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根

提 要：卡罗·金兹堡的“微观史”实践含有强烈的史学理论指向。他针对小人物心智的细致考察拓展了历史学“自下而上”的视野，发现小人物也有大智慧。这对精英史观的片面预设形成质疑，但史料匮乏使关于大众意识的历史影响的分析难以进一步深入。金兹堡强调关于小人物的意识研究应深入到文化意义上的个性化阐释，反对只关注意识共性的心态史取径，然而他将个别小人物的心智特性比附为大众群体共有的文化属性的策略有以偏概全之嫌。金兹堡批评计量方法的局限，认为基于口述材料的阐释性叙事在呈现大众文化史方面更为有效。他的论说揭示了叙事在交代细节和还原情境方面的特殊作用，明确了计量和叙事在长、短时段研究中的各自优势。总体看来，金兹堡的论说使一种多元主义的历史认识论变得较之以往更为令人信服，即历史本身是一种多相性且异质性的存在，因而不可能期待凭借单一的视角、模式、方法就彻底地对其进行解读。就此而言，历史学不应再追求自然科学式的自我整合，而是应该思考如何合理地利用更多元化的研究模式和解释工具，使不同层面、不同类型的历史事实得到解读。

关键词：卡罗·金兹堡；微观史学；理论指向

20世纪70年代以来，以社会底层民众为主要研究对象的“微观史学”产生了巨大影响。其中，意大利历史学家卡罗·金兹堡（Carlo Ginzburg，1939— ）在该领域的探索最具代表性和启示性。60年代，金兹堡针对16世纪欧洲民间巫师复杂的信仰状况进行了一系列微观考察。11976年，他的《奶酪与蛆虫》细致呈现了一个16世纪意大利普通村民的所思所想，使学者们认识到微观取径在大众史研究主题上的有效性。2不仅如此，金兹堡还基于微观史实践对既有的历史解释观念、研究取径及解释方式进行反思。本文试图在分析金兹堡微观史研究成果和主张的基础上，对他的微观史学研究的理论指向做出诠释，讨论其史学的理论意义和价值，追问其中存在的问题。

一、通过“自下而上”的历史考察反拨精英史观的片面性

金兹堡通过对小人物心智的微观考察向精英主义史观的理论预设发起挑战。在他看来，单以精英群体为视角的历史考察会造成认知上的偏差。他说：“接受通常的论证标准必然会夸大统治性文化的重要性……依此思路，我们不可避免地以‘证明传统论点的形式而告终，即认为思想总是且只能来自受过良好教育的群体。”1

金兹堡批评的是长期内化于史学认识论中的精英主义观念。精英主义史观与那些以政治为主题的历史研究互为支撑，构成了兰克时代历史学的基本预设，即假设那些只有在政治上权力在握和在能力上本领杰出的人才会与历史发展的进程与走向存在关联，因而历史学的任务就是记载这些精英人物所策动的政治军事活动，及其提出的伟大思想的更替和发展。意大利学者维尔弗雷多·帕累托（Vilfredo F. Pareto，1848—1923）的表述代表了那一时期史学家的精英主义倾向：“在历史上，除了偶尔的间断外，各民族始终是被精英统治着……精英是指最强有力、最生气勃勃和最精明能干的人，而无论好人还是坏人……人类的历史乃是某些精英不断更替的历史……”2精英主义史观基于精英人物享有优越的社会地位，并进而占有远胜于平民的物质和精神资源的事实，认定精英必然是历史进步的引领者。这种观点固然有道理，事实也往往如此，但它的问题在于间接地制造一种“大众庸俗论”的误导，即在很有可能过分夸大了精英人物的历史影响力的情况下，过分低估、甚至完全忽视了大众群体的进步性，粗暴地将之理解为“乌合之众”，全然置之于人类思想发展的从属地位。

