符遥

奥利维尔·维德迈尔·毕加索总是说，对他而言，他的外祖父是在死的那天出生的。

那是1973年4月8日，一个再普通不过的星期日。午餐后，父亲和弟弟出门了，12岁的奥利维尔和母亲玛雅、还在襁褓中的妹妹一起坐在客厅里，看电视上正在播放的一部电影。

奥利维尔·维德迈尔·毕加索。

影片演到结尾时，一条简讯突然插播进来。没有图像，只有一个单调的声音响起：“画家巴勃罗·毕加索于今日凌晨在自己蓝色海湾的家中去世，享年92岁。他被认为是创造了20世纪艺术的艺术家。”

短短两句话之后，电视里又恢复了之前中断的节目，但是，一切从此都不一样了。

在这天之前，奥利维尔不过是“一个画家”的外孙，他对那位老人全部的印象都来自挂在家中墙上的画和照片；从这天开始，那个抽象的、静止的外祖父突然“活了”。而自己是那个大名鼎鼎的毕加索的外孙了。

拼凑出一个好像从没存在过的外祖父

今年54岁的奥利维尔现在是巴黎一家视频媒体的制片人和顾问，同时也是一名艺术授权代理人，代理包括外祖父巴勃罗·毕加索在内等诸多艺术家的作品。

从2014年起，他和法国雅高集团旗下的索菲特酒店合作，策划了一个以展现现代、当代艺术家创作状态为主题、名为“揭秘”的摄影展，先后在美国、匈牙利、英国、荷兰等地展出。又在今年9月，摄影展来到了中国。

和他那个在人们印象中性格古怪、暴躁的外祖父不同，在待人接物上，奥利维尔有着商人的精明活跃，法国绅士一贯的礼貌优雅，以及作为一个富豪恰到好处的随和亲切。但即便是初次见面的人也很难忽略他与毕加索之间那惊人的相像：一样结实的身形，一样轮廓的鼻子、眼睛，甚至是走起路来一样昂扬的姿态步伐。

他自己也深知这一点。因而拍照时，他总是习惯让摄影师从右半边脸拍，“因为这侧更像毕加索”。

但起初他并不是这样。

“在他死后，关于他的消息迅速出现在每份报纸、杂志上，他的生平、遗孀、孩子 铺天盖地的报道。在学校里，我很快被认出是毕加索的外孙，大家会问我有关他的一切，而我因此被问了许多以前从来没想过的问题——比如关于他众多的妻子，他的遗产——这些都不是一个12岁的孩子会考虑的东西。”回忆起42年前的那个转折点，奥利维尔这样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相比失去亲人的悲痛，显然困惑更多。直到被人频频问起，他才发现自己对那个那么有名的画家竟然几乎一无所知，他们甚至从未见过面。他开始和别人一样翻看那些报纸杂志，试图拼凑出一个好像从没存在过的外祖父。

这样的陌生其实是母亲玛雅苦心经营的成果。作为在毕加索身边生活时间最长的孩子，她在成年后却始终刻意保持着与父亲之间的距离。在孩子们面前，她绝口不提父亲的身份和名气，甚至悄悄藏起他寄来的支票。

对当时的奥利维尔来说，媒体上别人写下的文章、讲出的故事并没有帮到他，困惑反倒越来越多。他原以为自己会被叫去参加葬礼，但他从广播里听到了毕加索已经安葬在法国南部的沃温那格堡的消息；他的母亲赶去奔丧了，但新闻在提及参加葬礼的子女时，却没有玛雅的名字。

在回顾了毕加索非凡的艺术生涯、报道了他简单的葬礼之后，紧接着，人们开始议论已故画家遗留下来那数以亿计的法郎，分析已有的继承人和可能的变数，而奥利维尔也第一次从新闻里学会了一个词：私生子。

媒体上说，在1972年之前，按照当时的法律，非婚生的子女是不被承认的，这意味着玛雅在法律上不是毕加索的女儿，他也不是毕加索法律上的外孙。

他一直知道外祖父有过许多段感情，但根据媒体报道，那些他一直以为曾是毕加索妻子的女人其实从来都不是他的妻子，这其中也包括他的外祖母玛丽·泰雷兹·沃尔特。

女人之于毕加索，就如颜料之于画笔

1927年1月8日，一个寒风刺骨的午后，45岁的巴勃罗·毕加索在巴黎老佛爷百货公司邂逅了17岁的玛丽·泰雷兹·沃尔特。她正在挑选一条裙子，而他透过商品展示橱窗盯上了她。

