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明慧

（新疆大学，新疆 乌鲁木齐 830046）

0 前言

动物们通过语言相互交换思想感情，传递信息。海豚通过超声波的声调高低进行交流；蜜蜂用独特的舞蹈动作向自己的伙伴，报告蜜源的方向和距离……与动物忠诚无误地传递信息不同，人类除表达真实情况外，还可以传递虚假信息，甚至颠倒是非，也就是说，人类拥有着可以说谎的语言。中国古代“白马非马”，西方诡辩术等均是能指与所指分离的实例。

1 能指与所指

“当我们对一个语言表达式的意义给予一种解释时，不能满足于将它与一个对象或者对象的集合产生联系；我们还必须对这个表达式提供一种含义或一个概念。”（詹斯·奥尔伍德等著，王维贤等译，2006）牙牙学语的孩子在刚开始学习语言、认识世界的时候，父母指着另一边的绿色植物说“这是树，树。”孩子便在脑中创造“shu（四声）”，结合嘴唇声带发出相应音响，这一音响形象与高大的绿色植物之间的关联。

索绪尔认为，“语言符号是一种两面的心理实体”“这两个要素是紧密相连而且彼此互相呼应的。”（索绪尔著，高名凯译，1999）这两个要素只有符合语言所认定的连接才是有效的。现实生活中，人们往往将音响形象过度泛化，致使音响形象这一部分要素错误地扩大成为囊括音响形象及概念要素的整体。索绪尔将这三种形式进行了重新整理，即“符号”是整体概念，“音响形象”及“概念”被叫作“能指”“所指”。

符号具有任意性，语言中虽为同一所指，但其能指不尽相同。汉语中为“树”，英语里成了“tree”，日语则是“木”（き）。同样的，相同音响形象，即能指，其所指也并非一致，如汉语中同为“海”，可为大洋靠近陆地的部分，也可作大的讲，即“海量”，又有“人海茫茫”中的一大片同类事物之意。人们在日常生活中能够交流，却依赖于彼此语言中能指与所指的一致性。只有音响形象与概念统一，人们在交际会话中才能抵达相同的思维高度，进行平等对话。若一致性被打破，即能指与所指分离，则会话无法继续。但事实却是，能指与所指一致性状态并非一成不变，布龙菲尔德在《语言论》中指出，“我们没有办法确定大多数的意义和意义的稳定性”（布龙菲尔德著，袁家骅等译，1997），能指所指的不一致一直存在。

2 能指所指分离原因

首先，语言是约定俗成的，是一种社会规约，一般含有惯例的意思。哈里斯指出，社会规约一般具有这样的特点：“一是通过相互协商可自由地采纳、适应、蔑视或改变；二是理性和非任意性的参与。”（索绪尔著，高名凯译，1999）不同于自远古以来由人们劳作时发出的“嗬哟”声等演化出的部分拟声词，绝大多数的语言均是人们约定俗成协商形成的。“语言在选择它的手段方面却不受任何的限制，因为我们看不出有什么东西会妨碍我们把任何一个观念和任何一连串声音联结起来。”（同上）这种规约“既然某一种规约是由人们协商而成的，那么为了符合参与者的利益就可以决定确立一种规约。更重要的是，社会规约是通过人类的决定所确立起来的契约，同样它们是可以被废止的。”（同上）随着时间的发展以及人们随着时间的推进而逐渐嬗变的需求，语言中意义概念与音响形象间的联结势必会发生波动，当这种联结无法跟上发展需求的步伐，甚至这种差距逐渐加剧至无法匹配，不能磨合之时，概念与音响形象至少一方必须做出妥协让步，以期与发展同步。如此，概念意义与音响形象关系便发生了转移，语言的能指与所指分离。

其次，语言是动态发展的。说话的的大众，连同社会力量的作用结合在一起的时间，使语言限制在一定的连续性中，无法自由变化。但是，连续性必然隐含着变化，隐含着关系的不同程度的转移。“一方面，由于语言既是社会力量也是时间的产物，谁也不能在演化的过程中时它有任何的改变；另一方面，符号的任意性在理论上蕴含着语音质料和概念之间确立起任何关系的自由。其结果，结合在符号中的这两个成分各自以无人知晓的程度保持着自身的生命，而语言也就在一切可能达到它的声音或意义的动原的影响下变化着，或者确切地说发展着。”（同上）语言的这种发展是无法抗拒的，概念意义随着社会发展会不断扩充，抑或萎缩消亡，而音响形象也会因为人口流动、发音难易、缩略词等的应用悄然改变。能指与所指本身便不坚定，有其自己的发展轨迹，若二者轨迹无法并行，反是各行己路，只会越行越远，承载着概念意义的所指与能指间原本便摇摇欲坠的平衡也因此不断被打破，与能指分离。