金兹堡的微观史考察证明小人物也可以自发地形成深邃的思想。在《奶酪与蛆虫》中，他对一个外号叫“梅诺乔”（Menocchio，1532-1601）的16世纪意大利山民的世界观进行考察，发现这个小人物通过对实际生活经验的反思，产生了一些令人意外的想法。例如，他经营奶酪作坊，因而说“教会的清规戒律就是桩生意，他们就靠这个过日子”；3他用一种社会底层特有的、朴素的物质主义思维质疑圣母和耶稣的神性，他说：“她生下他却仍是一个处女，这不可能……”并怀疑道：“如果耶稣真是不朽的上帝，他就不可能允许自己被抓起来并被钉上十字架……”；4他从制作奶酪的过程中获得了关于宇宙起源形态的奇思妙想。他说：“在我眼中，一切都曾处于混沌状态，也就是说，土地、空气、水和火都混杂在一起；随后这团混沌凝固成块——就像将牛奶制成奶酪一样——奶酪上继而生出了蛆虫，这就是天使。”5此外，他关于信仰虔诚的困惑折射出开放的文化多元主义观念。他说：“我坚信每个人都认为他的信仰是正确的，但我们的确不知道哪一个信仰才是正确的：只是因为我的祖父、父亲和我的家人都是基督徒，我也就想要作一个基督徒，并且相信这个信仰是对的……”6

金兹堡基于梅诺乔事件，突出平凡的小人物意识中也有比较深刻的洞见，从而将批评的矛头指向了精英主义史观在进步性的阶级归属问题上过于简单的历史判断。他谈道：“在什么程度上，第一阶层是隶属于第二阶层的？……历史学家最近仍对此说不准。这应当归咎于对上层社会的文化观念的普遍坚持——在绝大多数的情况下，原始理念和信仰被认为是上层社会的产物，下层社会传播的观念则是不重要的无意识行为”。1不过，这里的关键问题不是判断梅诺乔的言论内容是否深刻，因为其言辞的犀利是显而易见的。关键在于，梅诺乔的一系列想法中有多少是主动且自觉的？如果他是从精英人物那里分享了针砭时弊的见解，此事便顺理成章，不足为奇了；而如果梅诺乔是基于自己的实际生活经历和体会，自觉地出此言论，这个小人物的事迹才具有其独特的价值和意义。从金兹堡呈现的梅诺乔事件的细节上看，梅诺乔以经营奶酪作坊为生，从未离开过意大利弗留里的山区。唯一有可能认为他受到精英文化激省的根据，是他能读会写，读过一些非正规出版的小册子。可是，并不能因此就简单地将其意识中的时代进步性看作是对精英文化的附和。通过阅读，梅诺乔最有可能了解到的是教会的虚伪和奢靡（金兹堡发现，梅诺乔读过方言版的《十日谈》，详见本文第二部分的论述），从而使之产生了对教会的不满。然而，他对神性的质疑，关于异教信仰的多元主义解释，特别是对世界起源的奇思妙想，则很有可能生发于他自己的意识。因为从时间上看，米歇尔·蒙田（Michel de Montaigne，1533—1592）在撰写他那本被视为文化多元主义启蒙著作的《随笔录》时（1572年），梅诺乔早就开始向身边人发表着其不合时宜的言论；在梅诺乔由于宣扬平等并抨击教会的清规戒律虚妄无实而被教皇下令处死（1600年）的117年后，伏尔泰（Voltaire，1694—1778）因遭到相似的指控而被投入巴士底狱。当然，与思想家相比，梅诺乔思想的系统性要朴素许多，但这个小人物的发言在剥离表象看本质和追索客观世界本原方面的深刻程度堪比前者。这是金兹堡揭示一个小人物事迹在历史进步性判断方面的特殊意义，即最大程度地为论证小人物也有大智慧的假设提供了依据。如他所说：“我们已经数次在语言的深刻差异下看见了在我们竭力重建的农民文化基质性潮流和16世纪最进步的文化圈层之间的惊人相似性……拒绝简单化的解释暗示了一种关于当时统治阶级文化和被统治阶级文化之间关系的更为复杂的假设。”2

金兹堡通过“自下而上”的历史考察，提供了一种比精英主义史观更为合理、开放的历史解释思路。显然，金兹堡的批评重点不在于指出精英主义史观在多大程度上脱离了历史的实际状况。他着重强调的是，在解释历史进步和分析意识观念发展动因问题时，不应简单地将大众群体视为被动的附属者甚或是完全忽视其影响。金兹堡的批评恰当且适度。他并没有试图将梅诺乔事件与某种大众意识优于或先于精英群体的历史假设联系起来，也没有由此计划用一种同样片面的平民主义或大众主义的取向替换精英主义史观。金兹堡意在突出的是大众视野或说是“自下而上”的史学视角在历史考察中的必要性。因为如果一个土生土长的山民在宗教改革时期阐发了某种带有启蒙意味的意识观念的话，那么在着手文艺复兴、启蒙运动这类以社会观念变革为主题的研究时，研究者们就有必要考虑到大众群体的参与和影响，并进而考虑社会思想观念的变革是否有可能是社会各阶层意识共同进步的结果，而不仅仅是少数精英人物启蒙的产物。这就使关于人民大众历史地位的判断超出了物质性建设的范畴，进入了其在多大程度上参与了社会文化观念的主体构建的领域。

