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菁

一、放逐南洋形态之辨：郁达夫式的自我放逐

“投荒大似屈原游，不是逍遥范蠡舟，忍泪报君君莫笑，新营生圹在星洲。”这是郁达夫决然放逐南洋的诗作。命运如巧合如宿命，短短四句竟然成真。感叹的超越必然是理智的剖析，期此得出必然性所在。郁达夫当年放逐南洋是他个人的抉择，带有自我放逐的特点。自我放逐，简言之，就是人们，通常是指知识分子，主动把自己从权力中心解放出来，成为边缘人。从历史事件来看，放逐（exile）应该包含两种形式，即流放和流亡。前者是一种被动的状态，是因为政治等原因而受到驱逐贬放到蛮荒边远地区的惩罚；后者，则是一种主动的姿态，自动撤离中心地带，从凡俗的生活中解放出来，获得身心的自由状态。这种放逐不一定要离开家园和土地，主要特征是精神上的放逐，在一种隐喻的放逐环境中，把自己与某种文化的特权、荣誉、关系疏远，成为身在其中的局外人。爱德华·萨依德（Ed-ward W.Said）认为知识分子的流亡接近这种形式。在《知识分子论》中，他对知识分子的特征做了较详细的描述，在萨依德看来，知识分子天性就是放逐者，是走向边缘的人，“知识分子的主要责任就是从压力中寻找相当的独立”。因为流亡这种状态把知识分子从权力中心疏离出来，成为自在安适的边缘的人。

郁达夫在1938年正值中国抗战激烈的时期出走南洋，不仅在当时就是在后来人们对他南渡之因也各有猜测。郁达夫在南渡前的写作状态、政治待遇、婚姻状况以及其周际关系都会是驱使他南游的因素。作为一个作家，郁达夫当然应是以不断创作立足于世。但是1930年后，他的作品不像以前那样畅销了。1932年5月，小说《她是一个弱女子》出版，可发行不到两月即遭到查封，同年12月，郁达夫将它易名为《饶了她》出版，但当局还是将之查禁。1934年，他开始为林语堂的杂志《论语》写稿，随后开始写自传片段，回忆往事，写作灵感明显趋向枯竭。耐人寻味的是，这段时间，郁达夫过着从未有过的安逸生活。1933年，郁达夫离开上海，在杭州西子湖畔过了一段时期的湖光山色、醇酒美人的平静生活，却很少有创作的冲动：“在家吃点精致的菜，喝点芳醇的酒，睡睡午觉，看看闲书，总之懒得动。而每次喝酒，每次独坐的时候，只是想着计划着的，却是一间洁净的小小的住宅，和这住宅周围的点缀与铺陈。”郁达夫似乎要被闲适的日常生活腐蚀了，他往常爱流浪在外的性格慢慢消退，正如他在《居所的话》一文中坦率透露：“从前很喜欢旅行，并且特别喜欢向没有火车、飞机、轮船等近代化交通利器的偏僻地方去旅行，到了地旷人稀的地方，你可以高歌底唱、袒裼裸裎，把社会上虚伪的礼节、谨严的态度，一齐洗去。这一种好游旅、喜漂泊的性情，近年来渐渐地减少了。”郁达夫意识到安逸对创作的杀伤力，他开始寻找新的创作活力。郁达夫1938底南渡，是否意味着他要重新开始漂泊流浪，唤回他渐在枯竭的创作灵感呢？郁达夫本是一个富于幻想、浪漫的文人。在许多作品中，南洋神秘多彩，风景怡人，如徐志摩的散文《浓得化不开》对热带光与色的描写、老舍的小说《小坡的生日》对美丽花园的描写，都很有艺术感染力。早在1929年，郁达夫就有到南洋各地一游的念头。马来西亚作家温梓川当时在上海暨南大学念书，在汪静之家结识郁达夫，后来他曾抄了几首以描写南洋风光为题材的旧体诗请教郁达夫，诗中的榴莲、娘惹等字眼吸引了郁达夫，在问明白了意思后，大感兴趣地说：“啊！南洋这地儿，有意思极了，真是有机会非去走走不可。”当时汪静之却给他泼冷水说：“像我们这种人老远跑到南洋去发不了财，实在没有意思！”郁达夫却不以为然，并且说：“斯蒂文生的晚年就是在太平洋的一个小岛上渡过的，他在那里就写了不少非常有意义的作品。”根据姚楠在一篇文章中所言：“他在1938年曾与郭沫若先生定下了复兴创造社的计划，初步打算出一个文艺杂志。达夫先生希望能在星洲实现，后来果然在1939年6月1日创办了《星洲文艺》，同《星洲日报半月刊》合在一起。这个刊物请郭老题字，也含有两人合作复兴创造社之意。”