3 例证

中国古代封建社会的科举制度，采用考证八股文的方式选拔人才，是以，寒窗苦读十余年后，学子们张口便是之乎者也，满口君臣之道。可又有多少学子得其真髓？满口之乎者也也不过是脑中死记硬背无数遍后的条件反射、自然反应了。虽说起话来头头是道，但却不理解真正含义，或者说并不了解这些与音响形象背后的真正所指，如同纸上谈兵一般，导致能指所指分离。封建社会的科举弊端也可由此体现。

社会的发展催生了无数新鲜事物，同样，那些已无用武之地的也被无情地抛却在历史长河之中。网络纷繁，近年来许多网络用语因契合社会现象，弥补了人们语言中的贫乏而出现在日常语言中。其中，火星文等也颇为年轻人青睐。“宅男”、“宅女”、“萌萌哒”、“壁咚”、“囧”等虽可由口腔音带发出，但这类词彼时刚出现时，确鲜为人熟知。语音形象与词语的概念意义脱节，能指与所指因而产生分离。

中国地大物博，山川河流辽阔，各地方言也是中国语言的一大特色。北至东北话，中部上海话，南至粤语、客家话，纷繁错杂，目不暇接。语言不通，虽听出言语中的语音语调，看到对方嘴唇翻动，可内容却浑然不知，一头雾水。至此，能指所指不一致，则音响形象与概念不符，说出的话会产生不同的理解，交流产生障碍，甚至会听不懂，会话无法继续。

4 能指所指分离的抑制

4.1 规范所指一致性

两种类型的规约值得关注：“社会规约和语言规约。”（张绍杰，2004）社会规约，指所有非语言的符号系统，如习惯、法律、仪式、军事信号、交通规则、服饰等。语言规约不是人决定的产物，一旦确立起来，很难做出调整或改变，语言使用者个人没有力量改变它们，语言社团也不具有改变它们的权威性。中国第一版《新华字典》面世前，字典编纂者们依靠其渊博的知识，以社会规约为准绳编纂成书。目的便在于让人们知道词汇现代化和规范化的用法，在书面上和口头上能够正确地运用，负责规范现代汉语的职责，也要担当扫除文盲的任务。如此，字典之类的规约性事物便能够较为成功的规范所指一致性，另外能指在一定程度上也可得到规范。

4.2 提高人们对语言中能指与所指的警惕性意识

由于中国方言分布区域广泛，纷杂不一，但限于各地生活习俗、地理环境、民俗风情不尽相同，即使普通话已得到全面推广，各地语言，不论发音、语调，甚至名称等有且必然掺杂着当地的本土特色。若人口流动并不频繁，地方语言更新洗髓无法彻底，语言痼疾便难以剔除。纵然有国家政策宏观调控，语言仍难与社会并驾齐驱。如此，语言中能指与所指的发展便需人们格外注目，预防概念意义与语音形象脱节，消解能指与所指的分离。

4.3 语言自我变迁过程中的一致性发展

某些语言 “过了头一段时期，这种语言很可能进入它的符号的生命，按照一些与经过深思熟虑创制出来的规律毫无共同之处的规律流传下去，再也拉不回来。”这种语言“一旦它要完成它的使命，成为每个人的东西，那就没法控制了。”（索绪尔著，高名凯译，1999）也就是说，这类语言的能指与所指不会轻易改变。但正如上文所说，在另一些语言中，其能指与所指关系十分脆弱，动辄折损，此类语言在时间大潮与说话大众之间努力周旋，力图契合在一起。语言的自我变迁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能指与所指间的联结，为阻止二者的分离贡献己力。

5 结论

在《普通语言学概论》中，索绪尔将符号进行了进一步清晰的划分。“符号”是整体概念，“音响形象”及“概念”被叫作“能指”“所指”。然而，能指一致，所指偏离；所指相同，能指不一的现象比比皆是。也就是说，能指与所指一致性状态并非一成不变，二者间的联系十分脆弱，易于打破，导致能指与所指不一致。语言是约定俗成的，是一种社会规约，这种社会规约既然能被建构，同样也可以打破。另外，语言是动态发展的。若能指与所指的轨迹无法并行，反是各行己路，只会越行越远，二者分离。能指与所指的关系并不坚固，规范所指一致性，提高人们对语言中能指与所指的警惕性意识，并且依靠语言自我变迁过程中的一致性发展，语言中语音形象与概念意义便可以继续维持。该区分同样在众多领域中也有涉及。语言学习中“言”与“意”的矛盾便可与能指所指对应，梳理好二者关系，有意识地加强对学生文化的阐释，才更有利于教学的发展推进。能指与所指的界定为语言学及其它学科的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开辟了新的途径方法。

［1］F.de Saussure.Course in General Linguistics[M].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3.

［2］费尔迪南·德·索绪尔著,高名凯译.普通语言学教程[M].商务印书馆,1999.

［3］詹斯·奥尔伍德等著,王维贤等译.语言学中的逻辑[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4］张绍杰.语言符号的任意性研究索绪尔语言哲学思想探索[M].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