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进延安城，我们便急忙赶往宝塔山，因为山上凸立的宝塔，是延安的象征，也可以说，是延安的“城徽”。

我们沿着铺满鹅卵石的急陡山路向峰顶走去，眼前晃过了一溜溜绽放的桃花和槐花，历史的记忆也像这花云一样，一朵一朵地漂过我的脑海……

宝塔山，古称嘉岭山，因唐代山上建了砖塔，后来便通称为宝塔山。山下的延安城，在中国历史上是一座“扼左衽之喉襟，执两冲之管钥”的边塞重镇。隋大业三年（607年），设立延安郡，以后便成为历代的郡、州、府所在地，秦代的蒙恬、汉代的李广、宋代的沈括都曾驻军御敌于延安城……

“范公井到了！”导游的一声提醒，使我的思绪蓦地停止。我们在东北石畔上，看到了一口在石岩中凿出的古井，相传这是宋代范仲淹驻军山上时开凿出来的，它深二十多米，可直通延河。范仲淹是北宋的政治家、军事家和文学家，也是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先驱，他的散文富含政治内容又不露痕迹，诗词风格清新明健，其《岳阳楼记》是传颂千古的名作，“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已经成为中华民族无数仁人志士的座右铭……

当地的历史专家郝教授说：“范仲淹是宋康定元年（1040年）年到达延安的，当时，西夏党项族首领元昊，自称大夏皇帝，率军进攻延安，宋仁宗命韩琦为陕西安抚使，范仲淹为陕西转运使，他俩日夜严格训练精悍的一万八千名将士，抗击着数倍于宋军的西夏军队，屡屡大获全胜，当地有一民谣唱道：‘军中有一韩，西贼闻之心骨寒；军中有一范，西贼闻之惊破胆。”

我说：“范仲淹不但治文严谨，治军也是严肃啊。”郝教授插话道：“还有治吏，范仲淹也是异常严厉的！”他讲述了范仲淹的一个故事———

有一次，范仲淹穿着布衣草鞋，深入到民间和军营，了解社会和军队的情况，得知鹿州曹司马马勋、张式和黄贵之三人长期克扣士兵粮饷，又放高利贷和私贩青盐，还暗地里收受西夏间谍的金银珠宝。范仲淹便将三人绳之以法，查出大量证据后，三个罪犯分别认罪。但是，他们自恃有功劳和有好友通判种世衡的庇护，请求范仲淹给条生路，但是，范仲淹却十分坚定地说：“我上任以来，多次宣布过，贪污者斩，敲诈勒索者斩，强奸民女者斩。现在处治这三个罪犯，正是他们咎由自取！”处斩罪犯后，震动了整个延州（延安），贪官污吏个个胆战心惊，宋军的战斗力却得到了加强。

这段历史，在《宋史》上是读不到的，但它却通过延安人民的口碑一代一代地流传下来……

我们继续环山而行，延安宝塔渐渐地傲立在右前方了。宝塔有九层，平面呈八角形，据说，由于雷击的原因，塔尖在很久之前便没有了，但这略为残缺的美，不是更具有魅力吗？

范仲淹的故事，又使我联想起另一个惊心动魄的场景———

在中央红军进入延安的九个月后，边区高等法院审理了“黄克功案件”。抗大第三期第六队队长黄克功是一位为革命出生入死的年轻高级干部，因向陕北公学学员刘茜求爱遭到拒绝，竟拔出手枪枪杀了刘茜。被高等法院判处死刑后，黄克功致书毛泽东：“法庭须姑念我十年艰苦奋斗，一贯忠于党的路线，恕我犯罪一时，留我一条生命。”毛泽东立即召集中央政治局和军委联席会议，审查后仍同意法院处以极刑。毛泽东致信审判长雷经天：“黄克功过去斗争历史是光荣的，今天处以极刑，我及党中央的同志都为之惋惜。但他却犯了不容赦免的大罪。共产党与红军，对于自己的党员与红军成员不能不执行比较一般平民更加严格的纪律。”黄克功终于被枪决了，他成为延安时期因刑事问题被执行死刑的高级干部第一人，年仅26岁。这个案件的处理，极大地维护了边区法纪的尊严，教育了党员和干部，提高了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威望，当年，到延安访问的世界学联代表团付路德感慨地说：“边区司法充满了平等和正义的精神。”

想到这里，我再抬头望一望延安宝塔，心中油然而生的是崇高的敬意。从范仲淹到毛泽东，他们的从严治军治吏，真是异曲同工啊。此时，宝塔山上，人头攒动，我们走近一看，原来是很多年轻的战士在栽种松树。导游告诉我：“这是著名的延安油松，天安门广场上毛主席纪念堂前栽植的13棵松树，就是延安油松，它们象征着毛主席和党中央在延安的13年光辉历史。”

我的心头为之一震：油松，就是这葱郁的油松，将延安的精神带到了北京，它们像永远年轻的延安宝塔一样，至今仍保持着坦荡壮美的风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