郁达夫创作在日落西下的时候，同时在精神上也接连受到打击，除了小说遭到当局封禁外，由于他个性独立不羁，虽然在1930年加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但因为他“决不愿负担一个空名，而不去做实际的事务”而自动辞职。1930年1月16日，左联召开会议，将郁达夫开除。对于左联的这个决定，郁达夫表面上似乎不以为然，但他多少会受到打击。正如郭沫若所说：“达夫在暴露自我这一方面虽然非常勇敢，但他在迎接外来的攻击上却非常脆弱。”1937年郁达夫遭受到他一生中最大的精神危机，这就是所谓王映霞“红杏出墙”之事。尽管这事没什么根据，但郁达夫多疑、善于幻想，仿佛真的一样。郁达夫在《回忆鲁迅》一文中沉痛地说：“我因不听他（鲁迅——引者注）的忠告，终于搬到杭州去住了，结果竟不出他之所料，被一位党部的先生，弄得家破人亡……”这位党部的先生指的就是国民党要人许绍棣，当时任浙江省教育厅厅长。这件事在郁达夫方面，似乎受到国民党的压迫。

郁达夫在1938年前的几年里，可说是在各个方面都不太满意。1936年虽到福建做“官”，但只是一个闲职，而且工资也不能按月领取，工作了两个月，却只拿到一百元钱。郁达夫可说是感到前途一片灰暗，正在他看来走投无路之际，1938年冬，他收到南洋《星洲日报》的邀请，这似乎给他带来了生机和希望。

由上述可见，郁达夫出走南洋并非一个单纯的行为，其复杂性至少渗透了时代、文化、个人气质等因素。郁达夫身上具有传统与现代文化的双重特点。在传统方面，他像旧式文人，多愁善感，怀才不遇，喜怒无常，饮酒嫖妓追求名士风范；另一方面，他又是个现代知识分子，张扬个性，珍视自由，看重孤独。郁达夫身上的新旧特点，使他在入世与出世、社会与个人之间不能做到干练洒脱。在笔者看来，郁达夫的自我放逐，并非安适、自在，而似伤感、颓废。颓废像一个挡箭牌，是在他被社会放逐后使出的招数，正如郭沫若所说的“愈不得志愈想伪装颓唐”。很多批评者认为郁达夫颓废感伤是受了西方思潮的影响，但笔者以为其主要是中国旧文人式的，西方浪漫思潮只是给郁达夫宣泄这种情绪提供了机会。以《零余者》为例做简要说明，《零余者》实际上是马志远的《天净纱》的扩写，“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这些意象在《零余者》中清晰可见，而所谓“零余人”就是那个仕途失意的“断肠人”，因为其才不为社会所用、理想不能实现而感伤悲吟。郁达夫的痛苦是现世的，而鲜少对人的生存处境做形而上的哲学思考。我们在郁达夫的感伤行旅中，随处可见他对时政的批评，以及有意和无意流露出的无法施展抱负和理想的痛苦。

事实上，郁达夫的失落痛苦是他那个时代知识分子共有的体验。旧时的文人，读书就意味着攀向政治仕途，“学而优则仕”、科举选拔制度使读书人合法走向社会政治中心，可是，1905年科举制度被废除，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再也不能凭读书途径掌控权力，施展理想抱负。正如李欧梵教授所言，“中国知识分子，有史以来第一次集体感受到与政治社会的疏离（alienation）”。郁达夫曾在一文中对现代知识分子的“失势”做了这样的痛苦的表述：

