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琴

摘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产生与发展必然立足于中华传统美德，从其中吸收丰富的精神营养。也就是说，中华传统美德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有重要的涵养作用。这种涵养作用表现在：第一，它奠定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道德基础，包括：强化人们道德信念，养成优良的道德习惯，提供道德判断标准，营造良好的社会环境；第二，它凝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道德规范，从国家、社会、个人层面涵养了各自的价值目标和价值取向；第三，它提供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践行方法，在道德践履、道德反省、道德评价等方面提供了良好的范本和有益的资源。

关键词：传统美德；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涵养；道德

中图分类号：D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3160（2015）05-0010-08

中华传统美德源远流长，丰厚博大，是中华民族精神的一部分，也是中华民族延续与发展的内在灵魂，体现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一部分，作为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和道德规范的综合表达，其产生与发展必然立足于中华传统美德，从其中吸收丰富的精神营养，才能具有厚重的民族性，增强民族大众的认同感，产生强大的凝聚力，进而有效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一、奠定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道德基础

中华传统美德经过几千年历史的洗礼和陶冶，具有巨大的影响力，蕴含着中华民族的内在之“魂”，是千百年来调整社会关系实践的产物，正确反映了中国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和践行奠定了道德基础。

1.强化人们道德信念

道德信念是在社会实践过程中产生和发展并存在于个人头脑中对某些特定道德行为准则具有规范性的观念体现，也是作为理论形态对人们的日常行为起着指导作用，具有强烈的社会现实性，本质上体现的是一种道德需要，对现实社会和谐发展具有强大的推动作用。中华传统美德塑造了中华民族的道德意识，指导着人们日常行为规范，营造了良好的社会道德氛围，其深邃广阔的影响力在人们的社会生活实践过程中不断深化，与人民大众的社会生活紧密交织，为基层民众的道德行为注入了强大的精神动力。

中华传统美德自古以来注重整体利益，追求人际和谐，讲求谦敬礼让，恪守诚信规范，重视道德践履，尊崇道德人格完整。这些优秀的道德传统在社会生活中对人们的道德信念的形成具有重要的导向性作用，也是中国社会发展过程中民众丰富多彩而又严谨自律的道德生活在观念上的体现，是实现人们自我监督、自我反省和自我强化的重要因素，指导人们在复杂多变的社会环境中运用道德规范去辨明是非、善恶，克服内在矛盾，作出合理的行为抉择并加以执行。虽然中华传统美德是在中国古代社会产生并发展起来的，但其生命力并未隨着时间的推移而泯灭，反而，越发旺盛。这是因为中华传统美德符合时代发展的需要，它随着社会的发展而不断充实自己，完善自身，已经内化成人们的道德信念，从而为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凝练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道德基础。

当代中国社会发展处于全面转型时期，常常有人扼腕“人心不古”，感叹市场经济大力发展对人们精神世界的强大冲击。作为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本质体现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通过对国家、社会和个人三个层面作出了科学的价值定位，对社会主义道德规范进行了高度概括，为社会主义道德健康发展指明了方向。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不能不从中华传统美德中汲取营养，在合理继承以往的道德规范的基础之上建设当代人民大众的道德意识，弘扬中华民族精神和民族气节，满足生活于现代社会中的人们的道德需要，巩固大众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发展的坚定信心，强化人们的道德信念，使人们在道德信念的支撑下养成良好的道德习惯。

2.养成优良的道德习惯

道德习惯作为个人的道德行为中表现出来的习惯方式，对他人和社会的发展休戚相关，优良的道德习惯对社会的发展和他们生活的影响具有正面的意义，起到引领、模范的作用；反之，恶劣的道德行为方式将严重影响和阻碍社会健康和谐发展，导致社会不稳定因素滋生。

中华传统美德作为中国几千年来文明社会发展的指示器，古代人民在我们民族的发展过程中创造出了瑰丽的文化，形成了独特的中华传统美德，积极规范着古代人民的道德行为方式。也正是因为中华传统美德的强大作用决定了中华文明在世界文明体系中的历史地位，滋养出了勤劳刻苦、谦卑礼让、胸怀宽广、言行一致的中华儿女。

