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铎

摘 要 现行刑法司法解释的存在有其合理性，但是自现行刑法颁布以来，司法解释与罪刑法定主义的冲突开始显现：解释主体不一，有损司法权威；以文字形式的司法解释来帮助理解文字形式的刑法难免力不从心.尝试以法官的刑法解释权为基础，以案例指导制度为辅助，同时将部分刑法司法解释归于刑法立法解释，那当前的刑法司法解释体制未尝不能被彻底推倒重建。

关键词 刑法司法解释 罪刑法定 立法解释 法律解释权 案例指导制度

在前些年，国内刑法学界对刑法司法解释有较高的关注度，注意力主要集中在刑法司法解释与罪刑法定主义的冲突、刑法司法解释的合理性、刑法司法解释机制的改善等方面，应该说这个话题不算新鲜，但是笔者认为在此刻比起讨论废除死刑等问题来，当下的刑法司法解释机制走向终结也许更有讨论的价值。一者，现阶段刑法迎来了一个蜕变期，再者，比起若干年前的刑法学界，现在的我们有了极大的进步，很多当时不具备的条件现在都已经具备了。

一、现行刑法司法解释体制的问题

由于我国立法机关的立法解释工作比较薄弱，司法机关往往会越俎代庖，本该由立法机关解释的法律规定，它却站出来完成了任务。97年公布的刑法典将罪刑法定原则纳入了刑法，自此，相当一部分刑法司法解释与罪刑法定主义的矛盾凸显出来。如《关于变造、倒卖变造邮票行为如何适用法律问题》的刑法司法解释规定：对变造或者倒卖变造的邮票数额较大的，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二十七条第一款的规定定罪处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