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华勇

T42次列车开往北京。

我两腿像灌了铅似的沉重、麻木，甚至没了知觉。整个肉体疲劳，内脏感到一种撕扯。火车有节奏地响着、前行着，我不知自己的承重点应该放在哪儿。左脚、右脚，或拿出报纸铺在冰凉的金属板上，像许多劳累者那样，睡在走道上。时间带给人难以煎熬的改变，越是不松懈，越觉得时间漫长，黑夜漫长。在某个节骨眼儿上，睡眠的神经连续几下关闭，但我并没有因此而坍塌，好在有人喊再出30元钱可以到餐车小坐。没错，我快要倒下的身体，内部的希望集中燃烧，眼睛率先一亮，谢天谢地，只要能坐一会儿。

我是一名公务员，大学毕业后考上的。当初有许多人羡慕，这后生还行，有出息。在小县城，还是一个贫困县，有这份稳定的职业算是烧高香了。将来从科员、局长、县长一级一级干上来，也不愁几年工夫，前程锦绣，风光无限。然而，我还是有些天真，工作几年了一无所得。你要知道，现实生活不是想象的那么顺畅，明显地，我进不了一种工作状态。于是开始失眠，患上严重的神经衰弱，黑地里睡不着，只好看书，一看书又激动又兴奋。竟然心里头死灰复燃，操起了在大学里爱好文学写作的旧刀，有时到凌晨两点多还趴在桌子前，那种冲动把我带到另一个世界。我知道这样会走歪，不一定成功，可就是忍不住。

两年前，我发表了一篇不足三千字的小说，偶尔还发了几篇小说散文，单位人都开始用异样的目光打量着我———那一刻，我自我感觉良好。

现在，我坐到了餐车的座位上，麻木的双腿稍有舒缓，血液开始畅流，已是下半夜了，我竟然没有睡意，眼睛环视着整个车厢，七倒八歪，各种困相，谁也不认识谁，整个车厢的脸庞除了陌生还是陌生。

旁边坐着一个二十来岁的小伙子，他从包里掏出易拉罐啤酒不停地喝，有时还不停地招呼左右几个年轻人和他一块喝。开初我以为他们是一起的，后来才知道不是。喝酒的小伙很兴奋，一个劲地说着他的经历。显然，由于酒精的作用，他用吹嘘的口气说着他跟他们老大一块拼天下的事，竟越说越有劲。不管别人正在睡觉，那种接近嘶哑的叙述，一点儿也不动人，而且语无伦次。从他的话里，他跟一帮哥们儿在北京是如何地潇洒，如何地从一个外乡人变为某区域的主导者，仿佛摇身一变就个个是孙猴子了。其实，从他的语气中我感觉到一种无奈，一种凄凉，一种无所适从的尴尬。一刹那，我随之也困惑，如果我置身于这样偌大的城市，会是什么样呢？

如果我没有判断错，喝酒的小伙子并不具备在江湖上混的品质，消瘦的身材，黑黝黝的皮肤，目光有些浑浊，让人想起县城某一角落蹬三轮的车夫，说起来一套一套的，雄心壮志，看似强悍，其实内心十分脆弱。再说，北京是什么地方？有你扬达的空间吗？

“大学录取通知书”拿到手时，母亲见人便说自家的儿子考上省城的名牌大学，村里人都说这老吴家三小子还真能行。这种荣耀与光彩没持续多久，剩下的便是母亲一脸的忧愁和无奈。我晓得，家里穷得叮当响，父亲早逝，兄弟三个靠母亲一个人拉扯大，光景过得可想而知。就这样，母亲硬是把大哥、二哥供到高中毕业，因为穷，两个哥哥都放弃了高考，早早出去打工。我晓得，全家人唯一的希望寄托在我身上。

我的家乡是个穷地方，当年我是接受人家资助才去学校的，所以在大学里，我很孤僻。我自己晓得，家里养的猪、羊全卖了，粮食全卖了，所有省吃俭用下来的钱都给我寄过来，我只有不屈不挠，和自己与生俱来的短缺斗争。这才是生活，我的人生注定要这样走下去的。我觉得，这些就是农村人命运的一部分，也是我自个命运的一部分。

