剧编剧的幕后人物。而剧作和戏剧评论文章的问世，又是在戏剧编辑、编审的安排下编发的，有时戏剧编审还对剧作和评论文章进行辅导和修饰，在这个意义上，戏剧编审又是剧作者和理论工作者的幕后人物。这样一层层地为他人作嫁衣，是需要一种精神的。这种精神，就是“甘当人梯”的无私奉献精神。湖南的戏剧工作者对幕后人物的幕后人物———戏剧编审，是相当尊敬的，无怪乎德高望重的戏剧编审齐芝田同志逝世之际，湖南的众多戏剧作者在他的灵前一跪，磕上几个响头。

一个原则。戏剧研究、戏剧评论需要掌握一个原则，这就是实事求是的原则。无论是编撰专著、撰写文章，都要有理有据，实事求是，一是一，二是二，既不缩小，也不夸大，只有八分，不能说到十分。犹如炒菜一样，不放盐就淡了，盐放多了就咸了，放得太多就苦了。如乔德文同志所说的那样，任何事物都有个“度”的问题，要适度。有的作者，往往对本省的剧种，本地的剧目，本团的演员，在评论时尽力加以夸大，夸大其影响，夸大其成就，夸大其造诣，言过其实，这就难免失真。不管你如何妙笔生花，也不能改变其真实面貌，只能失信于读者。对于研究的问题，必须有充分的依据，不能道听途说，捕风捉影，不能把传说当作依据，草率地做出判断。只有资料来源的可靠性，数据的准确性，加上研究者自身思维的逻辑性，观察事物的客观性，产生的著作才有权威性，令人信服。

一些方法。无论哪种研究活动，成果的取得，都有个资料来源问题。一般地说，研究资料主要有以下几种来源。最主要的是亲自实地调查、考察。比如湖南戏剧文化现状的考察与研究课题组人员，为了撰写此书，曾经分赴长沙、岳阳、常德、株洲、沅陵、泸溪、洞口、邵阳、邵东、新邵、隆回、益阳、南县、沅江、桃江、临湘、永州、祁阳、道县、冷水滩等二十来个市、县，深入到农村、学校、厂矿、企业、民间戏剧团体、专业戏剧团体进行深入、细致的调查考察，才取得了第一手资料，这种资料是十分可靠的。其次，观看剧目的现场演出是取得形象资料的最佳途径。所有研究人员都观看了不少剧目的演出，这是毫无疑问的。问题是在观看剧目演出时，要做有心人，边看演出边做记录，速记舞台上的排场处理和舞台动作，以便在撰写研究文稿时运用，因为舞台上的形象稍纵即逝，如不记录下来，以后在撰写文稿时单凭记忆是不会那么准确的。第三，走访老艺人和研究对象的当事人。笔者和刘回春在编撰《祁剧志》时，曾经同赴邵阳、衡阳、祁阳、东安、冷水滩、祁东等十几个市、县走访了数十位老艺人，取得第一手资料，才撰写成志的。第四，查阅中外古今的旧报刊、志书和专著，借鉴、继承前人或同行们的研究成果，这是无可厚非的，因为研究工作本来就是一种接力赛。此外，有些同志还有一些独特的取得资料的做法。如徐竞存常常在地摊上发现和获得一些珍贵的历史资料。还有同志在旧书摊上购得上世纪五十年代的全套《湖南戏剧》刊物，如获至宝。

一条出路。这里要谈的是著作出版问题。现在，戏剧专著出版实在太难了。局外人常常问我：“你一部著作能拿到多少稿费？”他哪里知道这其中的难处。戏剧研究人员撰写书稿，既不图名，也不图利，只求书稿能供人阅读，产生点实际作用。一部书稿不但拿不到稿费，反而要自掏腰包让它打印成书，再花钱邮寄出去。要出版么，首先得著作本身过得硬，具有学术价值或实用价值，同时还要付给出版社几万元的印刷费、管理费之类的费用。现在各行各业都讲经济效益，出版社作为一种企业也需讲经济效益不假，但是是否也需要讲点社会效益？早些年，一些男女上床、鬼怪现身的怪胎一度充斥市场，不能不令人为之叹息。近些年来，这类怪胎的出版似乎有些收敛，但是学术著作特别是戏剧著作的出版仍然十分困难。笔者积多年之资料，花半年多心血主编了一本《湖南当代戏剧大事记》，意在为湖南戏剧领域留下一点史料，并给湖南的戏剧工作者作为工具书应用，本想公开出版以扩大影响，扩大销售面，让它发挥更大的作用。但我不是名人，该书既不能立项，也弄不到资助经费，本身经济实力也不强，一个月才三千多元工资，无法支付昂贵的出版费，因而只能求助于省委宣传部，尽管省委宣传部魏副部长等领导十分重视，当即向某出版社推荐，但是折腾了两个来月，出版社还是借故推辞，最后只好向省出版局弄个准印证自己花四个月工资付梓，内部发行。明眼人不难看出其中的真谛。笔者热切地希望有关领导重视学术著作的出版问题，给研究工作者一条出路。

（责任编辑尹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