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一南

（ 中国社会科学院 文学研究所，北京 100732 ）

晚唐齐梁诗风的诗体结构

张一南

（ 中国社会科学院 文学研究所，北京 100732 ）

晚唐齐梁诗风的诗体结构可通过聚类分析的方法，具体给出每一位诗人在诗体结构系统图中的位置。这些诗人可分为旧式诗人与新式诗人两大类。前者以关陇集团后裔为主，创作结构完整而忠实于齐梁旧体；后者以士族和寒素为主，创作结构残破而倾向于新体。

晚唐齐梁诗风； 诗体结构； 聚类分析； 关陇集团

晚唐是一个错综复杂的诗学时代：诗坛分化为众多的诗歌流派，不同流派又相互交叉；新旧诗体并存，诗体功能由明确分立而渐趋融合；数量繁多的诗人众声喧哗，每位诗人都有多彩的人生经历和诗学背景。处理如此纷繁的诗歌现象，是一项棘手的工作，稍不注意就会为直观印象所误导流于片面。

在晚唐诗坛上，齐梁诗风的影响贯穿始终，几乎泽被到当时的所有诗体、所有士人阶层。在晚唐齐梁诗风的研究中，同样需要处理以上所有诗歌现象。笔者曾从五代唐诗选本《才调集》中，梳理出了晚唐齐梁诗风所涉诗体的大致状况。在此基础上，为更完整地描述晚唐齐梁诗风的诗体结构，特别是不同诗体的实际使用状况及每位诗人与齐梁诗风相关的诗体结构，笔者对一批可能与晚唐齐梁诗风相关的诗人做了进一步的研究，处理对象包括他们的全部诗作和简单生平，并在诗体研究的基础上，用判别分析的方法，对晚唐齐梁诗风内部的诗体使用情况作出了细致的分类。

一、定量化数据的获得

要客观地描述晚唐齐梁诗风的诗体结构，首先应该以统一的标准，对所有相关的诗学事项进行定量化。晚唐齐梁诗风可以定量化的数据，可分为各诗体受齐梁诗风影响的情况、其它诗派特征表现、其它文体创作情况和诗人生平四大类。在此，有必要对各大类可定量化的具体事项及定量化的标准做逐一的介绍。

（一）各诗体受齐梁诗风影响的情况

从《才调集》中即可看出，晚唐诗坛存在的所有诗体，都几乎不同程度地受到了齐梁诗风的影响。具体表现为，齐梁时代业已存在的诗体直接模拟齐梁诗，唐人创造的新诗体则倾向于承担宫体诗的功能。但是，如果由此得出结论，认为晚唐诗坛已经整体齐梁化了，或者齐梁诗风在晚唐诗坛的影响不存在诗体倾向性，显然是不符合事实的。因为，不同诗体与齐梁诗风结合的程度、方式各不相同，不同诗人对各种诗体的使用方法也各不相同。有鉴于此，应该对每位诗人不同诗体是否受到齐梁诗风影响做出精确的描述。

晚唐诗坛上存在的诗体，又可分为齐梁时代已基本定型的（简称“旧式诗体”）和基本产生于唐代的（简称“新式诗体”）两类。

1.旧式诗体

旧式诗体包括五律（含排律）、齐梁杂体、歌行和古体乐府（含五绝）。

（1）五律（含排律）

齐梁宫体诗是唐代五律的前身。在齐梁宫体诗中，已有体制相当完备的五律，《才调集》所指认的“齐梁体”中，也包括标准五律。因此，应将五律视为最典型的旧式诗体。但由于五律的题材、功能在入唐以后又得到了很大扩展，所以不能认为所有五律创作都体现了齐梁诗风的影响，而应该说，只有宫体五律，亦即设象华美、采用体物笔法、涉及典型宫体题材（女色、咏物或边塞）的五律，才体现齐梁诗风影响。

