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军庆

大头边往外走，边扣皮带。我磨蹭了一会儿，大约等了半小时，我才老大不情愿却又精神抖擞地出了门。我在跟踪大头，盯他的梢。街上人多，见不着大头的背影。但我胸有成竹，我知道他在哪儿，他在绿岛咖啡屋。我吊着他呢，无意间听到他半截电话，他跑不掉。

跟踪老公是件很丢脸的事，可是我控制不了这种欲望。我的生活被毁了。这不全是我的错，跟我的工作有关。我在报社倾诉版做编辑，谁在这儿做久了，都有可能被毁掉。

都说倾诉版最受欢迎。要闻版没人看，广告版看的人也少。社会新闻和娱乐新闻倒是有人看，都是些奇奇怪怪的事，民工被钢筋刺穿啊，富二代开宝马撞人啊之类，或是些明星八卦。看的人多，但简单，缺回味。不过是茶余饭后，给人提供些闲聊的佐料而已。不像倾诉版，倾诉版上面的故事荡气回肠。家庭主妇们买菜回家，先要看完上面的故事，再眼泪汪汪地去做家务。主任说过，好多读者订报也好，买报也好，都是冲着倾诉版上的情感故事。社长总编也都重视这一块，既能增加发行量，又能吸引广告客户。主任说：“领导一见着我就直竖大拇指。”

“你们就放手写吧，”主任指着格子间里我们三个编辑说，“往狠里写。赚到的泪水越多越好，让读者一看到你们的文字，就禁不住眼泪哗哗地流。”

我们三个编辑，一男两女。男的光头，外形酷似电视里一档婚恋节目的主持人，笔名卞节。另一位是大龄剩女，笔名郜蜜。我呢，已经结婚三年了，夫妻关系和美，笔名褚麦。我们既是报纸上那些情感故事的倾听者，又是笔录者。

使用笔名，是自我保护。所有个人信息，报社都保密。因为故事里有些当事人，认为诉说者诽谤诬蔑了自己，从而损害了他（她）的名声，会扬言报复，对此要有所提防。诉说者用化名，提到的人也用化名。力图避免不必要的纠纷，我们只想说故事，不想成为报复对象。报纸上公布了每个人的手机号码，那是报社另外给我们配置的工作手机。谁想来倾诉，可以打手机联系我们。工作之余，另外还有私人手机。每天下班，我所做的第一件事，便是把工作手机关掉。

听人说故事，并把它记下来发表，在我们是工作。大家的笔名都是谐音。变节，告密，出卖。我其实更想取“背叛”的谐音来做我的笔名，没找着恰当的字才作罢。

取这样的笔名，和我们听了太多的故事有关系。

在一开始，我经常脸红，好像不经意间偷窥到别人的隐私。这让我羞愧，倾诉间（即我们的工作室）布置得像是一间客厅，或书房。里面的情调，比广告接洽室雅致得多。有音响，必要时可以播放不同的音乐。茶几上备有纸巾盒，供倾诉者痛哭流涕时，拿来拭泪。这种情况时有发生，很少有人不哭。窗帘有好几层，倒不是为了遮光效果好故意加厚了，而是不同功用的窗帘有不同颜色。有橘色，蓝色，浅黄色，还有深黑色。为了配合当事人的心情和故事，该用哪一款颜色的窗帘就用哪一款。把一种颜色的窗帘放下来，另几种颜色便卷起来。某一种颜色对某一种情绪的宣泄，具有鼓励和刺激作用。这方面的知识，我们慢慢熟悉并逐步得到积累。

工作时间久了，听得也多，我逐渐变得冷漠和麻木。那些愁肠百结的故事再也不能打动我，那些泪水也没法让我产生哪怕一点悲悯和共鸣。都不能，我只是一个冷眼旁观的记录者和文字撰写者。我发誓，并非我有多么铁石心肠。实在是我听得太多了，所有的故事全都大同小异。欺骗，谎言，和解，以及无休止的反目成仇。

怎么会有那么多故事，从表层看不出来。无论从社会表层，还是从个人表层，都看不出来。如果没有讲述，没有倾诉，事件的真相是否就会永不见天日？

很多人主动联系我们，愿意面对公众，公开自己最隐秘的事情。那些人刚刚走进倾诉间时，都是正常人。服饰，谈吐和表情都一样。可是谈着谈着，他们会变得不正常。谈话的过程在发酵，发酵是悄然发生的。那是因为他们讲述的故事不正常，那样的故事被谁讲着都不正常。

