屈小鹂

常州开放大学

从《第六病室》看契诃夫小说的现代性

屈小鹂

常州开放大学

《第六病室》是契诃夫创作于1890年力作，小说延续了俄罗斯文学中对“小人物”和“多余人”塑造的优秀传统，又具有现代主义和后现代文学中常有的扭曲异化和孤独疏离。正是这种超越时代限制的文学手法，使得他的作品愈久弥新。

《第六病室》 契诃夫 现代性 异化 疏离

《第六病室》是契柯夫在1890年到库页岛采风后完成的力作，称得上是他成名后的最佳作品。在当时俄国社会革命动荡的社会背景下，《第六病室》被解读为对沙皇统治下整个俄国就是一个大监狱的隐喻。时过境迁，一百多年后再读《第六病室》，小说营造的阴郁仍让人觉得喘不过气来。而时间的浪潮淘去了当时敏感的政治环境后，主人公拉京医生对世界的疏离感却越加鲜明。我认为，正是契诃夫对拉京医生疏离感的刻画，使得《第六病室》具有了现代主义文学的特点。苏联解体后，契诃夫的现代意识也屡屡被重新发现、重新认识，本文试图通过《第六病室》来分析潜藏在契诃夫小说中的现代性。

一、被体制异化的“小人物”

在契诃夫之前，“小人物”多是地位低下，心地善良的劳动人民。例如普希金笔下的“驿站长”，果戈理的阿尔卡季·阿尔卡季耶维奇、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杰沃什金等等。虽然契诃夫也曾经创作过社会底层的善良的“小人物”，如《苦恼》中的车夫约纳波塔波夫、《万卡》中的万卡和其祖父，但契诃夫的笔下，“小人物”更多是官僚体系中地位低下的小公务员。“小人物”之所以小，不仅因为其地位低下，也因为他们在官僚架构中丧失了独立的思考，自由的灵魂而自觉渺小。可以说他们是被体制异化的“小人物”。

《第六病室》中，拉京医生作为一个偏僻县城里的医院院长，却有着自觉渺小的“小人物”心理。因为自觉“渺小”，他在选择面前，始终采取了放弃的态度：从学生时代开始，因为惧怕父亲，他放弃了自己梦想的学校——宗教学院，选择父亲认同的医学院。当他初到这个政府拨款的“慈善机构”担任院长职务时，他就断定这个机构道德败坏，却无力也无意改变医院腐败肮胀的现状，选择纵容。在明知虚假的账单上签字，对病人的饥饿、抱怨视而不见、听而不闻。用“我自己也是无能为力的，我只是一种不可避免的社会罪恶的一小部分……”来为自己开脱。究其根源，就因为拉京医生自觉渺小，习惯顺从。他不但自认自己渺小，也认为众生渺小如阿米巴。正是如此的人生观，拉京医生不肯对医院的不良状况作修正革新，对于虚假的账单，他默默地签字同意，对于蛮横的殴打病人的看守人尼基塔，他视而不见，明知医院环境对病人有害，他也懒得改善；心里想着“第六病室”应该被“捣得稀烂”，却停留在想想而已。而新来的医生霍博托夫对于医院没有用新的医疗方法很生气，却也不敢用，怕得罪了拉京医生。在契诃夫的叙事中，拉京医生一方面对现实感到不满，另一方面也为现实的一个环节，成为旧势力的代表，阻碍了新的局面的出现。

在《第六病室》中，读者看不到明显的敌意或强大的有意识的迫害，也看不到拉京医生的叛逆反抗。拉京医生偶然地到了“第六病室”，偶然地和病人伊万·德米特里奇交谈，这样的交流从流言演变成生活的崩塌。拉京医生被迫辞职，被骗进入“第六病室”，他愤怒却没有反抗。他和加缪的《局外人》中的默尔索站在一起犹如精神上的兄弟。可以说，正是通过对于“偶然性”事件中人的反应和选择，契诃夫力图展现人在官僚体系中的“非人”和“渺小”。这种“自觉渺小”是契诃夫深恶痛绝的。他在1879年4月写给弟弟米舍尔的信中写道“你的信有一点使我很不喜欢，你为什么把自己说成是‘微不足道的渺小的兄弟’呢？你知道吗，应该在什么地方意识到自己的渺小呢？在上帝面前，在智慧、美和大自然面前，你可能是渺小的，但不是在人面前。”在契诃夫笔下，真是拉京医生这种自觉渺小的意识，使得他20年来容忍一切非正常现象的存在，也亲手把自己送进了早该拆除的第六病室，被存在了二十年的他视而不见的暴力监管人员打死。这样的描写，使得他对于人的认知达到存在主义哲学家萨特的高度：“人并非是某种能被事先规定的东西，他既不是上帝的创造，也不存在既定的本质的规定，人要成为什么样的人，具有什么样的本质，完全是由人的自己后来的行为所决定”。

二、在“牢笼”世界中走向疏离的“多余人”

俄罗斯文学传统中的“多余人”形象，同样来源于普希金。从奥涅金这个“始祖”到毕巧林、别里托夫、罗亭，他们的共同特点是接受了西方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渴望变革，但又没有足够的勇气和行动改变社会，最后只能在消极的玩世不恭中发泄他们的不满，消耗掉他们年轻的生命，变成屠格涅夫在《一个多余人的日记》中所说的马车上的第五个轮子，无处安放，成为社会的“多余人”。