单位上不少人私下里议论，似乎觉得我精神有问题，至少智商有缺陷，要不，近三十岁的人了，怎么没结婚，又没有女朋友？

就在我十分纠结的时候，我遇上了晓小。

晓小是在网上认识的，像许多网恋一样，我们抽空聊天，彼此解除自己的孤独。有一天她突然提出在省城见面，我竟鬼使神差地答应了。

我们站在房间的那一刻，晓小还有些羞涩。我突然觉得这女孩非同一般，心便开始怦怦乱跳，总觉得自己如此唐突有些不妥，一个备受歧视的人，一个充满自卑的人，如此放荡地去掩饰内心的虚弱，是不是太轻率，有些自暴自弃呢？晓小呈现给我的却是异常的安静。她看着我说：“这样子是不是不习惯，有些轻浮草率？”

我有些喘气，胸口堵了什么东西似的。初夜时分，省城的街道人来人往，我感到有千万只眼睛盯着我们，心还是虚了一下，有些怯懦地说：“可能吧，我从来没想过这样。”

晓小在房间里转了一圈儿，她给人鹤立鸡群的感觉。不知为什么，我从这个女孩子身上，看到了活力四射的青春是如此美丽。而我，从始至终都有些颓废。

我们彼此说对方的优点，我从她说话的表情、姿态，渐渐喜欢这个女孩子身上与众不同的气息，甚至有些激情澎湃，突然产生一个念头，和晓小谈恋爱、结婚，自己竟难以控制，我的灵魂瞬间获得一种上升的力量。

接下来，我们还是难以控制自己的欲火。开初我们只是亲热，相互温暖着。我突然产生强烈的愿望，放弃所有的一切吧，和晓小恋爱、结婚、过日子。这样，在别人眼里自己便再正常不过了，还有村里人的疑问也从此被埋葬了，父母也好神气十足地抬起头。

我感觉借助着晓小的肉体迅速获得一股力量，一瞬间就像被施了魔法似的全身血液鼓噪涌动，势不可当。面对晓小的脸还有她的肌体，我才觉得自己有些陶醉。

“我不管以后是什么，我现在要和你好。”

“看来你太饥饿了。”晓小用嘴唇舔着我，脸上洋溢着一种鲜艳的色泽。

我什么也不顾了。晓小没有再说什么，她为了让我满意，尽量配合着。在这个夜晚，我的理想、我的写作、我的名利，都与我的肉体分离。

晓小始终闭着眼睛，我猜不透她的心思，也不明白她是否满意，她和我就这样毫无顾忌地全盘把自己赤裸裸地托出，无论是放荡还是心甘情愿，接下来让我俩都吃惊的是，怎么可能有如此行为呢？

实际上，我们骨子里还属于保守的那一分子。

我们第二天分开了，没有说再见，也没有痛苦，完完全全像两个陌生人一样。但我看见，当晓小转身离去的那一刻，她的眼睛里有了晶莹的泪水。

我的心稍微震颤了一下。

那个秋天很快在我的无聊中过去了。我曾试图在网上再发现晓小的影子，但没有了，她就像在人间蒸发了一样，所有的联系方式都掐断了。

T42列车在黑夜里继续行驶，餐厅里昏暗的灯光下，形形色色的人开始七扭八歪地像蔫了的黄瓜秧，脑袋随着车厢的晃动而摇晃。有几个彻底地趴在餐桌上，身体像麻袋一样堆放在那里。餐厅里的油味、汗味、酒味、脚臭味混合在一起，这让我难以忍受。我浑身上下不自在地调整各种姿势，还是觉得全身的骨头散了架似的。对面的那小伙子突然站到我面前，一脸的醉意浮在他脸上。他先是一笑，接着把手里的一罐啤酒递了过来，我转过身来，瞥了他一眼，上上下下又一次打量他。小伙子朝我笑笑。我也朝小伙子笑笑。我恍然大悟地说：“你喝吧。”

小伙子咕哝一句，昏暗的光线下，我努力看清这张脸。瘦削，黑黝，再普通不过了。我猜他的职业，在北京混，一定不很好。他开初的那些表白，是底气不足，喝酒，是为了掩饰自己的软弱。

我不也是如此吗？

我在单位挺失望的，过去考上大学自以为又会写点文章让人刮目相看，后来大学毕业就业万分地困难，我又没里没面地凭自己本事考上了公务员，尽管通往官场的道路漫长，但我对自己还是充满信心。上班几年我和政府大院混个脸熟办点事，至于写作，这种事说不清，成功失败都是一半，没准某天自己的大篇作品刊登在某个名刊上，引起文坛关注，也保不住一下子改编电影电视剧引起轰动。但还有这样的情况，每天醒来，我对着办公室的杂事、一大堆文件找不到头绪，发出去的作品石沉大海，同事们会拿自己取乐，领导另眼相看，自己十有八准成了一个不切合实际又满脑袋不务正业的另类。有人曾戏弄我说，这样下去若大器晚成也值得。我听后开始悲观，这明明是讽刺嘛。每天对着电脑，敲打几行字，有时盯上一天，一个字也敲不出来，这环境有些受不了。我的写作生涯该结束了，还是仕途生涯该结束了？