“小姐，您的脸很有意思，我很想给您画一张肖像。”他一直等到她出来，微笑地迎上去作了自我介绍，“我有一种预感，我们会一起完成一件很了不起的事情。”

天真烂漫、涉世未深的女孩对“毕加索”这个名字毫不知晓，但她几乎是瞬间被这个成熟男人散发出的强大气场击中，他们一起去了咖啡馆，又一起去了他的画室。他画她的肖像，她做他的模特。

此时的毕加索正深陷在第一段婚姻的危机中。进入婚姻生活的第8年，他已经完全对妻子奥尔加·柯克洛娃失去了兴趣。当年，这个来自俄国、姿色平常的芭蕾舞演员曾让他无比着迷，他们顶着压力在巴黎的俄国教堂举行了盛大的婚礼，又在3年后生下了儿子保罗。但如今，这个脆弱的结合只剩下一个热衷于贵族生活、社交活动的女人，和一个野心勃勃、厌倦又愤怒的男人了。

其实，在儿子出生后，他们也有过一段幸福安逸的时光。那些日子里，毕加索尽享天伦之乐，在创作中则潜心发展传统、和谐的新古典主义风格。许多有关保罗的作品相继面世，而他创作的《海滨的家庭》（1922年）更是被誉为这一时期的代表作，画中的奥尔加高贵迷人，保罗乖巧可爱，场景温馨又写实。而之后毕加索逐渐卷入了当时风靡欧洲艺术界的超现实主义运动中，感情和婚姻也开始动荡变化。

这当然不是他第一次转变风格。从8岁第一次在素描作品中表现出对女人的兴趣，13岁起出入妓院，他尝试过妓女、双性恋模特、浮夸又放荡不羁的女知识分子、有结核病的美女、来自马提尼克的黑人姑娘女人和情爱给了毕加索无尽的灵感，也是他创作中永恒的主题。

他一生中女人不断，几乎每一段重要的情感经历都伴随着一次画风的转变。

1904年，23岁的毕加索爱上了和他同岁的模特费尔南黛·奥莉薇亚，他结束了之前愁苦阴郁的“蓝色时期”进入了明快鲜亮的“粉红时期”。

1909年，他遇到了有夫之妇艾娃·谷维，在那些甜蜜的日子里，毕加索先是迷上了非洲艺术（“黑人时期”），转而又开始了立体主义时期对几何图形与复色的探索。

然后是奥尔加，然后便是玛丽

年轻的玛丽热爱游泳、骑车、登山，周身洋溢着青春的气息。她是他的“缪斯女神”，却也绝对服从于他。她不懂他的艺术，但她重新唤起了毕加索的创造力。

他们确实一起做了“很了不起的事情”：他用气势恢宏、色彩华丽的笔触为玛丽画下了一系列引人注目的肖像，还创作了大量优秀的素描、版画、雕塑，无论是主题的选择还是情感的表达都与以往不同。

1935年9月，他们的女儿玛雅出生了。

由于他还没有离婚，毕加索只能秘密地照顾母女二人。和当年保罗刚出生时一样，他尽心尽力地经营了一段时间的“家庭生活”，亲自洗衣、做饭，甚至给玛雅洗尿布。直到1936年，55岁的他又爱上了29岁的摄影师朵拉·玛尔。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玛丽和朵拉都同时存在于毕加索的生活中、画板上。他给两个女人排班；花言巧语地向她们隐瞒另一个人的存在；真相暴露后，他在她们两人大打出手时饶有兴趣地围观，并将这样的场景画进自己的作品里。

这样的状态一直持续到了1944年，当玛丽发现自己在画中的形象越来越丑陋扭曲，甚至又有了另一个女人的特征（1943年，毕加索遇见了22岁的画家弗朗索瓦丝·吉洛），她明白，他们的感情走到了尽头。尽管早在1935年，毕加索已经和妻子奥尔加分居并提出了离婚诉讼，可他直到最后也没有娶玛丽。