有时候，我会把我们的工作间想象成纪委“双规室”。作此联想不是没有道理。有些当事人完全像是在招供，声泪俱下地供述着他生活中所有的隐秘。很多人事实上都活在悔恨交集中。

吴同（化名）进来时衣着整洁，就像是一名干部正步走入会场。他的容貌和风度无可挑剔，我甚至觉得他比我们的主任更像主任。我接待了他，在此之前他主动打我工作手机，和我取得联系。我记得他在电话里说，“褚记者，我喜欢你的文章，这也是我找你倾诉的原因。相信你能写好我。”

我说，“争取吧。”

给吴同泡好茶，我问他，“你要点音乐吗？”

“不要吧。”他犹犹豫豫地说。

“那么，你选哪种颜色的窗帘？”

“窗帘也有好多种吗？”吴同看上去有些不解。

“是啊。”

这时候，我就像是一个正在销售窗帘的裁缝，而不是记者。我站在窗前，哗啦啦地放下一款窗帘，又卷起另一款，耐心地一一展示。卷起，放下，塑料链子和套圈在杆上发出清脆的响声。

吴同最终选择了深黑色。那种颜色像是乡村棺材上面的新鲜油漆，即使亮着灯光，房间里还是显得压抑。

他的开场白拘谨而沉闷，都是些客套话。

我鼓励他：“你说，不要有顾忌。”

吴同因此开门见山，一下子进入了状态。他说，“胡蝶（也是化名）是我从别的男人手上抢过来的。我对她一见钟情，她当时正和刘刚（同样是化名）热恋。我费尽心机，横刀夺爱。结婚以后，我像是泡在蜜罐里，整天甜酥得晕晕乎乎。可是等她生下孩子，我却堕入了地狱。这孩子不足月，我们结婚才七个多月他就降生了。我瞅着他的眉眼，瞅哪儿哪儿像刘刚。这么说吧，我的孩子和刘刚就像是一个模子倒出来的。胡蝶她给我戴了绿帽子。我不仅戴着绿帽子，还替别人养育孩子。”

说到这儿，吴同的心理防线开始崩溃。他大喊大叫，并伴有间歇性哭泣。“我亏得慌哦，太不划算了。看起来是我夺走了胡蝶，实际上更有可能是刘刚不要她，把她甩给了我。她嫁给我时，明明已怀着他们的孩子。对此他们心知肚明，只把我一个人蒙在鼓里。”

吴同带着一只包，不知什么时候他从包里掏出一把水果刀。他暴跳如雷，挥舞着水果刀疯狂地切割着空气。“我要杀了他，杀了那孩子，狗杂种，他活生生就是一罪孽。我放不过他。”

听他这么说，我倒抽一口冷气。吴同的模样极度疯狂、危险，和他刚进来时的温文尔雅完全不同。吴同像极了走投无路的凶手，在我面前张牙舞爪。

“你不能走极端啊。”我说。

“我要杀了他。”吴同红着眼珠子。

“孩子长得像刘刚，也不一定就是他的啊，你得做DNA才是。”

“我不做DNA，”吴同说，“坚决不做，我不能把最后一点念想也给丢了。如果只是恨刘刚，恨胡蝶，倒也简单，杀了这孩子就是。可问题在于我跟这孩子有感情啊，这可真够无耻的！我跟别人的孩子，居然就像亲生儿子一样父子情深。”

吴同大哭，定了定，又说，“可我还是要杀了他，杀了他之后，我再自杀。”

说完，吴同整理好衣服和发型，扬长而去。临走，他没忘记把水果刀塞进包里。

我和大头讨论过这件事。老实说，我对此忧心忡忡。我担心不定哪一天，城里将会出现一桩父亲杀死儿子的惊天凶案。吴同倾诉时的神态，让我笃信他下得了手。

但大头却在嘲笑我，他认为不可能。

“以我的经验，”大头说，“越是扬言要杀人或自杀的人，越不会。那些杀人或自杀的人，平素里全是沉默寡言。”

“你看不出哪怕一点苗头？”

我希望大头正确，不想孩子被杀。大头是律师，受理过很多委托人的案子。既有罪犯，也有受害者。他了解的隐私一点也不比我少。就其深度或残酷性而言，或许比我所知道的更耸人听闻。所不同的是，我每次听到一些奇形怪状的事，回来都会对他讲。大头不，他的案子在结束之前始终对我守口如瓶。