排律的情况与五律完全相同，故采用同一判定标准，并与五律合并为一种诗体。

（2）齐梁杂体

齐梁杂体介乎古律之间，是近体诗形成过程中的遗迹。晚唐人创作齐梁杂体，原则上可视为受到齐梁诗风影响。

（3）歌行

永明以后，齐梁诗坛上存在讲究声律的七言歌行［1］。因此，讲究声律的七言歌行也应视为齐梁体。晚唐人创作大致讲究声律、涉及女色的七言歌行，应视为受到齐梁诗风影响。

（4）古体乐府（含五绝）

以不讲声律的五言为主的古乐府，历史悠久，是毫无疑问的旧式诗体。尽管古体乐府并未直接参与从宫体诗向五律演进的序列，但南朝同时也是乐府兴盛的时代。晚唐人模拟南朝的艳体古乐府，亦可视为接受齐梁时代的另一种影响。

唐人常以五绝形式吟咏艳情，实际上具有模拟吴声西曲等短小南朝乐府的意图。这些五绝可以入律，也可以不入律，其诗体功能是一致的。故将吟咏艳情的五绝附入古体乐府类中。

2.新式诗体

典型的新式诗体，包括七律和七绝。

（1）七律

七律完备于初盛唐，是典型的新式诗体。晚唐时，艳体七律成为介乎宫体五律与艳体歌行之间的诗体，部分诗作呈现出在功能上取代五言宫体诗的倾向。因此，可以沿用宫体五律的判定标准，判定设象华美、采用体物笔法、涉及典型宫体题材的七律为受到齐梁诗风的影响，亦即为齐梁诗风在晚唐的新变。此类作品以李商隐的部分七律为典型，在李商隐生前身后不乏先声和追随者，理应受到重视，划入晚唐齐梁诗风的范围。

（2）七绝

七绝是典型的新式诗体，与齐梁的关系最为疏远。但从中唐后期以来，七绝形式的“宫词”在诗坛上流行起来。“宫词”体写女性的容色与情事，在趣味上接近齐梁宫体诗，是七绝接近齐梁诗风的最大可能性。与此同时，一些同样体写女性的容色与情事，但不以“宫词”为名、不以宫廷女性为对象的艳体七绝也越来越常见。这样的七绝应视为受到齐梁诗风影响的七绝。

上六种诗体，凡表现出齐梁诗风影响者，计为“1”；未表现者，计为“-1”；仅极少量表现者，计为“0.5”。由此，被考察的每位诗人都得到一个关于“各诗体受齐梁诗风影响状况”的六个特征的向量。

（二）其它诗派特征表现

在晚唐诗人中，有人以“艳体”著称，如温庭筠、李商隐；有人不以“艳体”著称，如许浑、马戴。但实际上，不以“艳体”著称的诗人，也可以有数首、甚至相当比例的诗作，表现出齐梁诗风的影响。而以“艳体”著称的诗人，几乎必然有相当比例的诗作，并未表现齐梁诗风的影响。这两类诗人或许在表现齐梁诗风诗作的比例上存在差别，但这个差别是很不绝对的。一位诗人是否以“艳体”著称，可能涉及到诗歌接受史上复杂的因素。因此，本文对这两类诗人并不做刻意区分。

表现晚唐齐梁诗风影响的诗人，在齐梁诗风之外，还会呈现其它风格，主要有晚唐体/姚贾体、韦庄体/白体、赵许体、韩孟体等。其中，晚唐体可视为姚贾体的一个分支，其幽冷枯涩者为典型姚贾体，其略显温润、略带齐梁宫体色彩者为晚唐体，晚唐体/姚贾体主要表现于五律；韦庄体可视为白体的一个分支，其较为温润、句法较为精巧者视为韦庄体，较为枯涩随意者视为白体，韦庄体/白体主要表现于七律；赵许体同样表现于七律，句法精巧、取象唯美、热衷于山水和怀古，与韦庄体/白体七律平行；韩孟体多表现于五七言古体诗。

每位诗人在齐梁诗风之外呈现的诗体特征并未参与数值运算，故无需严格量化，而只作定性的标记，作为衡量不同诗体使用倾向的参考。

（三）其它文体创作情况

除古近体诗外，晚唐诗人还可能有其它文体的创作，包括赋、词、小说等。这三类文体各自计为一项，凡有创作者，则计为“1”；未记载有创作者，则计为“-1”。这样，每位诗人得到一个关于“其它文体创作情况”的三个特征的向量。