但这并不妨碍他对女儿玛雅的爱。

直到多年后，偶尔提及“那个画家外祖父”，玛雅总会告诉儿子奥利维尔，他是个多么慈爱的父亲，“她的童年有多么快乐”。他会牵着手教她跳舞，哼自己编的催眠曲哄她入睡，他用素描的方式记录下她的成长，有时甚至细化到每个小时。更不用说那些精心创作的肖像画：《玛雅和第一场雪》 （1936年）、《玛雅和红围裙》（1937年）、《玛雅和小船》（1938年）

在外祖父留下的所有画作中，画于1938年的《抱着洋娃娃和木马的玛雅》是奥利维尔的最爱：“这是一幅非常独特、又有些诡异的画。你看到一个孩子的面孔，但我看到更多的是我的外祖母。巴勃罗在画孩子，但他同时表现的是他的缪斯女神从孩子变成了母亲。那是一个孩子脸上不会出现的悲伤，这幅画就像是孩子的肉体和母亲神态的结合。”

“这大概也是他为什么离开玛丽·泰雷兹，又去找下一个女人的原因吧！”他补充道。

2002年，奥利维尔为外祖父撰写了一本传记《真实的毕加索》，他在书中历数了曾经的那些女人们，他说：“女人之于毕加索，就如颜料之于画笔：不可分离，不可或缺，生死攸关。”

和“毕加索”共处

或许是毕加索的死来得太快太突然了，几乎没有一点儿准备，12岁的奥利维尔就要学着当一个名人的后代了。换句话说，他从没想过那是种什么感觉，变化就已经发生了。

美术课上，老师总会用夸张的口吻表扬他的作品，感叹他继承了大师的天才，并以他作为评分标准。但有一次，他交上去的画没有写名字，成绩发下来，满分20他只拿到了3分。

从那以后，每次认识新的人，他总会在第一时间自己招认：“我没有继承到任何绘画天赋。”

还有那常常被人问起的遗产分配。在那之后的几年里，他一边要应付周围充满好奇心的人们，尽力显得不那么得意又不那么尴尬；一边也目睹了母亲如何被纠缠于那些没完没了的财产清单、法律条文、复杂的计算与谈判当中。

毕加索去世的前一年1972年，法国通过了非婚生子女继承法。在毕加索去世一年后，包括玛雅在内3个非婚生子女的继承权才得到承认。由于毕加索留下的作品数量大，牵涉人员多，他生前又没有留下遗嘱，与之相关的各项事务都变成了漫长的拉锯战。在初步达成协议后，财产分割直到1979年11月才正式开始。

据核算，毕加索去世后共留下了超过5万件作品，其中包括1885幅绘画作品，1万余幅素描和速写，1228尊雕塑、2800件陶瓷作品，以及超过2.7万件版画、石版画、雕版画作品。而这还没有算上他在各地的11处房产以及存在银行中数以千万计的法郎。

根据当时的估价，这笔财富的总价值超过了13亿7290万法郎（大约相当于今天的8亿4千万美元），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个数字还在不断上升着。2001年，英国《每日邮报》估算说，毕加索家族的财富已经达到了60亿英镑（按当年汇率计算约合120亿美元）。

依据1978年出台的继承法，继承人可以用作品代替现金支付遗产税，因此，毕加索家族决定将20%的作品上交国家，由法国政府主持建立了毕加索博物馆。剩余的部分则在家族内部进行分配。

如今，奥利维尔并不回避他的幸运，“是的，我很开心。我在墙上挂了一些他的画，想换一批的时候随时都有的换。”但他也精明地用一句玩笑带过了记者关于具体数量的追问：“我有很多，很多很多尤其是我母亲挑选了许多玛丽·泰瑞兹的肖像。我可以根据每天衣服的颜色来更换墙上的画。”

从小看着来来往往的遗产管理人、律师、司法官、公证人和税务顾问，奥利维尔对法律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大学时他念了法律专业，后来还考取了律师、公证人和拍卖商的资格。

之后，他开始涉足电视和音乐方面的工作。他还创立了自己的企业，自己担任节目主持人。这些都让他十分骄傲，因为“离开了毕加索也能生活”。

他把这归功于玛雅当年善意的隐瞒。“那时候，‘毕加索这个名字就意味着财富，意味着他那些价值连城的作品。她大概是不想让我们觉得，反正未来能成为亿万富翁，现在为什么还要学习、工作？她希望我们能保持自己的梦想，自己努力。事实证明，我和我的弟弟妹妹都做到了，我们正常上了大学，做自己想做的事情，没有依靠毕加索。”

