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田元

中南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

袁枚（1716－1797），清代诗人、散文家。字子才，号简斋，晚年自号仓山居士、随园主人、随园老人。汉族，钱塘（今浙江杭州）人。乾隆四年进士，历任溧水、江宁等县知县，有政绩，四十岁即告归。他是乾嘉时期代表诗人之一，与赵翼、蒋士铨合称“乾隆三大家”。“(袁枚)天才颖异。论诗主抒写性灵，他人意所欲出，不达者悉为达之。士多效其体。著《随园集》，凡三十余种。上自公卿下至市井负贩，皆知其名。海外琉球有来求其书者”，[1]这是《清史稿》对袁枚的评价。

袁枚是个人格特征极其鲜明的诗人，研究和探讨他的人格特征，有助于我们更深入地认识他本人及其诗歌创作。纵观他的人格特征，总体上表现为自我意志的充分张扬，他力推冲破一切羁绊，尽可能驰骋一己之性情，充分地表现和展示自我，尽情地发挥自己的主动性和创造性，个性色彩十分鲜明。到了中年和晚年，他的性格特征有了很大的变化。考察他的人格特征，总括他一生不同阶段的变化，概括起来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青少年：“一生心性爱疏狂”

“狂”是袁枚的一个最突出的人格特征，他恃才傲物、狂放不羁、酷爱自由。对于这一人格特征，他自己本人也是十分认同的，他自己曾在诗中写道：“万里云雷虽早达，一生心性爱疏狂。”[2]他很欣赏和陶醉于自己任性而为的“疏狂”豁达的行为方式。他谈到自己与一友人之间的性格差异时还曾说过：“余狂，君狷；余疏浚，君笃诚。”[3]认为“狂”“疏浚”是自己性格的重要特色，并持有一种自我肯定和欣赏的态度。这一性格贯穿于他一生的历程，尤其表现在他的少年和壮年时期。他从小就是一个自命不凡、狂气十足的人，他说：“余少时气盛跳荡，为吴乡宿儒所排。”[4]这在他的诗歌创作中也有体现：“幼年负其气，开口谈兵书。择官必将相，致身须唐虞。”[5]直到后来辞官，一心致力于文学创作，他仍然自恃其高。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他的狂是一种普遍意义的少年之狂，是少年远大志向的体现，也正如我们每个人也都有年少轻狂过。他的自信与辛弃疾的那句“想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倒有几分相似。他酷爱自由的人格特征，与他小时候独特的生活环境是分不开的，他在家中被宠爱，就像现在的一些被宠坏的一代一样，以自我为中心，形成了任性、自尊的个性，不知道如何去逢迎别人，又不愿委屈自己。这对他的性格发展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性格决定命运，官场生活的条条框框束缚与他自由的个性相冲突，因此他的辞官带有很大的必然性，他说：“从此永赋遂初……必不出雷池半步矣。”[6]决意不再踏入官场。

走进历史的长廊，我们会发现很多历代文人之间在某些方面有相似之处。从文化现象来考察，青少年时期袁枚的狂又是一种才子式的狂妄，这在许多天才艺术家身上都有充分的体现，尤其是妇孺皆知的唐代大诗人李白，虽然两代诗人相隔年代甚远，但天才诗人的恃才傲物，桀骜不驯，几乎成为他们的共性。如李白：“一生傲岸苦不谐”（《答王十二寒夜独酌有怀》），其《江上吟》云：“屈平词赋悬日月，楚王台榭空山丘。兴酣落笔摇五岳，诗成笑傲凌沧洲。”狂放之气十足。他的诗句如：“天生我材必有用，千斤散尽还复来”（《将进酒》）；“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南陵别儿童入京》）；“大道如青天，我独不得出”（《行路难》）；“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梦游天姥吟留别》）等无不表现出蔑视人间一切的狂放。袁枚也是一个天才诗人，他对李白深为推崇。李白有《嘲鲁儒》一诗，嘲讽“鲁叟谈五经，白发死章句。问以经济策，茫如坠烟雾”，袁枚则有《考据之学莫盛与宋以后而今为尤，戏仿李白嘲鲁儒一首》[7]，表现出精神的相同之处。我想如果两代天才生于同一时代，定会惺惺相惜，志同道合吧，他们之间定会擦出智慧的火花。