在古代社会，传统美德特别注重人们在交往过程中讲求诚信，要求真实无欺、真诚待人、诚信守约。孔子曰：“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论语·为政》）诚信，是个人社会化的前提条件，丢弃诚信原则，人从自然人向社会角色转变时也就抛弃了社会交往的基本规则，也就违背了“诚者物之始终，不诚无物，是故君子诚之为贵”（《中庸》）的道德准则，“言必诚信，行必忠信”（《孔子家语·儒行解》）也就无从谈起。正是因为中华传统美德提供了许许多多的美德规范，滋养了古代人民优良的道德行为方式，养成了良好的道德行为习惯。虽然中国古代从春秋至明清，是以血缘为纽带的宗法制度而构成的社会关系，对人们的发展具有较强的制约性，但是基于当时社会生产力水平基础之上而诞生的传统美德对人们的道德行为习惯的培养，对社会稳定的维系具有十分重大的效用，其历史地位不可替代，同时也铸就了自身的道德特点。然而，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大众的道德需求也随之发展，作为规范和引导现代人道德意识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中华传统美德这片广袤的土壤中充分吸收养分，扎牢根本，融通血脉，陶铸个人的道德情操，端正人们的道德行为方式，遵循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的基本道德准则来内化为人们的道德行为，进而最大限度地弘扬爱国主义精神，养成对祖国时刻秉持一种积极和支持的态度，在工作岗位上恪守谨慎敬业的负责任态度，并在社会人际交往过程中遵照诚信和友善的处世原则，不欺不骗，真诚主信的行为方式，为社会发展营造良好的道德环境，形成体现当代社会道德特质的社会道德体系。

3.提供道德判断标准

道德判断作为一种人们认识道德现象的逻辑思维，是一定社會、阶级和集体道德需求的深刻体现，同时又表现为某种道德行为所具有的道德价值，是人们确定和审察他人与自己的善恶行为的道德活动。道德判断作为评判社会成员善恶行为的基本手段，是为了维护人民大众的基本权利，也是为了调节人们在社会生活中所存在的各种利益冲突，所以断定人们的道德行为所具有的道德价值必须以历代社会背景下的社会道德体系作为其道德判断的直接性标准。社会道德体系作为一种相对稳定的社会道德力量来进行社会调控，可以把每个人的行为尽可能地纳入社会所需求的秩序范围之内，从而保证社会生活的正常运行，保证道德评判的公平性和正义性。

在我国古代社会，中华传统美德随着历史的发展而不断丰富，是我国人民两千多年来处理人际关系、人与社会关系和人与自然关系的实践的结晶，凝结了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的社会道德原则、社会道德规范、社会道德范畴，实现了中国古代社会几千年的稳定与延续，构成了中国古代社会道德行为善恶评断的直接性标准。中华传统美德中所体现出来的优良的民族精神、崇高的民族气节、高尚的民族情感着重体现在古代人民对祖国的热爱。每当中国遭受外敌入侵之时，中国人民的爱国之情强烈地表现出来，并升华为为国献身的高尚情操。中国人民在对国家、民族情感的表达之中同时也表达出对和谐人伦关系的构建，因为团结才能产生出最大的力量。因此，主张“义以为上”、“以义统利”、“先义后利”、“见利思义”的伦理思想，强调社会利益高于个人利益的道德标准，要求任何人都必须秉持“仁爱”之心去尊重人、理解人、关怀人，这些优秀的道德思想作为中国古代社会人们道德行为的道德价值判断标准构成了中国古代社会几千年的社会道德体系，对中国古代社会的和谐稳定起着巨大的作用。