但事实上他从没有离开过毕加索。

1994年，已经是一档视听节目制片人的奥利维尔开始制作自己的第一张CD，他的外祖父成为理所当然的主题。

2002年、2013年，他先后撰写了两本关于毕加索的书，根据他的书改编的纪录片《传奇毕加索》将在全球播出。

除此之外，他还用另一种方式将自己和外祖父永远地联系在了一起：自1985年、2002年两次姓名改革方案实施后，法国允许子女同时使用父母双方的姓氏，于是他将“毕加索”加在了自己的姓氏上。他解释说，这更清楚体现了父母双方的渊源，反正在别人眼里，他从来就是毕加索的孙子。

从此他去餐厅订位就变得非常容易，“人们喜欢这个名号。不过，在你需要和水管工讨价还价的时候就不一样啦，他们会说，反正你有那么多钱！”奥利维尔调侃道。

“关键是你要懂得如何使用这个名字，而不是滥用它。我常说有三种方式：第一，你在生活中完全摆脱毕加索，这显然已经不可能了；第二，靠毕加索生活，你没有自己的生活和工作，只花他留给你的钱。但我们家（是第三种），我和我的弟弟妹妹都懂得怎样‘和毕加索共处，过自己的生活，只有10%～15%的部分是有关毕加索的。”他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伟大姓氏的诅咒

但并非谁都能够像奥利维尔一样善于“和毕加索共处”。

在他将“毕加索”纳入姓氏的这些年里，玛丽娜·毕加索——毕加索婚生儿子保罗的女儿、嫡孙女，却一直在试图逃离这个伟大的姓氏。

在她眼中，她一直生活在那个耀眼的光环背后，饱受折磨。她曾进行过14年的心理治疗，试图克服幼年时来自家庭的阴影。而一切痛苦的根源，正是她伟大的祖父毕加索。

在2001年出版的回忆录《我的爷爷毕加索》中，玛丽娜详细记录了她和哥哥巴勃利托如何在无爱的环境中成长，以及当时他们一家惨淡挣扎的生活境况。她的父亲保罗长期酗酒，母亲一直觊觎着毕加索的财产，平日里没有收入来源、生活贫困的一家人只能依靠祖父的接济。为了乞求生活费，保罗受尽了毕加索的羞辱，有时甚至要在他家门口站上四五个小时。

“难道有所建树的人就可肆意吞噬自己的亲人，让接近他的人失望？难道他说怎样就得怎样？这位暴君给了我父亲生命，同时我的父亲也备受其欺骗、羞辱、蹂躏，死于绝望之中。真可谓铁石心肠。”她在书中这样写道。

毕加索去世后，玛丽娜分到了超过1万件祖父的作品和他位于戛纳的别墅。但她始终无法原谅他当年的冷漠绝情。遗产交接后，她做的第一件事，是把别墅里所有的画都翻过去冲着墙挂放。

在此后的数年里，玛丽娜一直投身于人道主义事业，也一直试图摆脱那份“没有任何感情的遗产”。经过漫长的心理治疗，如今的她才终于能够对往事有些许释怀。

2015年初，她宣布将通过苏富比拍卖行出售一批自己所藏的毕加索作品，以此为自己的童年和青年时代翻篇。

但有些人再也没有翻篇的机会了。

毕加索生前曾说：“我的死，将是大船沉没，很多人将被卷进漩涡。”仿佛像是诅咒一般，这句话在之后一一应验了。

1973年4月12日，在毕加索的葬礼当天，因为被毕加索的第二任妻子杰奎琳·洛克拒之门外，玛丽娜24岁的哥哥巴勃利托深受刺激，在绝望中吞食漂白剂自杀，在抢救了3个月后去世。

两年后，在遗产分配漫长的拉锯战中，玛丽娜的父亲保罗没等到结果就因长期酗酒导致重病离世，年仅54岁。

1977年10月，在与毕加索相识的第50年，奥利维尔的外祖母玛丽·泰瑞兹在家中车库自缢身亡。

1986年10月，毕加索去世后的第13年，在毕加索博物馆奠基后，毕加索的第二任妻子杰奎琳拿起手枪，对着自己扣响了扳机。

“她从来都不是祖母，她甚至不是一个母亲，不是一个成年女人。她是画家梦中的缪斯女神。”奥利维尔至今记得外祖母玛丽的样子，“她是个非常特别的人，甚至有点儿疯疯癫癫的。她会大笑着穿过房间，把一首歌唱上两个小时。”

