苑文杰++王垒

摘要组织公平是组织环境中很重要的成分，主要包括分配公平、程序公平和互动公平，它能够对员工的工作行为、态度、健康产生诸多影响。文章主要关注组织公平对于员工健康特别是员工睡眠的影响，试图对以往有关这一问题的研究进行全面的概述，以厘清二者之间的关系及可能的作用机制。此外，对这一问题的深入认识亦对企业实践有着借鉴意义。

关键词组织公平；睡眠；情感

分类号B849

公平是指个体感知到的对规则的遵守程度，这反映了个体行为在决策情境中的合适性（Colquitt & Zipay，2015）。而组织公平则是员工对于组织环境的一种公平感受。2001年，Colquitt等人梳理了学界以往对于组织公平的研究，提出组织公平由分配公平（distributive justice）、程序公平（procedural justice）、互动公平（interactional justice）三个维度组成，而互动公平又包括人际公平（interpersonal justice）和信息公平（informational justice）（Colquitt， Conlon， Wesson， Porter， & Ky， 2001）。这一划分方式对组织公平研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为之后的研究提供了统一而全面的视角和研究结构。

在组织公平的各个组成部分中，分配公平反映的是员工感知到的组织对结果进行分配的公平性；程序公平强调的是员工感知到的决策过程的公平性，而且这一过程在多大程度上是一致的、准确的、无偏颇的，同时没有限制员工的发言权；互动公平则是指员工感知到的决策的制定和实施的公平性，其中人际公平反映了组织在沟通过程中所给予员工的尊重和礼节，而信息公平则是指组织所提供的解释的真实性和充分性（Colquitt et al.，2013）。

组织公平对于员工工作行为和态度有着诸多影响，比如，组织公平会提升员工的信任、组织承诺（organizational commitment）、组织公民行为（organizational citizenship behavior）等，其与员工反生产工作行为（counterproductive work behavior，CWB）则呈负相关（Colquitt et al.，2013）。近年来，随着对员工健康的更多重视，组织公平与员工健康之间的关系逐渐为人所关注，包括工作压力（Judge & Colquitt，2004）、工作生活质量（quality of working life，QWL； Moghimi， Kazemi， Samiie， 2013； Rai，2015）等。但鲜有研究关注到组织公平与员工睡眠之间的关系，然而，我们认为，员工的睡眠是最能体现其日常健康状况的指标。

因此，本文试图从多个角度探讨组织公平与员工睡眠之间的关系，对这一关系进行梳理，也能够为我们理解组织公平与员工健康的关系提供助益，从而为企业人力资源管理实践提供实践意义。

1组织公平与员工睡眠的直接关系

正如前文已经提到的，虽然对组织公平的影响的研究仍多着眼于员工的态度与行为，但组织公平与员工健康之间的关系受到了更多的关注。Rai（2015）对组织公平的几个维度对员工工作生活质量（quality of working life）的影响进行了检验，发现分配公平和程序公平能够显著地提升员工的工作生活质量。Herr等人（2015）则是特别选取了心率变异性（Heart Rate Variability，HRV）作为因变量，心率变异性主要是指心脏交感神经和迷走神经的张力，它能够作为检测心血管疾病的指标。研究发现，在白领人群中，互动公平与员工的心率变异性呈正相关。在所有表征员工健康的因变量中，睡眠可以说是构建了员工工作与日常生活之间的关系的重要桥梁。

具体到组织公平与员工睡眠之间的关系，Greenberg（2006）在关注到组织的不公平对员工的压力的影响时，也关注到了员工在这种压力下所产生的失眠症状。Greenberg对四家医院的护士进行了实验，采取了2× 2的实验设计（工资是否降低×上级有无接受提升互动公平的培训）。研究发现，工资降低对员工失眠症状的主效应显著，但是这一关系可以通过上级提供较好的互动公平而得到缓和。Greenberg认为，这可能是因为受过培训的上级能够更好地为下属提供信息和情感支持，以帮助他们认知和应对组织环境的潜在威胁。

