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瑾

这个世界本来就是多元化的，东方的“礼”透着尊重，西方的“礼”彰显平等，我们各自取了一个截面而已。

因为工作原因，我带孩子到加拿大有一年时间。

孩子第一天放学回家告诉我，班主任老师名叫普瑞丝考女士，课上课下他们对老师都是直呼大名。虽然知道这里的学校是这样的规矩，不过面对这样没大没小的叫法，还是有点不适应。

后来每天在校门口都能看到一位迎来送往的男人，笑眯眯地和学生、家长问候，大家也是直呼姓名，孩子告诉我，这位平凡的“路人甲”正是学校校长。

出国前，孩子在北京上小学，家长们遇到学校领导，会以某主任、某校长的称谓来表示尊敬，这是中国式的礼貌。私下里，我并不认为这方面是谁压倒谁，或者谁的文明程度更高，这个世界本来就是多元化的，东方的“礼”透着尊重，西方的“礼”彰显平等，我们各自取了一个截面而已。

中国人的“礼”有大学问

中国号称礼仪之邦，说到中国人的“礼”，这里面有大学问。礼是什么？表面上看是仪式、社交，逐渐剥茧抽丝来看，下面藏着社会秩序。

在古代，“礼”是维护三纲五常，规范君臣、父子、夫妻，拿到今天来看，随着西风东渐、城市包围农村，现代人的“礼”也在变化之中。职场、家庭，不同场合都有不同的“礼数”，如果拿东西方做个比较，倒反而能折射出今天中国更多“礼”的新内涵。

“礼”是每个人社会阶层、文化背景、气质品行的标签，东方人的礼，维护的是阶层尊卑，“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为尊者讳，为亲者讳”，是中国人放在心底的标准，中国人的“礼”和各种社会资源一样，有时甚至是“抑弱扶强”，呈现倒金字塔形，“礼”是要维护各个圈子里地位最高的人。

西方人的“礼”，更强调个体平等和相互尊重，位高者有时反而要做下姿态，而弱者也当仁不让地享受着这种礼遇，比如男人在女人面前要表现得绅士。

就拿餐桌礼仪来说。传统中式的餐桌讲究方位、座次，我小时候春节回老家，主妇忙进忙出地做好一桌丰盛饭菜，却不能上桌吃饭。排好八仙桌八个人的座次，要考虑每个人的身份、尊卑，难度不亚于一道数学逻辑题，幸好，据说这样的风俗现在好多了。而在城市里任何一家大饭店的服务生，都会很有眼色地分辨出座位主次，传菜、倒酒、买单该怎么做，都会因此安排得妥妥的，这是中国人的餐桌礼仪。

西方的餐桌礼仪有点区别，或许是亚瑟王和圆桌骑士把象征平等的圆桌精神带到了民间，所以餐桌上也尽显平等。如果是长桌，男女主人会各占长桌的一头。和中国一样的是，座次也要经过精心安排，甚至会把名签放在每个餐位上对号入座，不过主人会按照男女混搭的原则，有意把有共同话题的客人安排相邻的座位。

如何给老师送礼？

东方人的礼，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面子工程”，透着隆重，但容易成为精神上和经济上的双重负担，过犹不及。西方人简单务实，愿意花心思、想创意，所谓“礼轻情意重”。

说件每个人都会遇到的事情：给老师送礼。

逢年过节时，给孩子老师送礼成为家长一个不大不小的麻烦：送不送？送什么？不同的学校风气不同，不同的老师个性不同，不同的班级家长不同，这让家长无所适从，我自己也有过这样的困惑：不送吧，怕老师嫌家长不够重视，送吧，又怕送得不合适，礼太轻显得没诚意，礼太重让别的家长也不好想，进退维谷。听朋友说现在的北京学校，严禁学生给老师送礼，这倒是个好风气。

在加拿大，圣诞节也在学期末时间，学生和家长也流行给老师送礼。常见的方式是孩子给老师送一张手写贺卡，家长也可以送礼品卡——类似商场购物卡，面值一般不超过20加币，在加拿大相当于两份麦当劳快餐。顺便提一句，西方国家的节日多种多样，贺卡也多种多样，除了常见的生日贺卡、圣诞贺卡以外，母亲节、父亲节、感恩节、复活节、情人节各种节日都有特制的贺卡，大家都乐于用这种方式彼此祝贺，简单但不失真诚。我在母亲节这天，收到孩子送的一份特殊礼物——在老师的带领下，孩子亲手做了一张手工贺卡，上面有孩子给我的画像、写下最喜欢我的地方和对我的期望，同时还有五张“优惠券”——我可以用这五张优惠券让孩子完成五件家务事。我的外甥女在国内上学时，老师的方式，是让她回家“给妈妈洗脚”，并写一篇作文。两相比较，这种感恩方式有些单一。