二、中年：“一旦放华山，此身为我有”

袁枚青少年时期拥有儒家正统的 “学而优则仕”的人生理想。前文也讲到，他年少轻狂、恃才傲物。但是在他身上，性格和兴趣爱好与官场生活发生了强烈冲突，生活中遇到的很多事也进一步使他认识到自己的性格的确不适合在官场为官，这使他最后毅然选择了弃官归隐的道路。毋庸置疑，袁枚的性格实在有可能成为他身居官场的巨大隐患。袁枚也清楚地明白若是留恋官场、热衷名利，以自己这种性格早晚会大祸临头。宋代大文豪苏东坡就是前车之鉴，最终以黄州、惠州、儋州的贬谪生涯结束自己的一生。前车之辙、后车之鉴，从古至今唯有懂得急流勇退之人方能明哲保身，所以他在《示送行吏民》一诗中，表达自己已做好急流勇退的思想准备。[8]

如上文所述，官场生活与袁枚的性格相冲突，三十岁左右的袁枚竟对陶渊明那样的隐居生活无限羡慕。其实青年时期的袁枚也有着宏伟的志向。但是纵观他的中年，他心灵深处存在着各种思想的冲突，是中国封建文人内心“仕”与“不仕”、“出山”与“入山”之争的一个极好的范例，而这种思想斗争从李白到苏轼到龚自珍到郁达夫等等，都不能回避。[9]

袁枚的辞官和古代很多文人有很大的差异，是由于不耐官场的不自由和庸俗，认为自己根本不是百姓心中理想的父母官，而他也不甘心做一个俗吏。这种心理乃人之常情，我们也无可厚非。犹记得袁枚在《解组归随园》诗中所写道：“枥马负千钧，长鞭挟以走。一旦放华山，此身为我有。”尤其是后两句，让我内心为之震撼。在袁枚看来，选择辞官换来的是身心的自由。

从另一方面分析，袁枚远离官场，是一种积极的人生选择。他不仅自己拥有这一心态，而且影响着自己周围的人。他在去世前，便告诫自己的两个儿子不要参加科举考试。“文章千古好，仕途一时荣”，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袁枚辞官意味着展现全新的自我，他以自己独立的人格，追求着文学事业的独立。

乾隆十七年（1752）秋，37岁的袁枚自陕西丁父忧归家便绝意仕途，决心终老随园。袁枚自四十岁定居随园起，可说是终日以诗书为友，自此直到他八十二岁去世的四十余年间即是他著述创作的高峰期，产生了许多传世佳作。[8]袁枚的“随园”耗费了他大量的心血，是他毕生的杰作，也是我们研究袁枚的重要内容之一。因为他曾经说过：“雪芹撰《红楼梦》，备记风月繁华之盛，中有所谓大观园者，即余之随园也。”[4]

翻开两千多年封建社会的历史，我们可以发现这样一个现象，很多知识分子最终的归宿都是远离官场、归隐山水。官场的黑暗是大多文人归隐的原因，他们不想与世俗同流合污，他们要坚守自己高贵的精神家园，于是选择了归隐。记得余秋雨先生说过：“不能把志向实现于社会，便躲进一个自然的小天地里自娱自耗。”我想这也是对这种归隐情结的高度概括。说到中年时的袁枚，又让我不由得想起了苏轼，以及自己对他的敬佩之情。苏轼的一生颠沛流离，从某个角度说也是由于他的性格与官场生活格格不入，因此多次被贬谪，最远甚至被贬到儋州。但是，苏轼没有自怨自艾、消沉颓废，在远离官场的日子投身文学创作，给后世留下了许多优秀的作品，这些作品表达了他的豪放和洒脱，具有现实意义。或许只有历经了人世间的沧桑和仕途上的起伏之后，才能有东坡居士“也无风雨也无晴”的心态吧。