当代中国已发展为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国家，在加强道德建设方面必须合理承接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从中华传统美德这片肥沃的土壤之中汲取养分，固其根本。抛弃中华传统美德，社会主义道德建设将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当然，我们强调合理承接传统道德资源，并非要求原原本本照搬旧时的道德，毕竟新时代的中国人与旧时代的中国人是不同的，他们的道德精神风貌也不一样。正如梁启超在《新民说》中主张的：“中国要想建设一个新国家，必须先要有新民，新民是不同于旧时的中国人。”当代的中国，国情已然发生巨大变化，社会道德结构已经发展变化，出现了一些新的趋势，其道德评判标准也随其发展。道德评判标准通过与现代法制相结合，其约束性更强，调节力度更大。尽管如此，当代的道德评判标准也有其不可易移的对传统道德标准的继承性。因为用于道德评判的价值标准，必须具有深厚的历史蕴含，才能成为多元化社会的最大公约数。所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所表达的“三个倡导”，正是在大力继承和弘扬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基础之上创造出并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要求的新的道德评判标准，是对现代中国社会成员道德行为善恶的基本判断，是调节现代社会人际关系、人与社会关系的社会道德体系，是现代中国社会道德行为判断的基本标准。

4.营造良好的社会环境

良好的社会环境是人类生存的前提条件，人类通过长期的社会劳动创造出了巨大的物质财富，为人类的生存与延续提供了最基本的物质基础。然而，人类的发展仅仅依靠物质保障难以创造出瑰丽的文明世界，还需要精神文化世界的发展与之相辅相成，这样才能推动人类社会的长足永续发展。因为人类社会需要精神文明的强力支撑，需要文化教育传承以往社会创造出来的社会文明体系。据此，良好的社会文化环境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关键因素，是延续人类社会发展的驱动器，进而，道德作为文化的核心，良好的社会文化环境需要符合时代发展要求的道德体系作为支撑，道德环境的构建则是良好社会环境建设的基石。

中华传统美德在中国传统社会里，它对于中华民族形成正确的价值观、良好的民族习惯起着积极的作用，滋养了一批批爱国主义人士，规范了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有序的交往关系。中华传统美德十分注重整体利益，突显责任意识，讲求“先义后利”的义利观，这种以大局为重的道德意识在很大程度上合理调节了中国传统社会里人们的利益冲突，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公平正义，这种道德意识深深地渗透到中国传统社会中的每一个人并增强了生活在中国传统社会中的人们对中国传统社会发展的坚定信心。同时，中华传统美德自身所具有的强大包容性也保证了中华民族连续性发展，这些中华传统美德的特质强化了人们的道德信念，丰富人们的精神世界。中华传统美德还倡导道德主体言行一致，它促使了人们把道德理想落实于社会实践，实现了言与行、想与做相结合，塑造出了符合社会发展规律的道德逻辑和道德行为方式，使得人们养成了良好的道德习惯。同时中华传统美德在中华几千年的社会发展过程中所形成的传统社会道德体系构成了中国传统社会道德行为的判断标准体系，把人们的日常行为纳入到社会舆论评价体系当中，为社会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社会发展环境。这些在中国传统社会里形成的美德品质和道德环境，为当代中国社会主义道德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基础，作为当代中国意识形态本质体现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就是在中华传统美德沃土中生根发芽，汲取养分，涵养了现代中国国家层面、社会层面和个人层面的价值目标，升华为现今的社会道德意识体系，即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并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践行奠定了良好的社会道德传统。

二、凝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道德规范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当代中国社会意识形态和先进文化的本质体现，其凝练与发展并非完全根源于现代国内国外环境的社会实践，很大程度上根植于中华传统美德这片沃土之上，从中生根发芽，吸收养分，涵养自身。

1.涵养国家层面的价值目标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国家层面的价值目标，作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系最高的层次，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当中具有统领作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国家层面价值目标的凝练指明了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奋斗目标，即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然而，—个经济强盛、党内党外生活和谐民主的社会主义国家不可能凭空产生，盲目创造。依据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当代社会的物质精神财富都是在继承以往社会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基础之上不断努力创造而得来。因此，要实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国家层面的价值目标必须合理继承中国传统社会所创造出的物质和精神财富。

