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云芳



城市化、产业结构调整和城乡收入差距——以陕西为例

王云芳1,2

（1.北京理工大学 管理与经济学院，北京，100081；2.延安大学 经管学院，陕西 延安 716000）

本文基于2002-2011年陕西省市级数据,利用面板回归方法对产业结构在城市化影响城乡收入差距中的效应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发现：（1）产业结构升级在城市化进程对城乡收入差距的作用中发挥了中介效应，使得城市化进程进一步缩小了城乡收入差距。（2）产业结构优化在城市化进程对城乡收入差距的作用中发挥了调节效应，即强化了城市化对城乡收入差距缩小的作用。

产业结构；城市化；城乡收入差距

一、引言

在全球城市化进程与经济全球化日益加快的国际大背景下，我国城市化进程也不断向前推进，但与此同时，城乡收入差距也在不断扩大。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13年经济数据中，全国居民收入基尼系数为0.473，再次引发了人们对居民收入分配问题更多的关注。而在我国居民收入不平等中最为突出的是城乡不平等，其贡献率占63.66%-65. 24%，远远甚于区域不平等（贡献率为 22.15% -23.73%）[1]。收入直接影响到人们的消费需求，而消费又是国家经济增长的强大动力，因此，城乡收入差距问题的严重和持续将成为影响国家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因素。人们自古以来就有“不患寡而患不均”的心理，收入差距和分配问题是百姓最关心的问题，处理不好，会影响到国家和社会的安定。国家总理李克强指出：“中国已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但发展还很不平衡，尤其是城乡差距量大面广，差距就是潜力，未来几十年最大的发展潜力在城镇化”。由此说明了城市化在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方面的重要作用。并且，在国家进入新常态的经济发展态势下，结构调整，产业升级转型，城镇化等问题已成为国家宏观调控关注的重点。

关于城市化对城乡收入差距的作用，现有文献做了大量有益的分析。但是仍存在一些不足：首先，大多数关注的是城市化对城乡收入差距的直接效应，至于研究城市化对城乡收入差距的间接效应和作用机制的文献却很少。而从产业结构视角来研究产业结构调整在城市化对城乡收入差距作用中的中介效应和调节效应的文献则更少。其次，大多数学者在研究产业结构时侧重于产值结构分析，很少有从产业结构升级/高级化和优化/合理化两个维度来研究。另外，由于我国各地经济发展不平衡，各地的城乡收入差距和城市化进程存在显著差异。其中，陕西作为经济发展相对落后的西部地区的典型省份，其城乡收入差距比全国水平更为严重，城市化进程比全国更低。如图1所示，在1980-2012年间，陕西城乡居民收入比变动趋势与全国城乡居民收入比相似，但始终远高于全国水平，且从20世纪90年代末有不断扩大趋势。因此，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以陕西为例，着眼于产业结构升级和优化两个维度分析其在城市化对城乡收入差距影响中的中介效应和调节效应，以期在一定程度上弥补现有文献的不足，并为我国和陕西的经济发展做出有益的探索。

图1：1980-2012年陕西与全国的城乡居民收入比

二、文献回顾和理论假设

（一）城市化、产业结构升级与城乡收入差距

城市化对城乡收入差距的研究方面：Chen等学者运用一种新的计算基尼系数方法利用中国1978-2012年数据具体测算了城市化进程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2]，得出：城市率的提高在1978-2001年有助于扩大城乡收入差距，从2001以后有利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Li等学者运用地理加权回归技术和空间计量模型检验了城市化对城乡收入差距影响的时空差异，得知城市化进程能显著地缩小城乡收入差距[3]。