“我和你不同，”大头说，“你的事情可以公开，你要登报纸。我的事情需要保密，案子未结，我不能透露任何风声。”

这倒也是。不过呢，我们夫妻俩接触到的全是些破事。破得不能再破了，没一桩好事。他那儿是谋杀，离异，贪赃枉法，争夺遗产。我这儿呢，是劈腿，背叛，稀奇古怪的诈骗和疯癫。

大头是从乡下出来的，父母仍在乡下。我的父亲去世多年。母亲则患上了老年痴呆症，常年住在医院里。母亲的病情时好时坏，偶尔才有短暂清醒的时候。

我和大头之间的交流，在我们结婚前一两年还非常密集。我一回来就跟他讲故事，厨房也好，床上也好，我对此津津乐道，一讲起来就没完没了。都是我工作时听到的故事，有时候我讲完了，他还会意犹未尽地在我的故事后面往下续。像是游戏，或网络上的集体创作。一个人写了前半部分，另一些人在后面续。这种游戏是我们婚姻开始阶段的润滑剂，带给我们欢笑和快乐。

小琴（化名）是武汉人，18岁去上海求学。她父亲托他一个朋友，也就是小琴的叔叔在上海照顾她。叔叔照顾小琴无微不至，让小琴在异乡找到了家的感觉。随着时间推移，情窦初开的小琴竟爱上了叔叔。叔叔本不想接纳这份爱，却经不住青春少女的诱惑，两人同坠爱河。

待到小琴毕业，她重又回到武汉，并找到一份工作。叔叔决意斩断情丝，让小琴找一个如意男友结婚。小琴不从，多次往返于上海武汉，私会叔叔。

这事被小琴父亲知晓，他痛骂叔叔禽兽不如，并坚决阻止他们继续来往。为了让女儿尽早回头，父亲四处托人找关系，给小琴介绍男友。叔叔也支持小琴相亲，早日完婚。

小琴饱受压力，她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和陌生人相见，并草率地挑中了一个工程师作为自己的男朋友。小琴一边虚情假意地和人家谈情说爱，一边仍然以出差为由去上海见叔叔。

叔叔劝小琴不要这样，要她一心一意对男友。“就像他对你一样。”叔叔这样说。

小琴含着眼泪对叔叔说，“我不会那样。”

时光流逝，小琴在和工程师的交往中，竟真的爱上了他。就像是冷水泡茶叶，茶叶终究泡开了，散发出浓郁的香气。她打算嫁给他。这样的结果，应该各方都能接受，是最好的一个结果。不显山，不露水，危机化解于无痕。

偏这时，叔叔那边却出事了。原来，婶婶知道了叔叔和小琴的事。她要死要活地闹，两人便分手离婚了。叔叔离婚后，要求从上海总公司派往武汉分公司。总公司体谅叔叔刚离婚，想换个环境，离开上海这座伤心城市，也就答应了他的要求。

小琴已经领了结婚证，并在亲朋好友中散发了婚宴请柬。叔叔却意外地来到武汉，并告诉小琴，他可以和她在一起。

听了小琴的讲述，我给这篇文章做的标题是《小琴应该怎么办？》。

报纸倾诉版上的这个标题，很能吸引读者眼球。文章发表后，很多读者给报社打电话。

那都是后来的事。当天晚上，报纸还没出来，我一回家就跟大头说了这故事。

“小琴应该怎么办？”

大头沉吟着，“她至少有三种选项。”

我明白，大头又要续故事。他至少要续出三个不同的版本。我们刚洗过澡，我舒舒服服地蜷在他怀里，听他胡侃。

“第一种选项，”大头说，“小琴独自承担，她毒死了叔叔。几个月之后，或者更久，叔叔的尸体（由蛇皮袋子裹着）在下水道里偶然被发现。警方顺藤摸瓜，查到小琴这里。”

听大头续故事，我身上发冷。

“第二种选项，小琴跟叔叔合伙，谋害了工程师。他们将工程师碎尸，并埋在公园的一棵银杏树下。有一对痴男怨女，想把他们的爱情之锁锁在这棵银杏树的树根上。那对恋人，将他们的爱情誓言刻在一把摩托车的条锁上，并把它深埋地底，锁上银杏树的树根。他们这么做，是希望爱情像银杏树一样长久。这想法源于银杏树是长寿不死之树。他们刨着树下的浮土，无意间却刨出了工程师的碎尸。小琴和叔叔败露。”

