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章池

“及物”大势中的遥远现实

杨章池

少数故事和情景，说着说着就产生了诗。而大多数时候，当我们用一笔一划的描摹去捕捉时，往往是竹篮打水——诗的真身莫名其妙地蒸发掉了。这就是当我们反复强调“及物”的重要性时可能产生的另一个问题：我们会不会就此止步于就事说事，将诗歌文本矮化为可以被应用文取代的叙述？帕斯说，“现实是最遥远的。”我们如何在诗歌构建中奋力一跃，挣脱庸常言说的“万有引力”，进入令人欣喜的诗性空间？唐力的《头羊》、横行胭脂的《产妇》、杨键的《夫妇》部分地满足了我的期待。

《头羊》并不像表面看起来那么简单。我们遭遇过太多“见题知诗”的无效写作：写作者对对象进行费力不讨好的图解，他的劳动就像一只忙碌的蚂蚁怎么也爬不出热锅，不比一条面对刺猬狺狺乱叫却无从下嘴的汪体面多少。除了说文解字和说明书式的过程解答，提供不了任何诗学意义上的营养。而《头羊》以其丰富性和复杂性成功避开了这样的“路径依赖”。在我们谈论头羊的时候，我们接触到的可不止是这一头，不管是心存怜悯还是充满愤懑。受到赞美、目空一切的头羊自有其“活该”之处，但欢乐“铺展成一条街”、“一路卷起纷扬的灰尘”的羊群是无辜的（尽管它们生而就是为人类牺牲的），这样的引领充满了欺骗和阴谋。一大群羊跟着头羊兴高采烈奔向屠宰场，这是揭示圈套的寓言，也是饱含嘲讽的解构。我甚至认为，尽管诗题是《头羊》，真正的主角却是那个“被赶出羊群”的、曲意逢迎的卑琐赶羊人。我这样讲不知唐力本人同不同意。

《产妇》更像是一个自我的宣言。“女孩”作为一个美好的象征，蕴含着对生命的希望。“我已经记不得婚姻里的台词了”，由于婚姻的失败或失意，身为女性的“我”决心生一个女孩，在举目无亲、无依无靠中甚至准备为她付出生命的代价。在人民医院里，两个床位，娇气的城里女人在恐惧中等待新生命的降临（尚不知男孩女孩），而“用被子裹起婴儿”的农村妇女可能正走在遗弃女婴的路上。此诗游离了对于母性“伟大”的惯常偏好，对于悲情的渲染也适可而止，因“产妇”的复数化而具备了较强的“代入感”。

在《夫妇》一诗中，“出了神的悲痛的衰老”，有着较强的表现力。“被性别践踏着”，是我们暮年的真实写照，也是对这个业已到来的老龄化社会的忧思。“能够说自己的时候仿佛在说另外一个人，又能在说他人的时候仿佛我们进入了他人的身体”。这是帕慕克揭示小说艺术诀窍的一个陈述。我觉得同样可以套用在这三首诗中。回过头来看，我们究竟是浸淫在自我的仪式感中显得“沉着”、“冷静”、“高贵”、“有着尊严”的头羊，是浑浑噩噩不知死期就在眼前的蒙昧羊群，还是污秽不堪、胁肩谄笑、包藏祸心的赶羊人？抑或是娇养的城里女人，蒙着脸抛弃女孩的农村妇女，满怀着爱并作好牺牲准备的独身母亲？或者被岁月磨蚀得只剩下苍老，变成剪影和雕塑的老夫妇？也许我们只是辛波斯卡笔下的凝视者，“凝视着那座桥和桥上的人们，仿佛看到他们自己在那里”。也许沉痛才让我们更深地体验此在，“在劈开和撕裂中我是完整的，离开它们我将无以发育”（伊利亚斯·卡内蒂）。

略有遗憾的是，这三首诗都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唐力对于头羊的表述用了两个“沉着，冷静”，似力有不逮。对三个对象组成的行进队伍的“建设”，没有撑起应有的立体感。《产妇》也不是横行胭脂最好的作品，因袭着宣告、叙述、呼应的陈旧套路，散文化倾向严重。杨键也逃不开自我的牢——过于追求“欲辨已忘言”的澄明之境而约束了诗的延展，不当的“留白”使作品“未完成”。可见，一味强调“风格化”，后果是严重的。

也许该再借唐晓渡之语呼应一句：“叙述从来就不是诗的真正目标，而是为了解决文本内部语言与现实的相互的矛盾而可资调动的元素之一。”（《与沉默对刺》）当及物写作已经取代凌空蹈虚的大抒情时，诗人应更沉潜地钻研技艺，进而以“诚恳的感悟力”去把握“遥远的现实”，为世界带来更多细微、持续而深刻的变化。

（作者单位：湖北荆州市作家协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