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春荣

在中共高层人物谱系中，瑞金时期（1931—1934年）的博古，被定格于王明“左”倾错误路线的副帅、总代理，一贯排斥、打击正确路线代表毛泽东的“铁面木偶”。在各色各样的文艺作品中，此时的博古更是被刻意涂抹成思想僵化、言语僵硬、只会按照共产国际指令行事的人，成了被随意讥讽、嘲笑的反面典型。

这实在是难以言说的悲哀。幸而有1933年10月28日出版的中共苏区中央局机关刊物《斗争》第32期上的博古《答杨幼麟同志》一文，让我们从中能够或多或少看到他的另一面。

杨幼麟与杨幼麟来信

《答杨幼麟同志》一文，是时任中共中央总负责的博古，对杨幼麟来信的公开答复，写于1933年10月15日。正题之下有个副题：《关于转变存在着革命形势为胜利的大革命及对富农的策略问题》。这个副题反映了杨信中的两个疑问，当然也概括了博古复信的主要内容。在无法接触杨信文本的情况下，它给我们的启示是不言而喻的。

杨幼麟何许人？他怎么会提笔给党的最高领导写信提出质疑？

杨幼麟的人生经历跟博古的早期经历有不少相似之处。杨幼麟出生于1899年，长博古8岁，湖南湘乡人，又称杨幼林，化名石夫。1925年9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比博古入党早一个月。1927年秋被派赴苏联，入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军事，比博古赴苏入中山大学学习马列主义，晚了一年。1929年夏回国，被派去湘鄂赣边工作。虽比博古早一年回国，却不似博古直分上海进入中枢工作。

从1929年9月起，杨幼麟先后当选中共湘鄂赣边第二、三届特委执行委员，并被推选为常委。1930年7月底，红三军团攻占长沙后，一度成立湖南省苏维埃政府，杨任省苏维埃政府副主席、代理主席。1931年6月底，他担任中共湘鄂赣省委委员、常委。同年9月，又担任湘鄂赣省苏维埃政府执行委员会委员，10月被推定为常委、军事部长。1932年3、4月，他被指犯有右倾机会主义、官僚主义错误，接连被撤销省委常委、省苏维埃政府执委会常委及军事部长职务。同年9月上旬，杨幼麟奉命和中共湘鄂赣省委前书记李宗白、红十六军政治部主任兼军委书记邓乾元等一道前往瑞金，向中共苏区中央局（中共中央局）汇报湘鄂赣省委情况，并带去省委第一次扩大会议以后的各种文件。到瑞金后，杨幼麟即因病而去闽西汀州福音医院治疗休养，没有参加苏区中央局召集的汇报会。此后，他是一直在养病，还是另行分配了工作，尚不得而知。在中央红军主力长征后，他被留在了瑞金坚持游击战争，不久被敌捕获，英勇就义。

透过上述简历可知，杨幼麟是个有相当理论和思想水平的人，对于自己不理解或不同意的观点，应能向领导机关、领导人提出质疑。因为对博古1933年春在红军学校作报告时，说到的“把革命形势迅速地变成胜利的大革命”一段话不解，以及党内一些同志关于对待富农的策略的解释不一致，他产生了困惑，便给博古写了这封信。

博古据实解释

对于杨幼麟来信，博古甚为重视，因为“来信中所提的两个问题极端重要，一个是关于我们目前基本的总的路线的问题，一个是关于对待富农的策略问题”。鉴于问题性质的严重，而且对后一个问题，“一些同志的解释亦不一致”。但杨幼麟来信中并没有告诉收信人，“一些同志是谁，而且解释不一致是怎样的不一致与差异在哪里”。为正视听，扩大教育面，他“觉得在党报答复”写信者“更好一些”。这就是博古公开复信的原因。他的做法，完全符合党规，符合党内自由讨论问题，通过讨论增进共识、趋于一致的传统。

公开信分两部分，分别回答杨幼麟来信中提出的两个问题。第一部分回答“革命形势的存在与大革命是否有分别”的问题。在博古看来，杨幼麟来信中的提法“十分奇特”，“因为将存在着的革命形势变成为胜利的大革命，这是共产国际与我们党提在全党面前战斗的总任务”。显然，革命形势与大革命是有分别的。那么，杨幼麟来信中为何有这个提法呢？博古设问：也许杨对于这个总的路线有多少不同意？或者杨认为两者是一个东西，因之将革命形势转变为胜利的大革命是一句无稽空谈？而杨提出问题的动机，或许是针对他当年春天在红军学校的一段讲话。博古是在工农红军学校第四期毕业生的党团员大会上，所作政治报告的最后一段说到这段话的。这“最后一段”，以《拥护党的布尔什维克的进攻路线》为题，发表在《斗争》第三期上。

