闫志刚

5月19日，国务院正式印发我国实施制造强国战略第一个十年的行动纲领——《中国制造2025》。就在文件颁布之前，央视适时推出的系列纪录片《大国工匠》，让人们领略了“技工”风采的同时，也彰显出技工尤其是高级技工在中国制造中的分量。因为缺少，所以珍贵。当一份战略性文件与一部纪录片联系起来，便勾勒出一个鲜明的命题——中国制造呼唤更多“大国工匠”。

工业是强国之基。2010年，中国时隔150年，重新夺回了世界第一制造业大国的宝座，从2010年开始至今，中国制造业一路高歌猛进，规模已连续5年居全球第一。据有关机构调查，中国大约在1850年前后丢掉了制造业世界第一的位子，也是从那个时候，中国逐步走向衰落。

然而，对于重回第一，欣喜之余却需保持几分冷静，因为中国这第一主要是规模上的第一。正如工业和信息化部部长苗圩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指出的那样，“世界第一是非常值得骄傲的一件事情。但是大家也都知道，我们虽然是制造业的大国了，但是大而不强。我们从现在开始，要从制造业大国向制造业强国去转变，这就是我们制订《中国制造2025》的一个时代背景。”

中国制造业“成色”到底几何？众所周知，以高铁、核电、航天为代表的中国制造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高铁等先进装备制造还开始进军美国、德国等制造业强国市场，足见中国制造业水平上升势头之强劲。

即便如此，中国制造尚未摆脱大而不强的尴尬局面。且不说中国游客不远千里在日本疯抢马桶盖、电饭煲等家用电器的景象让人唏嘘，长期以来“缺核少芯”的状况更是成为中国制造转型升级的“拦路虎”。

以信息技术核心的芯片为例，去年我国用在进口芯片上的外汇超过2100亿美元，成为单一产品进口最大的用汇领域，甚至超过了整个石油进口所使用的外汇。“除了花钱，更关键的就是，高端集成电路是我们发展很急需的，但一些装备还受到了一些西方国家对我们出口的限制。高端芯片成为我们整个电子信息行业发展的最大瓶颈。”苗圩感慨地说。

另外，在高端装备制造方面，比如飞机发动机、燃气轮机等领域，我国还没有掌握核心技术，这种局面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整个制造业的发展。而《中国制造2025》的发布和组织实施，就是要“促使一些行业在共性技术方面取得明显的突破，来引领和带动新一轮中国制造业的发展”。

“治国经邦，人才为急”。如果说过去的三十多年，农村富余劳动力的转移支撑了整个中国制造业的高速发展，那么，随着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以及老龄化带来的“人口红利”的结束，中国制造转型升级将更多依靠人力资源质量与技术进步。

从目前我国人才结构看，高技能人才“缺口”已经成为制约中国制造转型升级的人才瓶颈所在，匮乏程度甚至高于科学家、工程师。

中华全国总工会经费审查委员会主任李守镇认为，当前，我国职工队伍整体素质与“制造大国”向“制造强国”转变的要求还不相适应。据2012年全总职工队伍状况调查显示：目前，我国劳动力市场对中级以上技工的供求倍率一般在1：3～1：4之间，短缺程度严重的地区甚至高达1：6，全国技工的供需缺口在2200万～3300万人之间。

全国政协委员、上海教科院副院长胡卫介绍，现代经济对人才的需求呈现金字塔结构：1个科学家、9个工程师、100个高技能人才。世界发展历程也表明，发达国家人才需求结构比例一般为：拔尖人才占5%，研发人才占30%，生产管理服务一线专业技术技能型人才占65%。无论是制造业的转型升级、产业结构调整，还是发展现代服务业、加快技术革新步伐，掌握现代技术技能的高素质劳动者都是有力的支撑和宝贵的资源。

正如2014年国务院副总理马凯出席高技能人才座谈会所言，面对新形势、新任务，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更需要一支拥有现代科技知识和创新能力的高素质技工队伍。

北京机床研究所副总工艺师金福吉被业界称为“数控工艺第一人”，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他表示：从行业的角度，中国现代制造业落后在两个方面：一是材料，二是工艺。他认为院士和高技能专家同样重要，他赞同一个说法：科学家的规划，工程师的蓝图，高技能人才的产品。“举个简单的例子，咱们把宝马汽车和瑞士手表的零件拿过来，未必能做出同等质量的产品。原因在于我们缺少高档的模具，更缺少这方面的设计、制造和应用人才。”

事实上，随着中国制造的崛起，世界制造业格局重新洗牌，传统制造业强国纷纷推出类似德国“工业4.0”这样的工业升级计划，铆足了劲希望在高端制造市场保持领先位置。而在这些雄心勃勃的计划中，无不将高技能人才培养放在突出的位置。

胡卫介绍，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不少发达国家纷纷颁布高技能人才国家战略，把重视职业教育、培养高技能人才作为提高产品竞争力的战略举措。美国提出要打造世界一流的劳动力，重返制造业巅峰，实施了一项6亿美元的就业培训计划，着力培养高技能人才；英国发布了“为可持续发展而提高技能”和“为可持续发展而对技能投入”两个技能开发的战略性文件，文件指出技能对于英国在全球竞争中具有重要作用，未来的经济发展动力来自于高技术人才的储备。

一提到优质制造，人们就会想到瑞士钟表、德国汽车这样的精致工艺，而这背后则是这些国家里“控制误差不超毫秒的钟表匠，仅拧各种螺丝就要学习几个月的工人”。在央视纪录片《大国工匠》里，我们也见识到了中国8位工匠所缔造的制造业奇迹。

