邹 婧

（湖南工业大学包装设计学院，湖南 株洲 412008）

色彩无论在哪个时代的流行都不是偶然的，也不是由某一方面的因素单独决定的。总体而言，唐代服饰色彩整体呈现出鲜艳绚丽化的特征。唐锦的配色注重色彩的强烈对比，地色与花纹主色常有极明显的浓淡深浅变化，有着对传统服饰色彩文化的承采，并传递出异域服饰色彩文化的“鲜明”特色。其着色色相单一而突出，大气而豪放，有泱泱大国之魄，有着浓郁的异域风格：黄色在色谱中明度最高，纯净而亮丽，为佛教所推崇，认为有驱逐邪恶的力量，后为帝王的专用色；白色庄重、纯洁，因传统用色礼制与其基本无着色工艺要求，白色多视为凶色供丧葬使用，麻布广泛施用于下层阶级。而至唐代，白色开始成为官用一列，被举子穿着；佛尊常携白莲、骑白象（图1）。基于以上特点，唐代色彩部分的笔墨，本文想着重就“帝王尚黄”与“举子善白”与“色彩艳丽”几方面与佛教传道的紧密关联展开论述与探析：

一、帝王尚“黄”与佛教的盛行

唐代色彩观念从萌芽到发展与宗教信仰程度存在密切关系。唐代统治者信奉佛教，出于稳定政权的目的，不仅建立了一套完备的等级秩序，还采用各种手段在人们心目中维护皇家至高无上、天恩浩荡的形象。对唐代来说，赤黄色成为至尊之色，“黄”是土地的象征，代表中央，皇帝又是统领四方的主宰，因此黄色是最高贵的色彩，唯有皇帝才能服用。天子开始将黄袍作为专用常服也是始于唐代。唐太宗当政时期认为“天无二日，国无二君”，因此确定了明黄色为帝王的专用色，为了区分柠黄等其他黄色，于是唐高祖武德初年开始禁止使用各种黄色。“黄色”、“黄袍”不仅在以后一千多年的封建王朝中占据了独一无二的地位，而且被蒙上了一层神秘色彩。自此黄色成为皇家独家占有的专用色，也醒目地树立起帝王的至高无上的威严和唯我独尊的个性。我们推测，黄色作为皇家专宠的宗教艺术内涵：佛教尚黄，佛教认为“一切有情，非情都有六种子，即‘识，地，水，火，风，空’。其中地大，表现为方形，显色为黄色。水大，真言为毗，它的形色是圆，显色表现也为黄色”[1]。在色谱中，黄色明度最高，作为生命之依的太阳的颜色，同时也是佛教的神圣之色，为袈裟所用。纯净而亮丽的色彩为佛教所推崇，认为其有驱逐邪恶的力量，宗教在当时中国是统治者精神和信仰的支柱，因此佛教寺庙和喇嘛寺院的建筑以黄色为主调，僧侣们的服饰是黄色，佛教八宝中的 “经幡”也将黄色定为五彩主色，给予一种神秘和超脱的意境。因此，唐代重视黄色，重要原因之一也是它是佛家尊重的颜色。

二、衣白与佛教善“白”的渊源

白色被视为凶色，尤其忌讳全身穿着白色服饰，《礼记·典记》称“为人子者，父母存，冠衣不纯素。”印染技术发展后，白、黑成了民间慎用的两种服色，一般不在正式场合服用。而至唐之后，白色唐锦的使用引人注目，除去做地色之外，还常常用来勾勒纹样的轮廓。文献记录的赵州织锦应当就大量使用了白色：“出白土，细滑如膏，以之濯锦，色如霜雪”[2]。皇后的翟车也以白红锦做帷幔，“其长行高丽白锦，所织狮子、孔雀、双胜文字等”[3]，可见，白锦至唐流行开来，唐人屡屡言及素锦，指的也是以白色为主的织锦。《唐六典》中也记载：“天子服有白纱帽，又唐制，新进士皆白袍”。由于唐人对白锦、素衣记述不少，可见在周代以来色彩模式中作为死亡与悲哀象征的白色，在现实品色衣系统中被贬至最低微地位的白色，在唐代仍有着非同寻常的优宠境遇，值得推敲琢磨。

图1 唐代普贤菩萨饰背光、戴璎珞、乘白象、披纱帛，形貌端庄丰腴，彩绢画，高57厘米，宽18.5厘米，英国博物馆收藏斯坦因绘画第131号图片出处：国家文物局《敦煌——纪念敦煌藏经洞发现一百周年》，张文彬