不过，史料匮乏限制着这种“自下而上”的历史考察进一步发挥其在历史意识考察方面的特殊作用。大众史长期处于历史学研究的边缘，其原因之一就在于：能够展现大众群体实际生活状况的历史文字相比于精英群体的材料少得多。就如埃里克·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m，1917—2012）指出的那样，“底层历史只是从普通人成为决定推翻王朝和构成事件的经常性因素开始，才与那种按传统来撰写的历史——关于重大政治决定和事件的历史，或是其中的一部分——发生了联系。”3更大的限制在于，金兹堡试图在史料有限的情况下将大众史考察细致到小人物思想的深处。如此一来，可供利用的历史材料少之又少。金兹堡在《奶酪与蛆虫》前言的开头就谈道：“关于过去底层阶级的行为与态度的史料匮乏虽然不是这类研究面临的唯一问题，却毫无疑问是最主要的障碍。”1即便是对其关于磨坊主梅诺乔心智的成功考察，金兹堡也承认这项研究是十分有限的。他说：“虽然我们想知道更多与梅诺乔有关的事情，但我们确切所知的内容只允许我们重建所谓的‘底层文化（the culture of the lower classes）乃至‘大众文化（popular culture）的一块碎片。”2在这种由精英和大众构成的二元模式下讨论社会思想进步性的问题，不可避免地需要提供更多的在相当程度上是自发产生进步思想的大众人物的实例，或者说，需要从历史影响的层面证实梅诺乔式的、来自大众群体的深刻意识活动广泛存在，并证实这些活动在很大程度上参与推动了人类思想意识的跃进。然而在实践中，现有成功的针对小人物心智的微观考察为数尚且有限，3那么若想将这种从个案中洞悉到的可能性认识转化为相对确定性的、普适性的判断就更难以完成了。

金兹堡通过“自下而上”的视角将过去的小人物状况原原本本地呈现出来。以此为基点，精英主义史观中的一些被认为理所当然、盖棺定论的判断如今重又回到被追问的状态，关于大众阶级有可能凭着自发的进步性意识参与社会观念演进和变革的假设，也因此有了进一步探讨的可能性。当然，新的想法从可能性到被证实仍需在史料上开发新的途径。

二、提倡大众意识研究从“心态”分析转向“文化”阐释

金兹堡在微观史实践过程中坚持认为，个体行为的“文化”阐释能比心态史的集体意识分析更真实且丰富地展现大众意识的内容。他强调：“我宁愿冒险陷入过分琐碎，也不愿每一步都运用诸如‘集体心态或‘集体心理学之类概括而模糊性的词汇。”4

“心态史”（the history of mentalités）是法国“年鉴”学派倡导的意识史研究模式。它的界定比较模糊。雅克·勒·高夫（Jacques Le Goff，1924—）强调心态史不考虑各社会群体意识的阶级差异。他说：“心态史所揭示的是他们思想中非个人的内容：这内容是凯撒及其古罗马军团中最低一等的成员所共有的，是圣路易及其土地上的农民所共同的，是克里斯托夫·哥伦布及其手下水手共有的。”5米歇尔·伏维尔（Michel Vovelle，1933—）指出：“心态史所研究的是非常长的时段中一系列隐秘的演进，这些演进是无意识的，因为生活于其中的人们并没有意识到这些演进。”6由此可见，心态史是一种研究意识活动共性的取径。它对多种多样的人类主观意识表现不感兴趣，而是更注重发现某种人类心智构成中共有且固有的反应机制。由于大众群体占有历史人口的绝大多数，在实践中，注重共性的心态史逐渐成为大众意识研究最常见的形式。