三、晚年：“有寄心常静，无求味最长”

“有寄无求”的人生哲学，出自袁枚49岁时所写的一首富有哲理意味的小诗《偶成》：“有寄心常静，无求味最长。儿童擒柳絮，不得也何妨。”这种人生哲学后来成了他的精神支柱，帮助他及时调节情绪，重新振作起精神。

袁枚自60岁至82岁辞世，这之间很多时间都是游山玩水以及创作诗文。游山玩水陶冶了他的身心，启发了他的文思，而聊以自娱的诗文，往往得之于游山玩水的经历。这两者往往是相辅相成的。由于晚年特殊的生活经历，他晚年的诗歌创作与之前的作品呈现出很大的差异，无论是从内容上还是风格上。

他的远游经历历时长，足迹遍布范围广，期间写了很多诗歌和游记文，内容相当丰富。其中他在远游途中写了一些反映体力劳动者劳动及生活情景的诗，这类诗在他以往写的诗中是很少见的，可以说是他走出随园广泛接触社会生活的新收获，这和苏东坡也颇有几分相似，“乌台诗案”被贬后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从黄州到惠州到儋州，这一时期诗歌中更多的是关注农村农民的贫苦生活，这在在被贬之前的诗歌中也是很少见的。袁枚的游记文别具一格，在我国游记文发展史上有一定地位。[10]他的游记文写作就是从这次游览开始的，这也可以说是他走出随园的另一个收获。

嘉庆二年(1797)是袁枚生命的最后一年，这之前他的足迹遍布全国大江南北。这一年他一开始便被疾病所困扰，久治不愈。这一年的十一月十七日(公历1798年1月3日)，这位抱着“有寄无求”人生哲学的老人终于从容而安详地离开了人世。

“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是中国大多文人亘古不变的人生轨迹。历经宦海沉浮颠沛流离之后，山水田园就成为了中国文人的精神避难所，在这里，心灵的创伤得到愈合。山水诗是特定历史环境的产物，成为诗歌的一种特定类型。谢灵运纵情山水，陶渊明躬耕田园，这些隐逸诗人和晚年的袁枚有着同样的心态，寄情于山水，用大量的笔墨描绘美丽的山水田园风光。犹记得陶渊明的那首《归去来兮辞》：“归去来兮，请息交以绝游，世与我而相违，复驾言兮焉求？”陶渊明在他的归隐宣言书中，阐述了他归隐的原因以及那种悠然自得的心境，于是他便成了后世仕途不得志的文人羡慕的榜样和古代隐士的典范。从某个角度说，晚年的袁枚抑或是循着他的足迹，去寻找那个只属于他自己的“世外桃源”，结束“既自以心为形役”的生活。

“有寄无求”的人生哲学使袁枚舒心而充实地度过了他的晚年。其实“无求”不等于“无得”，因为不斤斤计较得失，不刻意追逐名利，从某种意义上说也许得到了更多。其实我们的人生又何尝不是如此呢。“有寄心常静，无求味最长。”诚然，生命是需要寄托的，有了寄托，才能感到活着的意义。但这种寄托，绝不是为名为利，名利给人带来来的只是无穷的烦恼。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我们也应该用这个人生哲学来指导自己的人生。

[1]赵尔巽,撰.清史稿[M].中华书局，1976.

[2]《小仓山房诗集补遗》卷二

[3]袁枚,著.小仓山房诗文集[M].周本淳,标校.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

[4]袁枚,著.随园诗话[M].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12.

[5]袁枚,著.小仓山房诗卷[M].上海新文化书社

[6]见《小仓山方尺牍》卷一

[7]（清）王琦注，（明）胡之骥,注.李太白全集[M].中华书局，2011.

[8]石玲,著.袁枚诗论[M].齐鲁书社,2003.

[9]罗以民,著.才子传—袁枚传[M].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

[10]周舸岷.独树一帜的袁枚游记文[J].浙江师大学报,1989(4):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