跟普希金、屠格涅夫等前期作家塑造的“多余人”形象相比，契诃夫笔下的拉京医生丧失了贵族的身份，也丧失了多余人最鲜明的特征——反抗性和叛逆性。厌倦成为契诃夫笔下人物最明显的特质。因为厌倦，拉京从一天看四十个病人递减为一天看五六个病人。甚至他看病时早就不动手术了。如果说，奥涅金和毕乔林们曾经尝试找到生活的意义，拉京医生却讨厌所有的人，不管是病人还是小市民们，进而忽视生命，“既然死亡是每个人正常的、注定的结局，那又何必拦着他死呢？要是一个小商人或者文官多活个五年十载，那又有什么好处呢？”

拉京医生的厌倦具有明显的现代意识。首先，拉京医生因为视生活如牢笼而对生命毫无留恋。“生活是恼人的牢笼。一个有思想的人到了成年时期，思想意识成熟了，就会不由自主的地感到他关在一个无从逃脱的牢笼里面。”其次，拉京医生对现实采取了全盘接受的态度。既然生命是偶然的，活着又是毫无意义的，接受成为唯一可行的选择。有趣的是，拉京医生在厌倦一切的状况中对“第六病室”的病人伊万·德米特里奇·格莫罗夫产生了浓烈的兴趣，而德米特里奇正是一个具有贵族身份，充满了强烈反抗精神的病人。契诃夫设计了拉京医生和德米特里奇的一系列对话，借此展现了贵族出身、充满了理想主义的德米特里奇和小市出身的充满疏离感的拉京医生在思想观念上的区别。拉京医生对德米特里奇所说的“只要有监狱和疯人院，那就总的有人关在里面才成。不是你、就是我。不是我，就是另外一个人。”充分显示他的不抵抗原则。因此，对于被要求辞职，他满不在乎地照做；对于自己被亏待，没有得到养老金和补助金，他只是躺在沙发上想想而毫无作为；对于恼人的一切生活烦事，他都用一切的生命都会死亡，一切的文化都会消失，一切都毫无意义来宽慰自己。

对于这种牢笼意识，后现代主义哲学家福柯作了同样的阐释：现代社会是一个大型的全景敞式监狱。他认为，人类社会进入现代社会以来，整齐划一的社会规范，使得个体的人在高度的同一性中丧失了自我个性，在社会的组织架构中，每个人都是监视者，每个人都受到监视。规训不仅来自于他人，也来自于自我。权力无处不在，犹如人体的毛细血管，覆盖了社会的每个角落。权力要求的是个体人的服从，那些差异性的个体，被强制进入禁闭系统。拉京医生所说的“只要有监狱和疯人院，那就总的有人关在里面才成。不是你、就是我。不是我，就是另外一个人。”正是对于西方现代社会的嘲讽。

三、荒诞世界中的“垮掉的一代”

在俄罗斯文坛，充满了探寻生活意义的当代英雄：厌倦的奥涅金在乡间朴素的爱情纠葛中体会生命的激情，颓废的毕却林在蛮荒的高加索通过冒险来体验生命的意义，悔恨的聂赫留朵夫在法庭内外奔走来重获人生的意义……然而契诃夫的《第六病室》中，危难来临时英雄却并没有出现。辞职离开了沉闷的县城，即使是莫斯科、彼得堡、华沙，拉京医生并未获得新生，而是厌倦加深。他唯一的朋友阿唯良内奇陪他旅行，结果让他更感孤独，并丧失了大部分的金钱，也间接成为他被关进“第六病室”的导火线。进入“第六病室”后，从德米特里奇那里得到的只是讥讽，他曾经幻想“同监狱的人被共同的灾难联系着，聚在一块儿就觉着轻松得多一样、喜欢归纳和分析的人只要凑在一起，说说彼此的骄傲而自由的思想来消磨时间，也就不觉得自己是关在牢笼里了”，事实上，舒适的书房和“第六病室”到底是不一样的。拉京医生喃喃自语“可是生活刚刚粗暴地碰到我，我的精神就支撑不住了……泄气了，……我们软弱啊，我们不中用……”对于现代社会中人的困境，契诃夫有着清醒、明确的认识，早在1888年，在给苏沃林的信中他写道：“我们虚弱、堕落、垮掉了，最后我们这一代人又全是些神经衰弱者和满腹牢骚的人。”

在当现代社会充分理性化，当上帝已死，威权不再集中体现在一个生命个体上，而是成为一种自动化和非个性化的机制时，人类自此无力反抗，文学作品中的英雄形象自此消失。在小说中，拉京医生面对的权力来自于医院的流言，来自于县府组织的考察小组，来自于身旁的朋友。拉京医生无法反抗，因为并没有一个明显的可以反抗的对象，甚至拉京医生自己也是权力网络中的一个节点。这个核心情节设置形象化地印证了福柯多年后所言“权力是场，一种网络，权力无主体，非中心化。拉京医生被骗进“第六病室”后自动穿上了病号服，这个情节和卡夫卡《审判》中的K最后心甘情愿地接受绞刑有着本质的相似。

站在世纪之交的契诃夫，其写作从表面上来看，无疑是对俄罗斯古典文学的继承，他延续着从普希金开始的“小人物”和“多余人”形象的塑造，然而他的“小人物”和“多余人”，却有着更近似于现代文学中人物常有的扭曲异化和孤独疏离，成为“垮掉的一代”。俄国哲学家舍斯托夫把契诃夫看做是“绝望的歌唱家”，认为他的创作本质是“不惜用任何方式去扼杀人类的希望。”正是如此的绝望，使契诃夫的小说至今仍触动现代读者的心灵。

［1］契诃夫.契诃夫短篇小说选［M］.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

［2］契诃夫.契诃夫文学书简［M］.安徽文艺出版社，1988.

［3］李辛生.自由的迷惘——萨特存在主义哲学剖视［M］.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1.

［4］福柯.规训与惩罚［M］.三联书店，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