自去年冬天以来，我的情怀只是忧郁的连续。我抱了绝大的希望想到俄国去做劳动者的想头，也曾有过，但是在北京被哥哥拉住了。我抱了虚无的观念，在扬子江边，徘徊求死的念头也有过，但是柔顺无智的我女人，劝我终止了。清明节那一天送女人回到浙江，我想于月明之夜，吃一个醉饱，图一个痛快的自杀，但是几个朋友，又互相牵连地叫我等一等。我等了半年，现在的心里，还是苦闷得和半年前一样。活在世上，总要做些事情，但是被高等教育割势后的我这零余者，教我能够做些什么？

“活在世上，总要做些事情”的想法，可说是困扰了郁达夫一生，也是他那个时代中国知识分子普遍关注的问题。从梁启超到鲁迅、胡适等中国近现代知识分子，可说就在一直寻找着如何为国家、为社会“做些事情”，他们强调文学的政治功能、社会价值，很大程度上是在寻找一条影响权力中心的途径，借以实现其政治的、社会的理想。当然，郁达夫毕竟是在新文学空气中成长起来的现代作家，他的苦闷也具有时代特征，他笔下的自我形象反压抑、反束缚、张个性就是现代思想的产物。

综上所述，我们不难看到，郁达夫身上的新旧特点，造成了他深刻的精神矛盾，这就是中国传统文化所培育出的文人趣味与现实的矛盾，以及个人与社会的矛盾。郁达夫的精神矛盾，使他既不能超然物外做一个隐士，也不能干练勇敢做个战士。笔者认为，郁达夫式的南洋游带着现代知识分子自我放逐的特点，但郁达夫式的自我放逐具有独特性，至少包含两个层次：首先，它是中国旧式文人式的，在仕途失意后走向边缘，以忘怀现实；其次，它也极具有现代色彩，表现自我，反叛束缚，张扬个性，强调自由、权利以及个体生命的孤独。因此郁达夫式的自我放逐，不太同于西方式的精神流浪，是在珍重自由中又包含着不能丢弃的社会责任感。正因如此，郁达夫在出走南洋的感伤抉择中写下了“投荒大似屈原游，不是逍遥范蠡舟，忍泪报君君莫笑，新营生圹在星洲”的悲壮诗篇。

二、身份表现辨析：抗战文士与旧式文人

从郁达夫到南洋后所发表的文章来看，他更像一位激发和联合民众力量抗战的政论者。郁达夫到新加坡一个非常明确的职业是编报人。他主编过《星洲日报》四种副刊：《晨星》《繁星》《文艺》和《教育》。此外他还兼编《星槟日报星期刊》的《文艺》双月刊、《星洲十年》《星洲日报半月刊》的《星洲文艺》栏以及英国情报部出版的《华侨周报》。由于当时特定的政治气候，这些刊物几乎成了宣传抗战的阵地，如提高群众的抗敌意识、激发民众的抗敌热情以及提高民众的政治认识和觉悟等等。郁达夫因为编报之关系，常常在报刊上发表文章。根据姚梦桐仔细考证，郁达夫在新加坡期间写的文章共计462篇，其中政论就占104篇。内容主要是与抗战有关的时事评论，揭露日本的侵略野心，呼吁民主国家要紧密合作，为平等、自由和光明而战，强调所有华人团结一致，抗日到底。如《战后敌我的文艺比较》《抗战两年来的军事》《抗战两年来敌我之经济与政治》等文章。这些政论文章虽然带有明显的作者性格特征，即以激情色彩感染读者，而不求论证周密、严谨，但即便是文艺评论，也带有很浓厚的政论色彩。他曾在一篇文章中就直言不讳地强调文学与政治、与大众的关系：“在政治飞跃的时代，太高的纯艺术是赶不上时代的……以后的文艺与政治及大众，更须发生密切的关系才行。文艺假使过于独善，不与大众及现实政治发生关系的时候，则象牙之塔，终于变成古墓。”在《战时文艺作品的题材与形式》一文中他也指出文艺须有时代气息，作品的政治作用：“个人的恋爱、个人的生死，以及个人的感情的起伏，在这一个大的时代里，当然再也唤不起大众的注意来。”由此看到在南洋的郁达夫所发生的巨大转变，曾在30年代他为了坚持作品表现个人主义而讲了这么一句名言：“我不是一个战士，只是一个作家。”为此还引起一场风波以致后来被左联开除。而此时，他似乎把这句话颠倒过来说，“我不是一个作家，而是一个战士”。郁达夫的转变是惊人的，也是自然的。在《悼胞兄曼陀》一文中，郁达夫曾对胞兄曼陀被日伪杀害一事迟迟不做反应的原因做了这样的说明：“实因这一次的敌寇来侵，殉国殉职的志士仁人太多了，对于个人的情感，似乎不便夸张、执着，当是事实上的主因。反过来说，就是个人主义的血族情感，在我的心里，渐渐地减了，似乎在向民族国家的大范围的情感一方面转向。”把个人情感屈于民族情感，小我让位于大我，这是中国历代进步文人在面对外来入侵时常会做出的自觉选择，郁达夫埋葬个人小我、高扬民族大我则正是与之一脉相承的。

