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耀桐

“依法决策”就是按照宪法和法律的规定，运用法治的手段，将执政党、人大和政府的公共政策决策纳入法治化的轨道，以法律规范和约束决策的全过程。

对照这些程序方法，现在的依法决策存在着不少问题。

首先，从决策的项目内容的合法性检查来看，在一些地方，根本没有把它作为前置性条件，没有事先查一查决策的项目内容是不是合法。

其次，从决策“谋”的阶段来看，在一些地方，决策项目的酝酿提出多半是“一把手”工程、面子工程。决策也普遍缺乏调研报告或智库报告，缺乏公众参与。

再次，从决策“断”的阶段来看，专家咨询论证成为形式摆设，变相成为拉关系的工具，决策者邀请专家的标准不是看专业背景，而主要是看和自己关系熟悉不熟悉、支持不支持。公众听证也是如此。

第四，从决策“施”的阶段来看，严重缺乏对决策实施中的情况搜集、意见反馈，对不合适的地方不能“亡羊补牢”、及时做出修改变更。

最后，从决策“监”的阶段来看，缺乏决策后结果绩效的客观、公正的评价机制。往往以工作总结和情况汇报代替，或者进行绩效评估时，评价者往往是领导者本人或者与领导者有直接利害关系的监督机构。内部监督追究、媒体监督问责，以及事前制衡、事中监督与事后追究的制度性规定都存在严重缺漏。健全依法决策机制和推进依法决策需要改革的地方很多。目前亟待改革的主要有三项重点工作。

一是实行决策过程中的“谋”“断”分离。决策过程首先是“谋”和“断”的过程，我们现在的领导是既“谋”又“断”，把“谋”和“断”统统包了。这是不科学的。在决策过程中应该建立“谋”“断”分离的决策运行机制。“谋”，主要由对决策起参谋咨询作用的辅助机构即智库系统承担，负责提出决策咨询报告和建议方案；“断”，主要由决策的中枢机构和领导人承担，负责对决策议案拍板决断。

二是要大力加强智库建设。“谋”“断”分离后，“断”要依靠“谋”的有力支撑，就必须把智库建设好。中国可以称为智库大国，但还不是智库强国。中国要从智库大国走向智库强国，才能与中国日益强盛的国力相适应。

三是加大对决策责任的监督追究力度。要建立一套对决策形成和实施的评估标准和评估机制，尤其是按照四中全会《决定》提出来的“建立重大决策终身责任追究制度及责任倒查机制”。这是依法决策作出的一个创新性规定，它体现了重大决策一旦出了问题，必须依法追责、依法倒查的思路。这种追责、倒查，最关键的还在于“终身”两个字。今后，只要是因滥用决策权或失职渎职等导致重大决策出错的，不论时间怎么变化、空间怎么变化，也就是不管经过多少年、不管身处何方，是现职还是退居二线和退休，决策者都要对决策错误承担责任。这将促使领导干部变草率决策为慎重决策。

（摘自《北京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