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阿明

摘要构建亚太自由贸易区（FTAAP）一直被地区各国认为是推动国家间贸易和投资更加自由化和便利化，促进地区繁荣的重要战略目标。然而，对于如何实现这一目标国家间却始终存在分歧。从最初“10+3”被确认为是重要的现实路径，到几年前亚太经合组织（APEC）高调宣称将构建亚太自由贸易区作为一项长期目标，再到跨太平洋伙伴关系（TPP）所引发的对高质量、跨地区自由贸易体系的热议，直至当前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的勃兴，FTAAP的构建路径多轨并存、相互交织，仍然存在相当大的不确定性。在可见的未来，一种混合型路径将是构建FTAAP的现实可行选择。中国应该积极推动RCEP谈判顺利进行，并以开放的心态观察TPP的进展，同时借助APEC的平台凝聚共识，确保国家的战略经济利益。

关键词FTAAP“10+3”RCEPAPECTPP

“多哈回合”谈判长期陷入僵局让各国对于世界贸易组织（WTO）在全球范围内促进贸易自由化的效力信心不足。近年来，亚太地区已经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强劲引擎，地区内各国之间建立了大量的双边自由贸易协定（FTA）。但是，随着各国间贸易联系的蓬勃发展，双边FTA在促进贸易自由化和投资便利化方面的边际收益不断下降。为了进一步扩大自由贸易的红利，各国均显示出推动亚太地区经济整合的战略渴望，构建亚太自由贸易区（FTAAP）从而上升为一种重要的贸易、经济甚至外交战略目标。

然而，国家间就如何构建FTAAP仍存在相当大的分歧。在地区经济整合的总体战略思路上一直有着所谓“东亚”——一种排外性的地区安排与“亚太”——一种包容性的地区安排之争。20世纪90年代末期亚洲金融危机后，以东盟加中日韩（“10+3”）为代表的东亚国家间的排外性经济整合方式取得过巨大成绩，但之后渐渐表现出未来发展动力不足等问题;以亚太经合组织（APEC）为代表的包容性地区安排虽然意愿良好，却一直收效甚微。现在，跨太平洋伙伴关系（TPP）谈判容量不断扩大，使得一种高标准、泛地区化的自由贸易区理念开始流行，但与此同时其前景也一直受到各国的质疑。随着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谈判的正式启动，一种兼顾地区现实与未来期望的多边自由贸易协定模式逐渐显现。RCEP不仅在成员国涵盖的范围上而且在条约的约束性与灵活性方面取得了一种恰当的平衡，有望成为构建FTAAP的最现实可行的路径。

多渠道同时演进的亚太地区自由贸易网络是亚洲内部与外部国家间更深层的相互融合，未来的FTAAP谈判将是一个彼此刺激、共同进行理念创新和规则完善的过程。鉴此，中国的战略选择应侧重于以一种混合性的手段推动务实谈判与理念研创的共同发展，力求在地区自由贸易进程中取得主动和有利地位。

一、 亚太地区经济整合的现状：在包容与排外之间摇摆

地区并不是一个自然的、客观的、本体论上给定的空间，相反，它是一个由时间和空间建构的偶然之物，涉及各种各样的利益和具体事件。卡赞斯坦（Peter J. Katzenstein）认为，地区可以通过以下三种理论加以界定：一是物质主义的传统地缘政治理论的定义，二是理念主义的批判地缘理论的定义，三是行为主义理论的定义。第一种定义强调土地、海洋边界这样的地理标志，第二种则认为地区是由政治、经济和文化利益所构成的社会结构，最后一种定义强调由人类政治和经济实践塑造一个地区。 [美]彼得·卡赞斯坦著：《地区构成的世界：美国帝权中的亚洲和欧洲》，秦亚青，魏玲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6-12页。 在这样有歧义的地区界定下，经济一体化的目标不得不首先关注所涉及的国家范围，确定其自身是包容性建构还是排外性建构。