国家富强的价值目标作为实现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物质保障与中国古代的富国思想休戚相关。中国自古以来十分注重爱国重义思想的培养和传递，爱国重义其实质就是尊崇整体利益大于个人利益的原则，把人民的、集体的利益放于首位。春秋时期的思想家管仲说过：“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民富则易治也，民贫则难治也…一故治国常富而乱国常贫。是以善为国者，必先富民，然后治之。”他坚持富民政治，把国家富强的首要因素归结为人民的物质生活是否富裕，这种思想与今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所包含的富强思想在某些方面存在着差别，但是今天的富强思想也就是强调国家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在追求“人民的富裕”这一点上，二者是一致的。可见，今天的富强思想与中国传统社会所倡导的富强思想具有一脉相承性。

我国当代的民主思想是在古代中国社会民本思想基础之上升华而来的，这是中华传统美德在中国古代社会政治思想上的一个映射，体现统治阶级注重民贵君轻、追求原始自由的“社会大同”思想上，其中的自由平等思想成为以后革命家和社会改革家所追求的目标。今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所倡导的民主思想作为人类社会的美好诉求，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生命，是中国共产党人在继承以往民主思想基础上与反动势力浴血奋战而发展至今的民主形态，这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崇高价值追求，更是社会主义建设的应有之义。

文明作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国家层面所倡导的价值目标之一，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具有很深的历史底蕴，中国作为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更是世界文明历史发展过程中唯一未中断的文明形态，其实质就是因为中华传统美德自身所具有的强大包容性，能在世界文化交流交融交锋的过程中合理吸收和整合外来文化，从而形成独具自身特色的文化特质，构成并发展为今天的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

和谐作为中华传统美德的基本概念，是中华民族最古老、最持久、最本质的思想道德传统，中国古代社会秉持“中庸”的思想标准去处理人类从古至今所面临的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和人与自我的关系，这样就可以达到处处“和谐”的状态。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出的和谐观念是中国传统社会“和谐”理念的延续与发展，是在中国现代社会背景下的具体运用，集中体现在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的生动局面，构成了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价值诉求，其内在实质是一致的。

2.展现社會层面的价值取向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社会层面的价值取向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属性的精确表达，是建设中国美好社会的生动表述，具体凝练为“自由、平等、公正、法治”。

“自由”概念在中国传统社会早已有之，虽然在中国古代社会并未使用“自由”这一术语，但自由思想早已蕴含于早期的思想概念当中。如《庄子》的“逍遥”，《老子》的“无忧”、《孟子》的“乐”、“浩然之气”等等，都表达了“自由”的思想，古代社会“百家争鸣、百花齐放”局面的形成就是自由思想在社会领域的行动展现。自由作为中华传统美德的一种具体表现，体现出的是统治阶级对人民百姓、自身对他人及对自我的一种理解和尊重，是“人之所以为人的需要，是人之所以为人最重要的主体意识”。在中国传统社会“自由”思想基础之上发展和凝练而成的现代自由思想，其表现出来的自由张力更为强大。它着重强调的是对人的意志、存在和发展的自由，是在法律范围内最大限度的自由，构成了现代中国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价值目标。

平等思想在中国古代社会虽然受到封建统治阶级压制而并未蔚然成风，但在中国传统社会里一些先进的思想家对平等的渴望和追求，对封建专制的抨击，已形成一种独具特色的中华传统美德。作为对人与人之间平等交往夙愿的表达，平等思想在中国古代社会中存在着自身的发展脉络，对今天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所倡导的平等思想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包括墨子的“尚贤”、“兼爱”思想；王符的社会平等思想；道教《太平经》的社会平等思想；李贽的社会平等思想；唐甄的社会平等思想等等。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能秉持这种高尚的平等思想实为难能可贵，从而为我们今天建设美好的现代社会主义中国提供了宝贵的思想资源，推动不断实现中国现代社会的实质性平等，实现人们在自身发展过程中拥有平等的发展权利具有积极作用。