金兹堡认为心态史忽视了社会意识的阶级性差异。在他看来，至少在考察大众群体的意识活动时，用文化史的形式对大众意识进行具象化的考察是有必要的。他指出：“更多的针对心态史方法的争议是它那明确的无阶级差别的特征。”7他提倡“借鉴文化人类学”，“用‘文化一词定义特定年代底层阶级的态度、信仰、行为规则”。1文化人类学所谓的“文化”强调对地方性、特殊性或是日常性的社会行为的象征化理解，即不去关注作为社会上层建筑的艺术、文学和哲学思想，而是探查神话、传说、仪式、习俗等日常化、大众化活动的内在意识机制。2金兹堡强调：“只有通过‘原生态的文化观念，我们才能认识到那些曾经被强迫式地称为‘文明社会中的普通人实际上拥有属于自己的文化。”3也就是说，金兹堡认为历史学家应像人类学家对待陌生的土著文化那样对特定历史群体的文化特性和差异保持敏感。他解释道：“这就是为什么并非尽如人意的‘大众文化，会比‘集体心态更可取。阶级结构这个概念即使是在很笼统的情况下使用，仍然会比无阶级差别迈进一大步。”4

《奶酪与蛆虫》体现了金兹堡从文化取径考察大众意识史的研究思路。他指出：“梅诺乔的言论背后不是一种‘心态而是一种‘文化”。5在他看来，相比于心态史的群体式研究，从文化取径入手诠释个体人物的言行可以更多地揭示人类意识活动的复杂状态。他说：“为了重建梅诺乔所属文化的并不清晰的面貌和这种文化形成的社会情境，对于差异的分析性重建是有必要的。”6在研究中，金兹堡发现梅诺乔的意识构成受到了两种不同文化的影响。一方面，他从审判梅诺乔的司法档案记录中了解到，梅诺乔通过阅读流传于市井的方言版书籍，对精英文化的内容有了常识性的了解。他读过的书籍包括：非正规出版机构出版的弗留里方言版的《圣经》、《圣经故事选集》、《圣母玛利亚光辉经》、《圣徒传》、《吉乌迪西奥史》、《曼德维尔游记》、《赞姆波罗》、《编年史增补本》、《教士马里诺·卡米罗·德·莱奥纳迪斯关于佩扎罗城的准确历年计算法》、薄伽丘所写的未经删减的《十日谈》、意大利文版的《古兰经》；7从书的内容上看，他对天主教以及天主教世界以外地区的了解大体从阅读这些书籍而来。另一方面，金兹堡认为对梅诺乔的意识起决定性影响的是口口相传的大众文化传统。在他看来，大众文化在梅诺乔接受精英文化时起到了某种过滤作用，因而使其对外在世界和宗教的理解显得不伦不类。例如，梅诺乔认为“女王比圣母更伟大”，因为他在《圣母玛利亚光辉经》中读到“圣母的葬礼上有很多人愤怒地阻止葬礼的进行”，由此认为“圣母并不值得尊敬，因为她并不是像女王出巡时那样受到尊崇”。可实际上，书中这段情节的原意并非如此。那些阻止葬礼进行的人是有意破坏玛利亚葬礼的异教徒。他们以闹事者的身份在情节中出现是为了引出圣母显灵、慑服异教徒的后续情节。金兹堡认为，梅诺乔的阅读体现了不同文化对相同社会信息的差异性反应，而这个磨坊主的“张冠李戴”恰恰预示着某种与精英文化不同的文化形态的实际存在。他解释说：“梅诺乔的阅读过程是一种过滤的过程……这个过滤过程意味着一种口头文化的存在，这种口头文化不仅是梅诺乔的创造，它更广泛地分布于16世纪社会的各个角落。”8由此，金兹堡从文化的意义上将来自社会底层的意识状况与精英群体的精神内容区分开来。9

金兹堡的解释证明了诉诸文化视角的举措更适合阐释大众意识在过去的实际状态。依常识而言，一个欧洲前工业文明时期的普通农民不可能不受到由统治阶级主控的意识形态的影响，但若单纯从心态史的思路注重共性总结，那么必然对底层民众间可能存在的特有意识活动失于体认。在这种情况下，金兹堡这种从文化角度着眼大众意识的策略就更有可能在个性和共性之间找到一种比较切合实际的解释。当然，金兹堡的判断只是众多假设中的一种。但无论如何，相比于心态史那种不分阶级差别，单纯考虑社会意识共性的研究形式，金兹堡诉诸文化取径的策略更适合阐释社会意识的复杂性。至少，他补充了在心态史研究中很容易被遗漏的意识活动。