《心理技术与应用》 2015年第10期 （总第26期）

苑文杰王垒组织公平对员工睡眠的影响

Hietapakka等人（2013）也对护士群体进行了研究，使用的是问卷测量的方法，在睡眠方面他们关注的是员工睡眠中的入睡问题、睡眠中醒来问题、白天保持清醒的问题以及睡眠后疲倦的问题。研究发现，总的组织公平及其各个维度均与睡眠问题呈负相关，而心理困扰（psychological distress）和工作卷入度（job involvement）分别均可以中介这对关系。研究者们认为，这其中的关系可以通过压力理论和心理资源模型得到解释。组织不公平首先会影响到员工的自我评价和对需求—应对资源的知觉，这会为员工带来压力，而压力则会影响到员工的睡眠。

Elovainio等人（2009）则是利用科研项目的优势，对组织公平与睡眠问题之间的关系进行了追踪研究。他们关注的睡眠问题与Hietapakka等人的研究一致，但是他们只是使用自己编制的量表对组织的总体公平进行了测量。研究发现，在控制了基线水平的睡眠问题后，员工感知到的总体的组织公平甚至可以影响到员工十年后的睡眠问题的变化，同时表现出了性别差异，组织公平对男性的影响更为持久。

Hayashi， Odagiri，Takamiya，Ohya和Inoue（2015）也是关注到了组织公平与失眠症状之间的关系，他们以日本员工作为样本，观察到了与Greenberg的研究相类似的结果，即组织公平的各个维度与失眠症状之间均呈负相关。同时，他们发现，分配公平或许是最重要的因素。在他们的研究中，他们同时对员工的睡眠时长数据进行了收集，但是并没有关注组织公平对其的作用，而是探讨了工作时间与睡眠时长的关系，并将其作为机制用于尝试解释组织公平与失眠症状之间的关系。

2组织公平对员工情感的影响

那么，组织公平是通过什么样的机制影响到员工的睡眠时间的呢？

如前所述，压力可能是组织公平影响员工睡眠的中间机制（Judge & Colquitt，2004； Brotheridge，2003； Greenberg，2006； Hietapakka et al.，2013）。但我们亦认为员工情感可能也能用于解释组织公平与员工睡眠之间的关系。

Colquitt等人（2001）提出，组织的不公平有三个不良的后果。首先，不公平会导致个体更难以了解工作中所需求的绩效目标是什么，如果绩效标准是不公平的，那么个体就不知道自己要做到什么程度才能获得奖励。其次，不公平的对待会危害一个人在工作关系中的地位，如果某个人被不公平对待了，那么这个人可能会被认为是不被组织所器重的。再次，不公平事实上也涉及到对某些重要的社会规范的侵害，看到自己所看重的价值受到忽视是很令人不满的。而这些都会对员工的情感产生影响。

组织公平对于员工情感的影响可以经由情绪评价模型（Weiss & Cropanzano，1996）得到解释。这一模型将个体的情感体验分成了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确认阶段，个体通过获得的结果的好坏直接地产生某种情感倾向，而第二个阶段则是解释意义分析（interpretive meaning analysis stage； Smith & Pope，1992）阶段，个体检验情境后产生具体的某种情感。而此前已有研究证明，快乐这一情绪只经由第一个阶段便可以产生（Smith， Haynes， Lazarus， Pope，1993），而其他的情绪均需要对后果和程序进行复合评价，比如，愤怒这一情绪的产生不仅仅是任务结果的消极性，也是因为被试看到程序不利于自己。

Tepper（2001）选取了分配公平和程序公平作为研究对象，探讨了它们对员工的心理压力的影响。研究发现，不管是间隔多久，员工感知到的组织内的分配公平和程序公平均与员工的情绪耗竭、焦虑和抑郁程度呈负相关。Cohen-Charash和Spector（2001）通过元分析也证明分配公平和程序公平与员工的负性情绪之间分别有着中等程度的负相关（调整后平均相关系数r分别为-0.27和-0.32）。