博古在报告中说：“在中国正当着革命形势已经存在着的时候……都在我们党面前提出，开展各条战线上的布尔什维克的进攻，来把革命形势迅速地变成为胜利的大革命，来争取工农民主专政在全中国的胜利及迅速地转变到无产阶级专政。这个总的进攻路线，包括着苏区与非苏区的党用一切力量来夺取群众、组织群众、准备群众、领导群众，在政治和经济的斗争中间，提高他们的革命的积极性和准备他们为着推翻帝国主义国民党在中国的统治而斗争，为着全中国的苏维埃形式之下的工农民主专政而斗争。”这些句子未免“欧化”了一些，但仍然清楚表明革命形势与大革命是有分别的。

公开信坦言，“这种观点并不是什么新的发现，而仅仅是列宁与共产国际指示的一种复述”。接着，公开信引用了列宁的几段话，反复论证两者的区别，并且指出，根据列宁的共产国际的立场，“我们党明显地提出，争取中国的苏维埃道路，反对殖民地的道路，这个问题，特别在最近关于粉碎五次‘围剿的决议中，提得明显而尖锐”。至此，公开信认为杨幼麟“应该明明白白自己问一下：到底什么叫作争取独立自由、领土完整的苏维埃中国？难道这不就是把目前存在着的革命形势变为胜利的大革命么？”

公开信的第二部分说的是“米夫同志做的文章对富农的策略是准许他可以买卖租佃及雇用劳动，这与当前我们策略是否有不同的地方”的问题。博古以对照的手法，把米夫文章中的观点，和中共的相关主张及做法一一对照，说明两者对富农的策略并无二致。

米夫曾任共产国际东方部副部长、共产国际执委会远东局书记，主管中国事务。他的那篇文章发表在《共产国际》1933年4月号上，题为《中国革命危机的新阶段》。该文译文则连载于《斗争》1933年第22期（8月15日）、第23期（8月22日）。涉及对富农的策略问题，公开信举出下述几处：

不迫切需要的地方，共产党提议禁止屡次分配土地。这个新政策应当使土地分配成为固定的，使农民能更努力耕种他的土地。

中共中央局在8月3日的《查田运动决议》中着重指出：“除了个别例外的情形外，一般的不应该采取全盘重新分配土地的方法，必须使已分配好的土地，在农民手中稳固起来。”八县苏维埃负责人员在查田运动大会上所作的结论亦着重指出：“查田的目标是查阶级，而不是要分田。”

党提议不能无区别地完全没收富农的财产，只能没收参加反苏维埃活动的人们的财产，其他一切忠实分子可以自由在市场上交换他们的生产品。对此，博古公开信解释说：“所谓无区别地完全没收富农的财产，就是说消灭富农，这当然是很明显的。”

中共在上述决议中指出：“必须把地主和富农分别清楚，在无情地消灭地主残余的斗争中，决不能允许任何消灭富农的企图。当然我们应对富农窃取土地革命果实的企图给以严厉的打击，没收他们多余的农具与好的田地，分给他们以坏的劳动份地。”

党新的指示指出，不应当禁止小康的农民购买与出租土地，及雇用工人。为要发展生产，必须允许出租，与购买土地，雇用工人。自然地方苏维埃要监督这些行动，才不会使以前的封建关系和剥削复活。

公开信指出，关于土地的出租和买卖问题，“从第一次苏维埃大会通过的出租法以后，我们没任何新的限制与增加，因为那里已经明白确切地指出：‘现在仍不禁止土地的出租与土地的买卖，苏维埃政府同时应严禁富农的投机与地主买回原地。”“关于雇用工人，那就更明白，党和苏维埃从没有禁止过富农雇用工人。”

