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 琪

现代诗歌史视域下的徐志摩
——以陆耀东《中国新诗史》第一卷（1916—1949）为例

安 琪

获邀参加徐志摩诗歌创作研讨会，第一反应是抽出书架上陆耀东先生的《中国新诗史》第一卷（1916—1949），陆先生是中国现当代诗歌研究专家，门下弟子龙泉明、张中良、程光炜、罗振亚、汪剑钊、吴投文等也均有赫赫成果。读陆先生此著于我是一次补课，上大学时学的是唐弢先生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并未专有诗歌史教材。因为徐志摩而读中国现代诗歌史，而深入了解中国现代诗歌史上诸位大家，让我想起了2001年10月在湖州师范学院召开的“21世纪中国首届现代诗研讨会”上主持人沈泽宜先生的一句话，“后人是可以救活前人的”。以此类比，同代人也是可以救活同代人的。诗歌创作是个人的事，但诗人与诗人间的交往、碰撞乃至群体集结，古已有之，自然并非个人的事。即以陆耀东先生《中国新诗史》第一卷而论，书分五章，第一章“中国新诗的诞生和第一个十年述略”，第二章“文学研究会诗人群——冰心等人的诗”，第三章“创造社诗人群——郭沫若等人的诗”，第四章“新月社（前期）诗人群——徐志摩、闻一多等人的诗”，第五章“其他诗人群——鲁迅等人的诗”，就完全是按照群体来书写中国现代诗歌史的。那天恰好遇到叶延滨先生，和叶先生谈及此书，叶先生说，当时写新诗、写得好新诗的大约也就这些人。细想也是，整个现代诗歌史也就33年，学界谓之“现代文学30年”，30年，能出多少有影响的大家确实也约略可数，这么一比照当代诗歌，就不免自豪，当代诗歌迄今已66年，扣除大跃进和“文革”荒废的17年也有49年，真是人才济济，群英荟萃。当代诗人的压力因此也比现代诗人要大许多，以至于近年有学者提出，中国当代诗人已经置身于三个传统的阴影下了，前两个是黄灿然有文言及的“中国古典传统和西方现代传统”，第三个就是，百年新诗传统。

说到中国现代诗歌，普通读者心中浮现的第一诗人一定是徐志摩，这自然与徐志摩传奇的爱情大有关系，坊间曾热播的电视连续剧《人间四月天》更加深了徐志摩作为大众诗人的形象。我之对于徐志摩的了解，也与民众无异，也是来自徐志摩的爱情故事，一个男人，一生中有过情感碰撞的都是民国女性中的不凡之辈，无论张幼仪，无论林徽因、无论陆小曼，哪一个是寻常女子，谁遇到其中的一个都足以光耀千古，更何况徐志摩一下子遇到三个。我一直认为，诗人诗人，除了诗还有人，人之传奇是能为诗加分的，也就是，作为人的徐志摩为徐志摩的诗加分了。当然，诗人诗人，单有人的传奇还不行，还得有传世的诗篇，这点上，徐志摩也不缺乏，他的《再别康桥》，他的《沙扬娜拉》，他的《我不知道风是在那一个方向吹》，等等，都是能让人记得住名字和诗句的经典。

徐志摩诗作算不算得经典，中国当代诗人观点基本比较一致，那就是，不承认。2014年5月，诗人西川在接受腾讯文化采访时对今天的民众提及民国时代的诗人譬如徐志摩、戴望舒就无限崇拜和敬重，提及当代诗歌就很陌生的状况感到很无奈。在流传很广的沈浩波所撰写的《让该死的优美见鬼去吧——徐志摩批判》一文中，沈浩波透露了西川认为徐志摩是三流诗人（西川对徐志摩这个评价笔者也曾亲耳聆听过）。对徐志摩持同样评价的还有诗人欧阳江河，2013中国当代诗歌精读系列首场活动在佛山举行，诗人欧阳江河针对当前的诗歌批评和研究的方法表达了不满。他认为，长期以来批评家、研究者关于诗学规则的确立、批评原则和好诗人的标准等，都已过时。欧阳江河说：“首先，用今天的眼光看，穆旦和徐志摩的诗歌写作都是二三流，真的很差。作为写作者我们可以不管徐志摩和穆旦，但继续用解读穆旦和徐志摩诗歌的那套观念和术语来看待我们的诗歌，一定会认为我们的作品是垃圾。现在还援引那套模式趣味是不行的，可以说，这已经成为当代诗歌写作的重大障碍。”

西川和欧阳江河是当代中国诗坛最具影响力的两位诗人，他们对徐志摩的评价基本可以代表当下中国优秀诗人对徐志摩的评价。也因此，很少有中国诗人会去认真研读徐志摩，客观评价徐志摩。坦白地说，我也是其中之一。

而当我用一周时间夜晚台灯下读，白天地铁读，终于读完陆耀东先生所著的《中国新诗史》第一卷，也就是现代诗歌史卷时，我觉得可以以此为样本，看看专事诗歌研究的学者是如何评价徐志摩，看待徐志摩的。

陆耀东（1930—2010），湖南邵阳人。武汉大学文学院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闻一多研究会会长，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名誉理事，六个刊物、机构的学术委员会或顾问。陆先生此书，对徐志摩评价非常高，我注意到陆先生在列举新诗从最初发动到今天（该书出版于2005年）不足百年的时间里已涌现出的杰出作者里，徐志摩位列第三，之前是郭沫若、冰心，之后是闻一多、鲁迅、戴望舒、孙毓棠、卞之琳、艾青、冯至、穆旦、李季、余光中、北岛、舒婷。