东亚地区在地缘上具有明显的特性，即南北布局的分散性、海陆相兼的二元性、地域广阔的跨区域性、大洋两岸的联系性、政治经济文化的多样性。 苏浩：《胡桃模型：“10+3”与东亚峰会双层区域合作结构分析》，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8年第10期，第32页。 因此，东亚一体化进程一直涉及的是以“亚太”还是“东亚”划分这个地区的问题。如果用物质主义限定“东亚”概念，则地理上包括东北亚和东南亚国家，将美国排除在外是因为它本质上并不是该地区领土形式上的国家。而理念主义和行为主义要素表现在“亚太”概念中比较容易识别，即贸易和资本主义提供了可能一致和相互依赖的基础。例如，APEC所包含的地区概念是人种上的、政治上的和文化上的定义，超过了界定“10+3”进程所用的排外性标准。如何界定地区的问题带来了在东亚一体化这个语境下的各种疑问，为地区自由贸易区建设进程增加了许多层次或复杂性。卡赞斯坦因而以一种国际视角来看待当代的地区，并认为它们是混合和多孔的，而不是一个封闭的区域。地区受全球力量的影响并由其所塑造，与其他国家和地区、民族国家体系以及美国的权力紧密相关。 [美]彼得·卡赞斯坦著：《地区构成的世界：美国帝权中的亚洲和欧洲》，秦亚青，魏玲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45页。

随着地区经济的进一步整合，双边FTA体系已经无法满足刺激自由贸易发展的现实需求。尤其是在亚太地区，跨境投资的快速上升、服务贸易和货物贸易的高速增长等地区贸易现实，以及一些新近出现的阻碍自由贸易的议题，如协调相互矛盾的贸易标准和政策法规等等，都无法通过单一的双边投资与贸易协定来解决。因此，各国对达成更广泛的、一揽子式的自由贸易规则显示出空前的兴趣。在学界，伯格斯滕（C. Fred Bergsten）早于20世纪末指出，当前自由贸易协定的状况已经无法满足新的经济相互依赖的现实，FTAAP就是这样一个谋求在更高的政策水平上与更深入、更有效的地区经济整合诉求相一致的新倡议。伯格斯滕认为，达成FTAAP的唯一路径就是将现存的诸多地区FTA与其他一些协定整合在一起。 C. Fred Bergsten， A New Strategy for APEC， Presentation at the 16th General Meeting of the Pacific Economic Cooperation Council， Seoul， South Korea， September 6， 2005， http：//www.pecc.org/resources/trade-and-investment-1/2024-a-new-strategy-for-apec， 访问日期：2014年12月23日。 在政策层面，最早是由加拿大在2004年APEC工商咨询理事会上提出成立FTAAP的倡议，即在2007年前成立由APEC现有21个成员组成的“亚太自由贸易区”，把现有的APEC正式机制化为一个有约束力的超大型的多边自由贸易区。

虽然各国都意识到建立地区多边自由贸易安排的重要性，但却无法对如何构建FTAAP取得共识。鉴于亚太地区内经济合作机制繁杂的现实，建构地区自贸区的可选择路径也很丰富。总的来说，传统上有两种模式被认为是构建FTAAP的主要路径选择，即代表包容性亚太理念的APEC和代表排外性东亚理念的“10+3”模式。而从近年来出现的TPP和RCEP可以看出，亚太经济整合的进程一直在包容-排外-再包容之间摇摆不定。

以APEC为起点的经济整合体现了一种地区的包容性愿景。亚太各国认识到跨地区尤其是与美国经济相互依赖的现实。20世纪80年代末，随着冷战在全球范围内趋于缓和，美国在亚洲的政治和军事存在很可能变得师出无名。作为美国亚洲同盟体系的“南北之锚”，澳大利亚和日本最担心美国从亚洲撤出，新加坡、印度尼西亚和韩国也有同样顾虑。因此，澳大利亚总理霍克（Bob Hawke）1989年1月提出建立一个亚太地区贸易机制的构想，日本政府随即积极推动这一设想，最终形成了机制化的亚太经合组织。起初，APEC只是一个外交部部长、贸易部部长专注于亚洲出口导向的经济动力的会议。1993年，APEC得到加强，建立了一年一度的首脑会谈机制。

