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韩兆琦

隐士的由来
——《中国古代的隐士》

文/韩兆琦

隐士也叫“幽人”、“逸士”、“逸民”、“高士”等，《后汉书》有《逸民列传》，《晋书》、《唐书》、《宋史》、《明史》等都有《隐逸传》，《南齐书》有《高逸传》，《清史稿》有《遗逸传》，嵇康、皇甫谧有《高士传》，袁淑有《真隐传》，称呼不一，写的都是同一类人。

隐士是与“官僚”相对而言的，它的含义是说，这个人本来有道德、有才干，原是个做官的材料，但由于某种客观或主观的原因，他没有进入官场；或者是本来做官做得好好的，后来由于某种客观或主观的原因而离开官场，找个什么地方“隐”起来了，这就叫“隐士”。当隐士的如果改变行迹，进入官场，这叫“入世”；当官僚的如果改变行迹，离开官场去当隐士了，这叫“出世”。我们就从这一“出”一“入”上，也可以看出“隐士”与“官僚”的对应关系了。一般的农夫樵子是绝对不能称为“隐士”的，试想，如果一亿人里头有九千八百万“隐士”，那“隐士”还能值钱么？

“隐士”和“官僚”在我国几千年的封建社会里，是一对面貌不同、服装不同的孪生兄弟。它们彼此依存，有矛盾，也有联系，它们是被历代统治者用来统治国家、统治黎民百姓的两种政治势力。这对于某些愤恨官场、誓死不与统治者同流合污的人来说，似乎是有点委屈，但少不能胜多，点不能概全，就几千年来滔滔汩汩的所谓“隐士”这种文化现象的总体而论，对其基本性质我们不能不下这样一种严峻的结论。

中国最早的隐士，看来要算巢父、许由、王倪、善卷等人了。据皇甫谧《高士传》说，许由是唐尧时代的人，唐尧想把天下传给他，许由不仅不接受，而且还认为是唐尧这话弄脏了他的耳朵，于是赶紧跑到颍水边上去洗。这种故事大体都来源于《庄子》，是庄周学派为表达自己的政治观点而编造出来的情节。司马迁对此是不相信的，他在写《史记》的时候，曾特意地加以辨明，剔出不要。

秦末汉初的隐士著名的有圯上老人与商山四皓。圯上老人就是张良早年避难时在下邳破桥（圯）上遇到并接受了他的赠书的那个颇有神秘色彩的老头儿。商山四皓见于《史记》，他们是秦末的隐士。当刘邦灭秦灭项建立了西汉政权，晚年想要废掉太子刘盈，另立赵王如意的时候，吕后听取张良的主意，派人请来了商山四皓，通过他们的活动，保护了太子刘盈的安全。

《后汉书·逸民列传》说：“光武侧席幽人，求之若不及，旌帛蒲车之所征贲，相望于岩中矣。”召集前一个王朝的反对派来为自己服务，既得实利，又获好名声，刘秀何乐而不为呢？这大概是封建王朝真正从国家的政策制度上做出的优礼隐士的开端。但东汉王朝的这种做法并没有维持多久，“自后帝德稍衰，邪孽当朝，处子耿介，羞与卿相等列，至乃抗愤而不顾，多失其中行焉”。也就是说，从东汉后期开始，脱离官场，与现实政治对立的隐士又多起来了。

从这时开始，中国隐士的历史逐渐进入了它的黄金时代。这以后不仅在野的文人士大夫们喜欢当隐士，而且即使是现任的政府官僚们也总爱以“隐士”相标榜。他们在其位，不谋其政，对国家的大事不表态，不关心。在魏晋或魏晋以后的相当一段时间内，这种行为不仅不受到斥责，反而会被人认为是一种“清高”，而那些操劳国家大事的人反而被认为是“庸俗”。这种局面的出现，是与汉魏之交、魏晋之交的政治迫害分不开的，当时许多有名的文人如孔融、杨修、祢衡、何晏、嵇康、陆机、郭璞等，都是死在了当时的政治斗争旋涡中。为了躲避这种迫害，有些人躲进深山去当隐士，如孙登、董京等；但也有许多人离不开官场，于是便整天喝酒、吃药、谈玄，反正不谈论国事，不评论人物的优缺点，这种人的代表就是以嵇康、阮籍为首的“竹林七贤”。他们这种人也说自己是“隐士”，而且调门唱得比任何隐士都高。他们说“隐于山林”的是“小隐”，因为他们是害怕经不住红尘的诱惑所以才躲到了山林岩穴之间；而能够“隐于朝堂之上”的才能算是“大隐”，因为他们内心修炼得好，不怕任何外界的干扰与诱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