不过，金兹堡所倡导的从文化意义上解读大众意识状况的策略也存在问题。在《奶酪与蛆虫》的序言中，他宣称将梅诺乔作为大众文化的一个象征来研究。用他的话说：“一种以个体的、而且是明显反常的例子入手的考察，最终发展成了一种大众文化（更精确地说，是农民文化）的假设”。1金兹堡屡次试图通过梅诺乔的言行情况概括出某种大众文化的共性。如：“一种自发的农民激进主义（peasant radicalism）潮流”，“手舞足蹈的、含混不清的、大喊大叫地进行表达的口头文化”，“一种宗教性质的唯物主义（a religious materialism）”。2他用以证明大众文化普遍存在的基础是个别小人物的心智表现，而个体表现究竟在多大程度上能够代表一种文化圈层的存在？这是值得怀疑的。

最易引发争论的是金兹堡选择的个体能否真正代表所谓的“大众文化”。从梅诺乔事件的始末可见，这个思想怪诞的磨坊主不仅是宗教裁判所的法官和省治安官们严厉打击的对象，也遭到了很多村民的排挤和抵制。金兹堡恰恰选择了这样一个不从众的人物作为其所假设的大众文化的代言人。在批评侧重意识共性的心态史取径的情况下，金兹堡这种试图概括大众群体意识共性的努力就有可能使其微观史研究走入逻辑困境。一方面，如果不能与大众文化之类的普适性假设形成衔接，即便梅诺乔事件在精英主义史观方面起到了一定反拨作用，但其内容却与逸闻趣事或是民间传奇相去不远。可是从另一方面讲，在没有更多可靠史料佐证的情况下，金兹堡无法确认梅诺乔足以代表数以百万计的16世纪欧洲大众群体。因为“大众群体”这一概念指涉众多。它包括了农民、手工业者、小商贩、流浪者、巫师、异端、女人等特征各异的群体。很难说这些处于不同境遇，同时也必然是从不同角度理解世界的大众群体的意识状况都与梅诺乔这个磨坊主的心智保持大体上的一致。

金兹堡也意识到梅诺乔的共性指涉可能过于宽泛了些。他的解释是：基于个案特性的考察对普遍共性进行假设的做法至少提供了一种可能性。他说：“认为我假设梅诺乔的宇宙观念有着古老的口述传统不具说服力是有道理的——以后也可能会这样。即便如此……我还是打算在未来通过另外的证据证明其可能性。无论如何，对于那种以完全多相性的（heterogeneous）、实际上是以不均衡的史料为基础的研究路径，发展出一种与之相适应的新式的证据标准是可行的。”3金兹堡曾用“正常的例外”（normal exception）的概念阐明他这种从个案考察直接转向共性判断的跳跃式论证的特殊意义。他强调：“如果一个非正常的个案是尤其重要的，那是因为不正常暗示着正常。而我想通过在答案式的概括和追问式的概括之间做出区分来使研究深化。在我看来，个案研究的潜在价值主要在于后者。”4可见，金兹堡似乎试图通过提醒批评者重视可能性，即重视梅诺乔事件可能的共性指涉，以及他所实践的微观史取径所能开发的无限可能性，以淡化他们对其研究的确定性的怀疑和苛求。

在笔者看来，金兹堡的微观史研究应将阐释文化的多样性作为努力的方向，而不是试图对大众文化的特性做整体性概括。因为，既然“大众文化”本身就是一种难于统一的复数形式的存在，那么大众文化史的研究者就没有必要追求指涉广泛的共性判断。这样一来，在宽泛的“大众文化”概念之下，研究者阐述的侧重点也应相应地有所转移。研究者首先须明确其研究对象具体来自大众群体中的哪个圈子，同时还应在考察中关注研究个体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执行着这个具体群落的意识秩序。较之共性指涉，调查大众文化多样性的意义范畴小了一些，但从合理性上讲，研究的结论却是经得住推敲的。

实际上，心态史和微观的文化史处于这样一种学理关系：两种取径分别代表了现代历史学在共性和个性两个向度上的不同志趣，而对于意识史研究者来说，对一个民族或时代的心态共性进行分析和对特定群体心智的个性化考察都是必要的。历史意识研究的问题不在于心态史和文化史何种取径更合理，而在于使用者是否将之用于匹配的研究向度。心态史模式更适合对人数较多、分布范围更广的社会群体进行分析，而如果调查不同社会小群体的心智特性及其彼此间的差异性时，金兹堡所采用的文化人类学式的个案研究则更为合适。在实践中，共性和个性往往难于兼顾。在个性解释过于琐碎、共性分析又难以令人信服的情况下，以一种相对碎片化的形式，展现社会底层不同群体的文化多样性和心智构成的复杂状况也许是金兹堡的微观史实践最为合理且有效的出路。