APEC旨在促进贸易与投资的自由化便利化，也取得了一定成绩。2006年11月在越南河内举行的APEC首脑会议发表宣言，正式把推动FTAAP列为地区经济整合的一项长期发展目标， APEC， “Leaders Declaration： Pathways to FTAAP，” Yokohama， Japan， November 14， 2010， http：//www.apec.org/Meeting-Papers/Leaders-Declarations/2010/2010_aelm/pathways-to-ftaap.aspx， 访问日期：2014年12月23日。 并启动了关于FTAAP作为一种长期愿景的研究。虽然建立FTAAP的政治意愿在随后的APEC领导人会议上不断得到宣示，但是APEC却未能成为一个FTAAP的驱动者。这部分是由于APEC在20世纪90年代末亚洲金融危机后作用不断萎缩，无法在推动各国贸易政策改革或在应对经济危机的过程中起到领导作用。同时，APEC成员国身份有着广泛的跨太平洋维度，其议程也在不断扩大，逐渐涉及贸易之外的议题。成员国过多、涉及地域过于广袤以及利益过于繁杂，不但削弱了组织的集中权威性，而且严重挫伤了包容性地区主义的热情。与其初衷相比，APEC取得的成绩差强人意，也说明APEC还没有强大到足以成为亚太地区经济整合的主要动力，而“10+3”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其不足。

“10+3”模式，即东盟十国加上中、日、韩三国组成各自独立的FTA体系，一度被认为最有可能成为更具综合性的亚洲区域内自由贸易安排的雏形。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中美国的自私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不作为促使一种排外性的“东亚”经济整合理念勃然兴起。这种理念认为，亚洲是亚洲人的亚洲，是亚洲人建设和为亚洲人服务的亚洲，即排除美国和其他太平洋国家的参与。事实上，这种信条的表述可以追溯到1991年马来西亚关于东亚经济小组（EAEG）的提议。虽然该提议由于美国的警惕和东盟的冷淡而未能付诸实施，但在随后的几年内，一系列的外交、经济和政治思想因素的萌发——包括亚欧会议（ASEM）建立的外交基础以及随之在外交精英中产生的新意识——加强了东亚概念的势头，直至在金融危机的背景下导致1997年“10+3”进程的形成。 Yeo Lay Hwee， Lluc López i Vidal， “ Regionalism and Interregionalism in the ASEM Context： Current Dynamics and Theoretical Approaches，” Documentos CIDOB， Asia 23， 2008， p. 13.

“10+3”在具体行动上的成功带来了它的快速成长和制度化。1998年建立了常规化会晤机制，2000年，各国领导人同意开启一个全面的地区合作里程，包括政治、安全和跨国问题。 Akihiko Tanaka， “The Development of the ASEAN+3 Framework，” in Melissa G. Curley and Nicholas Thomas， eds.， Advancing East Asian Regionalism， New York， NY： Routledge， 2007， pp.52-73. 2001年，东亚展望小组（EAVG）在其报告中首次呼吁，东亚从一个多国家的地区向一个真正面对共同挑战、拥有共同愿望和命运的地区共同体迈进，以促进地区和全球和平、安全、进步和繁荣。在该报告所提出的57项建议中，有两个尤其引人注目：一是号召将一年一度的“10+3”峰会变成东亚峰会，二是建立东亚自由贸易区。 East Asia Vision Group （EAVG） Report， Towards an East Asian Community： Region of Peace， Prosperity and Progress， 2001， pp.11-17. 2002年东亚研究小组（EASG）提出了构建东亚共同体的阶段性目标，建立由东盟和中、日、韩三国组成的“东亚自由贸易区”（EAFTA）被设定为中长期目标之一。 贺平、沈陈：《RCEP与中国的亚太FTA战略》，载《国际问题研究》2013年第3期，第45-46页。

然而，最初的成功过后，“10+3”本身的缺陷逐渐暴露出来。东盟的整体经济力量毕竟有限，因而中日韩之间能否加强关于自由贸易协定的谈判，成为“东亚自由贸易区”成功与否的关键。虽然中日韩自由贸易区至今已举行四轮谈判，但尚未取得突破性进展，其中一个难以克服的障碍就是三国之间错综复杂的政治关系以及根深蒂固的战略互疑。与此同时，随着中国力量的不断上升，这样一个把美国排除在外的地区经济整合模式也引起其他国家的疑虑。直言之，目前“10+3”无法变成一个更加广泛的地区机制，哪怕是以地理意义上的东亚为视角，排外性的区域整合原则在实现经济一体化目标方面无法走得更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