（四）诗人生平

诗人生平的问题较为复杂，但并非不能以统一的标准量化。

首先，笔者将诗人所处的时代进一步分期。以李商隐为代表的诗人为第一期，称“晚唐前期”，计为“1”。其特征为：出生于中唐后期，约开成年间步入诗坛，至咸通年间已基本去世。以韩偓为代表的诗人为第三期，称“晚唐后期”，计为“3”。其特征为：出生于晚唐前期，可能为晚唐前期诗人的后辈，约于咸通以后活跃于诗坛，其中不少人活到了五代。为避免绝对化，设定介于二者之间的诗人为第二期，计为“2”。

晚唐诗人的家庭出身很难鉴别。重要的晚唐齐梁体诗人，如李商隐、温庭筠等，往往拥有一个显赫的姓氏，幼年却过着贫寒的生活。这种情况，一般被视为家道中落，远祖的姓氏已没有意义，因而等同于寒素，甚至被视为攀附豪门。按照这个标准，在晚唐这个时代，大多数关陇贵族的后裔都会被划为寒素，这并不符合唐人标榜姓氏郡望的历史事实。

在诗人的成长过程中，家庭出身的影响首先体现在思想意识而非经济境况。例如，一个标榜为宗室的家庭，即使经济困顿，甚至血脉传承并不清晰，也仍然会用符合关陇贵族文化的意识对诗人施加影响。因此，姓氏的归属与家境的贫富是不同的问题，本文将二者归为两项，用以描述诗人的家庭出身。

在姓氏一项中，凡有可能属于关陇集团的姓氏，均计为关陇集团后裔，数值为“1”，包括以下五种情况：明确属于关陇世族的，如韦庄；自称属于宗室的，如李商隐；自称为名相后裔，为两《唐书》附入其祖传中的，如温庭筠。需要说明的是，初唐名相不乏出自山东士族者，但鉴于他们在国初便已担任高官，与关陇集团有着基本一致的利益，在家族文化上也较早达成了认同和融合，故将出身山东士族的初唐名相也视为关陇集团的成员。姓氏、郡望有可能属于关陇贵族集团的，如薛逢；为关陇集团名人之婿，考虑到妻族文化影响，亦计入关陇集团，如李频为姚合婿。凡姓氏、郡望有可能属于山东士族的，或为著名诗人后裔且不属关陇集团的，计为士族，数值为“2”。出身不明的，主要是李姓这样同时可能是关陇贵族、山东士族和寒素的姓氏，又缺乏记载的，数值计为“4”。其他计为寒素，数值为“3”。在家境一项中，凡有记载父祖担任五品以上官员的，计为显赫，数值为“1”；明言家境贫寒，或对父祖无记载的，计为贫寒，数值为“-1”。这样，一位诗人的家庭出身大致可以有四种状态。有可能出身于关陇贵族集团、山东士族而家境贫寒，也可以姓氏寒素而父祖显赫，而像段成式、高骈这样，出身于关陇贵族、山东士族而父祖又显赫的诗人，仍可与温李这样姓氏光彩而家境贫寒的诗人有所区别。

科举是否顺利直接影响了诗人的人生，因而也可能对诗人的创作体系存在影响。在“进士年龄”一项中，本文将终身未第者计为“-1”；20多岁及第计为“1”；30多岁及第计为“2”；明言为进士出身而及第年龄不明者，很可能及第既不很早也不很晚，在30岁到50岁之间，计为“3”；40多岁及第计为“4”；50岁以上及第计为“5”。

仕途同样影响着诗人的人生。本文将起家浊官者计为“-1”，起家清官者计为“1”，未仕者计为“0”；将终官五品以上者计为“1”，终官未至五品者计为“-1”，未仕及情况不明者计为“0”。

这就得到了关于诗人生平的六个特征的向量。

根据《才调集》、《唐才子传》、《唐诗纪事》等文献提供的线索，笔者通过阅读相关诗人所有的传世作品，找出了56位明显与齐梁诗风有关的晚唐诗人。笔者对这56位诗人的生平统一按以上标准做了描述，置于附录中，并将每位诗人受到齐梁诗风影响的诗体各选诗一首，缀于其后。本文计算使用的所有特征，都可从附录中找到，并按统一标准还原为数据。