三、主张大众文化史写作从计量转向叙事

金兹堡是将计量方法用于大众文化史研究的主要批评者之一。他对大众文化史研究广泛计量化、大众历史的细节被普遍忽视的状况极为不满。他在文章中提到：“我们倾向于用十年周期的平均值和半对数函数图体现出的平均变化率来思考问题。活生生的体验基本上被贬斥到边缘。”1

20世纪中期以来，计量方法在数据统计和宏观比较分析方面的优势越来越迎合历史研究者的技术需要。按照弗朗索瓦·菲雷（Fran?ois Furet， 1927-1997）等人的设想，史学的计量化“将自然科学处理资料的方法用于研究特殊性的历史学，从而使之成为自然科学的副产品，只不过是将问题和概念转而用来研究过去而已。”2在此思路的指导下，皮埃尔·肖努（Pierre Chaunu， 1923-2009）提出“序列史”的口号，即“将历史事实组建成均匀的、可比较的单位所构成的时间系列，同时能够通过特定的时间间隔——通常以年为单位——来衡量这些历史事实的演进。”3在此趋势下，通常以群体性研究的形式出现的大众史考察被认为是与计量方法最为接洽的领域。4大量的曲线图和表格被用于以大众文化、地方性文化为主题的处理与分析。

金兹堡认为，过分侧重历史的计量化分析，将失于对个性化活动的体察。他指出：“序列化历史学所面对的最严重的问题正在于其基本目标：‘个人的经济角色或社会文化属性的平均化。平均化观念具有双重欺骗性。一方面，它歪曲了显性因素：在任何社会，史料产生的条件都基于权势倾向并造成一种固有的不平衡。另一方面，它取消了很多文献中都存在的特殊性以获得同质的和可比较的材料。”5他由此质问道：“那些在书籍流通中占有大比重的年鉴，颂歌集，诗集，圣徒传和全部的文学小册子，在我们今天看来似乎仅成了静止的、迟滞的，和固定不变的了。他们可曾注意到那时的大众是怎么阅读它们的？读者在多大程度上利用流行的口头文化插入、修改、重构、甚至是根本改变了这些书籍中的观点呢？”1

金兹堡在大众史研究发起于计量形式的局面下，倡导对小人物历史的叙事化呈现。如他所说：“在开始写作《奶酪与蛆虫》之前，我长期思考了研究推断和叙事策略之间的关系……我的出发点是以那些把梅诺乔送上刑场的人所制造的资料为基础，重建磨坊主梅诺乔的心智，道德和奇思妙想的世界。”2具体说来，金兹堡通过两个步骤实现他写作小人物历史的计划。

其一，他将口述性材料作为细致调查大众历史的基础性史料。在前工业文明时期，宗教裁判所的法官对民间的异端或巫术活动极为警惕。曾有大量有悖逆天主教信仰嫌疑的平民被送到宗教裁判所受审，且审判的内容都被记录在案。金兹堡认为，这些庭审记录可以帮助历史学家像人类学家进行“田野访问”那样近距离地考察过去的小人物。他指出：“世俗的和宗教的庭审程序堪比人类学家的手册，记录了几个世纪以前的田野工作。”3金兹堡认为，虽然历史学家无法像人类学家那样与自己的研究对象进行直接交谈，但却可以借助法官步步紧逼的盘问了解小人物的心思。如他所说：“毫无疑问，欧洲的由宗教裁判所主持的审判为试图重建普通民众信仰的历史学家提供了更多有价值的证据……究其根本，法官一直试图从被告人那里发掘出难以捕捉的证据，这与我们的目标没什么不同：……当阅读裁判所审判记录时，我总是感觉就像我正在越过法官的肩膀观望，跟随他们的足迹，希望所谓的犯人对他们的信仰畅所欲言。”4

