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尘（德国）

今年三月，一个平常的下午，德国慕尼黑的一所居室里，我突发腹绞痛。

丈夫弗洛还在上班，孤单的我只好蜷在沙发里忍着。

“应该是阑尾炎。”弗洛回到家，皱着眉头说，同时责怪我没有早点给他电话。那时已是晚上九点了。

他的判断跟我一样。只是我们都太大意，以为经过物理处理会缓解，当然更主要的是，我内心根本就非常抗拒上医院。

我的父亲，最后几年就是在医院和家这两点一线间度过的。那时候，我们一家人最熟悉的东西就是药，就是一点一滴进入血管的冰冷液体———有时五小时、有时八小时、有时连续一周从不间断。

那双陪着我长大的手，变得越来越冰凉，斑斑淤痕越来越触目惊心。

我无法责怪医院没能挽救父亲，但那苍白的场所、痛苦的呻吟、度日如年的煎熬，至今仍萦绕在心，让我难以承受。记得后来清理父亲房间，那剩下的整整一抽屉的药令我失魂落魄地呆立了好久。

这世上，并非只有泪水才刺痛人心，有时候，一张相片、一枚硬币、一粒药丸，也能让人颤抖不已……

凌晨一点，弗洛再也坐不住了。在他的执意要求下，我最终还是捂着肚子上了车。

那座三层高的医院，已算是居所一带规模相当大、条件相当好的了。

一切静悄悄的，急诊室只有一位女医生当班，几位患者安静地坐在冰冷的椅子上，一言不发。

在这个井然有序的国度，想来人们对于等候早已有了足够的耐心。

一个多小时后，血液分析出来了。没错，是阑尾炎，只不过多了“急性”二字。医生让我住院观察。而事实上，他们应当立即为我手术的，阑尾炎并不可怕，可怕的是阑尾穿孔，若那样，所引发的急性腹膜炎会是致命的。

不幸我属于后者，更不幸的是，不知是医生太乐观还是人手实在不够，直至第二天上午十一点，我才被推进手术室———不仅阑尾已穿孔，炎症也已在整个腹腔扩散开来。若手术再晚一两小时，这些文字估计就永远没机会写出来了。

德国许多医院的确相当缺人手，特别是护士，多半都是些外来移民。工作繁忙但工资不高，也许便是人们不愿从事护理工作的主要原因。

虽然手术做得有些迟，虽然出来时身上多了三道口子和一根腹腔引流管，但我活了下来，中国的一位好友发来短信：“在德国做的手术，就完全放心吧。”当时没人知道，我们都高兴得太早。

A

我住的是普通双人房，病友是位72岁的老太太。

她英语说得很好，擅长与人交谈，虽然脖子的淋巴瘤手术伤口让她有时呼吸困难。

她曾是位服装商人，由于多年来交税完整，因此可以享受所有医保。那种我从头穿到尾的围裙般的病服，她在术后当晚就扯下来了。她有自己花花绿绿的漂亮睡衣，每天早上漱洗完毕，她必须做且放在第一的事就是化妆———卫生间的壁柜，根本就是一个小型化妆品专柜。她的裤子永远笔挺，皮鞋擦得一尘不染。

我不知手术那天，她是不是也带着一脸妆容进去的。

她从没结过婚，也没有子女。我从没见任何人来探望过她，偶尔，会有一些电话打进来。“都是些以前的老友，能说话的已没几个了。”她说。这里的“能说话的”，指的是还活着的。

化好妆，等医生查完房，用过早餐，她便雄赳赳地到楼下花园———抽烟。哪怕晚上她经常咳个惊天动地。一咳，伤口就痛，可她不在乎，只要有一点可能，她就紧闭双眼努力入睡，就像吃饭———每次吃饭她都恶心，可哪怕上一秒刚吐出去，下一秒她又会继续往嘴里塞食物。那段时间，我的那些动也没动的鸡腿或猪排都是她帮忙解决的。