在这56位诗人中，有12位只有数首诗作传世，虽然其传世作品在晚唐齐梁诗风研究中具有一定价值，但因数据过于残破，暂不参与计算，实际参与计算的只有44位诗人的数据。待利用44位诗人的数据计算出晚唐齐梁诗风的文体结构后，可将12位诗人补入合适的位置。

二、晚唐齐梁诗风各诗体使用状况的聚类分析

根据44位诗人关于“各诗体受齐梁诗风影响状况”的六个特征的向量组成的 44×6的矩阵，进行聚类分析，可得树状分支系统图如图1。

这张分支系统图精确地给出了44位与齐梁诗风有关的晚唐诗人在诗体使用情况方面的远近关系，任何两位诗人之间的分支关系都可以从图上找到。对于图1显示的分类结果，可用文字描述如下：

所有诗人可分为以旧式诗体为主（以下简称“旧式诗人”）和以新式诗体为主（以下简称“新式诗人”）两大类。

（一）旧式诗人

这一大类诗人相对擅长五律、歌行和齐梁杂体等旧式诗体，同时也不排斥七律等新式诗体，他们又可分为两小类，若干小组。

1.众体兼善

这一类是晚唐齐梁诗风的核心诗人，他们以艳体诗风著称，众体兼善，极擅长五律和歌行，对齐梁杂体有很大的热情，他们的艳体七律较为明显地体现出齐梁宫体的特征。

在这批诗人中，特征最为接近的是温庭筠、李商隐、李群玉、唐彦谦、韩偓和吴融，这 6位诗人可聚为一组，在图上标为“1.1.1”。

除此以外，还有陈陶、韦庄两位诗人，对齐梁杂体不太热衷，其它特征与以上诗人相似，这两位诗人在此小类内聚为一组，显得相对特殊。在图上标为“1.1.2”。

2.有所偏重

这一类诗人，与前一类诗人一样擅长齐梁旧体的核心——五律和齐梁杂体，但在以歌行为代表的旧式诗体边缘，与以七律为代表的新变诗体之间，各有偏重，因此他们又可分为两组。

（1）偏重旧体

李频和陆龟蒙属于此组，他们创作一切业已存在于齐梁的诗体，而很少创作艳体七律。

（2）偏重七律

杜牧、许浑、薛能属于此组，他们较多地创作艳体七律，但很少创作齐梁体歌行，因而其表现齐梁诗风的创作更多地呈现近体诗的文体结构。其中，杜牧和许浑的关系相对较近。

（二）新式诗人

这一大类诗人代表了更多受到唐代诗学影响的特征，在“齐梁体”与“晚唐”之间比较偏向“晚唐”。他们往往不能驾驭所有的诗体，对齐梁杂体表现得不够热心，五律创作也相对较少，几乎不创作歌行，而他们对代表唐代诗学的七律和律绝投入了更大的精力，更明显地呈现出用七律甚至七绝承担宫体诗功能的倾向。