陆先生在列举刊发于《诗镌》上的珍品时，徐志摩有三首入选《梅雪争春》《半夜深巷琵琶》《偶然》。

在诗群诗人介绍中，徐志摩在新月诗群中独得33个页码，不仅为新月诗人之最，在全书中也位列前三。前一郭沫若，前二李金发，但对李金发主要是批评而非赞誉为主。

陆先生认为，新月派（前期）诗人中，最杰出的无疑是徐志摩和闻一多。在陆先生看来，徐闻二人地位居于伯仲之间，可以说是“齐名”。当然，新中国成立后，闻一多作为民主战士，地位远在徐志摩之上，陆先生自然也是知道的，知道了还是要表达自己对于徐闻二位的评判，显见陆先生用的是自己价值的尺度而非革命的尺度。

读陆先生《中国新诗史》，还读到了现代文学诸家对徐志摩的评判，和今天的诗人不同，徐志摩的同代诗人对徐多有褒扬——

朱自清“格律派的爱情诗，不是纪实的而是理想的爱情诗，至少在中国诗里是新的……徐志摩、闻一多两位先生是代表。”

穆木天“从‘五四’到‘五卅’代表中国诗坛的大诗人，可以举出郭沫若，徐志摩和王独清来。”

饶孟侃“格调，即是指一首诗里面没段的格式。”它是“音节中最重要的一个成分，没有格调不但音节不能调和，不能保持均匀，就是全诗也免不了要破碎。”饶孟侃指出，闻一多的《渔阳曲》，徐志摩的《雪花的快乐》是格调成功的显明的例子。

和坊间津津乐道于徐志摩的爱情不同，陆耀东先生专著《中国新诗史》只字未提徐志摩的爱情生活，这也是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我不知道其他学者撰写的现代诗歌史是否也是如此，仅以陆先生专著来看，徐志摩的形象如下：

一，新月派的组织者、引线人。在新诗发展的第一个十年主要新诗专刊之一《晨报诗镌》第一期，徐志摩发表了《诗镌牟言》，终刊号终刊文《诗刊放假》也是徐执笔的。

二，有坚定信仰的新诗实践者。在《诗镌牟言》中，徐志摩主张“要把创格的新诗当一件认真事情做”，文中，徐志摩用六个“我们信”开笔，陈述了自己对新诗在社会生活各个层面的意义的指认，言辞恳恳，不由人不暗自称服。

三，宽怀大度，认才识才。同为新月派的朱湘与徐志摩矛盾甚深，但在《诗刊放假》一文中，徐志摩称许其“应分是我们这团体里的大将兼先行”。

四，政治上的远见，这点尤为我惊叹。在《中国新诗史》徐志摩专题里，陆耀东先生写到了徐志摩对于十月革命，对于列宁，对于马克思主义，采取的是有所赞许又加反对的态度。在《列宁忌日——谈革命》中说，列宁“的伟大，有如耶稣的伟大，是不容否认的。……但我却不希望他的主义传布。我怕他。……铁不仅是他的手，他的心也是地。”实在的，当我读到此处，我有惊悚之感，我觉得徐志摩对列宁、对俄国革命的判断完全来自崇尚自由、民主的天性而习得的类似第六感一样的嗅觉，他在当时大多数知识青年欢呼俄国革命、期待俄国革命的大潮下敏锐观察到俄国革命铁一样的冷酷，实在有他惊人的天赋。

五，民主个人主义。陆耀东先生认为，这是徐志摩的思想核心。这应该是贯穿徐志摩一生并指引着徐志摩行动的主线。包括他为人羡慕也罢诟病也罢最终丧命也罢的几段情感经历，都是“民主个人主义”在作祟。后面这些是我的引申。如前所述，陆先生无一字涉及徐志摩的爱情故事，我想，陆先生是爱护徐志摩的，他不想让徐志摩被八卦，不想徐志摩因为被八卦而降低他诗歌的品质。这些，同样是我的臆测。

行文至此，突然心潮起伏竟至于眼眶潮湿，我捂住眼睛不让眼泪流下。在我体会到陆先生对徐志摩的良苦用心后我便也对徐志摩有了一层理解和体谅。徐志摩说“我的思想——如其我有思想——永远不是成统系的”，仅从这点来论，徐志摩确实是诗人中的诗人。诗人的任性皆因其没有一以贯之的思想，诗人的善变也因其没有一以贯之的思想。他只是任着自己的性子自己的喜好走，并不顾忌社会的目光，更不顾忌家庭的期许。1931年11月21日徐志摩罹祸的消息传到故乡海宁硖石镇，其父徐申如先生说出的唯一一句话是“完了”，随即跌坐在一张有靠背的椅子上。（《徐志摩评传》宋益乔著，中国社会出版社2005年）

关于徐志摩，胡适先生此言可为其定义——

“他的人生观真是一种‘单纯信仰’，这里面只有三个大字：一个是爱，一个是自由，一个是美。他梦想这三个理想的条件能够会合在一个人生里，这是他的‘单纯信仰’。他的一生的历史，只是他追求这个‘单纯信仰’的实现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