家在农村的父母万分地焦虑，他们不时地进城来打问我娶媳妇的事，开初我应付着，后来有些烦躁，总觉得如今是什么年代了，这样的事父母还操这个心。有一次，父亲丢下一句话让我好久地沉重，内心压力从始至终化解不开。他说：“你把老子的脸面都丢尽了，念书念成了一个憨汉。”我渐渐开始变虚，说不上是哀伤还是疼痛，只是“咯噔”一下觉得自己给父母争不了光。在他们心中，一个曾经让他们骄傲的儿子已经残缺不全了。

有人劝我说你首先是公务员，然后才是作家，现在是什么年代，写写画画有人看吗？作为爱好是可以的，但写作绝不可以当饭吃。我说我晓得，但心里总是不认输，但我又不得不面对现实，直到有一天县上的一位老作者拿着自己出版的新书找到单位卖书才改变了我的看法。老实说对文学充满了敬畏的我，第一次看到那位老作者的窘相和尴尬。单位领导连看都没看一眼作者的书说，尔格谁看书？你们没事写那些爱呀恨呀，我们要开会、下乡、检查这一摊子的事，有那个闲心吗？这场景在我的脑海里挥之不去。我还想当作家？一个不知天高地厚的毛头小子。我明白，太难了。还有，不得不承认，我内心的那个强烈欲望正急速下坠，接着备受煎熬，起码天天在做噩梦。

当然我不会放弃，在自己租的那间房子里，上下左右都堆满了各种书籍杂志，稍有空便坐在那台老式的电脑前，总是敲打出不算太坏的文字，有时自己觉得进入了着魔的状态。我的文字总跳跃出一些新的东西来，我把自己所熟悉的生活，解读出别样的感受。心灵与生活在不断碰撞磨合之后，文字里有了许多文化的内涵，我还是坚信自己，安身立命的东西就在其中。

我打算把写的东西全部发出去，连续几天几夜都在琢磨这个事，就单作品生活气息而言，我觉得肯定有慧眼的编辑能发现的。当然，我不能跟任何人说这些，同事们忙着进步，忙着购房，忙着买车，忙着孩子上学读博士，即使给人家说了他们也说不出道道来。对于领导，我更不敢造次。看着我上班没精打采的样子，领导有一天突然来我办公室，递我一支烟，自己抽上一支。他和县里许多部长局长们一样，问我生活还可以吧，对象怎样，瞅好了吧？什么时候办喜事，一定要办得风光体面，有什么困难需要单位出面，关于人事上的问题，他说县里快考虑了，好好努力之类，最后才转了话题说，一个人吃上要注意点，你看没精打采怎么行，年轻人，要有精神，像你这样的高才生，咱县上能有几个，你那个写呀画呀的不要误正事。

我看着领导从门口走出去后，心里不是滋味，我的工作是不是有什么失误？领导作出这样的感慨，我怀疑自己是不是有些贪婪？虽然不喜欢这样的工作，这样的环境，但毕竟是许多人追求向往的生活呀！没后顾之忧，才能超越自我。许多学哥学姐学弟学妹们还在漫漫的人生道路上寻找一个可以容纳下自己的地方。求职如此艰难，我应倍感珍惜，有时候根本不明白自己在干什么。

在发出去稿件等待消息的日子里，一位好心人给我打电话说，论辈分我要叫他叔。

他说有位叫马艳芬的专科生，是单位会计，她父亲去世了，只有她和母亲，而且母亲后嫁给了本市一位副市长。我说叔呀，明白了，给侄儿介绍对象吧？电话那头嘿嘿直笑，说，哎呀，怪不得整个政府院都说你超天才、超聪明！

一个充满希冀的夜晚，我和马艳芬相对而坐，我突然想起那次出轨行为，身体瑟瑟发抖，无论如何也控制不住。接着出汗，冷汗，完全没了定力。

“你冷吗？”马艳芬抿着茶水，怔怔地看着我。

我觉得自己越是颤抖得厉害了，头绪愈发凌乱。说话竟然沙哑得连自己也听不清楚：“没事，紧张吧。”