我所重复的，只是大头说出的梗概，我也只能记住这些。但他确实还说出了更多细节。就像是他身临其境，或是他的当事人事无巨细，全都一五一十地告诉他了。

“难道你案卷里的那些案例，都是这样的东西？”

“你的故事往前发展，就会是这样子。”

“这么说，我们是在同一个故事里？”我疑惑而恐惧。

“还有第三种选项，”大头继续说，“小琴仍然和工程师结婚，却在婚姻中和叔叔保持通奸关系。他们生的孩子，是叔叔和小琴怀的。不排除这种可能性。有一天，工程师将会发现这种关系。为了发泄愤怒，他会杀死他们中的某一个，小琴或叔叔。或者两个人一起杀掉。”

大头续的故事，有浓厚的律师痕迹。他说的是案件。仔细想，他所说的并不是我故事的续编，真真切切就是他之前亲手经历过的三桩案子。他没有说故事的天赋，都是他卷宗里的记录。

我为我们相似的工作而沮丧，它让我提不起精神。为安抚我，大头和我做爱。我们那时候的性关系相当和谐。

现在看来，我的工作是有毒的，那些故事浸染着毒素。文章发在报纸上，人们喜欢看，他们追捧我的版面。可是我天天泡在这样的故事里，避无可避。我的人生观开始出现变异，对人生越来越绝望，对人也越来越不信任。

每个人都有隐私，一旦被讲出来，那些隐私都很丑恶。披着外衣的原罪，最好都捂着，人活着就是要把隐私捂着。捂紧一些，捂着才体面。偏偏有那么多隐私要撕开，要一五一十告诉我，再由我宣扬出去，这是在干什么？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我喜欢猜测别人，包括邻居和同事。之前，我从没怀疑过他们，我觉得他们都是和我一样的人。现在不行，我老在揣度他们。我很轻易地注意到诸多破绽，看到他们的不检点处。我的男邻居养了一条狗，每天黄昏他遛狗时，几乎总能在相对固定的地点碰到另一个遛狗的女人。那女人颇有姿色，他们会站在那里谈论好一会儿。我觉得他们之间，不会只是谈论天气或谈论狗那么简单。从他们的表情和笑声中，能发现很多内容。

至于我的同事卞节和郜蜜，似乎也不是那么单纯。他们当着我的面挤眉弄眼，还当着我的面给对方发短信。

卞节有一天对郜蜜说，“快看你手机。”

郜蜜说，“什么？”

卞节说，“给你的短信呀。”

郜蜜说，“有病啊，你说就是了，还发什么短信。”

卞节说，“少啰嗦，你看啊。”

郜蜜就看手机，看完之后哈哈大笑。

什么意思？搞什么鬼啊？我也在旁边呢，把我当外人？我一扭头出了办公室。中午在食堂吃工作餐，郜蜜凑到我身边，把手机递给我看，说是卞节发给她的彩信。彩信是一张照片，里面有一条滑稽的狗。我知道郜蜜喜欢狗，可我还是坚持认为这条彩信不是她在办公室看到的那一条。她现在告诉我，像是要洗刷什么。我不明白，有什么好遮掩的。

我承认，我害上了疑心病，对什么都不信任。这不是好事情，不信任让我和这个世界脱节。

父亲死了好多年。生前，父亲爱酒，酷爱收藏酒瓶。有一面壁柜，里面装满他的收藏品。

普通的酒瓶子父亲不收藏，一喝完就扔掉。可是有一只五斤装的圆肚子酒坛子，父亲没扔。它笨重，丑陋，父亲却当宝贝似的，他往里面装填东西，把坛子口封得死死的。封蜡，上面还贴着小纸条。

临死前，父亲告诉母亲，“我死后，你可以打开那只酒坛子。”

当时，我们都听见了父亲这句话，我和大头都在场。

母亲温顺地答道，“好，我打开。”

过去了这么多年，时至今日，母亲仍然没有打开酒坛子，它还在父亲的酒柜里。现在母亲早已住进医院，她躺在医院十八楼的一张病床上。时而清醒时而糊涂;清醒的时候少，糊涂的时候多。

