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言

今年是抗战胜利70周年，重读《论持久战》，其哲性仍发人深思。从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爆发算起，这一轮全球金融危机已延宕8年。危机之初，乐观人士提出“速胜论”，认为有两三年就可恢复；提出“新兴经济体例外论”，认为中国等新兴经济体可以独撑复苏大局。危机发展至今，悲观人士又提出“崩溃论”，认为中国经济已经褪色，增长奇迹不再。持中冷静思考，中国经济会走出危机，但过程是一场持久战。这是国际国内大环境所决定的，不因人的意志为转移。

实践表明，“速胜论”和“例外论”站不住脚。消费、投资、出口等三驾马车均显疲态，其背后有长期作用的深刻原因。

先看消费。次贷危机某种意义上是劳动分配过低背景下消费透支的长期结果。危机后，除美、英少数国家家庭债务温和减少（但也以政府债务膨胀为代价）之外，其他主要经济体的家庭债务率仍在上升，全球在债务中越陷越深。一般认为中国的消费率过低，进入21世纪长期低于50%，2014年为51.2%，大大低于发达国家80%以上的水平，也低于20年前中国60%的水平。但这一看法有待商榷。一是现有统计大大低估住房消费（这和住房货币化改革后的消费率下降加剧相吻合），二是中国与成熟经济体缺乏可比性，如果与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经济体的消费率比较，韩国、中国香港长期在60%左右，日本、中国台湾长期在70%以下，新加坡长期低于60%，甚至会到45%，中国消费率并不是太大的问题。其重要政策含义是可以刺激消费，但不能盲目刺激信贷消费，特别是透支住房按揭消费，以免重蹈覆辙。

再看投资。危机后发达国家注入海量流动性，但银行放贷意愿不足，甚至宁愿购买负利率国债；企业频频用现金回购股票，不愿扩张投资。新兴经济体则长期受制于高负债以及全球收入分配中的不利格局（高GDP与较低国民收入的组合），在危机中投资乏力。种种迹象表明，在没有重大技术和制度突破之前，全球生产率提高将长期低缓。中国投资也面临结构性问题：私营部门投资意愿低迷，企业和地方政府债务高企，而政府力推的基础设施投资回报率较低。据研究，单位投资带来的GDP增量从2002年的4.1下降到2012年的1.8，而单位GDP增量所需债务增量已升到3.2，债务驱动型增长特征明显。

最后看出口，中国入世和苏东经济转轨带来的全球贸易繁荣已经消退。全球贸易增速显著放缓，持续低于全球GDP增速。发达国家立场发生重大变化，开始加大贸易壁垒。中国外贸面临汇率高企、成本攀升、贸易保护主义抬头、价值链迁移困难等难题，会持续增长乏力。

可见，这次危机的后果是全面、反复、持久的，不同于战后任何一次危机，其量级只有1929年危机可与之匹敌。这决定了中国走出危机必然是一次艰苦的持久战。

责任编辑：宗军 刘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