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震

7月28日，美国假释委员会宣布，因间谍罪被监押长达30年的波拉德将于今年11月21日获得假释。现年61岁的波拉德是迄今为止惟一因间谍罪被判终身监禁的美国公民，而其提供间谍服务的国家恰恰是美国的盟友以色列。一石激起千层浪，此消息旋即在美国、以色列乃至国际社会引起了广泛关注和争论。

波拉德是谁

波拉德的全名是乔纳森·杰伊· 波拉德，1954年生于得克萨斯州加尔维斯顿一个犹太家庭，在家中排行老三。波拉德的父亲很重视对子女的犹太传统教育，不过犹太身份却让童年时的波拉德经常受到排挤甚至侮辱。1970年，16岁的波拉德参加了一个夏令营，首次前往以色列并参观了著名的魏兹曼科学研究所。据称，波拉德在这次的以色列之行中就像到了天堂一样高兴。高中毕业后，波拉德进入斯坦福大学学习并获得政治学学位。据了解他的人讲，波拉德在大学时喜欢吹牛，比如吹嘘自己拥有美以双重国籍，为以色列情报机构“摩萨德”工作，并获得过以色列国防军上校军衔，但事后证明这不过是他胡编乱造而已。1977年波拉德申请加入美国中情局，但未通过测谎检查，报告称他是善于空谈的狂热犹太复国主义者。但他不死心，1979年申请加入不需测谎检查的海军监视与情报中心，并通过安全考核，1980年调入海军情报和支援中心。波拉德最初的工作主要是研究非共产党国家的水面舰艇系统。根据他当时的上级回忆，虽然波拉德并未改掉爱吹牛的毛病，但他的情报分析工作确实很出色。1983年底，美国海军陆战队位于黎巴嫩贝鲁特的军营遭遇汽车炸弹袭击，240多名士兵丧生。为此，美国海军于1984年6月在海军情报中心内部成立了反恐预警中心，波拉德随之被调入该中心，开始接触到美国军方内部的秘密情报。

同年，波拉德结识了在纽约大学进修的以色列空军退役上校阿维姆·塞拉。塞拉是以色列国防军的一名战斗英雄，曾在1981年率领以色列空军轰炸了伊拉克的奥希拉克核反应堆。波拉德主动要求为以色列情报机构服务，以色列方面开始还以为是圈套，但很快就被波拉德带来的情报价值所惊叹。塞拉后来将波拉德交给“科学联络局”驻美的两位“科技参赞”，由他们负责同波拉德的联络工作。此后，波拉德源源不断地向以色列提供各种情报，直到1985年，一位同事匿名举报波拉德把秘密文件带出办公室。随后，他的上级也发现波拉德经常查阅大量与其工作无关的机密情报。同年10月，联邦调查局和海军调查局开始对波拉德进行调查，在办公室暗置微型摄像头。11月18日，波拉德携文件出办公楼时被截查。11月21日波拉德逃脱监视，开车闯进以色列驻美使馆要求政治避难。几分钟后联邦调查局特工赶来，以色列使馆只好把人交出。几小时后，波拉德的接头人——两位驻美“科技参赞”匆匆逃回以色列。1987年3月，波拉德被判处终身监禁，与其同谋的妻子安妮·亨德森则被判处五年监禁。1990年，安妮在服刑两年多之后获得假释，二人依照犹太律法离婚。1994年，波拉德与一名来自加拿大多伦多的追随者结婚，而这时波拉德仍在狱中继续服刑。1996年2月，以色列内务部根据波拉德及其律师的请求正式授予其公民身份。

波拉德东窗事发后，以色列官方一直拒绝承认，宣称这是未经授权的“流氓组织”所为，直到1998年担任以色列总理的内塔尼亚胡公开承认了波拉德的间谍身份。

波拉德干了什么

几年前，美国著名调查记者西摩·赫什曾经专门分析了波拉德可能传递给以色列的情报信息，一些知情的美国情报界官员也通过不同途径证实了波拉德所泄露的部分情报内容。其中包括：