这一大类可按照五律创作的多少分为两小类。

1.五律较多

这一类诗人尚有宫体五律创作，但不再创作齐梁杂体和歌行，也几乎不创作艳体七律。他们又可按照是否创作绝句分为三组：

（1）纯作五律

这组诗人与晚唐齐梁诗风相关之处，几乎只剩下宫体五律，他们是李远、马戴和喻凫。其中，喻凫因为只是偶尔创作宫体五律，显得相对特殊。

在数据较为残破的诗人中，温庭皓、韦蟾、沈祖仙、吴大江、王训亦可归入此类。

（2）只作五律和七绝

这组诗人只见皮日休一人。

（3）只作五律和五绝

这组诗人有于武陵和杜荀鹤。

2.五律较少

这一类诗人几乎不再创作宫体五律，处于晚唐齐梁诗风的边缘。他们大多生活在晚唐后期，其中个别生活在晚唐前期的诗人，则可视为相关类型的始祖。

此类诗人人数较多，分类复杂。他们首先可以分为三大组：

（1）尚有歌行

这组诗人已无五律创作，却仍有歌行，包括张乔和崔珏。其中，张乔只余歌行，而崔珏在歌行之外尚有七律创作。

（2）只有绝句

这组诗人只有绝句能体现出齐梁诗风的影响。他们的艳体五绝模仿南朝民歌，而写情的七绝则是齐梁诗风变体中的变体。这组诗人包括司空图和崔道融。

（3）文体相对丰富

这组诗人相对能驾驭较多的文体，但比起众体兼善的诗人，更习惯使用七言。他们又可分为五个小组。

①使用七律、七绝和歌行

包括尚能创作五律的罗隐与张泌，和已基本不创作五律的秦韬玉。罗隐和张泌作为由晚唐入五代的诗人，仍保留着晚唐前期齐梁体诗人的特征，是很有意思的现象。

②纯用七律

这组诗人受齐梁诗风的影响仅体现于七律，热衷于艳体七律的创作，以七律取代五言宫体诗功能的倾向诗风明显，一般不创作绝句。

这组诗人包括刘沧、崔涂、薛逢、项斯和徐夤。其中，项斯和徐夤尚有少量五律创作。

在数据较为残破的诗人中，孙棨、赵光远、翁绶、纪唐夫、吴商浩、吉师老、严郾亦可归入此类。

③纯用七绝

这组诗人受齐梁诗风的影响仅体现于艳情七绝，写作艳诗只是偶一为之。这种诗人的数量在晚唐不会少，在本文统计范围内则有高骈和钱珝。

④杂用七律、七绝

这组诗人受齐梁诗风的影响并见于七律和七绝，包括较多使用律体的曹唐、李郢、罗邺、胡曾，和较少使用律体的段成式、高蟾、王涣。其中，曹唐和段成式是这一类型在晚唐前期的先声。

⑤杂用七律、五律和七绝

这类诗人使用的文体较多，但不再创作齐梁杂体和艳体歌行，宫体五律的创作也相对单调。这组诗人包括赵嘏、郑谷、李山甫和李洞。

以上繁复的分类只是为了精确地给出每位诗人与其他诗人的相似关系，使每位诗人在晚唐齐梁诗风的诗学系统中都获得独特的位置。可以看出，这个单纯凭借数据的聚类而形成的繁复框架，在分类上是基本合理的。对于每一个或大或小的分支，我们都可以从诗体使用的角度给出适当的解释。被聚为一类的诗人，也不甚违背我们在阅读中形成的直观印象。由此可以证明，这种聚类方法，在诗学研究中是有效的。而在实际的诗学分析中，我们并没有必要总是引用这一繁复的分类，而只需根据实际需要，适当地截取部分分类信息。例如，我们要粗略地了解晚唐齐梁诗风的诗体分布状况，只需从这一框架中了解最大的一对分支——旧式诗人与新式诗人——之间的分野即可。从聚类结果来看，旧式诗体与新式诗体并不是截然相斥的。旧式诗人仍然可能擅长七律，而新式诗人仍然可能创作五律，甚至专门创作五律。二者之间的区别在于，旧式诗人倾向于众体兼善，新式诗人则诗体结构相对残破。可以认为，前者下了更大的功夫去模拟齐梁，后者则只是追随前者开创的风气，或是偶一为之。

三、诗体结构与其它诗学事项的关系

那么一位诗人选择旧式诗体还是新式诗体，与其生平经历和其它创作情况存在怎样的联系呢？

在聚类分析形成框架的中，12位创作较少的诗人也可以找到自己的位置。在他们中间，孙棨、赵光远、翁绶三人的其它信息比较完整，故可纳入与其它诗学事项相关的分析范围。这样，共有47位诗人可参与诗体结构与其它诗学事项相关的分析。在这47人中，共有13位旧式诗人，34位新式诗人，新式诗人占了多数。旧式诗人约占总数的 28%。也就是说，如果在与某一诗学事项有关的诗人中，旧式诗人的所占的比例明显超过了 28%，即可认为，该诗学事项与选择旧式诗体密切相关。反之亦然。