城市化对产业结构升级的文献研究：Singelmann基于对工业化国家1920-1970年的实证分析得出，城市化将会为服务业的发展带来更多的机会，同时城市化也是农业为基础的经济向服务业为基础的经济转型的主要因素[4]。因此，城市化是服务业发展的原因。中国经济增长与宏观稳定课题组认为城市化所具有的积聚效应对产业竞争力产生了直接的作用，有利于提升产业竞争力，并运用中国1995-2007年31个省、市、自治区的面板数据具体分析了城市化对工业竞争力和第三产业竞争力的影响[5]，得出城市化对工业竞争力的系数为0.0762，城市化对第三产业竞争力的系数为0.0389，表明城市化对工业和第三产业竞争力都具有正向的影响，且随着城市化水平的提高，第三产业竞争力的影响幅度低于工业竞争力的影响幅度。由于第二产业中工业占比很高，可以把工业占比近似看作第二产业占比。结合产业结构升级指标，即第三产业占GDP比与第二产业占GDP比之间的比值，再加上城市化水平提高对第三产业竞争力的影响幅度低于工业竞争力的影响幅度，可以推测得出：随着城市化水平的提高，产业结构升级程度会下降。

产业结构升级对城乡收入差距影响方面的主要观点是产业结构升级扩大了城乡收入差距。Chen等学者用1978-2009年的面板数据分中国全样本、东部、中部和西部三个分样本检验一致得出：产业结构升级能显著地扩大城乡收入差距[6]。由此可以推出假设一：产业结构升级在城市化进程对城乡收入差距的作用中起到了中介效应，使得城市化进程进一步缩小了城乡收入差距。

（二）城市化、产业结构优化与城乡收入差距

当产业结构趋于高度合理化时，意味着农业与非农业之间、不同产业之间的劳均生产率趋于相同。这时，农业趋于现代化，农村原有的剩余劳动力趋于完全进入城市，且非农业部门的高度发达，技术水平和创新能力的提高，就业机会的增多，进入城市的农业劳动者更容易会找到适合自身能力的工作，从而真正地融入城市，实现产城融合，城乡收入差距接近于零。反之，当产业结构不合理时，意味着城市里非农产业尤其是第三产业不发达，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能力差，城市里就业机会少，城市化进程缓慢。这时，即使有劳动力流入城市，提高了城市人口比重，但是由于产业结构不合理，流入城市的农村劳动力仍找不到工作，仍无法起到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作用。

Lin等学者认为发展中国家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意味着政府发展与他们的比较优势不符的资本密集型产业和技术，使得每单位资本能够吸纳的劳动力过少，引起城市部门就业率过低和城市化水平低[7]。同时，城市就业率低意味着农村就业人数多和农民平均工资低，最终导致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Tiffen发现随着对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的放松，服务业更快地发展，服务业和制造业部门的发展将会鼓励农村居民向城市流动[8]。李志翠等利用协整分析、误差修正模型和Granger因果检验等计量方法，研究发现：产业结构合理化在长期对城市化水平的提升具有正向效应[9]。曹飞结合陕西时间序列数据得出城市化是第三产业的Granger原因[10]。周高宾就世界各国经验而言，一国城市化进程的主要驱动力来自于第二和第三产业的发展[11]。因为第二和第三产业主要集中于城市，所以，城市经济的发展即城市现代工业的发展会创造更多的岗位来满足农村劳动力的迁入，产业结构逐步优化，并最终促使城市化进程的提高。由此可以推出假设二：产业结构优化在城市化进程对城乡收入差距的作用中起到了调节作用，即产业结构优化强化了城市化对城乡收入差距缩小的作用。

三、变量选取、数据说明和实证模型设定

（一）变量选取和数据说明

1. 被解释变量和核心解释变量

关于城乡收入差距（GAP）指标：采用城乡居民收入比这一常用指标，即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之比。

关于城市化进程的指标：城市化指由农业人口占很大比重的传统农业社会向非农业人口占多数的现代文明社会转变的历史过程，是衡量现代化过程的重要标志。城市化进程常用指标是非农业人口与总人口的比率。

