邹振东

近日，新浪网副总编沈亚川（网名“石扉客”）在人大新闻学院60年院庆时，批评新闻学界挑剔媒体的报道操作层面，却没有在媒体和记者们遇到压力的关键时刻给予声援。石扉客的发言，令人重新思考新闻学界和新闻业界的关系，思考彼此的分工、角色和使命。热议虽已降温，但讨论仍在继续。

大陆新闻业界对新闻学界的轻视、忽视、无视，由来已久。假如新闻学界整体消失，业界似乎不会活得更糟，当然也未必更好。写新闻、做节目，不靠学界；收视率、广告费，也不求学界。我曾经待过的电视界，更是轻视理论。电视台大腕通常财大气粗，走路带风，偶尔想到请专家，首先跳出的也是索福瑞、克顿等咨询公司的数据专家。

面对业界的冷落，学界也满不在乎。除了学生实习不得不求一求业界，看不出有什么非求业界不可。写论文、拿课题、评职称，学界最关心的三件事，都不必和业界打交道。如今学界和业界交集最常见的身影，不是这个节，就是那个庆，基本是：没有喜事不登门。

讨论中，人们提到最多的概念就是学界和业界共同体。但学界是一个学术集合体，它不是一个道德群体。学者有权利不平则鸣，但学界没有义务为谁站台。学界有自己的学术规矩、学术目标和学术理想，它不应是任何权力的附庸，也不应是任何利益的共谋。独立和自由，是学界存在价值的所在，它对世界的认识，即使不利于自己，也不能掩盖真相和放弃真理。

学界的独立和自由，并不意味着它放弃对现实的关怀，但学界对业界的关联主要是以批判的精神相维系的。对业界的批判，并不是因为学界高人一等。而是因为学界往往还是教育界，它要培养的是20年后的业界精英——如果没有这种否定的精神和超前的意识，就没有时代的进步。

即便是学界引进一些业界精英转行做教育，也不是希望他们简单地介绍他们过去成功的经验，这样的复制没有前途。业界精英到高校，最重要的是做两件事：1.告诉学生自己达到过的高度，希望学生超过这个高度；2.借助丰富的经验，更清楚地认识现在的不足，帮助未来的从业者完成对今天的否定。

这样的批判精神，使学界对业界保持一种审慎的距离，这个距离堪比戏剧的“庄严的距离”。彼此的分界线，蕴含着无数精彩的互动。

典型的例子是哥伦比亚大学，哥大校友中有82位诺贝尔奖获得者，文科中最有影响力的当属新闻学。我的同事、厦大新闻传播学院副教授苏俊斌博士，曾在哥大访学。他印象最深的就是一个以应用为导向的学科，如何在名校环立的曼哈顿岛，同时赢得业界和研究型大学的尊重，并最终服务于一个社会的主流价值。苏俊斌的解读是：哥大新闻学院的生存逻辑是通过对美国新闻业发挥影响力，来履行大学的使命，并贡献于美国主流价值的塑造。其做法:1.培养业界所需的拔尖人才，2.预见业界发展的未来；3.批评新闻实践本身的缺陷。这些理念并非空谈，具体措施有三：1.实践与通识并重的培养方案培养未来的业界精英；2.用普利策奖、杜邦奖、全国杂志奖，作为引导业界的指挥棒；3.以《哥伦比亚新闻评论》等刊物，直接对业界的发声。哥大在对业界的批判的距离中，刷新着自己存在的价值。

显然，中国的新闻学界还没有建构出类似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这样的价值存在感。除了少数学界精英对业界有超然的号召力，中国新闻学界整体对业界的影响力不足。学界对业界的发展不够关心，关心的很多又隔靴搔痒，没有隔靴搔痒的又往往自说自话，能够跨界对话的又碰到输入法阻碍——你说的我听不懂。学界和业界双方都有声音，但各自的声音录制在不同的声道，没有混声系统，听不到彼此的声音。一旦混声效果不好，更是噪音一片。

改变这种双声道，学界可以先做起。研究传播的学界也要学会自我传播，把自己的声音有效地在业界传播。这种有效传播，建立在对业界的批判的基础上——一个善于批判的学界，是业界尊重的学界。一个在平时无力批判的学界，当业界需要时，不会懂得送暖，也没有力量送暖。

(作者为厦门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