此文前面说过郁达夫自我放逐边缘、零余感受，是因为他在现世中找不到自己的位置，无法施展抱负和理想而做出的无奈招式。而在放逐南洋后，郁达夫埋葬小我的颓废感伤，挥写民族“大我”情怀，就在于他找到了自己的社会位置。此时他身负众望，负责主编文艺副刊，在抗战宣传中举足轻重。几乎是一到新加坡就为抗战在海外建立了一座文化中继站，“把南洋侨众的文化，和祖国的文化来做一个有计划的沟通”。他的干劲是非常惊人的。据郁飞回忆，郁达夫接任主编后工作十分繁忙，每天工作至半夜才回家。除本身写作和编务，还培育青年作者。这样的工作劲头，不能不说像一个战士。郁达夫在放逐中发现了自己的位置，在边缘走向了中心，这就是郁达夫式的自我放逐。南洋学者方修后来评说，郁达夫留给本地读者一批政论文章，“这些政论散文显示，郁氏晚年的思想似乎有着一番飞跃的进步。青年时候那种感伤的浪漫主义色彩减退了，中年时期那种名士型的闲情逸致消失了，代之而起的是严肃平实的议论、坚定的乐观的态度，以及为正义和平而献身的大无畏精神”。

但郁达夫毕竟是郁达夫，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战士。在新加坡期间，郁达夫旧习难改，旧派名士作风毫无收敛。据李向的文章：“郁达夫那时被一批旧式文人包围着，经常去喝酒、打牌、玩乐。他本来就是一个风流才子，这种逢场作戏的场合他是安之若素的，于是和红舞女同坐黄包车招摇过市有之，和什么姐妹花左一个右一个合拍照相者有之，甚至带着妻子儿子上‘公馆（俱乐部），当着他们面前和别人打情骂俏的怪事也做了出来。王映霞私下里曾对友人说，郁达夫在上海时虽也惯于冶游，可也没有像在新加坡时这样胡闹的。”王映霞后来在离婚启事中说（郁达夫）“近年来思想行动，浪漫腐化，不堪同居”的话，虽是怨恨之言，却也不是没有根据的。郁达夫当年曾在新马引起围攻，除了双方看待问题的视角不一样外，另一个也许是很重要的原因，新马文艺者不满郁达夫名士气质。本来他们对郁的颓废一面早有所闻，而郁达夫在一到新马后就被一批旧式文人包围住，彼此作些唱和风雅之作，疏远抗战文艺工作，当然会加重这不满的情绪，如张楚琨在一文中就十分有针对性地指出：

抗战要求每一个文化人都要参加抗日统一战线，因此即使是以颓废文人著称的郁达夫先生，我们也希望他能够本其热情和正义感，动员他的笔和口，为民族服务，这便是郁先生到新加坡来虽然声称是“慕南洋风光”，而南国文化青年们仍不减其热诚希翼的原因。