公正在中国传统社会里具有深厚的历史基础，主要体现在中国古代思想家把公正作为统治者治国理政的一种美德体现。统治者缺失公正这一美德就会失去善治国家的有效基础，因而，在中国古代社会统治者必须以“天下为公”作为治国安邦的施政理念，保证人民大众拥有—个合理的社会生存空间。孔子曰：“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礼记·礼运》），指明国家是公共的，统治者必须以人民大众利益为先，君王在立法定制过程中必须秉持公正公义的态度，把人民的公利摆在治国理政的第一位。春秋战国时期的诸子百家不仅认为“天下为公”是执政者的一种治国理想，而且把公正视为政治生活的首要美德来衡量执政者的执政水平。公正在中国传统社会当中具有深远的发展脉络，作为中华传统美德的重要组成部分一直受到尊崇，从而构成了凝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可或缺的养料，为实现人类解放和自由起着巨大的推动作用，构成了当今社会主义发展的根本价值理念。

法治思想作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内涵，在中国古代社会对传统美德的传播与履行具有强大的推动作用，同时美德的践行对社会法治建设具有有效的保障作用，能提高执法者行为的公平和正义。虽然中国传统社会是一个典型的皇权至上的国家，但还是有一些思想家提出法律大于权利的可贵思想，对今天的法治中国建设具有较高的历史借鉴意义。比如荀子在继承和发展儒家的“礼治”和法家的“法治”基础之上提出“隆礼重法”的思想，其“法”破除了以往法家严刑拷问的暴力特性，对此提出：“法者，治之端也”（《荀子·君道》），将法治看成治国理政的首要条件，从而为今天打造法治中国，实现社会主义民主政治，通过建设法制来保护人民大众的公共利益，保障社会公平正义提供了历史依据。

3.强化公民层面的价值规范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个人层面价值观基本凝练，涵盖了社会道德生活的各个领域，是公民在社会生活中必须遵守的道德准则，也是对每个公民道德行为作出的具体价值规范。

爱国作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个人层面的基本价值观念的凝练，是有效调节个人与国家之间关系的价值准则，也是建设公民道德的内在要求，其在中国传统社会当中具有深厚的历史底蕴，构成了强大的中华民族精神的核心。在秦汉以前，中华民族的爱国主义精神主要是围绕建立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而不懈努力，至此秦汉以后，中华爱国主义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基于对中华民族统一国家的热爱，凝练成中华传统美德代代相传，从而培养出了一批又一批的仁人志士，这种美德传统延续至今仍然发挥着它巨大的积极作用，它要求人们以振兴中华为己任，促进民族团结、祖国统一，巩固了公民爱国主义价值规范。

敬业作为一种普遍的奉献精神，要求人们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尽职尽责、尽心尽力，应该严格遵守职业道德，同时，“敬业”价值规范在中国传统社会也有道德传统此如孔子及其弟子主张“敬事而信”：“执事敬”，“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敬其事而后其食”；诸葛亮主张“鞠躬尽瘁，死而后已”；韩愈在《进学解》中所述“业精于勤，荒于嬉”；曾国藩强调“习勤劳以尽职”等等，都要求在处理事情过程中秉持敬业的态度，坚守无私奉献的职业道德。时至今日，敬业的美德传统在市场经济高速发展的现代社会中，发挥着不可磨灭的作用，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求公民在职业行为过程中培养敬业奉献精神提供了历史性的道德规范，为培养忠于职守、克己奉公、服务人民、服务社会的社会主义公民锻造了坚实的道德基础。