她这种顽强的生命底质真是令人吃惊又钦佩。

某天，护士前来为她换药，她突然有些顾忌地看看我。我们都知道，在医院是极难维护躯体隐私的。可当时我哪儿也去不了，只有闭上眼睛。

但最后还是看见了———另一位护士前来为我做肌肉注射。那真是刻骨铭心的一瞥：对面的那个躯体，所有目力可及之处都布满了横七竖八的疤痕，不同色泽的新老肉芽四处突起、曲扭，很多地方的皮肤由于缝合拉扯，就仿佛被用力揉搓再展开的牛皮纸……

原来，她不是顾忌裸露身体，而是顾忌裸露那些可怕的伤疤。

“没办法，我的身体从不肯老实，总要折腾点事出来。你也看到了，这丑八怪的身体，所以我没办法找男人。”她带点儿自嘲地说，一边迅速穿上衣服，涂好口红，并围上一条浅黄色丝巾。

这一生，她共做过二十多次手术：胃、肠、乳房、子宫、脖子、脊柱、大腿……

她又下楼抽烟去了。我的脑袋却一片凌乱：那具可怕的伤痕累累的躯体仍如此清晰。我不知道，要有怎样的力量，又要有什么样的豁达才能每天面对这样一个身体，这千疮百孔的人生？也正是那时，我似乎明白了：为什么她在吐过之后依然心平气和地继续进食，为什么从来没有人探视容妆仍是一化再化———对一个时常面临死亡的人，还有什么比“举重若轻”更好的药方呢？

一天晚上，我突然被阵阵呻吟惊醒———她正坐在床上，费力地大口喘气。

她没拉铃。也许她太了解自己的身体，也许那些总是跟她谈天说地的女人们在她的经验里并不能做到真的帮助。总之，她就那样，一任自己像缺水的鱼般沉重地呼哧作响。

我醒着躺在那里———边上可怕的呼哧声如雷鸣般击打着心脏：三年，整整三年，我的父亲就是在这样一种令人窒息的声音中度过的，整整三年，他从没能真正地躺下，他趴在小桌子上，以一个男人的隐忍，咬牙忍受着每一分每一秒……

父亲走了，而我，如今正躺在异国他乡的医院，躺在一个无儿无女的72岁老人身边……

我摸索着用夹子把引流袋别在裙边，撑起身体，慢慢挪到她床前。

“让我帮你拍拍背吧。”我说。

她是用眼神回答的———剧烈的喘息使她说不出话。那眼神说的是：“是吗？你真的……会这样做吗？”

我一下一下拍着———像一个不常回家的女儿、一个满心歉疚的女儿，拍着……

“噢，谢谢你……现在感觉好多了。”十几分钟后，她平息下来。

她再次望着我———这一回，疑问不在，有的是感激，以及信任。

那一晚，她睡去了。我也终于睡去。

这位相处了一周的老太太，出院时（比我早一天）紧握着我的手，在我额头深情一吻。

“亲爱的，永远祝福你！”她说。她刚做的时髦头发轻轻摩挲着我的脸，香气四溢。

她雄赳赳地走了，而我，在那鲜艳夺目的背影里，微笑地等着充满希望的明天。

B

我出院了。

弗洛17岁时也做过阑尾切除，由于年轻，由于阑尾没有穿孔，手术第二晚他是在酒吧度过的。我虽病得较重，身体也较虚弱，但我、我们都以为，再过个几天，一切都会OK———医生不是说，一切都OK了吗？何况医生什么出院交代也没有，不过是一句祝你愉快，然后拜拜。

因此仅出院第二天，我们便自驾车游山玩水，探访朋友和古迹。回程途中，我开始再次腹痛，最后甚至每走几分钟就不得不停下，可大意的我们啊，依然不以为然，认为只要多休息就会好起来。