不同的是，在瑞士、德国这样的制造业发达国家，如此精湛技艺的工匠不难找，而我国却要难许多。正如《大国工匠》节目制片人岳群所言：“要在种类繁多的工种与数量庞大的技术工人中，找到能代表中国水平与中国制造实力的工匠，并非易事。”

问题出在哪？这是许多人心中的疑惑。

当前就业市场存在这样一种现象：一边是高校毕业生连年遭遇“最难就业季”，一边是工厂企业频发“技工荒”；相对应教育领域，就业率最高的是职业学校毕业生，而“高人一等”的普通高校本科生、研究生落在了后面。人才培养与社会需求存在明显的“错位”，而这样的人才悖论不得不引起人们对教育的追问。

众所周知，当前技能人才的培养主要由职业院校来承担。作为与产业联系最为紧密的教育类型，职业院校的规模与培养质量决定了技能人才的供给状况。

过去的十多年，中国将职业教育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出台了一系列的刺激措施，职业教育实现了跨越式发展，规模上占据了教育的“半壁江山”，成为我国中高级技术技能人才的主要来源。以加工制造、高速铁路、城市轨道交通、民航、现代物流、电子商务、旅游服务、信息服务、汽车维修等行业为例，近年来一线新增从业人员中，职业院校毕业生占七成以上。

尽管我国技能人才培养规模庞大，但与德国、瑞士等制造业发达国家相比，职业教育所占比重仍然偏低。除了培养数量，在人才培养质量上也有着很大的差距，其中很大的问题是人才培养与社会需求的脱节，“就业难”与“用工荒”的就业结构性矛盾说明了这一点。

而这很大程度上源于职业教育在我国教育体系中的弱势。在我国现有招生制度设计中，职业教育被列在了后面批次，成绩优秀的学生大多选择了普通学校，这就给部分学生、家长造成“职校是差生选择”的误区。

对于职业教育所遭受的偏见，浙江师范大学教育评论研究所所长刘尧认为，当前高技能人才培养最大的瓶颈是“读书做官的文化”，这种文化偏见导致学术类高校比职业类高校在人才选拔上的差距，阻碍着高素质产业工人培养；其次，这种文化偏见还导致职业薪酬体系中，管理者与学术人员的待遇高于产业工人，难低吸引优秀产业工人。

2013年4月2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同全国劳动模范代表座谈时明确指出：“工业强国都是技师技工的大国，我们要有很强的技术工人队伍。”国以才立，业以才兴。总书记的讲话，充分强调了技术工人队伍建设在促进工业化发展、提升国家竞争力方面的战略意义。

技能人才培养看似是个教育问题，但教育背后有着复杂的社会因素，需多措并举。在金福吉看来，大量高技能人才企业培养不了，还得依靠职业院校，因为职业院校是培养技能型人才的主阵地。而近两年，习近平主席、李克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对职业教育持续高度关注，体现出职业教育在高技能人才培养中的地位。

苏州工业园区职业技术学院高教研究所研究员王寿斌认为，需求意味着机遇。《中国制造2025》是我国制造业强国战略的十年行动纲领，也是我国职业教育创新发展的集结号，具有深远的战略意义。当前，迫切需要对职教课程体系、师资培养策略、人才培养方式和绩效评价导向机制等进行创新变革和重构，以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和产业转型发展对高端技能人才的需求。

对于提升职业技术院校培养技能人才的水平，胡卫认为，应加大对职业教育的经费投入，提升生均经费。应积极支持职业院校教师到校外企业参与实践锻炼，让其了解所教学专业目前的生产、技术等现状及发展趋势，成为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双师型”教师。

教育部职业技术教育中心研究所研究员姜大源告诉记者：闻名遐迩的德国、瑞士和奥地利的“双元制”职业教育，赋予了有资格的企业以“教育企业”的称号。在德国，只有符合《联邦职业教育法》的规定并经过行业协会对办学资质认定的企业，才有资格从事职业教育。目前，德国有资格实施“双元制”职业教育的企业，大约只占企业总数的四分之一。

针对当前职教管理中的条块分割格局，姜大源建议设立国家职业教育总局，统筹教育行政部门、劳动人事部门和专业部委、行业协会及企业资源，实现职业教育与人力资源开发的协调发展。而这在许多国家已有先例，比如瑞士长期以来在经济部下建立了“职业教育与技术署”（BBT）、德国设立了“联邦职业教育机构（BIBB）”。

除了加强职业院校教育，胡卫主张建立灵活多样、开放多元的职业培训学习制度。我国应借鉴美国社区学院模式，建立灵活开放的学制，将职业教育的对象从中学生扩大到成人，包括大学毕业生，城镇在岗、转岗、下岗再就业人员，农村转移劳动力等，开展各种形式的职业技能培训。

此外，胡卫还建议积极营造尊重劳动、崇尚技能的良好社会环境。长期以来，受“学而优则仕”“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等传统思想的影响，社会上普遍存在“重学历轻能力；重理论轻实践；重文化轻技术”的倾向，导致人才观、成才观偏离。要在全社会大力倡导正确的人才观，弘扬尊重劳动、崇尚技能、多样化成才理念，努力提高技能人才的职业认可度和社会地位。要建立职业准入制度以及与技能水平挂钩的收入分配制度，缩小行业收入差距，逐步提高生产服务一线技能型人才的社会地位和经济收入，消除职业院校毕业生就业歧视性政策。要在全社会树立技术工人也是人才的人才观，用素质能力资格替代唯文凭学历的评价观。

正如李克强总理所强调的那样：要让千千万万拥有较强动手和服务能力的人才进入劳动大军，使“中国制造”更多走向“优质制造”“精品制造”，使中国服务塑造新优势、迈上新台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