表1　诗人姓氏归属与诗体选择的关系

由表 1可知，关陇集团明显倾向于旧式，而士族和寒素则明显倾向于新式。其中，唯一出身士族的旧式诗人为韩偓，而韩偓并非典型士族，且与属于关陇集团后裔的李商隐有着密切的关系。出身寒素的三位旧式诗人，则分别为吴融、陈陶和陆龟蒙。其中，吴融与韩偓关系密切，陆龟蒙则有可能与江南旧族有关。也就是说，士族和寒素诗人中选择旧式诗体系统者，往往有着颇为特殊的背景。一般的士族诗人和寒素诗人，几乎是没有例外地选择了新式诗体系统。

从表 1可以看出，诗人选择诗体可能受到家族风尚的影响。关陇集团的后裔与士族和寒素有明显的区别，士族则与寒素区别不大。具体情况见表2：

表2　诗人父祖家境与诗体选择的关系

由表2可知，无论父祖家境显赫还是贫寒，旧式诗人所占比例都恰好是在所有诗人中旧式诗人所占的比例，可见父祖家境对诗体选择的影响很不显著。

这个统计是在尽可能扩大关陇贵族范围、缩小寒素范围的标准下做出的，结果仍然明显。由此可知，即使存在“攀附”的可能性，诗人的姓氏归属仍对其诗体选择有着明显的影响，而其父祖家境则可不予考虑。出身于关陇集团而家道中落的温李，和出身于关陇集团而自幼富足的段成式，可视为同一个群体。事实上，段成式也的确与温李保持着不错的关系，人们也习惯于将“三十六体”视为一个整体。

表3　诗人及第年龄与诗体选择的关系

总体来说，及第年龄与诗体选择没有呈现出线性的相关性。似乎可以看到，三十多岁及第的诗人，以及及第年龄没有被特别提及的诗人，亦即及第年龄最正常的诗人，都几乎不选择旧式诗体。而二十多岁及第的少年得志者，和久困名场、高龄及第者，似乎都比较明显地倾向于旧式诗体。终身不第者似乎也有选择旧式诗体的倾向。可能的解释是，少年得志者和久困名场者往往是一些学者型诗人，对骈文和齐梁诗学有更多的研究，因此愿意比较认真地模拟齐梁旧体。而及第年龄正常的诗人，则更多地留心世务，不太愿意认真地模拟旧体，而只愿以新体写作一些风流诗作，以满足某些社交需要。总之，科场经历对诗体选择的影响是复杂的。

表4　仕宦情况与诗体选择的关系

不仕者倾向于新式，以浊官起家者相对倾向于旧式，以清官起家者则没有明显倾向。担任显宦者相对倾向于旧式，终身沉沦下僚者则没有明显倾向。总的来说，成年后的经历对诗体选择的影响不像家族姓氏那么显著，相对而言，较多经纶世务者会更倾向于旧式，这可能与其有更多的酬赠活动有关。

由此可知，在诗人的一生中，家族姓氏与诗体选择的关系最为密切。关陇集团与旧式诗人相联系，山东士族和寒素则与新式诗人相联系。那么，在晚唐的三个分期中，不同阶层、不同诗学选择的诗人出现是否存在规律呢？经统计得表5：

表5　不同阶层、不同诗学选择的诗人出现规律

从表5中，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一）士族诗人是在第三期才加入晚唐齐梁诗风的，其中包括出身于文学世家的韩偓和钱珝。

（二）晚唐前期，关陇集团后裔与寒素诗人平分秋色。关陇诗人以旧式为主，寒素诗人以新式为主。晚唐后期，随着士族诗人的加入，寒素诗人的比例也有所上升，关陇诗人所占比例则大大萎缩。

（三）晚唐后期，士族诗人和寒素诗人仍然倾向于新式诗体，并未取代关陇集团后裔在旧式诗体中的地位。因此，新式诗体相对于旧式诗体的优势加大。

（四）士族诗人、寒素诗人、新式诗人活跃于晚唐后期，晚唐前期则属于关陇诗人、旧式诗人。

由此可知，晚唐后期，齐梁诗风影响的诗人团体已与前期不同。后期诗人通行的做法是以唐代的新诗体取代宫体诗的旧功能。他们感兴趣的，只是宫体诗的功能，而非齐梁诗歌的形式；只是艳丽的诗风，而非遣词造句的艺术。