第六天晚上，正在喝水的我突然一头倒下并像只虾一样全身拱起———突如其来的剧烈痉挛就仿佛一只大手正在体内抓挠。

又是凌晨一点，又是双人病房，不同的是，这次医院安排做了CT，而那位长发飘飘的主治帅哥也换成了一位慈眉善目的中年男医生。中年医生握着我的手一再说：这次我来帮你做手术，一定没事的。

我能说什么？当你肚子上的三个切口才刚刚拆线又得重新切开；当那可怕的引流管又要再次从你的腹腔穿进穿出；当又要面对也许半夜用一顿狂喘将你惊醒的病友，我能说什么？

只有接受。我并发了严重的腹腔脓肿，也许是上一次手术没完全将炎性物质清除，也许是术后没有照顾好自己，我认为，责任各半。

虽然“德国制造”举世闻名，其实医疗事故发生率却并不算低。至少我看过的一份在德华文报是这样说的：全德国大大小小的医疗事故加起来一年会达一万起。不知这数据可靠度怎样，但弗洛外公如今的腿疾却千真万确是医疗事故造成：一次髋部手术伤到了坐骨神经。自那以后，外公的右腿便总是麻木胀痛，直至现在，他每周都得到私人医生那里进行理疗。

看到我又出现在手术室，那位可爱的麻醉小姑娘吃惊极了。她非常喜欢跟我聊天，也许只会英语的患者实在太少，而且还是遥远的亚洲来的。当麻药注进血管时，她一脸同情地说，希望能再见到你，只是千万不要又在这里。

手术完成了。这一次，是两条引流管，分别穿进我的左右腹，以让那些“坏东西”一点点引流到挂在外面的袋子里。更难堪的是，由于术后无法自主排尿，所以还多了条导尿管，再加上输液管，我看上去真是恐怖极了。

这是我第一次如此彻底地感到无助———不是对不幸，而是对肉体完全的无能为力。它软绵绵地平摊着，沉重又了无生气。大量的抗生素使本就虚弱的肠胃彻底失去抵抗力———无论任何东西，一吞下去就马上呕出。呕吐又导致腹部痉挛，痉挛之下，引流管便东一下西一下戳顶内脏……

还有背、肩、腰、腿———几十小时的一动不能动，使它们即便什么也没做就已酸胀到极点。事实上，就算有力气我也不敢轻易动，因为只要稍动一下，与身体相连的各种管子就会让我付出倒吸冷气的代价。

在那可怕的日子，我只绞尽脑汁想一件事：要怎样才能使身体向左或向右侧起一点？哪怕只一厘米。要怎样胃的痉挛才能缓解一下？哪怕只半小时。

但那具可耻的身体已全然背叛了“我”。它任性又敏感地源源不断向“我”传递着每一点或狂暴或精致的痛楚，绝不谎报、无遗漏。

记得一天，弗洛刚将一勺汤送进我嘴里，几乎就在同时，汤跟胃酸便一股脑儿地喷射出去，引流管则趁机毫无怜悯地在腹腔一阵乱顶。那真是永生难忘的一次翻江倒海，汗水湿透衣裳，床单污秽，鼻涕泪水横流。不仅五脏六腑，甚至灵魂似乎都全被掏空。

我气喘吁吁、死气沉沉地半靠在爱人怀里，然后，我哭了———那是这辈子第一次，因为肉体的痛苦，我终于哭泣。

煎熬的日子似乎永无尽头。

原来，人真的可以一动不动聆听钟点滴答好几小时，可以将墙上每一条细微皱褶，铭记于心。

白天，我总是请求护士尽可能拉开窗帘———窗外那片树林和林中掩映的教堂，便是恒久不变的风景。那个小教堂，数十年前，曾为一位女婴———弗洛的母亲，进行洗礼。多年以后，一个男婴诞生了———弗洛，也在那里受洗。