“礼”在中国一直在变化，尤其是最近二十年，经济发展带动城镇化建设，在这个从农业社会转向现代工业社会的急速转型过程中，传統农耕文化的影响一直都存在，烙在每个中国人的身上，只不过深浅不一。而西方的社会结构已经稳稳当当地存在一两百年，虽然这之中也有战乱和政治运动，但社会秩序变化远没有中国来得这么激烈，各种游戏规则水到渠成，他们处理得游刃有余。

法律制定了“礼”的底线

前不久看到一篇国内的新闻报道，一个最简单的排队让两个人大打出手，类似的事情在西方国家发生得并不多。我印象很深的是，在我们等待过海关入境加拿大时，因为旅客多、工作人员少，又是接近半夜时间，队伍弯弯曲曲排到两三百米长，而且速度也很慢。在等候的一个多小时中，没有人插队，也没有人抱怨、大声喧哗，连打电话报平安都是小声掩着嘴。

说起嗓门大，我们在北美各地旅游景点、餐馆看到大声说话的游客中，华人同胞确实占了多数，他们说着各地乡音，毫不在意旁边顾客对他们投来异样的眼光，这常常让我感到惭愧。在加拿大，有的旅游景点公共卫生间，唯一用汉语标注的“便后冲水”、“不要站在马桶上”的告示，仍然有年轻的中国妈妈带孩子在公园路边小便不过我相信这样的情形会好起来，客观讲，这是中国城市化进程中必经的过程。

如果说西方人很多时候看上去比我们更“有礼”，一个重要的原因一定是“礼”的后面有“法”来支持和保护。比如歧视，我相信傲慢和偏见是人类与生俱来的本能，无论是美国白人歧视有色人种，还是德国的光头党歧视外族，印度高种姓歧视贱民，甚至是中国的地域歧视。但西方国家可以把“生而平等”的原则写进宪法，而且还有具体条例规范言行举止，违禁者会受到法律严惩，这就不是每个国家都能做到的了。

法律制定了“礼”的底线，人人不可以逾越。

比如养宠物狗。中国人对狗的态度，这几十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想这是文明发展的结果。每次看到各种与狗有关的社会新闻，常常是剑拔弩张引发恶战。这里我不想支持任何一方，只想谈谈我在加拿大这一年的见闻。

西方国家对狗的感情亲如家人，我住所附近也有很多人养狗。即便地广人稀，主人带着狗遛弯，也一定是牢牢用狗绳拴好，狗便便一定会及时收拾，我从没见过街边有狗粪便。有的狗紧张时会朝路人叫，狗主人都会赶紧把狗拽到一边，很诚恳地跟路人道歉。而在北京，虽然人口密集，小区屡屡见到金毛这样的大型犬也不拴狗绳撒欢放养，狗主人满不在乎地说：“没事，它不咬人！”更不用说路边的狗粪，狗主人可能认为，这是全天然无公害有机物农家肥。

我不认为这是因为加拿大人更有涵养的结果。这是法律的功劳。法律在保护双方的基本权益，而且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这是不同的族群有“礼”共处的基础。

去年，一位朋友带着他的边牧从中国来北美参加飞碟犬比赛，比赛间隙带狗来看我。因为即将比赛，所以找了附近一个空无一人的大足球场练习，离最近的房子至少50米远，半小时也就两三位行人路过。练得正欢，突然有警察来执法，说接到投诉，有人在公共场合不拴狗。我们这才知道违反了规定：即使这狗训练有素、没有吓到人，也不行。幸好警察叔叔念我们是初犯，在记下了个人信息、告诉我们附近宠物公园的地址，训诫一通之后才离开，如果我们再被发现，就必须面临高额罚款了。我想，如果中国也有这样严格的法律规章，养狗人的素质好起来，社会更理解宠物狗对主人的意义，双方矛盾一定会比现在缓和得多。

其实说到这么多比较，一个有趣的结论就是，中国人和外国人的“礼”是矛盾的：中国人的礼，外冷内热，朋友第一次见面最多握握手，但请客是会抢着买单的；父母可能一辈子都在唠叨你，但豁出命来救你的也是他们；西方人的礼，外热内冷，你可以第一次见面就和不认识的人礼节性地拥抱、贴面颊，但吃饭可是要AA的，夫妻会把“亲爱的”挂在嘴边，但账户却要独立核算。中国人的“礼”好像是个核桃果，敲开坚硬的果壳，里面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内容丰富，味道清苦；西方人的“礼”好像是棵洋葱，外面薄薄的外皮，等你剥开独立的一层层表皮，呛得你直流眼泪。

责任编辑：陈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