她生活不能自理，把她留在家里有生命危险。发病时，她不记得自己的生日，岁数;不记得回家的路，和自己是谁;也不认得我和大头，白茫茫一片大地真干净。没想到老年痴呆症这么厉害。家里若没人，电路和煤气开关，随时都能致母亲于死地。我和大头商量，最终还是把母亲送到医院。虽然要花钱，毕竟心里安稳。

我不知道她是否还记得这只丑陋的坛子，我好奇地跟大头打趣，“是不是父亲把存折或房产证塞在里面了？”

“你就是想看个究竟。”大头说。

我说，“你就不想看吗？”

“想啊，可是只有母亲才有权打开它。”

律师！

“可是母亲没有行为能力啊，她糊涂了。”

坛子口上的小纸条，是父亲的亲笔字，字迹已泛黄模糊。我放在灯下，拿着放大镜一个字一个字地辨认。

父亲写道：“秀芹，我死后请你务必打开。”

秀芹是母亲的名字。落款是：道毅敬上。后面是年月日。

父亲把这件事情看得很重，他用了“敬上”两个字。父亲一生谨慎低调，从没有让人诟病的地方。在单位或家里，父亲都有良好的口碑，堪称楷模。

那么，他到底把什么秘密装进了酒坛子呢？我正害着疑心病，好奇让我寝食难安。我拿剪刀撬它的封口，折腾了老半天也撬不开。父亲封得可真够死的。没办法，我抱起酒坛子，咣啷一下扔在地上。第一下不行，第二下也不行，第三下才把它摔碎。

我从坛子碎片里捡起一大沓信件。那是父亲和一个名叫周心怡的女人的通信。他们的奸情维持了十七年，这是他们的情书。最上面一封信，是父亲写给母亲的。他向母亲认罪、忏悔，并希望能得到她的宽恕。父亲说，“秀芹你是慈悲的，如果能得到你的饶恕，我将在九泉之下瞑目。”

那个下午是阴天，父亲的遗像挂在墙上，他看上去端庄正派，一丝不苟中暗含着羞怯。我坐在地上阅读父亲的情书，用他给母亲信中的字眼叫作罪证。我读着，时不时抬起头来瞅一眼他的照片。我觉得父亲在和我开玩笑，和所有人开玩笑，但又绝对不是。情书里的父亲，和所有人眼里的父亲完全不是一个人。父亲和周心怡在情书里诉说他们如火的激情，像少年那样哀怨，燃烧着相思之苦。同时，还在信里无所顾忌地谈论他们的性生活，那些动作，以及当时细微的感受。

我能理解父亲。在那个下午，我和父亲之间已不是父女关系，而是记者褚麦和一名倾诉者（道毅）的关系。父亲在他死后，以书信的形式和我作了一次完整的倾诉。

这就是我的职业，我的职业就是做这个。

望着墙上的遗像，那照片真是无可挑剔，道貌岸然。谁会相信？

我从地上站起来，酒坛子的碎片扎破了我的腿，我在流血。可是我对父亲说，“我不恨你，一点也不恨。没关系，你还不是最坏的。我现在做记者了，知道很多事情，比你坏的人多的是。”

第二天，我去医院探望母亲。

母亲突然清醒过来，这可真是难得的好日子。母亲认出我，叫我的学名，又叫我小名。她还回忆了我童年的几件趣事。种种迹象表明，母亲清醒无比。

她说，“你怎么才来啊？我想你。”

听到母亲软弱的呼唤，我愧疚难当。母亲让我给她洗澡、洗头、剪指甲。我一一照做。母亲可真脏啊，但我做得开心。我甚至已经在心里暗暗盘算，只要母亲继续清醒，什么时候把她接回去。

昨天阴天，今天却艳阳高照。我把母亲推出来晒太阳。18楼的楼道里，阳光能照进来。母亲刚洗过的头发，花白而蓬松。

我问母亲，“你还记得父亲去世前让你打开的那只酒坛子吗？”

母亲想了想，说，“记得，”她微笑着，“样子又土又蠢。”

为什么要问母亲？因为母亲这时清醒了？我到底害着疑心病，还是职业病？

“父亲让你打开它，你怎么不打开呢？”

我推着母亲边散步边说话，看上去贴心而温馨。

“我为什么要打开？”母亲反问道。

“你不想知道里面装着什么吗？”

“不用看，我知道。”

“你知道什么？”