“你叔说你平时喜欢写文章，是考上公务员的？”马艳芬身上弥漫着香水的味道。

“这小地方，公务员也不过如此。”我稍镇定了，偷偷看了一眼马艳芬。

“比我强了，我是安排进来的。”

“那你有硬背景了。”我有些惊奇地打量着马艳芬。人长得一般，挺瘦，皮肤很好，光滑得有些亮嫩。我想，一个没有父亲的专科生，怎么就进了行政单位呢？

“也没有。机会吧。”马艳芬说这话的时候眼神恍惚、飘逸。

我想起马艳芳的母亲改嫁给了副市长，瞬间产生了羡慕或嫉妒，现在的世事真的越来越难以琢磨。这才正儿八经地看了马艳芬的脸，发现她睫毛不停地轻微晃动，嘴巴十分圆滑，像刚吃过带油的东西一样……我浮想联翩。

她又抿了口茶水，两只手小心翼翼地捂着水杯看着我，这让我心虚得直冒汗。

“你打算在城里买房吗？”马艳芬问。

我一本正经地坐端正了，感觉浑身还是不自在。我沉默了片刻说：“这个很重要吗？”

灯光似乎从马艳芬背后很远折射过来，她此刻变成了一个剪影，我无法看清她的表情，她怔在那里，脸朝右侧过去的时候，我突然发现她泪眼婆娑了。

“是的，你说呢？”马艳芬老老实实地说。

我说：“我想喝点啤酒。”

马艳芬似乎看出了我的心思，她犹豫片刻还是忍不住把内心的话掏出来：“不好意思，头一次见面就说这些。不过，你应理解，我独自一个人，想将来有个安稳的窝不为过吧？”

“看来，我们没有多少话要说。”马艳芬回过头看着我打开啤酒瓶盖，看着我往杯子里倒啤酒。她接着说：“我还以为一个写作的人，情感一定是丰富多彩的。没想到，一套房子就把你吓瘫了。”

我有些心急火燎地对马艳芬说：“误会了，不是房子。”

“是什么？”马艳芬的声音突然变小了。

“你喝啤酒吗？”我递过去一杯倒好的啤酒。

“还说些别的吗？”

“说什么呢？”

“家庭、创作。”

我终于慷慨激昂地讲述了我卑微的身份，我毫不遮掩地说我上大学是靠救助才上的，我们家穷，一个人走出来肩上承担了许多。我还说写作，说小说、诗歌，文学的纯粹会让一个人如何顶天立地，一切尘俗都将置之度外……

“看来你太沉迷于自己了，终有一天，你知道人还要生活。”马艳芬有点神思恍惚地说了一声，犹豫了片刻，站起来和我说再见。

我那颗忐忑的心，一下子粉碎了。

火车在黑夜里停了下来，小伙子不慌不忙地喝着，从他醉意朦胧的神态里，我发现小伙子上火车前便做好了充分的准备，各种小吃一袋一袋地被撕开，啤酒一罐罐地被喝光。他的胃口真好，我有些佩服。

“大哥，有心事？喝一个吧，所有的事滚他妈的蛋。”那小伙子又一次递过啤酒来，声音特别大，也许真醉了。可是，他分明看出我一直没合眼。

“你说，火车是不是出毛病了，停下来老一阵子了。”小伙子的声音很响，是方言，我们一块儿的方言。

前排座上有个女人忽然抬起头，一脸的疲惫和不满冲着小伙子说：“你一夜猫叫似的，让人瞌睡都没法睡。”

“管你屁事？这火车又不是专为你开的。”小伙子急了，更地道的方言出来了。

“你有没有点德性？”那女的霍地站了起来。

“你还吃人呀，不瞅自个儿是什么货。”小伙子不慌不忙，还在喝酒。

车厢里七扭八歪的人都竖起了腰，一个打着哈欠不明白睡梦中发生了什么，还是那女人旁边的男人有风度，他拍了拍女人不停地说着什么，声音很低，然后像是对整个车厢的人说：“没事，该说的说，该睡的睡，出门了不是，萍水相逢，又不是冤家。”

没人吱声，好像大家同意他的观点。小伙子就像没听见一样，吃着、喝着，而且一个劲地嘟哝着说：“我是干什么的，老打山的了。”