一是被称为“拉辛”的美军信号情报手册。据说整个手册共有十卷，并且经常更新，列出了所有美军已知的信号的物理参数，比如美军是如何获取这些信号的，获取的时间、地点，以及信号的载体、频率、波长等。“拉辛”被认为是美军信号情报领域的“路线图”和“圣经”，也是美国军方最高军事机密之一。波拉德将十卷本的手册一页不剩地交给了以色列，美国国家安全局不得不重新评估并调整其情报收集方式。

二是美国海军第六舰队的海洋信息监测报告。冷战时期，美军在西班牙罗塔岛设有海洋情报监测站，每天清晨都会把此前24小时内发生在中东海域的情报信息传回国内，这些信息包括了无线电信号、侦察机报告以及卫星图像等。美国海军监控的主要目标是飞机和军舰，尤其是携带核弹头游弋于地中海的苏军潜艇。到1985年被捕为止，波拉德在一年多时间里把罗塔岛每天发送的信息悉数交给了以色列。

三是美国在中东的人力情报信息。尽管上世纪80年代的计算机系统还比较落后，但美国国防情报局在当时已经建立了在线情报社区系统，该系统汇集了陆海空三军及海军陆战队武官们在中东地区的所有情报信息，尤其是海量的人力资源情报和美军在当地的线人网络。事后调查发现，波拉德是1984至1985年期间使用这一系统最多的人之一。

四是国家安全局的每日信号情报获取任务单。该任务单包括了当天所要收集情报的任务概要，以及这些任务的优先级别，进而通过其遍布全球的情报收集网获取指定信息。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份清单也是美军关注重点乃至军事行动的指向标。

当然，很多人认为波拉德所获取的情报远远不止这些。事实上，这些年来美国情报部门始终没有掌握波拉德所获取的情报明细，甚至连波拉德自己也未必搞得清楚。以色列则一直拒绝向美国提供波拉德所窃取情报的完整信息，只是象征性地归还了200多份普通情报，更不可能告诉美国人以色列是如何利用了这些情报。就目前所知的信息来看，波拉德所窃取的情报信息有几个明显特征：一是获取的情报量特别大。波拉德在短短一年多的时间内向以色列提供了大约20万份情报。有一段时期，他几乎每周都会带来大量情报，以至于接头人不得不在华盛顿租下一个公寓，安装了一台高速复印机来处理这些文件。二是这些情报极为重要，甚至可能危及美国海外特工和线人的生命安危。三是这些情报的去向和使用方式不明。显然，以色列肯定充分利用了这些情报以维护自身安全，比如规避美国对以色列的情报收集和监控，利用所获情报对位于突尼斯的巴解组织武装发动空袭，等等。但是，波拉德所提供的情报范围之广、内容之丰富显然已经超出了以色列自身的安全需求，这让很多美国情报专家怀疑以色列利用这些情报与苏联进行了交易。比如，利用情报换取苏联允许更多犹太人移民以色列，尤其是在苏联军工部门工作的犹太裔科学家和工程师。

波拉德引发的争议

国家之间互派间谍搞情报并非什么新鲜事儿，然而二战后没有哪一桩间谍案会引起如此巨大的争论。波拉德入狱之后，历任以色列领导人、亲以犹太团体和一些社会活动人士都曾为释放他而积极努力。早在1995年，以色列前总理拉宾就曾向克林顿提出过释放波拉德的请求。1998年，时任以色列总理的内塔尼亚胡在以巴怀伊协议谈判过程中也向克林顿提出了类似的请求，已经表示同意的克林顿到最后一刻改变了主意。据克林顿事后回忆，当时的国家安全顾问、国务卿和中情局局长等极力反对，中情局局长特内特甚至不惜以辞职来反对释放波拉德。2002年，内塔尼亚胡专门赴狱中看望了波拉德，2011年再度担任总理的他致函奥巴马，要求对波拉德进行特赦。2012年，佩雷斯总统向奥巴马递交了80名以色列议员请求释放波拉德的联合签名信。此外，一些美国国会议员和前高官，如前国务卿乔治·舒尔茨、亨利·基辛格等近年来也呼吁释放波拉德，认为鉴于波拉德的年龄、状况和家庭情况等因素，坚持拒绝假释波拉德是“不公正的”。