郁达夫的名士作风，就他性格而言是极其自然的。正如后来楼适夷在给郁达夫解围的《遥寄星洲》一文中所说的，郁达夫与鲁迅、茅盾是不同的类型，不能用希望于鲁迅、茅盾的去希望于他。只有承认这点，才能理解郁达夫，才能理解郁达夫的颓废与其自我放逐之间的关联。在郁达夫这里，颓废是一种生活形式，是承当脆弱的一种招架，所以郁达夫在自我放逐的途中，往往会有颓废的表现。

三、关于几个问题论争的辨析：中心与边缘人视角

我们知道，处在放逐中的人实际上是把自己从中心边缘化，他们“对任何事情都不视为理所当然”。但这并不意味着放逐的人与先前的经验、知识完全割断，而是处于两者之间的状态。这种“之间”的状态使放逐者在看问题时具有“双重视野”，即“流亡者同时以抛在背后的事物以及此时此地的情况这两种方式看待事情”。即不会以单一的立场看事物，每看到新土地上的事物，他自然会联想旧地方的事物来比较思考，并且这种思考常常可以是新的、不可预料的。郁达夫在南洋就如何看待中国与南洋之间的问题上就具有这些特点。

郁达夫到南洋后不久，为在出席槟城的一个欢迎会上回答一些文艺青年的询问而写的《几个问题》，1939年1月21日在《星洲日报》上发表。几个问题包括：一、南洋的文艺界，当提出问题时，大抵都是把国内的问题全盘搬过来，这现象不知如何。二、南洋文艺，应该是南洋文艺，不应该是上海或香港文艺。南洋这地方的固有性，就是地方性，应该怎样使它发扬光大，在文艺作品中表现出来？三、在南洋做启蒙运动的问题。四、文艺大众化，通俗化，以及利用旧形式的问题。双方就这几个问题各表其态而引出一场争论，最大的分歧在如何看待鲁迅以及在南洋文艺的地方色彩。这些问题在今天看来可能都不成为问题，可是在当时的历史环境，许多人只把南洋作为暂住之地，效忠的是中国。因此强调南洋本土化的问题就显得特别艰难。表现在文学创作方面，新马作家几乎把鲁迅的写作模式奉为圭臬，而忽视了本土性的表达。郁达夫认为，“文艺，既是受社会、环境、人种等影响的产物，则文艺作品之中，应该有极强烈的地方色彩，有很明显的地方投影”。所以“生长在南洋的侨胞，受过南洋的教育”，所写的作品当然应具有“南洋的地方色彩”。很明显，郁达夫是在奉劝南洋文艺青年不要一味模仿鲁迅的杂文文风，而失去了个性以及南洋的地方性，在他看来，鲁迅的文体和风格只能是鲁迅的，是属于鲁迅的那个社会、环境的产物。很明显，郁达夫的观点反映他在南洋看问题的边缘人视角，在思考问题时不接受习惯文化的驯服（undomesticated）。也许正因如此，与南洋其他中国作家相比，他对新马文坛贡献是最大的。

四、备受争议之死：边缘人与烈士

1942年2月，日军攻占马来西亚和新加坡，随后新加坡沦陷。郁达夫和“抗日委员会”的部分成员如胡愈之、王任叔等被迫撤离新加坡，几经转折，最后在印尼苏门答腊省一座叫巴爷公务的小镇暂住下来。郁达夫开始蓄胡子、写旧诗，抒发自己对恋人、故乡的思恋，以及表达抗战的决心。郁达夫等一行人在巴爷公务，为了隐蔽身份，并解决生活问题，他们经营了一个“赵豫记酒厂”（寄赋复兴、讨伐仇敌之意）。这家酒厂名义上老板是郁达夫，此时他化名为赵廉，故酒厂叫“赵豫记酒厂”，但实际的管理人是张楚琨和胡愈之。郁达夫除了写旧体诗外，还必须给武吉丁宪兵队当翻译，但不拿宪兵队的薪水。他总在寻找机会辞去这份差事，但要摆脱宪兵队是件不容易的事，因为他们很难找到像郁达夫这样中文、日文、英文、荷兰语以及印尼语都懂的人，后来郁达夫想尽办法弄坏自己的身体，证明得了肺病才得以成功。郁达夫在做翻译期间，由于职务的关系，保护了许多华侨和印尼人民。