那女人有些气急败坏的样子，但还是叫男人劝说住了。火车也开动了，车厢里重归安静。

我偷偷地看了那对男女，那女人娇艳无比，站起来那一刻，我怎么就一点也看不出来呢？

我困了。眼皮像被什么东西拉紧似的，一点力量也没有了，干涩酸疼。小伙子站起来执意要把一罐啤酒塞进我手里，充满热情地说：“哥，喝几口，解乏，也少想心事。”

我冲他笑了笑，接过啤酒。

“到北京出差？”

“嗯。”我点头算是承认。

“看出来，哥是一个有文化的人。”

“你呢？”我整理一下思绪问。

“回去找我老板。前些日子我的腿断了，接好后回老家一趟，你说，二十好几的人了，一分钱没挣到，反而他妈的成了残废。”小伙子说话虽不流畅，但我听得明白。他说着，眼眶明显有湿润的泪水在打转转。我听着，有些莫名的惆怅，虽然我不知道这惆怅来自何处。直到我听完小伙子似醉非醉的诉说后，这才意识到，一个人要脱胎换骨是多么不易，能够变得比自己原来更好，小伙子才更加真实。

对于我自己，开始茫然了。

我曾陪头头应酬过一些场合，主要是因为我酒量大，即使喝多了，绝不胡言乱语。这一点，头头非常赞赏和肯定，单位不少人还羡慕嫉妒我呢。头头在县城里人缘好，交情也多。只要他赏识你，可以说你前途无量。道理都明白。路是靠自己走的，美好的未来也要靠自己把握，我却没有抓住这个机会。许多人都尽量靠近头头一点，弄得我非常尴尬，一点一点被挤到了圈外。况且，我自己也怕落个拍马屁的嫌疑，挤出去就挤出去了，没什么大不了的。

正是这种脾性使我不得不走上绝路。我没有逢生的机会。大家步调一致地和头头打成一片的时候，我坐在自己租来的房子里，创作着自己激动不已的文学作品。头头在一次夜总会特意跟我说几句关怀的话：事业、婚姻、朋友、交情，我听得十分认真，好像头头第一次这么真诚。大概是由于酒的缘故，我把许多的想法一口气倒了出来，头头最后拍了拍我的肩膀说：“我都知道了，唱歌吧。”

事后有朋友说：“你太嫩了，领导说，你只能听，还有那么多理由反驳？”

“没有呀，头头还夸我呢！”我争辩着说。

“越夸越坏。”

太困了，我越想这些越来不了劲，仰起脖子一口气喝光了那罐啤酒。世界这么大，没人在乎你经历了什么。一个人的精力和才华消耗在这些没意义的琐碎事上，太不值得了。可我找不到出口，想着乡下等待的父母，心都碎了。无论我以后如何，眼下迫切地想为他们挽回一下面子呀。

有了这想法，我打电话给马艳芬。我说能不能出来坐坐，还在那家酒吧。如果没吃饭的话，我先订一个安静的酒店，吃完饭再去酒吧。马艳芬稍微犹豫一下说：“你终于想通了？可惜，我在外地学习，回来吧，我一定赴约。”

我有些激动，至少马艳芬不那么讨厌我。于是，我鼓起勇气和胆量，对马艳芬说：“我一直想你说得对，大概是我喜欢上你的缘故。”

马艳芬在倾听。我头脑中的每一条神经都在静静地等待着，直到马艳芬那边传来笑盈盈的、带着几分羞涩或娇滴滴的声音：“我也是。”

我和马艳芬时不时打个电话，发个短信。我还说抽空一定去那个城市看她。这些日子我就像变了个人似的，勤奋写作，勤俭攒钱。我对未来作了一个重新的估计，偏偏在这个时候，我北京的同学打来电话说，他在某家大刊物上看到了我的小说。

他十分羡慕地说：“没想到老兄回老家还坚持你的追求，太了不起了，文字干净，故事感人，不比那位作家逊色。来北京发展吧。有那么深厚的生活基础，站在北京的制高点，一定会写出更恢宏的著作。”

我正在恋爱。我等待一切属于自己的好消息，听同学的夸赞，我早已热血沸腾。那天我把这个消息告诉马艳芬，她却用十分平淡的口气对我说：“祝贺你终于成作家了！”