此外，Tepper的研究还发现，员工感知到的分配公平和程序公平对员工的心理压力（在本研究中即抑郁程度、情绪耗竭和焦虑）有交互作用，即：处在高分配公平环境中的组织员工，程序是否公平给员工造成的心理压力上的变化并不大；但如果员工是处在低分配公平环境中，程序的不公给员工造成巨大的心理压力显著高于程序公平本身带给员工的心理压力。Tepper认为，分配公平是为员工感知损害提供了信息（类似于情绪评价模型中的第一个阶段），而程序公平则为员工评价自己拥有的应对资源提供了信心。因为员工在没有受到损害时并不需要应对资源，因此当组织能做到分配公平时，程序公平的作用并不大。但是，一旦员工认为分配是不公平的，处在低程序公平环境中的个体的应对资源更加低效。由此，员工便会将这些由不公带来的威胁视为是有压力的。

Barclay， Skarlicki和Pugh（2005）将负性情绪分为关注内在的（inward focused）和关注外在的（outward focused），也得出了相似的交互作用结果。关注内在的负性情绪是指个体或他人对自己做出负性评价时个体所感受到的负性情绪，比如羞耻、内疚等；关注外在的负性情绪则是指个体对那些引起不公平的人所怀有的情绪，比如愤怒或敌意。研究发现，当出现结果偏好时，如果程序和互动是公平的，那么个体就会对自己感受到羞耻或内疚；而不管是怎样的结果，如果程序和互动是不公平的，那么个体都会感受到愤怒。关于组织的不公平与关注外在的负性情绪之间的关系，Judge， Scott和Llies（2006）利用追踪研究，特别选取了人际公平作为研究对象，也证明了人际的不公平会导致个体状态型敌意的产生。

可以看到，在以上研究中，研究者们都是选择了某一种组织公平及它们之间的交互作用来研究其对于员工情感的影响。Hillebrandt和Barclay（2013）则提出希望能有更多的研究探讨总体的不公平的经历的影响。他们认为，虽然不同的不公平会引发员工不同的情感，比如，分配不公平会带来愤怒，互动不公平会带来愤慨（indignation），但是这些情感都属于某一类别，比如愤怒和愤慨都属于愤恨（resentment），而愤恨便是总体上的不公平所带来的情感反应。因此，他们认为，研究总体上的不公平给员工带来的情感反应是非常必要的。

而Barclay和Kiefer（2014）正填补了这一空白。他们进行了两个研究，分别利用非同源数据和追踪研究的优势证明了他们的结论。对于总体上的不公平而言，员工在其中可以同时感受到正性情感的增加和负性情感的减少，而正性情感和负性情感分别中介了总体公平和趋向性行为、回避性行为之间的关系。这一研究不仅验证了总体公平的作用，同时还对正性情感和负性情感的作用同时进行了考量。

3个体情感与睡眠的关系

那么，员工的情感变化是否会影响到他的睡眠呢？已有研究发现，个体情感与其睡眠之间具有相互影响的关系。

个体的睡眠会对其情感产生影响。Vandekerckhove和Cluydts（2010）提出，不佳的睡眠会让我们对情绪和压力的刺激和事件更为敏感，而良好的睡眠则会让我们有能力对情绪压力进行处理和调节，从而可以应对次日的情绪挑战。良好的睡眠似乎可以缓冲压力和负性情感之间的关系。除此之外，睡眠还与个体的相关情绪功能有关。Goldstein和Walker（2014）在综述中总结出，失眠会影响到个体的情绪反应和情绪认知及表达。而快速眼动睡眠（rapid-eye movement sleep，REM sleep）是一个情感大脑内稳态的过程，可以优化次日的社会和情绪功能。

