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伯庸

“禅让”大家都听说过，是中国上古时的一种政治制度。

禅让制度最特别的一点是，它不是血缘交替，而是唯才是举。古代的三位贤明之主，尧舜禹，尧把权力禅让给了舜，舜又把权力禅让给了禹。后世之人大力褒奖这种举动，认为这代表了最高的道德水准，几乎可以称为圣人之行了。

讽刺的是，禅让这件事，到了大禹也就完结了。接下来，大禹把权力给了自己的儿子启，开启了夏朝，正式开始了绵延几千年的血缘继承制——父死子继弟继侄继，总之不能让外姓人得了便宜。

“禅让”就这样成为了一个传说，束之高阁，成了道德标杆。大家都在交口称赞，但没人会真的这么干。

不过从政治家的角度来看，他们应该庆幸古人发明了“禅让”这么一个词。政治家们不免会碰到谋朝篡位的事情，让一个新皇帝取代旧皇帝。“篡位”这个词不好听，上不得台面，他们需要一个合乎法理、礼法以及道德的理由，来解释为什么让一个外姓人来接替权力，而不是血缘继承。

“禅让”这个词，简直是一块完美的遮羞布。它的运作原理符合政治需求，其本身又具备了极高的道德属性。篡位者可以把整个夺权行为包装在禅让之下，宣称要效仿古代先贤，简直太好用了。

最先想到“禅让”这个好处的，是王莽。他逼着刘婴搞了一场禅让的闹剧，走完了权力交接的流程，大新取代了西汉。天下人一看，哦，禅让这事原来还能这么玩，都学会了。第二次玩的人是曹丕，他逼迫汉献帝也搞了一次禅让仪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