色彩作为一种无声的语言成为我国历朝历代尊卑等级的重要标志，虽然各朝代之间色彩代表的意义不尽相同，但用色合“礼” 这一点上历朝历代无一例外，越礼就是大逆不道的。唐代首开全国学子衣装着素白之色，其原因或许追溯到佛学对色彩的文化观照：佛教的色彩美学有象征性的一面，亦有装饰性与自然性的一面。《俱舍论》卷十六把恶引起的果报称为“黑”，把善所引起的果报称为“白”，可见“白”色在佛教那里具有特殊的地位。白在这里是圣洁的象征，释迦摩尼的代表色彩就是白色。据说释迦摩尼“往胎”之相为白象。释迦“八项成道”之三则有白莲花，之六有白马[4]。佛话中往往由白来表示菩萨之心，比如观音菩萨的衣饰多用白色：“名曰普贤，身白玉色”[5]；维摩诘居士“虽为白衣，奉持沙门清静律行”[6]；弥勒下降人间，“其地平净如玻璃镜，大金叶华，七叶宝华，白银叶华，华须柔弱，状如天蹭……”[7]华即花，这里相提并论的是黄花与白花，它们作为典型的满贮着佛学内蕴的意象，“尚黄善白”则人所共知了。由此可推论，唐代首开先河，流行举子着白衣，与佛教中的善“白”思想观念有着某种必然的联系。

三、服色艳丽与佛教崇“艳”试释

佛教美学在否定男欢女爱的艳情时，又肯定自然形式美、自然生命美的艳情。在古印度人的观念中，从来都是万物有情、万物有生命，他们把万物称为有情众生。只要是拥有“清白的、纯洁的，光彩的或美丽的”自然万物，都可以用“艳”来表示。早期佛教造型艺术中大量刻画的动植物的象征形象和男女药叉的美妙形象，就有“艳”情味的表现。后代的美学理论家婆罗在《舞论》中解释：“艳情常由常情（固定的情）欢乐而生，以光彩的服装为其灵魂。正如世间凡是清白的，纯洁的，光彩的或美丽的都以‘艳’表示。”[8]所谓“光彩的服装为其灵魂”除了指人类的衣服，还包括动植物的外表形态和色彩对人们审美的影响。丝绸之路的开通，佛教艺术之花在唐代的盛放，为唐朝的服饰增加了新的审美元素和色彩。“近世妇人，衣服修广之度及匹配色泽，尤剧怪艳”[9]。天竺人新颖的配色方式的引进，主调鲜明、强烈，具有富丽、明快、轩昂之气势，类似于印度浓郁传统色彩的“沙丽”。使唐代服饰的色调由古朴沉郁变为明快华丽，洋溢着浓厚的异域风情，丝绸色彩的艳丽华美前所未见，甚至一些服色匹配“尤剧怪艳”。性喜装扮的唐代妇女服饰色彩不但善于发扬本民族的特色，还吸收了其他文化中的有益成分来扩大和充实自己经济的繁荣，政治的稳定，兼收并蓄的态度，使唐时期的服饰色彩呈现出一种富丽堂皇、生机勃勃的艺术风格。

四、佛国异域染料的引入

唐代服饰色调的染料，多从异域引入，这与佛教在唐代的传布与盛行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盛产品种繁多的各类花草古印度湿热气候，为天竺人提供了制作天然染料的自然植物，人们渲染出色彩缤纷的绚丽服饰色彩，构成佛国艳丽独特的服饰审美风格。随着佛像东传的需要，承载佛陀图像的唐卡或彩塑等在唐代传播开来，佛国艳丽自然的矿植染料随即引入大唐，使得唐代丝绸染料多以植物染料为主。从《新修本草》和《本草拾遗》等书的记载中，我们会发现许多并非中原所产的染料种类，这些都是通过与外域的文化交流而引入的。

唐代服饰染料大多数来自古印度天竺及外域地区的植物染料和矿物质，不难看出，当时人已充分意识到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这些艳丽丰富的外域染料随着佛教的东传被引进到中土，广泛运用于多彩的大唐服饰，为其增添了浓郁的异域色彩。这种运用天然植物充当服饰染料的方法和技术，体现了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协调统一，符合中国传统的“天人合一”思想观，因而在唐代大受欢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