围绕“关”和“放”之间的博弈，恰恰体现了外界对波拉德截然不同的两种评价。在美国军方与情报界的眼中，波拉德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叛国者”;然而在以色列和波拉德的支持者看来，他却是一个为了以色列和犹太民族利益而甘冒风险的“民族英雄”。近年来，波拉德的支持者和反对者之间激辩的焦点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

其一，释放波拉德是否有利于中东和平进程？支持者认为，释放波拉德可以证明美国作为中东和平进程主要协调者的诚意，表明美国能够信守对以色列安全的承诺，同时换取以色列在和平进程中的让步。而且，以色列也表达了愿意进行交易的意愿，比如释放巴勒斯坦囚犯，放缓在约旦河西岸修建定居点的步伐等。但反对者认为这种论调不过是无稽之谈。比如，曾在情报界长期任职的鲍曼就撰文指出，释放波拉德并不能使这两个中东的老冤家走到一起，也不可能说服以色列鹰派做出让步。还有人认为，以色列领导人或许愿意在机场欢迎波拉德，但绝不会为了一个已经“过了气的间谍”放弃哪怕是一寸土地。

其二，波拉德的间谍行为是否损害了美国利益？支持者认为，根据1983年美以达成的军事情报共享协议，以色列有权获取这些对其安全至关重要的情报。反对者则表示，无论是否是美国的盟国，法律一概禁止任何未经授权的情报转让，是否分享情报的决策权只能掌握在军事和政治领导人手中。以色列所获取的情报已经超出了自身安全需求，很可能被用以同其他国家进行暗中交易，这当然有违美国的国家利益。

其三，波拉德泄露情报的目的是什么？支持者认为，波拉德的根本动机是基于其对犹太复国主义的情感而非金钱。反对者则认为，波拉德出卖情报纯粹是为了获得金钱，他不仅每月从以色列领取2500美元的补贴，还收受了大量现金和礼品。美方调查人员还发现，波拉德甚至试图与巴基斯坦、南非等进行情报交易以获取好处。

其四，对波拉德是否量刑过重？支持者认为，和其他间谍案相比，对波拉德的惩罚明显过重，一些为敌对国家服务的间谍也未曾遭受如此严厉的惩罚。法官没有充分考虑波拉德积极配合调查及判决前达成的认罪协议，而且深受时任防长温伯格所提交的损失评估报告的影响。反对者则认为，波拉德属于罪有应得，法官正是在充分听取各方面意见的基础上做出了公正判决。

奥巴马释放的信号

波拉德即将获得假释的消息公布后，外界关注的焦点主要集中在两个问题上：一是波拉德获释后将何去何从？二是波拉德获释将对美以关系产生何种影响？

关于第一点，美国假释委员会已经表示，假释后波拉德五年内不能离开美国。据说有人还担心具有“过目不忘”本领的波拉德今后会抖出更多情报信息。关于第二点，美国政府在同意波拉德假释的同时，一再表示这与伊朗核协议无关。以色列官方也做出了类似表态。虽然从表面看，波拉德从1985年11月被收押到今年11月恰好30年，符合美国假释条例的要求，无须动用总统特赦权，但白宫并未对假释提出任何反对意见，甚至未就此向情报界进行咨询（美国国内反对释放波拉德的声音也很强烈，尤其是在国防情报部门），被视为是奥巴马改善美以关系的积极信号。

奥巴马上台后，美以关系跌入了冷战结束以来的最低点。对于奥巴马政府而言，释放波拉德有助于改善奥巴马对作为盟友的以色列缺乏重视、亲善不足的印象，进而获取以色列对其中东政策的某些支持，尤其是在伊朗核问题上的某种谅解。目前所达成的伊朗核问题协议只是一个未经国会批准的总统“行政协定”，只是美伊领导人之间的一种合作协议。要想获得下一任总统支持，就必须使伊核协议得到更多支持，而以色列与美国犹太政治团体的态度至关重要。另一方面，奥巴马的两次当选都得到了美国犹太人的支持，如今这种支持早已变成了不满乃至愤怒。奥巴马政府的负面形象势必会成为民主党在大选中的掣肘，此时释放波拉德则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美国亲以犹太团体的不满，进而改善奥巴马政府及民主党的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