因为有郁达夫与日本宪兵队周旋，并不断地送酒、送钱，日本宪兵队很少来酒厂找麻烦。巴爷公务看起来比较安全，因而许多文化界的人士和从事抗日活动的青年，聚集到这个市镇上来避乱。但要维持众多人的生活，则显然不够。后来，他们想办法开了肥皂厂和造纸厂，还是由郁达夫当名义上的老板，但因销售不景气，不久关闭。“赵豫记酒厂”也成了抗日人士活动的中心，在郁达夫的掩护下建立秘密组织，开展抗日宣传工作。据张楚琨记述：

由于得到了郁达夫的庇护，我们在日本统治下，成立了一个秘密组织——“同仁社”。领导人是胡愈之，参加者则有沈慈九、劭宗汉、王任叔、吴柳斯、张企程、高云览和我。每个星期在胡愈之的“椰庐”，开一次座谈会。主要是交换报纸和从收音机里听来的新闻，分析敌人的动向，讨论联军反攻的可能性和时机。郁达夫没有参加“同仁社”。我们也没有让他参加进来，并非因为不信任他，而是因为担心他的境遇。参加这样的组织，会让他遇到麻烦和增加负担的。但他都看在眼里。

胡愈之在《郁达夫流亡和失踪》中对此也做了记述：“因为政治认识的不相同，所以我们一些朋友在苏门答腊建立秘密小组，展开华侨抗日宣传工作，研究印尼问题，都没有让达夫参与。达夫或者有些知道，也只当作不知道。”没有让郁达夫参加“同仁社”，我想，他当时寂寞孤独的心情是可想而知。如果没有郁达夫的掩护，“同仁社”能够顺利展开活动吗？郁达夫这时的痛苦是，他不愿为日本人工作却不得不做，他想为朋友做事而实际上也做了许多事，却被排斥在外，成为“同仁社”的边缘人。

1945年，郁达夫被日本宪兵杀害。郁达夫的死引出许多争议与不解。夏志清评论说：“对一个既非共产党员又非极其爱国的作家来说，这无疑是个反讽的结局。”与郁达夫在苏门答腊一起生活过的共产党人又怎样评说郁达夫被杀事件的呢？他们普遍认为郁达夫是可以避免这个悲剧发生的，但郁达夫的名士气质害了他，暴露了自己，最终被日本人杀害。王任叔在《记郁达夫》一文中就沉痛而又尖锐地指出：

是的，达夫失踪了！达夫是永远失踪了，我们还得咬紧牙关来说：愿中国知识分子中间，永远不会再有达夫；新时代不需要有这样人物出现了！作为我们的一面镜子，我们记住：我们的悲剧是应该收幕了的，早应该收幕了的。我写下这，我要告诉我们青年一代，达夫已经走完了名士的路，旧名士的路，新名士的路，他都为我们走完了。我们是不应，而且也大可不必再走了。……我们之间，谁还不能洗净达夫所具有的那一种气质呢？那么就得从达夫的路，跳过去了！

我们是不必为达夫悲哀的。

明显可见，王任叔对郁达夫被害原因的分析中包含的批评，一方面是因为郁达夫做过日本宪兵队的翻译，他认为这是一个污点，而他最不满的就是郁达夫身上的那种名士气质。对郁达夫之死的争议，其实也透视了人们对他如何评价的问题。他性格复杂多变，既新又旧；对政治既热情又疏离，对国家既热爱又痛恨。人们很难用一把尺子衡量他。这也许就是边缘人的悲剧命运。

郁达夫的死无疑带有悲剧色彩，他一生孤独、寂寞，就是死也是孤独的、不被理解的，“他爱朋友，而朋友出卖他、诬蔑他；他爱同胞，而许多人不理解他”。他一生为想要做点事而苦恼，但一生却处在社会边缘。1952年中国政府追认郁达夫为烈士。郁达夫一生政治生命不得意，对此荣誉，他在九泉之下也许会感慰藉。

（责任编辑：李明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