“你不高兴？”我愣着问。

“当然高兴，我巴不得你成名作家呢！”马艳芬很认真地说。可我还是觉得不温不火。

没有激励的话，这让我多多少少感到失落。这一刻，我自己在作选择，要么写下去，要么没爱情。

我弄不清自己是个懦夫还是勇者。反正，我的世界只有写作与爱情，爱情没有了，我可以写作下去。写作没有了，我的生命也就停止了。

那天我喝醉了，回到房子竟莫名其妙地泪流满面，就像即将赴一个生死战场那样，充满了悲壮。

我这才意识到，我渐渐地变成了孤家寡人，除了上班之外，几乎没地方可去，一个人在那间小屋里，敲打着自己的未来。直到有一天，一家出版社来函让我去北京改稿的时候，我找头头请假，头头抬头看着我，似乎不认识那样，停了足足几分钟说：“唉，你对自己的工作有这么上进就好了。”

我以为听错了，眨着眼睛不知怎么回话。“单位的事我也干着呀。再说了，全是些鸡毛蒜皮的事，干出什么名堂来，没一点意义。”我有些激动。

“那你就干你的大事呀，当名人呀。庙小，住不下大神，好高骛远。”头头露出奇怪的表情，重复一遍说：“你要走便走，留不住不留。”

“我说去北京，只是改稿。”

“跟单位不沾边，永远去也行。”

“算是除名？”

“你自己要这样，最好写辞职书。”

我没有发作，准备二话不说便离开，犹豫片刻还是忍不住把内心话说出来：“我写不写是我的事。可你一直以为拍马屁弯腰点头就是工作认真，你也太小看人了。”

不用说，单位没法待下去了。

我没有给单位写辞职书，那天整个下午我心潮澎湃，躺在床上一个劲儿地安慰自己，我不敢回家去告诉父母，我这个决定有些荒谬，怕被村里人瞧不起。到了晚上，我简单地吃了点东西，然后先给马艳芬打电话，说我要到北京去。

“真的不要工作了？”马艳芬问。

我在犹豫，含糊其辞地说：“到北京看看去，反正我没辞职。”

“人家会开除你的。”马艳芬有些担心，听她的口气，我发现她情绪有些不对劲。

“开就开了吧，我不信没有自己的一片天地。”我说得很决绝。

“那我们呢？”电话那头马艳芬声音有些变调了。

我一时语塞，结结巴巴问：“你好吗？”我脑海里立刻定格了一个画面，上面呈现的是我出生的村庄，村口的一棵大树下，有几个模糊的人影，他们的泪水与家乡的小河流淌在一起，哗哗啦啦，那么响，那么悦耳，那么惆怅……

我可能一直在哭。

看着车厢里各种面孔的人，看着旁边那小伙子眉飞色舞地讲述他在北京的故事，其实全是苦。后来，快要下车的时候，我有些忍不住地对小伙子说：“老乡，北京一定不是那么好混的，人要有梦想，但一定要顺其自然。”

小伙子嘴上叼着烟还没点，他十分疑惑地看着我说：“你说，人和人为什么要有那么大的差别，都是人嘛，为什么？比如，你挣工资，出公差。比如那个女的，明明有男人还要和别的男人出来逍遥，这是什么世界呀！”

我以为他醉了，这么大的声。可能是人们正忙着收拾各自的行李，没人在意。我朝前看了一眼，那个艳丽的女人已不在了。我稍松了口气说：“兄弟，出门还是不要乱说。”

“哥，我是谁，老打山的了，跑江湖连甚事都看不出来算瞎混了。”小伙子已背好背包，十分坦然的样子。接着，小伙子非要给我留电话，他说在北京，多一个朋友多一条路。我欠他一罐啤酒，也是一个人情，他看着我犹豫，恍如隔世一般看着我。他说：“哥，把我当成坏人了？”

我摇了摇头。

T42列车停下了，车站的喇叭一遍又一遍地重复着。满站台的人慌慌忙忙、东西南北，各走各的路。我知道，每个人都正在寻找属于自己的路，急速的脚步永远也停不下来，因为路途遥远，有时连自己也不知道有多长。我出了站口，在人流中停下来，站在天桥上望着满大街滚滚的汽车、路灯，还有无数高楼上闪烁的灯光，我深深地吸了一口气，这是北京的空气，我明白自己要干什么，临行前给父母打电话说出一趟差，父亲只轻描淡写地说：“别瞎折腾，人不能随心所欲。”

我抹了抹眼睛，抬头看北京的天空，一片深邃，好像有星星，又像是整个城市的灯光折射回来。我给北京的同学发短信说：“我已站在北京的街上了，满天满地的星星正眨着眼睛看着我呢！”