关于产业结构调整的指标：简新华将产业结构调整划分成为产业结构合理化与产业结构高度化两个维度[12]。产业结构高度化即升级是指产业技术密集化、高加工度化和高附加值化，主要表现为第一产业比重逐渐减小，二、三产业比重逐步增大。产业结构合理化即优化是指各产业之间比例关系的协调， 主要是产值结构和各要素结构的协调。这两个指标均参照干春晖等的做法进行计算[13]。其中，产业结构高度化/升级指标用第三产业产值与第二产业产值之比来表示。产业结构合理化/优化指标采用泰尔指数来度量，计算公式为：

式中Y 表示国民生产总值，L 表示总就业人数，i表示第几次产业，n表示产业部门数。根据古典经济学假设，经济将最终处于均衡状态，各次产业生产率相同。当经济均衡时，Y/L=Y/L这时TL=0，表明产业结构处于最合理状态。当TL≠0时，表明产业结构偏离了均衡状态。且该值越大，偏离程度越严重，产业结构越不合理；相反，该值越小，产业结构越合理越优化。

2.控制变量

由于影响城乡收入差距的因素很多，在研究城市化对城乡收入差距时需要对其它影响因素进行控制。本文采用的控制变量包括：财政支出规模（Fiscal），采用政府财政支出占GDP的比值；金融机构信贷规模（Loan），采用金融机构年末贷款余额占GDP的比值；对外开放程度（Open），采用进出口总额占GDP的比值；GDP增长率（Growth），采用GDP环比指数。

本文使用的数据包括了陕西2002-2011年10个市级面板数据，数据来源于《陕西省区域统计年鉴2012》、2010-2012年陕西省统计年鉴，各变量的描述统计如表1。之所以选取2002-2011年的数据，是因为2002年以前的进出口总额的数据除西安和咸阳之外其他地区均没有登记。没有选取2012年和杨凌示范区的数据是因为缺失核心变量里的第一、第二和第三产业的就业人数。

表1：实证分析所使用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二）实证模型的设定

在这部分，要对前面部分提到的假说一进行实证检验。为此，本文设计了如下面板计量模型予以实证：

第一，我国婴幼儿配方乳粉的进口量与国内市场规模、进口产品抽检合格率、国内产量正相关，与汇率、进口价格以及国产产品抽检合格率分别呈负相关。一般而言，进口产品与国产产品应该存在替代关系，而回归结果显示我国婴幼儿配方乳粉的进口量与国内的产量正相关。这一结论看似不合理，实则是我国近年来快速增长的市场规模，同时拉动进口与国内生产的较快增长，两者之间替代关系尚未显现的结果。

GAP =C +αURB+βTS+βTL+θCON+μ+ξ（1）

TS=C +αURB +θCON +μ+ξ（2）

上式中，GAPi，t表示第i地区第t年城乡居民收入差距；URBi，t表示第i地区第t年城市化率；TSi，t表示第i地区第t年产业结构升级/高级化程度，TLi，t表示第i地区第t年产业结构优化/合理化程度。CONi，t表示其他控制变量，本文只确定几个主要控制变量，如Fiscali，t、Loani，t、Growthi，t、Openi，t，C为个体之间相同的截距，α为待定系数，μi为个体效应，ξi，t为误差项。

要对假设二进行实证检验，模型设定如下

GAP=C+αURB+βTS+βTL+βTS*URB+βTL*URB+ΘCON+μ+ξ（3）

四、实证结果分析

在对该部分进行实证回归分析时，首先，进行模型选择，包括利用F检验在混合最小二乘回归模型和固定效应模型之间选择，决定使用固定效应模型。然后，利用Hausman检验在固定效应模型和随机效应模型之间选择，决定使用固定效应模型最合适。下文涉及到的回归模型都使用此方法决定的固定效应模型。