“你父亲对我忏悔，想要我宽恕他。”

“他对不起你吗？”

“他和周心怡好了十几年。”

“你都知道？”

“知道，可是他以为我不知道。”

“那么，你宽恕他吗？”

“不宽恕！”母亲回答得斩钉截铁。

“为什么？”

“因为，”母亲压低声音，悄声说，“我爱道毅。”

这逻辑！

我又问，试探性地问，“你没有对不起父亲的地方吧？”

“有啊。”母亲说。

“真有？”

“真有啊，我和你吴叔叔好过一场。”

吴叔叔我知道，和我们家是世交。他眼下肝癌晚期，也住在这家医院，在11楼。

“这事，父亲可能不知道。”我说。

“对，”母亲严厉地望了我一眼，“他到死也不知道。”

阳光照进楼道，可能是透过玻璃的缘故，颜色有些发暗，光线软绵绵的。我有一瞬间的幻觉，想要跳楼。从医院18楼跳下去，会怎么样！母亲说了好一会儿话，体力上有些透支。她闭着眼睛歇了歇，等她睁开眼睛，母亲重又回到迷糊状态。母亲是否糊涂，我从她眼睛里一眼就能看出来。

“你是谁啊？”母亲问道。

“你要把我推到哪里去？”

她扯着我的手，叫我妈，她哭着说，“你是我妈，妈！”

把母亲送回病房，我想着下一次探望她该是哪一天。

我极度悲观，对人生绝望透了。靠！这世上就没一个干净人。谁干净？没人可以信任，没有！表面的东西和背后的东西，完全不是一回事。

下班之后，我常常借故不回家，一个人跑到小酒馆去喝闷酒。酒精让我遗忘、麻木。我写过一篇小说，题目就叫《一个人的对话》。从网上能搜到这篇小说，它叙述了我醉酒状态中的自言自语。小说当然很可笑，我又不是写小说的，我平常的工作是写报纸上的情感故事。

在我一个人喝闷酒的时候，大头打电话我不接，发短信我也不回。他问我怎么不回家，去哪里了，我就跟他撒谎，鬼扯。看到大头疑神疑鬼的眼神，我心里很难过。可我还是要撒谎，不能跟他说实话。我不能说因为太悲观，我变成了酒鬼。

喝完酒，为了遮盖嘴里浓烈的酒味，我在酒馆里坐到很晚才回去。我还大量咀嚼吞食口香糖。大头要和我接吻，我就躲躲闪闪。我包里装着各种品牌和包装的口香糖，有事没事总往嘴里塞。

大头一定注意到我的反常。

他皱着鼻头问，“你喝酒了？”

我编造谎言，说是哪个同事过生日，或是哪个从前的同学生孩子，喝了点啤酒。“一杯而已。”我说。

“你吃那么多口香糖干吗？”大头又说，“像吃豆子一样。”

“我口腔溃疡，”我说，“拿它除异味呢。”

骗人的滋味并不好，大头问过之后再不问。

我和大头的关系变得冷淡和陌生，我甚至能从我们中间发现某种敌意。我不和他讲故事，他也不再和我谈他以往的案件。夫妻关系疏远、别扭。既冰凉，又装作彬彬有礼，着实让我恐惧。

我瞒着他喝酒，他也一定有什么事情瞒着我。我看到他偷偷摸摸地发短信，或者匆匆忙忙地把收到的短信删除掉。接电话时，他经常吞吞吐吐地说半截话，让我疑窦丛生。会不会大头也有问题呢？我真不敢想。我开始怀疑大头。天啊，我就是怀疑他，我不能不怀疑。

怀疑大头，让我亢奋激动，成天牵肠挂肚。听过那么多故事，使得我对付大头有经验。我假装自己的手机没电，频繁借用他的手机。用完也不马上还他，故意询问有哪些功能，有哪些游戏软件。一边询问，一边顺势查询他的短信和通话记录。在大头睡觉之后，我翻他的包，翻他的手包和钱包。洗衣服时，我嗅他内衣的味道。从他上衣的肩部或胸部，我寻找是否有女人的发丝。

没找到发丝，也没嗅到异味。可我坚持认为大头不正常，仿佛是病毒感染，什么事都不对头。就连做爱，也大不如从前。次数减少，做得也不好。大头小心翼翼地跟我做，像是怕碰坏了我。难道我的乳房是瓷器？或者像玻璃那么易碎？他往后缩，就像是要抬起身子弃我而去。那感觉一点也不好，他的头向后仰。几乎可以说是想从我的身体里，把他自己连根拔起。