事实上，与其说是诅咒，不如说玛丽一直生活在毕加索的光环中，生活在他营造的梦幻世界里。从17岁遇到毕加索，她就成为了广为人知的缪斯女神，无需为现实生活操心，甚至无需与外界接触。他是她一生中唯一的男人、唯一的挚爱，这在他们分手后也没有改变。

自1944年底分手到1973年春天，毕加索每月都会付给她约6000法郎的生活费（大约相当于现在的5500美元），他们还会时常通电话、通信，互寄节日卡片。

但毕加索的死改变了这一切，经济资助暂停了，心灵的沟通也断了，玛丽不得不开始面对外面现实的世界。“这大概也是她自杀的原因吧。他们之间的联接断了，她变得孤独又厌倦，再也没有了希望。她从缪斯女神变回了普通人，但做普通人太无聊了。”奥利维尔说。

他不是一个很好相处的人，

但也没那么糟

“成为毕加索家的一员是种荣幸。因而我在写书时对每一个词每一句话都格外谨慎，我见了很多人，研究了很多资料，以确保我写出的所有关于毕加索的事情都是真实的。”近年来，奥利维尔时常活跃在媒体上，他写书、参加各种活动、接受采访，只要提到毕加索，他总会站在外祖父一边，不厌其烦地一遍遍纠正外界的误解。

这也是他为毕加索撰写传记的原因之一，他曾说，这是他的责任。

在他看来，外界对毕加索最大的误解在于他对金钱的态度。“80年代起就有人在说毕加索非常吝啬。但事实上，我翻出了他的支票簿和其他一些账目记录，仅在1972年，他去世的前一年，他花在房屋维护、佣人上的钱就相当于现在的300万美元。在生活上他并不吝啬。而且他为人慷慨。无论是在西班牙内战还是二战期间，他常常帮助需要的人，给钱或是用其他方式。很多时候他就直接塞给别人一个信封，说‘拿去。”奥利维尔说。

从当年通过看报纸了解外祖父，到后来自己写书、做纪录片、策划展览，奥利维尔一点一点认识了毕加索，也对他丰富而传奇的一生有了更多的兴趣。他自信地和这个伟大的姓氏共处，也始终在以自己的方式使用它、捍卫它。

上世纪90年代中，“毕加索”成为了像可口可乐、可可·香奈儿一样的知名商标，世界范围内每年都有超过700例侵权使用行为。当越来越多的“毕加索”出现在地毯、灯罩、风扇、甚至是卫生纸上，奥利维尔向家族提议采取行动，和大集团合作制作经过授权、合法使用毕加索姓名和作品的产品。1998年，在他的协调下，毕加索家族和法国汽车品牌雪铁龙签署了协议，推出了以毕加索命名的汽车。

尽管这一交易一度引起很大争议，但奥利维尔表示，此举极大地促进了商标的维权与保护，侵权行为已经由原先每年700多例降至不到50例。

左上图：玛丽·特雷兹·沃尔特。（资料图）右上图：毕加索作品《坐着的玛丽·特雷兹》。（资料图）下图：毕加索和玛雅。（资料图）

2013年10月，他又以发行彩票的形式出售了毕加索创作于1914年的画作《戴折叠礼帽的男人》。任何人只要花上100欧元，就有五万分之一的机会赢得这幅名画。两个月后，一位25岁的美国小伙幸运中奖。而奥利维尔将发行彩票所得的500万欧元全部捐给了联合国艺术和文化慈善计划，专门用于黎巴嫩南部古泰尔城的古迹保护。

2015年，玛雅创立了以自己名字命名的基金会，奥利维尔将主持基金会的工作。“现在是时候回馈社会了。因此我们将投资一大笔钱用于孩子艺术领域的教育。”他向《中国新闻周刊》表示。

奥利维尔说，他钦佩这个直到生命最后都在精力充沛地不断创作的人。无论是在艺术上还是政治上，毕加索都取得了极高的成就，“我不会说他是个很好相处的人，但他也没那么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