其二，金兹堡强调注重对口述材料中的冲突性对话进行阐释，从而窥得最真实的大众心智状况。在他看来，即便是如司法档案之类的口述材料能原原本本地记录法官与犯人的对话，但被动的一方往往阳奉阴违，混淆视听。他说：“很明显，在这些文本中进行对话的人并不处于平等地位……在此意义上，犯罪者的回答最频繁的是作为一种法官提问的附和。”5因此，金兹堡强调：“为了破译这些不平等的对话，我们必须学会在平顺的文本表面，洞悉到威胁与恐惧，攻击与退让的微妙交织。我们必须学会破解那些构成此类对话的文本性交织物的不同线索。”6在他看来，历史学家不应仅重视对话的内容，还应注意对话的语境和态势，尤其是着重调查一些具有显著冲突性的对话。他说：“在一些例外的案件中我们会获得一种真实的对话：我们可以听见独特的声音，探查到一种不同的，甚至是对抗性的声音。”7也就是说，金兹堡认为若想在统治阶级文化或精英文化主控的文本中听到大众文化的真实声音，就必须从那些有点“较真儿”的平民入手。在他们斗胆与法官进行争辩时，才可能毫无顾忌地发表一些真实主张。

金兹堡的微观史作品正是以口述材料为基础，通过阐释性叙事的方式呈现的。以《奶酪与蛆虫》的写作形式为例：金兹堡先以背景信息的介绍开篇，继而按时间顺序逐一还原了梅诺乔屡次受审的现场情况。随着梅诺乔被罗马教皇宣判死刑，作者的讲述也进入了尾声。不过，历时性讲述和场景描写在金兹堡的叙事中只起到引发反思和提出问题的作用。相比于传统的叙事史，《奶酪与蛆虫》的叙事具有显著的“夹叙夹议”的特点。在书中，叙事的内容不仅包括对审判过程的交代，还有与梅诺乔言论有关联的诸多信息的介绍和对比。每当梅诺乔发表一番言论之后，金兹堡都会通过揭示一些貌似不合常理的或矛盾的现象，对其背后的深层次原因和文化传统加以解释。例如，他会分析梅诺乔的言论是否受到路德教派以及再洗礼教派的影响，1也将梅诺乔的经历与另两个同时期的异端教徒作对比，从而发现梅诺乔的心智特性。2同时，他将梅诺乔关于“世界起源于奶酪般混沌”的想象与印度古老宗教关于世界起源的讲述相比较，3也将梅诺乔质疑上帝神性的观点同16世纪西班牙神学家在《三位一体之谬论》（De Trinitatis erroribus）中的观点进行比较，4揭示其间不可思议的相似性。显然，金兹堡在其微观写作中对叙事进行了改良。他充分发挥了叙事在呈现细节和还原现场方面的优势，并在此基础上增加了叙事的解释能力。

金兹堡的研究以最具针对性的方式昭示了一个多世纪以来的历史学家在理解求“真（truth）”宗旨时存在的误解。在通常被视为简洁明了的求“真”主旨背后，历史学实际上对事实有两种要求，一是“准确”，二是“真实”。二者貌似相同，但获取历史之“真”的形式却有所不同，不可混为一谈。如果内容可供量化，当代新史学探索者往往更倾向于通过呈现一种自然科学式的“准确”，从而实现求“真”的目标。可是，历史学的求真主旨中还包括对“真实”的主观性活动进行还原的志趣。主观活动不构成数字形式的序列，也不与任何总体性规律形成必然的关联。它总是以个性化的形态在有限的场域内发生。从实际的效果上看，计量方法只在处理经济史和人口史等宏观的、趋势性的分析时才能说明一些问题，而在考察观念、信仰等历史主题时则并不比叙事呈现的内容更令人信服。换句话说，它可以在很多时候提供一种抽象的“准确”，但并不能更好地重构历史现场的“真实”。“16世纪欧洲有多少天主教信徒”这种问题就不适合运用计量方法。因为数字无法告诉我们文艺复兴时期的天主教徒在多大程度上保持着对上帝的虔诚。因此，在解释这部分历史时，史学家要尽可能细致生动地呈现“真实”体验，而非一目了然、有章可循的“准确”分析。