由表2的实证结果分析得出：在控制财政支出、信贷规模、对外开放政策和经济增长不变，且不管是控制还是不控制产业结构的情况下，城市化进程系数都在1%的水平下显著为负，表明城镇化水平的提高将显著地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在控制城市化进程、财政支出、信贷规模、对外开放政策和经济增长不变，产业结构升级/高级化系数在5%的水平下显著为正，表明产业结构升级/高级化将显著地扩大城乡收入差距。原因在于：针对2002-2011年的考察期，在控制城市化水平不变的情况下，第三产业中发展最快的是金融业和房地产业。尤其是从2004年以来，股市和房市价格迅速上升，加速了财富分配的不均等，出现几种趋势：资本所得超过劳动所得，垄断行业所得超过竞争行业所得，城市部门所得超过农村部门所得。股市和房市的红火，使得有财产者的收入迅速上升，相反无财产者则无法分享收益，因此呈现出城乡收入差距继续拉大趋势[14]。考察产业结构升级的回归结果显示，在其他因素不变的情况下，城市化水平的提高对产业结构升级起到显著的抑制作用。原因分析在于：通过第二产业比重和第三产业比重分别对城市化进程进行回归，可知：城市化进程能显著地提高第二产业的比重，但同时也显著地抑制了第三产业的发展，最终使得城市化进程对产业结构升级不利。由以上中介效应模型分析结果可以得出：一方面，城市化对城乡收入差距有直接的负效应，即城市化程度越高，城乡收入差距越小。另一方面，城市化进程通过产业结构升级对城乡收入差距产生间接的负效应，即城市化水平提高，会抑制产业结构升级，使得产业结构服务化趋势越不明显，城乡收入差距越小。

从加入城市化和产业结构交互项的实证回归结果来看，产业结构合理化和城市化的交互项系数在5%的水平下显著为负，说明产业结构优化的调节效应显著。接着，对全样本分成产业结构合理化程度高低不同的两组子样本，分别对其回归，可以看出：产业结构合理化程度高的子样本组，交互效应在5%的水平上显著为负，且该效应绝对值（1.9930）大于全样本效应绝对值（1.4694），而在产业结构合理化程度低的子样本组，交互效应则不显著。也就是说，城市化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关系，受到了产业结构优化程度的影响，即产业结构合理化程度越高，在城市化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中起到的调节效应越大，因此，产业结构合理化强化了城市化进程对城乡收入差距的作用。

另外，就控制变量来说，金融机构信贷规模的系数在两种情况下显著为负，表明金融机构信贷规模能显著地缩小城乡收入差距。该结果与其他学者研究的金融发展与城乡收入差距呈倒U型非线性关系或金融发展扩大了城乡收入差距不同[15-16]，陕西的金融发展显著地缩小了城乡收入差距。对外开放程度系数在两种情况也显著为负，表明对外开放程度将显著地缩小城乡收入差距。该结论与毛其淋结论一致，原因在于陕西属于内陆地区，其外贸部门主要相对地集中于初级产品及劳动密集型产品等对劳动技能要求较低的产品类型的生产上，经济开放将促进非技术工人 （绝大多数进城的农民工属于非技术工人）工资的提升， 从而缩小了该地区的收入不均等[17]。

表2：陕西产业结构升级和优化在城市化对城乡收入差距影响中发挥的中介效应和调节效应的实证分析结果

注：***、**、*分别表示在1% 、5% 、10% 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括号内数值为标准差。

五、稳健性检验

由于本文时期较短，采用静态模型所得到的系数会产生偏差，同时考虑到变量的内生性问题，本文进一步利用动态面板数据模型对以上结果进行稳健性检验。

与上述静态面板数据模型不同，根据对残差的序列相关性检验，动态面板数据模型在解释变量中加入了被解释变量的一阶至五阶滞后项以控制其历史发展状态对自身变动的影响，而由此导致的被解释变量的滞后项与不可观测的截面异质性效应产生相关性需要采用广义矩（GMM）方法对模型进行估计。因此，为了克服残差的异方差性以及变量的内生性对估计结果的干扰，同时考察检验结果的稳健性，本文将分别采用差分广义矩和系统广义矩两种估计方法对陕西市级面板数据来分析产业结构升级与优化在城市化进程对城乡收入差距影响中发挥的中介效应和调节效应进行动态实证分析。