这世间，生命与生命，究竟有多少神秘的息息相关啊。

每天，我就那样凝望着，从黎明到天黑。这种咫尺天涯的渴望真令人伤感。我无法越过那条与医院相隔的小溪，无法走到溪边的草地，我甚至无法趴到窗棂上———无法哪怕只靠近它们多一寸。

偶尔，在林间小道上，会有跑步或是牵着狗散步的人，以前我永不可能想到，有一天竟会对这些再平常不过的身影产生出刻骨铭心的羡慕和疑问：他怎么竟能走得那么稳？她怎么竟能那样轻松就做到下蹲？他们居然能够一边听耳机一边骑车？还有他、她……

我惊奇又失落地注视，窗外每点生命的律动都在内心造成冲击。也正是从那时，我发现，一个协调的步伐、一次随意的伸展、一个轻轻的跳跃，竟都焕发出无与伦比、令人神往的自由美丽。也正是那时，我才彻底领悟，那些年来，父亲是以怎样一种令人痛彻心扉的惊人克制，才可能度过那漫长而灰暗的每分每秒……不要轻言什么无谓生死———若你还不曾真正地站在死亡边缘，不曾亲历不仅摧残肉体也摧残意志的痛苦。对死亡，并没什么欣然的迎接，更多的是，精疲力竭之后的不得不接受。一种被动、疲惫、漠然的接受。

有一阵子我便是处于这样的漠然。如果还会有第三次、第四次手术，如果真的就要死掉，我所能做的，也只是点点头，听之任之。

但最终我还是重新站了起来。

窗台、卫生间、开水房、半条走廊、整条走廊……那些日子，我像个稚嫩的婴孩，像个蹒跚的老人，一步步、一米米，一天天，颤抖晃荡着行进。

一天，我终于站在了朝思暮想的小溪边，再后来，抵达了那所小教堂……我懂得了，每个迈步、每点攀爬、每次跳跃，都是生命的恩宠与幸运。

C

第二次住院我有过两位室友。

第一位只与我共处短短三日。

那天，当我捂着肚子进入房间，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件淡蓝色罩裙。它挂在墙边的衣架上，可爱的卡通图案给清冷空间带出一片清脆惊讶。罩裙之下，是一双同样卡通的拖鞋，短短的，胖胖的，我想这新室友该是个孩子。

但这推断仅持续了两秒———室友不仅不是孩子，而且是个祖母，甚至是曾祖母。

没错。她就是那件卡通罩裙和卡通拖鞋的主人———一位90岁的老太太。

我搞不清她为什么住院，因为她牙齿好胃口棒，一头银丝下脸蛋红扑扑，动作不快但轻巧，而且不用吃药也不需打针，除非耳聋也是德国人的住院标准。她好奇又充满同情地看着这位捂着肚子的新室友，而当护士扎紧我的血管并拿出注射器，她悄悄地、悄悄地捂上了眼睛。

我记得那双遍布皱纹的眼———流出无尽纯真。

当我醒来，她便试图上前交谈，哪怕我一个字也听不懂。她轻柔地说，认真地比画，见我实在不懂，她便礼貌地退回到自己床上，笑着打开电视机———她只看卡通片和与动物有关的节目。

那时候，我唯一自由而笨拙的左手经常碰落床头柜上的东西，她总是及时过来小心地帮拾捡起：橘子、梳子、卷筒纸……有一次，我什么也没碰到，可她依然过来小心地从地面捡起什么———她捡起的竟是花瓣！那花是弗洛带来的，每天一小枝，来自去医院的路上。