以上所列种种，足以证明米夫文章中对富农的策略，与中共对富农的策略是完全相同的。然而，博古还有更深远的忧虑，这就是实际工作中对富农的过火政策，将损害与中农的联盟问题。因为许多党的地方工作人员，没有深刻了解党和苏维埃最近的指示，所以在工作中犯了许多错误，包括把富农当地主打倒。对反动富农的判断，未估计到他在反革命组织中的地位重要与否，以及他在革命以后是否遵守苏维埃法律，而只看他在革命前参加反革命组织，就都当作反动富农没收。对这类错误倾向，党“正作着残酷的斗争”，予以纠正。这既为中央局的查田运动第二次决议所明确，也“同时在党报上更加通俗与详细地解释了这个问题”。博古想通过上述途径引起全党警觉，防止和纠正富农问题上的各种“左”倾错误，同时进一步消除杨幼麟他们在这一问题上的疑虑和困惑。

透过公开信我们能看到什么

博古的这封公开信不过四千来字，却能让我们了解到不少与习以为常的说法不一样的事情原委，看到博古难得一见的另一面。

博古在瑞金时期的理论、政见、做法，以至语言，的确受共产国际和苏联共产党影响很深。但后者不是在所有问题上的主张都不对，给予中共的指导都错了。仅就公开信涉及的两个问题，尤其是对富农的策略，应当说没有错，跟毛泽东的主张亦无二致。

长期以来，批判博古、博古中央推行的“进攻路线”，即国际路线，其表现就是不顾客观条件，一味强调“进攻”，否认必要的防御、退却，并视后者为“右倾机会主义”，加以批判斥责；其实质则是“左”倾冒险主义。于是，毛泽东及其拥护者常常成为“进攻路线”的靶子和受害者。

看了博古公开信所转述的对“进攻路线”的解释，才知道上述论说大谬不然。博古、博古中央推行“进攻路线”的本意，是提醒和要求全党，要时刻注意“用一切力量来夺取群众、组织群众、准备群众、领导群众，在政治和经济的斗争中间，提高他们的革命的积极性”，带领他们去争取革命的胜利。

过去总说博古有意排斥、打击毛泽东，反对毛的正确主张，但事实并非如此。公开信里的一个不经意的括注，就告诉我们一个胜于雄辩的事实：博古不仅不排斥毛泽东，而且极尊重毛泽东，把毛的署名文章视同党的文件、党的声音。发表在《斗争》第24期上的《查田运动的初步总结》，是毛泽东的署名文章，但它的公开发表，显然得到中共中央局的批准，因为其中涉及党的土地革命策略（路线），涉及对查田形势的估量，以及今后工作的安排等重大问题。把这篇文章和中央局《关于查田运动的第二次决议》等同看待，并且于同一时间在党报上发表，以“更加通俗与详细的解释”对富农的策略问题，这足以说明事实的本相。中央既然让毛主持查田工作，就给了他充分的发言权、主导权。他主持召开几次查田运动大会，并作重要报告、结论，是一例；他起草的《怎样分析农村阶级》的文件，主持制定的《关于土地斗争中一些问题的决定》，由中央以命令形式同时公布，又是一例。

再说，和博古的这封公开信同期发表的，还有毛泽东的《查田运动的群众工作》一文，而且毛文编排在博文之前。众所周知，《斗争》是中共苏区中央局的机关报、理论刊物，其政治性不言而喻。但博古、博古中央能让毛泽东的署名文章不时以重点文章面目刊发于其上，这是有案可查的。假如博古、博古中央存心排斥、打击毛泽东，是不可能做到这一点的。即使公开发表毛文，恐怕也是将它作为“反面教材”，加上重重的“编者按”处理。

博古其实是一个光明磊落、宽容大度、平等待人、虚怀若谷的正人君子。他既坚持原则，又勇于承认错误和不足，并予以改正。只是由于他太年轻（当时只有20多岁），缺乏对国情的深入了解，缺乏实际斗争经验，又囿于高度自觉的组织、纪律的约束及政治责任的担当，他才出现种种误判误行。

在公开信里，博古不因杨幼麟来信的种种不当、不敬（如“用简单的体会式疑问的方法”提出问题，又不“公开直接地说出”自己的意见；说博古文章里的文句太“欧化”，让人费解）而恼怒、怨恨。他依然平心静气地和对方进行同志式的讨论，且不忘时时设想对方的看法，以扩展讨论。在信的最后，博古还诚恳地对杨幼麟说：“对于这个回答，如果你觉得是不能满意，那么请你直接地说明你的意见，而不必再提出一些外交式的疑问，因为这样，对于我们的讨论要更好一点。”

这表明，博古还准备和杨幼麟作进一步的讨论，直到他弄明白问题，消除心中的困惑为止。这就是博古———一个大写的共产党人的做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