表3报告了产业结构升级在城市化进程对城乡收入差距影响中发挥的中介效应模型的差分GMM和系统GMM估计结果，表4报告了产业结构优化在城市化进程对城乡收入差距影响中发挥的调节效应回归模型的差分GMM和系统GMM估计结果，这两个表中各项Arellano-Bond 检验表明残差存在一阶自相关而不存在二阶自相关，Hansen过度识别检验表明工具变量是有效的，因此多数模型均通过设定检验。将表3与表2对照，在GAP回归模型里，城市化进程、产业结构高级化、金融信贷规模和对外开放程度的系数在符号和显著性上与静态模型完全一致，说明城市化进程对城乡收入差距的缩小作用和产业结构高级化对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作用通过了稳健性检验。在产业结构升级的动态模型回归里，城市化进程的系数显著为负，这表明了产业结构升级对城市化进程和城乡收入差距关系中的中介效应得到了稳健性检验。将表4与表2对照，在全样本和合理化程度高的子样本（TL<0.53）回归模型里，城市化与产业结构合理化的交互项系数在5%的水平上显著，说明产业结构优化/合理化的调节效应得到了稳健性检验。

注：***、**、*分别表示在1% 、5% 、10% 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括号内数值为稳健的标准差。

表4：陕西产业结构优化在城市化对城乡收入差距影响中起到的调节效应的动态实证分析结果

注：***、**、*分别表示在1% 、5% 、10% 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括号内数值为稳健的标准差。

六、结论及政策建议

本文基于2002-2011年陕西市级面板数据，对产业结构升级和优化在城市化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中发挥的作用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发现：（1）产业结构升级在城市化进程对城乡收入差距的作用中起到了中介效应，使得城市化进程进一步缩小了城乡收入差距。（2）产业结构优化在城市化进程对城乡收入差距的作用中起到了调节效应，即产业结构优化强化了城市化对城乡收入差距缩小的作用。另外，与其他大多数学者研究结果不同的是该时期内的金融信贷规模和对外开放政策显著地缩小了城乡收入差距。

基于上述结论，本文得到的政策涵义主要有：（1）陕西省需要进一步推进城镇化进程，尤其是通过创新农地流转制度和彻底改革户籍制度来加大新型城镇化建设，加快农村劳动力流转速度，实现城乡一体化。（2）通过区域合作，发挥城市群的集聚效应，根据各地资源禀赋结构发挥比较优势，加快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和优化。（3）保证现阶段积极财政政策的稳定和连续性，城乡统筹配置财政预算，进一步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在推动城市化水平的同时，使其有更多的资源用于“三农”和农村科学教育事业，保证农村人力资本的提升同城市化进程中的产业结构调整相适应。（4）在金融信贷方面，应创新金融模式，进一步加大对“三农”的倾向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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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推荐专家：

宇赟，延安大学经管学院，教授，研究方向：农村经济、土地经济制度、经济政策与经济法。

郭剑雄，陕西师范大学西北历史环境与经济社会发展研究院，教授，研究方向：农业发展问题研究。

Urbanization, Industrial Restructuring and the urban-rural Income Gap in Shaanxi

WANG YUNFANG1,2

(1.Management and Economics , Beijing Institute of Technology，Beijing, 100081;2.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Yan'an University , Yanan ,Shaanxi,716000)

Based on municipal level data of Shaanxi province from 2002 to 2011, this paper uses panel regression method and empirically analyzes the role of industrial structure as urbanization process influencing the urban-rural income gap. The result is that: (1) upgrading of industrial structure plays an intermediary role as the process of urbanization effecting the urban-rural income gap, making urbanization further narrow the income gap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areas. (2) optimization of industrial structure plays a regulating role as the process of urbanization effecting the urban-rural income gap, reinforcing the effect of urbanization on urban-rural income gap narrowing.

industrial restructuring; urbanization; the urban-rural income gap

F061

A

1008-472X(2015)07-0048-09

2015-05-05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71372016），陕西省社科基金项目（13D297），延安大学社科基金项目（YDS2012-30）

王云芳（1977-），女，山西长治人，北京理工大学管理与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延安大学经管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产业经济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