关于个体情感对睡眠的影响，很明显，首先要考虑的便是焦虑和抑郁可以引起失眠症状（Baglioni， Spiegelhalder， Lombardo， & Riemann， 2010），以及在排除了抑郁的影响后，后悔、羞耻和内疚也均与失眠有关（Schmidt & Van der Linden，2009）。此外，对正常睡眠而言，Vandekerckhove和Cluydts（2010）在综述中提出，日间的情绪压力会影响个体的睡眠生理问题和梦的模式。入眠时间，特别是快速眼动睡眠的变化和异常，与个体日间的情绪状态有关。个体情感还会对其对梦的复述、从快速眼动睡眠中醒来的阈值，以及进入快速眼动睡眠的等待时间、快速眼动睡眠的密度和持续时间产生影响。但是这些研究本质上都是探讨了压力在其中的作用。

Vanderkerckhove等人（2011）则是通过实验室研究证明了睡前的负性情感对个体的睡眠的影响。他们使用了多导睡眠描记术（polysomnography），研究发现，如果在睡前给予被试负性情感体验（在实验中为使其在认知任务中失败），被试会有更多的睡眠碎片（sleep fragmentation），即更低的睡眠效率、总的睡眠时间、快速眼动睡眠的比例、进入慢波睡眠的时间和从快速眼动睡眠中醒来的次数。Talamini， Bringmann， De Boer和Hafman（2013）也是采用了实验和多导睡眠记录的方法，但是实验材料是让被试看一段会带来情感困扰的电影片段。研究发现，情感困扰会引起轻度的睡眠恶化，但是慢波睡眠的比例得到了增加，快速眼动睡眠的模式也得到了改变，即次数减少但更为持久。对于慢波睡眠的比例的变化，研究者认为这可能是个体对压力源的反应的补偿机制。

Talbot，Hairston，Eideman，Gruber和Harvey（2009）则是仔细区分了情感和压力对睡眠产生的不同作用。在负性情感方面，他们结合了演奏悲伤的音乐、回忆自己悲伤的经历以及尝试让被试产生强烈的悲伤情绪的方式，给予被试悲伤的情感体验。研究发现，这会降低被试的入眠潜伏期。他们认为，与压力不同的是，悲伤的情绪会降低被试的唤起程度，从而利于其进入睡眠。这同样可以用于解释愤怒对于睡眠的影响。Waters， Adams， Binks和Varnado（1993）研究发现，愤怒是一种强烈的唤起状态，因此它会增加睡前躯体紧张，从而造成入睡困难和睡眠质量差。

Talbot等人（2009）的研究还同时检验了快乐作为正性情感的作用。他们要求被试专注于令人开心的想法、听欢快的音乐和产生积极的情感，而这些被试相比于基线水平而言也展现出了更短的入眠潜伏期。

相比于负性情感对于睡眠的影响，正性情感对于睡眠的影响的研究并不丰富，这可能是因为学界对于睡眠问题的病因的关注更多，尤其是这些因素带有负价，于是很有可能会导致个体负性情感的产生（Kahn，Sheppes，& Sadeh，2013）。然而，从积极心理学的角度进行考量，讨论正性情感对于睡眠的作用一方面可以更好地帮助我们理解情感对于睡眠的作用机制（而不是压力的作用），另一方面也可以为设计干预方案提供借鉴。

4利用促进组织公平提升员工的睡眠质量

基于以上研究，我们认为，组织公平对于员工的影响是十分广泛的，这不仅体现在他们的工作行为和态度领域，甚至也会影响到他们的日常健康状况。而企业对于组织公平的构建和维护，会对员工的日常健康有促进作用，这不仅符合企业以人为本的人力资源管理理念，保证员工的顺利工作，亦有助于企业实现更高的绩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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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mpact of Organizational Justice on Employee Sleeping：

A Comprehensive Review

YUAN Wenjie； WANG Lei

（The Department of Psychology，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1， China）

Abstract：

Organizational Justice is a critical factor existed in organization environment， consisting of distributive justice， procedural justice， and interactional justice. Organizational justice， and its compositions， can exert influence on the employees behaviors， attitude and health. This article provides a review on the influence of organizational justice on employee health， especially sleeping issues， to clarify the relationship and its potential mechanisms. Practical implications are also discussed below.

Key words： Organizational Justice； sleep； affect

栏目编辑/王晶晶终校/丁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