我让他使劲，我说，“你使点劲。”

大头就使劲，但是看得出来他有些勉为其难。我搂住他。他的腰部绷得紧紧的，仍在往后缩，或是往上提。他真是怕碰坏了我。大头喘着气，喉咙里有嘶哑的响声。

我说，“你再使点劲。”

“你老要我使劲。”

“是啊，你使。”

“我在使啊。”

“再使。”

“你对我不满意吗？”大头说，他停了下来。

“不是，”我辩解说，“是你对我不满意。”

“我没有。”大头说。

“我也没有。”

说了这么一通话，大头瘫软在我身上，他居然做不了。我恼火之极，眼睁睁地看着大头穿衣起床。

“我们不能做吗？”我在床上蜷成一团。

“我哪知道。”大头脊背对着我，声音里充满嫌恶。我不知道他在嫌恶我，还是在嫌恶他自己。

这时，大头的手机响了。不是响了，是振动，大头这些日子在家里一直把手机调在静音状态。手机搁在梳妆台上，呼呼地振动着。大头在穿衣服，装作没看见。我也装作没看见。振动了一会儿，停止了。之后，又振动，呼呼的。

我忍不住，说，“你有电话。”

大头冷冷地说，“知道。”

梳妆台就在床旁边。既知道，却又不接，他是有意要急死我。手机停止振动，过了会儿又振动起来，看来打电话的人急不可耐。

大头拿起手机，摁下通话键，并不作声。大头向洗手间走去，他不是尿急，无非是要回避我。我把耳朵贴在洗手间门上，有哗哗的水声。我只听到了半句“绿岛”，后面还有“一会儿见”。

绿岛是一间咖啡屋，在我们家附近，大头不会把他们的约会地点定在那儿吧？

大头说，“我有事，得出去一下。”

我说，“现在吗？”

他说，“是啊。”

我说，“那你去吧。”

那一瞬间，我决定跟踪大头。

我没有即刻尾随他，我要给他充裕的时间，半小时后我才直奔绿岛。绿岛紧邻美术馆，前面是一片广场。路上我在想，若是见了大头的女人，我怎么做才算得体。我要不要和她打架，往她脸上吐唾液，骂她，撕扯她的嘴和头发。

所有沿途这些设想全没派上用场。因为和大头约会的不是女人，而是一个男人。他们就坐在卡座里。我暴露在咖啡屋绿色的灯光下面，整个傻眼了。那男人像是认识我，他在座位上半欠身向我致意，算是和我打过招呼。我恍惚觉得他眼熟，像是在哪里喝闷酒时，眼里晃过他的影子。他和大头说过几句话，起身走了。

我浑身乏力，没一点劲。退出绿岛咖啡屋，我一个人在广场上走。广场上有人散步，也有人随着音乐跳舞。大头追上来了，搂着我肩头，他毛茸茸的脑袋，在我脖颈那里磨蹭。我们已有多久没这样过啊。

“那人是谁？”我在大头耳边悄声问。

“一个，”大头说，“私人事务调查者。”

“不就是私人侦探吗？”

“可以这样说。”

“你让他调查我呀？”

“是啊，调查过。”

“我有问题吗？”

“没有，你到处喝闷酒。”

“你呢？”

“我也没问题。”

原来大头鬼鬼祟祟的，是在做这个事。在我怀疑他的时候，他也在怀疑我。天啊，就是这么回事。我觉得他有问题，他觉得我不正常。他打我电话不接，发我短信不回，不知道我在搞些什么鬼名堂。我觉得他行为怪异，我们彼此猜疑。没想到他比我更过分，居然还会请私人侦探来调查我。律师就这德性，凡事讲证据。

“下次我也请他。”我说。

“请他做什么？”

“调查你呀。”

大头不让我说，就在广场上抱着我激情拥吻。我没拒绝他，也不管旁边是不是有人。我傻乎乎地流着眼泪，大头也流着。我们的舌头，卷着彼此的唾液和泪水。

我们亲吻着。我听到路过的人在议论我们。他们说，“瞧！这两个狗男女，肯定是搞婚外恋的。”

“偷情。”

“不管不顾，”有人说，“现在的人真够不要脸的。”

（选自《北京文学》2014年第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