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赫斯是青年黑格尔派的代表人物，马克思在18世纪40年代开始与之交往、合作。赫斯作为德国社会主义之父不可避免地影响了马克思的共产主义转向；赫斯早年的《论货币的本质》也影响了马克思的异化经济学转向。要公正地评价赫斯对马克思的影响，也要注意到二人思想的差别和分歧，客观看待赫斯在马克思主义形成中的地位，才能理解马克思的思想逻辑发展过程。

关键词：马克思；赫斯；异化；共产主义

赫斯作为马克思早期思想形成发展的重要渊源人物曾一度被忽视，甚至把他看成是反面教材。随着文献学研究的进展以及《赫斯精粹》的出版，国内外掀起了一场堪称“回到赫斯”的运动，给予赫斯一个公正的评价，正确认识赫斯对青年马克思思想的影响，才能更深刻理解马克思思想的内在逻辑及发展过程。

一、 国内外马克思学者的赫斯研究

最初欧洲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者，像梅林、卢卡奇等人都认为赫斯对马克思的思想发展起到的是消极的影响。而科尔纽是扭转这种评价倾向的始作俑者，他在给予赫斯积极评价的同时，也分析了赫斯思想逻辑的发展过程。我们从科尔纽的论述中可以提炼出来“实践和异化”“费希特和费尔巴哈”这两组关键词也成为以后中日两国赫斯研究的基本框架。在亚洲，日本是“回到赫斯”这场运动的积极响应者，几乎所有的赫斯著作都翻译成了日文，代表人物有山中隆次、畑孝一、广松涉和良知力。其中最有影响的是广松涉的“压倒式影响”论，他认为马克思从《手稿》到《形态》的认识是跨越性的，其中正是受了赫斯的影响，直到写作《提纲》时，其思想水平才追上赫斯。广松涉的论断受到了来自良知力的批判，他指出广松涉缺乏纵向把握赫斯本身思想发展进程，同时也低估了马克思思想水平。最后，良知力又继承了卢卡奇的赫斯批判，日本的“回到赫斯”运动随即沉寂了。

我们国内学者对赫斯的研究也不落后，先驱者以候才为代表，他出版了《青年黑格尔派与马克思早期思想的发展》一书，与科尓纽及日本学者不同，而是以费尔巴哈为坐标轴来界定赫斯的理论贡献及其局限的。张一兵在《回到马克思》中，把赫斯作为青年马克思一个重要的“经济学的支援背景”，基本同意科尓纽的观点，肯定了赫斯对青年马克思的积极影响。

二、马克思与赫斯思想的关系

探讨青年马克思思想发展和赫斯究竟有没有关系，有着什么样的关系？下面我们从青年马克思思想中两个重要方面，异化和共产主义问题来研究，讨论赫斯在马克思思想形成中的地位。

19世纪40年代初，马克思开始和赫斯交往，在《莱茵报》、《德法年鉴》等都有过合作，之后赫斯还参与了《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写作，所以赫斯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一位无法绕过的人物。赫斯作为德国社会主义之父，是“真正社会主义”思潮的代表人物，他使共产主义思想在当时德国成为时髦，同时他也是马克思交往的第一个社会主义者。1842年，馬克思开始了解包括傅立叶、圣西门等人的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的思想和德国学者魏特林的空想共产主义思想。马克思认为法国空想社会主义并没有与现实结合起来，在德国不具有现实性，也不能和他的哲学批判理论相关联，所以并没有立刻接受共产主义思想。而此时马克思经常去赫斯组织的社会主义俱乐部定期讨论，在此期间马克思对德国哲学问题及现实的物质利益问题进行思考加速了其共产主义转向。赫斯将德国哲学与法国空想社会主义理论结合起来论证共产主义思想， 为马克思站在德国哲学立场上接受共产主义思想提供中介作用。赫斯论证共产主义的逻辑启发了马克思。马克思自己也曾多次正面表示，他受赫斯的影响很大，尤其是在莱茵报时期的频繁交往过程中。其中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序言里也明确指出： “除了法国和英国的社会主义者的著作之外，我也利用了德国社会主义者的著作。但是，德国人在这门科学方面内容丰富而有独创性的著作，除去魏特林的著作，就要算《二十一印张》文集中赫斯的几篇论文和《德法年鉴》上恩格斯的《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1]

马克思认为共产主义实现的主体必然是无产阶级，它是扬弃私有财产的一项运动。而赫斯则认为共产主义是一种实践伦理学，他的共产主义带有很深的道德哲学色彩。二者的差异也决定了二人最终没有继续合作而分道扬镳。赫斯“真正的共产主义”和马克思的“科学共产主义”是有差别的，但是不可否认的是赫斯加速了马克思的共产主义转向。此外，他还启发了马克思异化观的经济学转向。

我们都知道马克思的异化观的经济学转向是其创立唯物史观的重要前提，而赫斯在《货币的本质》一书中与马克思的《论犹太人问题》的观点却惊人的相似。针对这个问题是马克思受赫斯的影响还是赫斯受到马克思的影响是学者们意见不一之所在。有分歧原因之一是对著作的写作时间各持己见。但是，早在1837年在他的第一部作品《人类神圣历史》中就写到：“从自由贸易和工业占统治地位以来，金钱是这个社会的唯一杠杆……”[2]他认为， 当时社会上存在的利己主义和不平等， 是私有制与继承权出现的结果。此时，赫斯已经注意到从经济学领域把握现实。所以，我认为可以排除赫斯是因为受马克思影响研究经济异化思想的，但是这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他直接经济学研究的结果，而是一种黑格尔——费尔巴哈式的改造。而当时马克思尚未从事经济学研究，不可能独立形成经济异化的观点。如前文所说马克思在《手稿》序言中自己也承认受到赫斯影响。马克思主义研究专家张一兵指出：“正是赫斯的这种将费尔巴哈宗教异化批判思想推广到社会经济领域的人本学异化论， 直接影响了1843—1844 年的青年马克思。因为， 从马克思《德法年鉴》时期的几篇文章看来，由于他当时没有研究经济学， 他还无法理解赫斯已经提出来的一些社会史哲学观点， 但马克思已经注意到， 赫斯与受到赫斯影响的恩格斯观点的深刻性是受益于经济学研究。这也是马克思下决心涉猎这一领域的重要原因之一。”[3]这些分析符合马克思思想发展的逻辑和客观事实。

赫斯对青年马克思思想的发展是起到启示和推动的作用的，但是这绝不意味着就此马克思就会被贬低。相反，马克思最终比赫斯走得更远，思想更为深刻。同时，赫斯和马克思的思想关系也并非如广松涉所说的“压倒式影响”，但应该注意的是二人的差别和分歧，从而更好地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

注释：

[1]马克思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 2000年5月第3版 第5页.

[2]赫斯《赫斯集萃》邓习议编译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10年5月第1版 第6页.

[3]韩立新 《我们是否真的需要“回到赫斯”——赫斯和马克思的关系研究史回顾》 学术评论.

参考文献：

[1]赫斯《赫斯集萃》邓习议编译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10年5月第1版.

[2]马克思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 2000年5月第3版.

作者简介：郝菲菲（1990—），女，黑龙江省伊春市人，黑龙江大学在读硕士研究生，哲学学士学位，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