她小心将花瓣捧在掌心，仔细观看，然后轻轻放到桌子上。见我笑了，她苍老又光洁的脸庞一片流光溢彩。

这个奇特的老人，她的年纪是那么老，可给人感觉却仿佛她才刚到这个世界，仿佛每样东西都是这世界的第一片新叶。

下午三点左右，她通常会陷入两三个小时的睡眠，然后就再也不睡了。很多次半夜醒来，都见她要不坐在床上以耳语般的声音说着什么，要不就是趴在窗棂看天上的星星。

起先我认为她是自言自语，但渐渐地，我越来越怀疑自己的想法———无论是她的语调、表情，还是那颤悠移动的身影，无一不是在对话，而且这对话对象只能是孩子，或是小动物。

这都还不是最奇怪的，最奇怪的是，这样的情景不但没带出任何不快和恐惧，恰恰相反，你竟莫名地感到甜蜜和安详。我从没有过这样的经验，从没在任何一个成人身上感受到这样的“气场”。这气场是如此自然、清新又明媚———它彻底颠覆了这死气沉沉的病室，它使你完全撇下理性的分析和判断，它像空气、像呼吸一样轻盈流转，你置身其中却又浑然不觉。

她已90岁，夜已深，可呈现在面前的却活脱脱就是个小姑娘———一个正与满天可爱精灵对话、玩耍、快乐得要飞起来的小姑娘。

除此之外我再找不出别的形容。

只有一颗纯度达到了不可思议地步的灵魂才可能如此自然又毫无疑义地传递晶莹。

出院那天，一位年约40岁、看起来极有耐心的男人过来接她。他微笑地给她换上另一件卡通罩裙，微笑地聆听她不时发出的惊喜细语。

“我奶奶说，你床尾有一只小蜻蜓，请你好好照顾它。”出门前，男子笑着对我说。他似乎早已习惯面对人们的惊讶，亦习惯用充满善意的眼神迅速抚平人们的惊讶。

老奶奶走了———神奇魔法师走了。

我不知这世上，有谁比她更快乐。

D

又一位病友到来。

她年约50岁，清瘦、短发，一副很大的近视眼镜几乎挡掉半张脸，素雅的运动服使她看上去轻盈敏捷。

显然，这是一次猝不及防的“事故”———两小时前她还在商店高兴地挑选鲜花，然后一个电话，她进了医院。

电话是她的私人保健医生打的，那个男人严肃地说，很可能，她患了肠癌。

“您好，希望没打扰到您。”这是进屋后她对我说的第一句话。她看起来略带紧张，但良好的修养令她身处忧虑仍不忘礼节。

她的确是位特别礼貌、特别安静的人。

很多时候，我以为房里只有自己，然而一转头却通常发现她也在。阳光从窗子洒进，一个影子在地面无声变幻———她在吃药、看书、更衣……什么声响也没有。她经常看电视，但我从来听不到任何声音———她永远都是先戴好耳机才开电视。还有手机，一定是调成了静音模式，因为我经常什么也没听到，她却已拿着手机快步走进卫生间或者门外。

她就像一片安静的叶子，而她到这世界的最主要职责，就是不扰一物。

等待检查结果的日子，只允许她吃极少食物，但得饮大量某种药水。那种药水我也喝过一两次，感觉就像无色的柴油。为此我曾吐得天翻地覆。

但她每天都得喝，并且是在两小时内———两小时喝下800ml柴油是什么感觉？第一天，她忍住了，捏着鼻子大口大口往喉咙里灌。第二天，她开始反胃。第三天，才一开瓶盖她就快步冲到卫生间。吐完，她对我投过抱歉的微笑———为呕吐声也许打扰到我。

“我宁可死也绝不再喝这鬼东西了。”一天，她突然说，字字响亮坚定。而平时，若我不说话，她是绝不会先开口的。

我点点头。理解。我一样偷偷扔掉不少药。我一样———曾为父亲偷偷扔掉不少药。

我的父亲，那些最后时光，由于难以吞咽，那每天几十片的西药，竟是一片片在口腔里先慢慢磨碎再一点点吞下去的。他不想再为任何人增加任何一点麻烦，他总说等等，等等，然后，没人的时候，他便一片一片，将药依次塞进嘴里……