从金兹堡的微观史实践可以认识到，呈现体验式的、真实的历史的最好方式就是叙事。叙事有两个特性适用于解释不可计量的那部分历史。其一，它有能力从微观层面将个体人的经验和经历尽可能细致地进行解释。在以叙事呈现的历史中，人们能从形象、对话、行为、神态等多种具象表现上了解到最细致、并因此往往也是最真实的历史。显然，知道一个16世纪山民的实际经历，面对他的滔滔不绝和妙语连珠，洞悉他的傲慢、惊恐、愤怒、犹豫和迷惑，远比看着一串被归类为“平民”、“大众”或“农民”的数字或图表要更便于读者理解16世纪。其二，叙事具有还原历史情境的能力。在研究任何一个历史主题时，历史学家总是要提醒自己和他的读者避免出现以今释古的错误。吕西安·费弗尔（Lucian Febvre，1978-1956）就强调“最严重和最不可饶恕的错误就是时代错置”，5而通过叙事还原特定情境则是避免时代错置的有效手段。一方面，气氛和场景等外在状况需要通过叙事加以描述；另一方面，叙事可以用一般化的语言对隐匿于事件表象背后的复杂关联进行深度的阐释，如通过讲清人物话语所指涉的文化根由或内在关系，使言不由衷、沉默不语、虚张声势等矛盾化的外在表现获得内在的理解。

需要强调的是，计量与叙事在历史解释中各有所长。实际上，两种解释方式的使用完全取决于史学家所研究主题的性质。从宏观视角、长时段着眼的社会性问题不可避免地要将一个个活生生的个体化约为数字进行序列化处理，因为这类研究只考察人类某一种外在的共性在多大的时空范围内存在过或起过作用，而通常这种共性并不受到人物个体因素的干扰或左右。对这类主题作计量化处理是合理有效的。叙事的必要性体现在微观视角、短时段下的人文主题。人文领域必然是以体验的方式获得理解的。以少胜多的关键战役在计量上与通识性逻辑是相违背的，但通过叙事阐明民族精神、兵法智慧、人心向背的作用，就可以找到合乎情理的解释。历史学在社会和人文两个向度上怀有抱负，决定了历史学必然从计量和叙事两种形式上寻求解释。

结 语

金兹堡的微观史研究可谓一石多鸟。在扎实的近距离历史特写背后实为丰富的理论反拨。他对自上而下的精英史观、偏重于共性分析的心态史路径，以及显露泛化应用之势的计量方法的片面性提出质疑，提醒读者正确合理地看待它们的功用和局限。当然，理解金兹堡的理论和观点必须回到这些论说的语境。他所批判的是某些历史研究路径、模式、方法被过分坚持和推广的现象，却并不主张用他所提倡的观念、策略和方法全然代替先前的主流模式。金兹堡基于微观史学的理论辩说的重要意义在于使一种多元主义的历史认识论变得更令人信服。他的论说突出了这样一个事实：历史本身就是一种多相性且异质性的存在。用他的话说：“历史学是一门前范式的学科……历史学中还从来没有出现过创造了强有力的统一性范式的一位伽利略或者一位牛顿……倘若我们看看满世界正在搞研究的历史学家，我们没有办法断定这一位或者那一位是在范式之内或者是在专业之外。我只能用否定性的范式来描述这种情形。”1由此看来，虽然金兹堡的微观史学研究在某些解释观念上存在争议，微观取径进一步合理化和广泛化的设想也面临重重限制，但是他的论说推动着历史学自省向更现实、更合理的方向发展。相比之下，传统的精英主义叙事编年史和“新史学”的泛科学主义倾向对历史属性的理解就稍嫌简单了些。实际上，看似明确的“还原过去”的历史学理想却需要在多个层次上通过多种方式来实现的。它既要对个性保持敏感，又要对共性有所见解；既要从微观上呈现出具体的人物和事件，又要从宏观上讲解结构和机制；既要像心理学家、人类学家那样努力地通过研究对象的外在活动进入其内在的意识世界，又要像哲学家、社会学家那样尽可能排除主观因素对分析判断的影响，力争从客观立场思辨某种“大势所趋”。在如此复杂的情况下，历史学理解的规划相应地也要更现实一些。不仅不能要求一种范式、观念、方法在各个历史向度和层面上都是合理有效的，更要充分考虑到历史学追求之“真”的复杂性。从金兹堡的理论论说看去，史料生成事实的过程并不如想象的那般顺理成章。如果用多元主义的观念去理解历史学研究，“何种方法才能揭示历史事实”这种提问本身就是一个伪命题。当前，合乎实际的历史研究方式只可能是在特定范畴内，通过一种相对有效的研究模式或方法，揭示历史事实的某个层面或某种状态。而一旦研究的主题发生变化，研究者运用的模式和方法也必然要做相应的调整，最终呈现的历史事实也很可能以另一种形态呈现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