诗人在齐梁诗风以外的风格与其表现齐梁诗风的诗体选择之间的关系见表6：

表6　诗人在齐梁诗风以外的风格与其表现齐梁诗风的诗体选择之间的关系

可以看出，在齐梁诗风以外尚有韩孟体创作的诗人明显倾向于旧式诗体结构。这可能与旧式诗人大多集中在晚唐前期、直接受到中唐后期韩孟诗风的影响有关。同时，旧式诗人的五律又倾向于晚唐体，温润唯美的晚唐体山水五律，与晚唐齐梁诗风中的旧式诗体存在共生关系。而新式诗人在齐梁诗风以外的五律风格不明显，七律风格倾向于许赵体，或不明显。

表7　诗人的其它文体创作与其诗体选择之间的关系

可以看出，在诗歌外还有其它艺术文体传世的诗人，会明显倾向于旧式诗体结构。这也意味着，没有其它艺术文体传世的诗人，会相对倾向于新式。也就是说，创作文体比较单一的诗人，选择的诗体结构也相对破碎。比如，不能以赋见称的诗人，在创作排律和歌行时也会遇到困难。晚唐后期的齐梁体诗人，无论是大的文体结构，还是具体的诗体结构，都趋于简易，不像晚唐前期的温李那样，有着复杂的创作结构。

四、结论

通过本文的分析可知，晚唐齐梁诗风涉及到的诗人，可大致分为擅长齐梁杂体、五律和歌行，兼善众体的旧式诗人，与文体结构相对残破、倾向于七言近体诗的新式诗人两大类。

这两大类诗人，又可细致地分为若干小类。这一聚类所得的框架，亦可适用于鉴定晚唐其他诗人在诗体系统之内的位置，或当作其它时代齐梁诗风诗体系统的参照系。

关陇集团的后裔在晚唐齐梁诗风的创作中占据了显著的地位。关陇集团的后裔与士族和寒素诗人有显著区分，明显倾向于旧式诗体结构；士族诗人和寒素诗人没有显著区分，共同倾向于新式诗体结构。晚唐后期齐梁诗风比晚唐前期更倾向于新式诗体结构，士族诗人是在晚唐后期才加入齐梁诗风的。父祖的家境对选择哪种诗体结构没有显著影响。成年后的经历可以产生一定影响，但影响的方式复杂，效果不像姓氏的影响那样显著。

姚贾体与白体都与晚唐齐梁诗风存在密切关系。涉及晚唐齐梁诗风的诗人，在齐梁诗风以外的主体风格多为姚贾体和白体。同时，姚贾体和白体的更为温润的分支——晚唐体和韦庄体——又与晚唐齐梁诗风中的旧式诗体结构存在密切联系。韩孟体也是旧式诗人经常会尝试的诗体。旧式诗人在诗歌以外掌握的文体也比新式诗人更为丰富。

［1］王运熙.唐人的诗体分类［J］.中国文化，1995，（12）.

On the Structure of Qiliang Poetic Style in Late Tang Dynasty

ZHANG Yinan
（ Literature Research Institute，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100732， China ）

The structure of Qiliang poetic style in Late Tang Dynasty can be classified in accordance with clustering analysis method. The specific place of each poet in the poetic structure system is confirmed. It is concluded that those poets can be classified into old-style poets and new-style poets. The former are mainly the descendants of Guanlong Group whose writing structure is complete and faithful to Qiliang old poetic style. The latter mainly belong to the gentry class and the lower class whose writing structure is dilapidated and new-style- oriented .

Qiliang poetic style in Late Tang Dynasty， poetic structure， clustering analysis， Guanlong Group

I206

A

1673-9639 （2015） 05-0039-08

（责任编辑 白俊骞）（责任校对 郭玲珍）（英文编辑 何历蓉）

2015-06-09

张一南（1984-），北京人，文学博士，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