曾经，我总认为父亲性格有些懦弱，但渐渐地，我越来越明白：在那具孱弱消瘦的躯体里，在对家人沉默而深切的爱中，他的坚强似虽千疮百孔，但仍屹立的铜墙铁壁。

某天，当我无意进入父亲房间———当发现他吃药的“秘密”，我躲在房里大哭了一场。从那时起，我开始偷偷扔药：中午的药少点，就扔少点，晚上的药多些，就扔多些。

我从不后悔这举动。从不。那些苦涩的没完没了的药片，在灰暗的最后时光，除了陡增病人痛苦，毫无意义。

病友果真不再喝药了。当护士离开，她便轻手轻脚把药水倒空，当护士回时，她便微笑着将空瓶递过去。护士满意地点点头，我们则心照不宣地相视一笑。

我们不会结下什么深情厚谊，不过是偶然的萍水相逢，但随着这扔药小把戏成为共同的隐秘游戏后，我们之间似乎也有了某种微妙的默契。

她少言，我也不是喧哗之人，因此大部分时间病房都非常安静。只有当那个男人出现，这沉寂之地才会变得活跃响亮。

那个男人，用我们的一个词语来形容就是———“屌丝”，大大咧咧的、散漫无谓的。我想他是她丈夫，因为他每天都来：给她带来换洗衣服，握着她的手在耳边轻声细语，或是挠抓她的足底引出嘻嘻笑声……

我也非常欢迎这个男人———让人发出快乐大笑可是他的拿手好戏。

但有两天他却没出现。

我有些失望。我相信她也一样：每次有人敲门，她都急切地坐起，但结果却只是送药收药的。

“哦，昨天是他女朋友生日……好在我想起了，现在不用担心了。”第三天，她轻轻地说，脸上一片如释重负的安宁。

什么？什么、什么？我晕了一下———他竟不是她丈夫么？然后立即想起，无论看起来多亲密，他们却从不接吻。

后来，我知道了，他是她前夫。离婚好多年了。平时不太来往，但从没有抹去联系。在节日，在孩子生日或是其他什么应该家人一起度过的日子，他们有时会碰个面，有时则打电话彼此祝福问问近况。他们之间没有怨恨，或者，怨恨已随时间流逝而消隐无踪。她甚至记得他女朋友的生日。我想，如果不是因为生病，她很可能会给他女朋友送去真诚的鲜花。更触动我的是，她脸上的安宁明白无误地说明了———她所担忧的不是前夫跟谁在一起，而是，他是否平安。

第四天傍晚，他终于出现了。风尘仆仆，肩膀和脖子挂着一堆大包小包，更令人吃惊的是———他脸上竟套了个大红假鼻子！

他就像滑稽剧中的可爱小丑，顶着那个好笑的大鼻子夸张地指手画脚，像一道春风、一轮暖阳般突地蹿进这寂静之地。他跑上前，给她一个大大的拥抱，给我一个用力的握手。他的包里有糖果、书本、彩笔以及一堆女人的内衣内裤。

他不断做着古怪表情，不断逗我们发笑，仿佛要竭尽全力弥补两天的缺席。

好几次我都不得不请求他暂停，请求不要让我笑得太多———肚子上的引流管已发出数次警告了。

那是个美好的下午，那是两个美好的人。

他不再是她丈夫，但却是———无助时她要第一个打电话通知的人，是在不安忧虑时能让她发出微笑的人，是———她依然关心、信任的人。

她不再是他妻子，但却是困难时第一个要赶到身边给予安慰的人，是依然记得鞋子和衣服尺码的人，是他愿意冒着凛冽寒风穿越整座城市相见的人。

检查结果终于出来了，她很幸运地没得到坏消息。回家那天，他来接她。他们高兴地跳起来紧紧抱在一起。他将把她平安送到家，然后，他们的生活将回到以往：不常来往但绝不抹去联系。

是的，他们依然相爱。只不过这“爱”，如今是以另一种方式———一种更自由、辽阔的方式，诠释和抵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