诚信作为个人为人处世最基本的道德价值规范，不仅是中华民族优良的道德传统，而且也是人类文明共同的价值财富。它作为公民的一种美德，在中国古代也尤为注重，早在先秦之际，古代先贤就对此作出大量论述，如“君子之言，信而有征”（《左传·昭公八年》），“言之所以为言者，信也；言而不信，何以为信？”（《春秋谷梁传·僖公二十二年》）孔子则进一步主张“人而不信，不知其可也”（《论语·为政》），并把“言必信，行必果”作为规范弟子言行的道德要求。据《论语·颜渊》记载：子贡向孔子问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贡曰：“必不得己而去之，于斯三者何先？”子曰；“去兵”，子贡曰：“必不已而去其二者何先？”子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由此可见诚信在孔子眼中贵于兵和食物。它强调的是诚实无欺、信守承诺的美德，这种美德在现代市场经济高速发展的社会背景下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是现代社会构建诚信体系的金钥匙，只有在这千百年传承下来的美德传统基础上，解决现代社会中诚信缺失而带来的经济问题，从而弘扬和践行诚信美德，才能为现代和谐社会建设贡献力量。

友善作为中华传统美德的重要内涵，是实现中华民族这个大家庭和睦共生、团结奋进的基本保障，中国自古提倡友善这一美德来调节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在古代一些先贤就提倡厚德载物、和谐共处，强调与人为善，如“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卫灵公》），“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三国志·蜀志·先主传》），“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孟子·梁惠王上》）等等，“友善”依然成为一种美德传统渗透到我们的民族心理和思维方式当中，并在人们的生活过程当中得到发展和完善，时至今日成为维系人类社会的道德秩序及人们应该遵守的道德行为规范，在市场经济环境下显得尤为重要，强调人们在利益交往过程当中互相尊重、和睦友好、坦诚相待，在发展矛盾冲突之时主张互相理解和包容，化干戈为玉帛，促进和谐人际关系的构建。

三、提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践行方法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人们对社会主义价值的性质、构成、标准和评价的根本看法，其自身的建立和发展与我国的美德传统息息相关，是从我国的传统美德中汲取养分，涵养自身。我国的传统美德不仅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构建提供了丰富的道德资源，而且我国传统美德中所包含的履践方法也为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供了方法论基础。

1.道德践履

在中国古代社会，践履作为衡量一个人道德素养的基本标准，其实质就是考察人们在日常的社会生活中是否诚心诚意地践行美德，而不是停留于口头上的说教，最终以人们的实际行动来检验其德行修养水平。这一方法在我国古代就早已运用且盛行最早可以追溯到《周易》。《周易·系辞传下》曾主张：“是故履，德之基也。”将“履”看成美德的基础，认为只有在社会实践的过程中才能把美德贯彻落实并推进其发展。孔子曾说：“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论语·子路》）认为一个人学的再多，如果不能善于把理论付诸于实践也将是竹篮打水，只有把知和行相统一才能事半功倍。知行合一，重视道德践履的实践方法在孔子这里就已经受到重视，开始运用于社会现实生活当中考量人们的道德品质。之后《礼记·中庸》中更为明确地表达：“力行近乎仁”的重行思想。时至先秦，荀子明倡重行的知行统一观，主张：“不闻不若闻之，闻之不若见之，见之不若知之，知之不若行之。学至于行之而止矣。行之，明也。”（《荀子·儒效》）可见，人们在提升自身品德的过程中要在借鉴以往的理论经验基础之上重视实践的意义，在知的前提下去行，才能达到人生的最高境界。生活在明代因为提倡知行合一说而著称于世的伟大哲学家、军事家王守仁强调：“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传习录》）的深刻见解，道出了“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功夫”思想。据此我们可以看出在中国古代社会里，人们将是否把美德落向实践看成衡量人们道德水准的基本标尺，也视为提升人们道德品质的基本方法，从而构成了“践履即美德”的道德理念。

这种道德践履方式演传至今，对于今天价值多元化的中国而言，推动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效整合社会意识，扩大社会主流意识，促进社会主义公民道德建设具有重大意义。要想实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人们社会生活中被认同，需要在落实上下功夫，借鉴道德践履这一古已有之的道德推行模式，就是要求人們在日常生活中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社会生活中感知它、领悟它，从而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化为人们内心秉持的道德准则，成为人们道德意志的行动指南，增强人们对以往道德行为的反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